浅谈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学运政策
2016-09-06 10:54:02  来源：季我努学社微信公众号 作者：王冰  点击：  复制链接

导语：早在20世纪初，李大钊就颇具远见地意识到，青年的力量可以使一个旧社会获得新生。学生运动在历史上由来已久，尤其是近代，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学生运动比工农运动更加历久不衰，风起云涌的“学潮”不断激荡着中国大地。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日期，国难当头，学生运动更是具有别样的意义和作用。那么国民党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执政党，其面对学运的态度及政策如何？这就是笔者在本文中旨在说明的内容。

学生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但却缺乏社会经验的重要群体，由于思想比较单纯、激进，很容易被社会和政治问题所鼓动，形成不容小觑的学生运动，从而对政府、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一直以来统治政府都比较重视学生运动，并对其有一定的政治态度和制定相应的学运政策。国民党在统治大陆时期也不例外。

在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历史上，风起云涌的“学潮”不断激荡着中国大地。史学界一般将1919年的“五四”运动视为中国现代学生运动的开端，但其实在更早之前，现代学生政治运动就已经开始了。如1903年，上海和北京学生抗议沙俄侵占东北，这是学生们首次大规模起事；1905年，上海和广州两地学生连同商人发起抵制美货的运动；1911年学生为辛亥革命也做出了不少贡献；1915年，学生们抗议袁世凯向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低头并愤然加入在民众中蔓延开来的示威活动以及抵制日货的运动中。以上这些，其实都是中国现代学生政治运动的前奏。1927到1928年间国民政府成立，学生政治运动的火焰并没有因为全国表面的统一而熄灭，相反，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推动下，依然炽盛。那么国民党在其执政时期是如何试图控制学生运动并对其进行“去政治化”的 ？笔者从抗战前国民党学运政策的转变及“去政治化”的明朗化，抗日战争前期爆发的两次大规模学生运动及国民党的应对政策，以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及其在国民党学运政策中的作用，共三个方面，来探讨分析国民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学运政策。

一、抗战前国民党学运政策的转变

国民党执政初期，受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所表现出的高度政治热情和巨大的政治感召力影响，使得孙中山对动员青年学生参加革命寄予厚望，视青年学生运动为革命的重要力量，对学生运动是比较支持和鼓励的。

1927年以后国民党的学运政策开始转变。1927 年春开始的清党运动标志着国共关系破裂，国民党开始清除中共在国民党内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而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通过改组学生团体，消除中共的影响，转由国民党完全控制。但这一时期南京国民党中央对于青年运动的政策是比较微妙的：一方面，并没有要求学生停止参加政治运动，也没有对学生团体类似政党的内部组织结构进行改组，实际给予了学生继续参与社会政治运动的权利。所谓的整顿只是对江苏和南京学联进行人事改组，并将全国学联迁到南京，以清除中共和左派的影响，确保学生团体对南京国民党中央的效忠，达到确立自身合法性的目的。另一方面，对于青年运动的政策趋向消极，与武汉国民党相比，其对于学联的经费支持大为减少，而且有意限制学联的政治活动空间。可见，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转变此前那种动员式的青年运动政策的意图已现端倪，只是因为当时的宁汉对立，为争取合法性，尚未付诸实施。

其实，国民党学运政策的转变和明朗化与两个人密切相关，一个是戴季陶，一个是当时的大学院院长蔡元培。1927年底，戴季陶在接受采访时，表明了他学生应当远离政治的主张，他对政治动乱导致学生学习不力深表忧虑，建议政府将教育和政治分隔开来，绝不再让学生卷入政治运动之中。更在他的著书《青年之路》的前言中强调政府务须制定遏制学运的政策。在1928年2月国民党召开的第二届四中全会结束时发表的宣言里，也毫不含糊地表明了应该遏制学运的观点。宣言说：“现在全国青年误入歧途者……各地教育机关外受战祸与政变之危害，内受学潮之影响及人才缺乏之困苦，几于无一人能安心求学，无一校能安稳维持……如此情形，不从速救济则历时愈久，流毒愈深，不但教育破产，一切社会机能，皆将陷于绝境……国家社会之大事，乃放任于未成年之自由行动，是不特将民族可爱可宝之未来生命付之无代价之牺牲……”会后，蔡元培主持的大学院以戴季陶之议案为指南，将学生联合会改为学生自治会，并开始制定一套适用于学生自治会的章程，以限制学生政治活动，遏制学运，使学生将注意力重新转移到学习和人格培养上去。但是由于党内的派系斗争和其他原因的干预，直到1930年，“戴—蔡政策路线”才最终在抗战前得以确立，并成为国民党使学运“去政治化”的正式党政路线。

二、抗战前期爆发的两次大规模学运及国民党的应对政策

1930年，遏制学运的“戴—蔡政策路线”刚确立不久，1931年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并因此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此次学潮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学生纷纷离开教室走上街头示威，数千学生代表齐聚首都南京请愿，申述他们对日本侵略的愤慨及蒋介石国民政府抵抗侵略不力的不满。全国各地学生乘坐火车奔赴南京，有些学生甚至卧轨抗议以逼取免费乘车，使得不少铁路干线一时混乱不堪。

面对汹涌而来的学潮，出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国民政府并未取高压政策。对请愿学生，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自始至终都采取接见、训话等方式加以敷衍。及至学潮进入示威阶段，媒体仍有学生请愿团经接见训话后“认为满意”而退去的消息。训话尽管千篇一律，但对多数学生起了软化作用。对示威抗议乃至捣毁政府机关、殴打政府高官的学生，国民政府则采取轻度阻止、强行遣送回校的措施，未加严厉镇压。“一二一七”事件发生后，南京当局派出军队、宪兵、警察将各地学生遣送回籍，临行时“每人发零币一元”以作路费。对于学潮澎湃之际再次出现的学生联合会，受形势所迫，国民党也没有应用1930年的相关规章来取缔，而是暂时容许其恢复活动，待到抗日学潮风暴稍弱时，再按1930年的规章严加管束。换句话说，国民党并没有放弃它之前制定的遏制学运的“戴—蔡政策路线”，只是以退为进，顺应当时的激烈形势而已。

1935年，日本进一步侵犯中国主权，企图扶植华北五省自治委员会，建立伪政权。至此学生政治运动再掀高潮。1935年12月在北平首先爆发了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日本侵略的“一二·九”运动。对北平学生的民族主义运动，全国各地学生闻风响应。政治性的跨校学生团体一再涌现，全国各大城市又一次组织游行示威及罢课，掀起反日宣传运动。对于学生在抗议浪潮中公开违犯1930年条规的做法，国民党只得再次忍让。1936年1月，蒋介石亲自接见教师和学生代表，并在会后发布两份措辞强硬的官方声明，谴责发生在一个月前的学生反日运动。他强调学生要严守校规，将注意力放到学业上；并强调维持教育秩序稳定和平静的重要性，重申破坏教育不可能是爱国行动的立场。他希望学生避免情绪化，并且以务实的态度为国努力。如果学生真正想救国，就应该更加用功学习，注重人格熏陶。此次学运之后，国民党又通过一系列规章来强化对收紧学生运动的政策，制定了一批新的规章出台，同时修订了一批原有的规章，涉及德育、童子军、军训和社会事务诸多方面。这些政策都是1930年国民党学生运动政策的延续，其“去政治化”的总方向并没有改变。

由上面两次大规模的学运和国民党采取的应对之策来看，1930年制定的“戴—蔡政策路线”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实施，虽然国民党一直希望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约束学生团体的组织和政治化，但是受时局影响，它遏制学运的政策并不能得到很好地运用，这也反映了国难时期，某些政策的无力性。

三、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学运政策及三青团的成立

“七七”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开始抗日，国民政府开始得到全国上下的大力支持。所以，八年全面抗战时期，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对抗国民党当局的学生运动，青年学生更多的是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例如：1938年7月，在上海掀起了群众性的护校运动，学生齐聚操场召开紧急大会，“敦促学校当局登报声明，拒绝向上海市伪教育部登记”；1939年5月，学协领导各校学生开展“精神总动员宣誓活动”；1940年1月，开展“一元钱救难行动”，为抗日捐款等。其中，最为成功、最具影响力的就是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抗战以来，国民政府对兵役法没有进行调整，基本上沿用了抗战之前的制度，对知识青年一直是缓征缓招的。随着战局的发展，特别是南亚战事的复杂情况，国民政府的军队对知识青年的需求有了新的要求。1942年夏，驻印度的中国军中，急需具有一定知识的青年入伍，一方面可以充实到各种技术化作战部队中，一方面承担盟军共同作战的翻译工作。国民党决定实行征兵制和志愿兵制相结合的新兵役制度，从而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得以产生。该运动始于四川，得到了广大青年学生的踊跃报名参加，其中不乏一些女生。这些青年学生的爱国活动，促进了民众的觉醒，推动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国民党学运政策在延续战前大的思路的前提下，也将之与抗战救国紧密联系起来。1939年3月4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就教育问题发表了“战时与平时”的关键性言论，将抗战与建国联系起来，否定了“国难教育”思潮，努力维持战前的教育体制，并在学校内部继续推行党化教育，建立训育制度强化学生对当局的认同和支持。

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在1938年抗战正酣之际，成立了旨在收拢管控青年学生的特殊政治组织——三青团，该组织以组训全国青年为目标，服务于国民党抗战建国的整体规划，在调动青年学生抗战热情、监控学生政治倾向、防范学生运动发生、处置学生运动演变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实际上就是通过三青团来部分地实践其学生运动政策，控制学生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三青团在事实上成为了国民党学运政策的实践工具，在国民党的学运政策实践中，三青团发挥了特定的历史作用。

其实，三青团成立之初，并不是为了政治动员学生，与学生政治活动也没有任何联系，这从它成立之初招收团员的结构比例上就可以看出来，黄坚立教授在他的著书中列过详细的表格分析，在1941年之前，在招收的所有团员中学生只占到了13.7%。只是后来，三青团与国民党在组织发展问题上出现竞争，才导致青年团被迫将全部精力投注到学生身上，这才将它与学生政治活动联系起来。“从国民党对三青团领导形式上所设下的限制以及在学生团员活动范围上的规定，我们不难观察出三青团所担负的‘去政治化’角色”，国民党领导希望三青团在教育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成为参与政治活动的渠道。国民党是希望通过三青团来培养一批效忠国民党的学生骨干分子，从而使他们在学生中发挥影响，遏制学生运动。因此，三青团的成立虽然是政治性的，但是其目标却是使学生运动“去政治化”，事实上成为了遏制学生卷入政治漩涡的一种重要工具，是国民党学运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以上的分析看来，从国民党执政之初到抗日战争之间，国民党对待学生运动，并不像我们以前所熟知的那么残酷镇压，在大多数情况下而是通过一定的规章制度和一些训诫等比较和缓的方式来应对。国民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对待学生运动都是采取“去政治化”的遏制政策，它的本质目的不是为了反对学生运动，而是不希望学生运动掺杂政治斗争、卷入政治漩涡。国民党希望通过遏制学运，从而使学生将重心放到学业和人格培养上去，增强自身的力量，以备担当国家民族生存持续之重任，为抗战胜利后建设国家积蓄文化和技术力量，务实救国。这也是国民党“教育救国”的一种体现，表现了国民党对教育的重视。我不能说，国民党遏制学运没有其政治目的和为了维护其政治利益，但是这样做的实质是不错的，它体现了国民党的长远目光，抗战和建国都要进行，不能为了抗战就荒废教育，因为教育一旦荒废，即使抗战胜利，国家也不能自立、强大。而事实上，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教育的依然重视，也确实为国家培养了不少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为抗战胜利后的建国做好了充分准备。所以说，在笔者看来，国民党遏制学运的政策，并不像我们以前认为的那样糟糕和不堪。

结语

学生运动是中央政权在每个时期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时间长达22年之久（1927—1949），在这段时间里，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其学运政策是非常有特点的。探究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学运政策，有利于转变我们的定势思维，得出一些新的结论，同时对于国民党本身的研究有辅助作用。

参考文献：

1 转引自黄坚立：《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1927~1949年）》，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5页

2 陈廷湘：《政局动荡与学潮起落——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样态及成因》，《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3 黄坚立：《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1927~1949年）》，第90页

4 王敏主编：《上海学生运动大事记（1919——1949）》，学林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

5 柳轶：《1919—1949年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控制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第72页

6 黄坚立《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1927~1949年）》，第166页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06 10: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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