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
2016-09-06 15:42:37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1-09-18 作者：黄正林 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中国研究所教授  点击：  复制链接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抗日根据地一直是学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复兴，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史也开始受到关注。对于根据地社会史的研究，既有理论上的探索，也有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足，作为构成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主要内容的社会生活，学术界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朱鸿召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以半文学、半学术的形式展现了1937年至1947年陕甘宁边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书中过多地运用了纪实文学的写作手法，还够不上一本严格的历史学意义上的社会史研究著作）。因此，笔者从边区的穿衣、吃饭、娱乐活动等方面，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进行论述。

　　一、边区的穿衣

　（一）普通民众的穿衣

　　由于受自然环境和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影响，边区民众的传统衣料比较粗糙、简单。如庆阳民众穿衣以土布、皮毛为主，男女衣着“均不尚华美”（《庆阳县志》，1931年修，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296页）。不同性别、年龄、阶层的人穿着不同，男人穿满襟土布上衣，戴黑色圆顶瓜皮帽；女人穿自制土布浅色满襟宽袖上衣；乡绅、文人及富者着黑色绫绸或土布长袍，外套蓝色绫布或绸缎褂子，戴礼帽（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庆阳地区志》第3卷，兰州大学出版社，第942页）。在陕甘宁北部一些以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地方，冬季以皮衣为主（秦燕：《清末民初的陕北社会》，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5、129页）。在抗战前，即使这样比较粗糙的服饰也只是比较富有的人家才有，大多数贫苦人家常常是无衣可穿。在经过土地革命的地方，农民生活也十分困难，冬季没有御寒之衣（《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3辑，档案出版社，1987年，第188页）。抗战前边区只有极少数富有人家服饰比较好，普通民众以土布为主，而广大贫困阶层还是衣不蔽体。

　　抗战前期，虽然边区农民生活有所改善，但是农民穿衣仍然存在着困难，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边区与国民党统治区域货物流通，几乎完全停止，除了消耗品，任何的必需品如布匹、棉花等都禁止运往边区”。布匹来源少，布价飞涨，购买布匹在贫苦农民家庭的支出中占有很高的比例，如对延安一乡20户新来移民难民调查，其买布开支占家庭总支出的66.8%（《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工业交通》，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550页）。1941年1月对延安县赵家窑村调查，因布匹太贵，到了夏季农民将冬季的棉衣去掉棉花当单衣穿（《延安川口区四乡赵家窑农村调查记》，《解放日报》1942年1月13日）。定边县城区“人们在冬天穿老羊皮，盖的也是老羊皮，冬天盖有毛面，夏天盖有皮面”（《定边城区第一乡调查》（续），《解放日报》1941年9月20日）。张闻天在神府县农村调查报告中说：“在衣着方面，近年来布匹昂贵，买布做新衣的比从前少了。平常，一般农民，冬天穿皮衣皮裤（无面子的），冬衣里放羊毛。有衬衣衬裤的不多。平时穿的棉衣、夹衣、单衣旧的多，新衣服则留在过年过节时穿。戴帽子的很少，大都用白布缠头。”（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页）。这些都说明抗战时期根据地农民的穿衣因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而变得十分困难。

　　为了解决民众和党政军学穿衣问题，中共和边区政府发出了争取工业品自给的号召，一方面边区大力推广植棉，以增加生产布匹的原料，到1944年边区的棉花自给率已达到85%以上（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7页）。另一方面全面发动党政机关、学校、军队和民众开展纺织运动。由于边区政府的努力，抗战后期边区民众的穿衣得到了改善。如甘泉县农民刘海满一家原是全村“光景最差的”，全家“老少也都换上新夏衣了”（甘泉通讯：《三区雷家沟全村农家丰衣足食》，《解放日报》1943年7月25日）。李志成在“革命前双手空空”，抗战期间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1943年“夏衣用二十丈布，冬衣要三十丈布，现在已全部买回”（志丹通讯：《李志成生活富裕》，《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4日）。农民每年冬夏两季能有可换的衣服，在当时这种生活水准就算相当不错的了，但这也只反映了少数善于经营的新富农家庭的着衣情况。

　　抗战时期，边区乡村服装在式样上与传统服装没有多大差别。一位抗战时期到延安访问的作家描写了老百姓在冬天的穿着：男人头上包了一块毛巾（我们平常用的洗脸巾），在前面扎起两个结（同四川同胞用布扎头是不同的），不是我说笑话，真的像生了两只角。他们身上穿着一件翻转绵羊皮，也不用布缝就是干干脆脆的一只皮，下身穿着棉裤，裤角管用带束住，腰里面束了一根带子。包括到延安参加会议的边区乡村干部“有穿着短衣裤，农民的老百姓服装，戴着毡帽，神气十分质朴”。（陈学昭：《延安访问记》，香港北极书店，1940年，第304、208页）。边区政府推广植棉和发展毛纺织运动，在产棉的地方民众服装以土布为主，而养羊多的地方民众服装以皮毛为主，当时边区农村的衣着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二）党政军学的穿衣

　　延安是中共领导敌后抗战的中心，八路军制服成为延安城里党政军学“统一”的服装。“除了老百姓而外，八路军与边区政府各机关工作人员都穿青布军装。”（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215页）。中共领袖也不例外，毛泽东经常“穿着棉布上衣，棉布裤子，同所有其他中国同志穿的服装一样，还穿着一双粗布鞋”（〔俄〕彼得·巴·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5~6页）。从海外来到延安的华侨也脱掉了洋装，换上了粗布衣服，“穿的是土布衣裳，冬天穿的毛衣、毛袜，是自己纺的或用手捻的毛线织成的”（郭戈奇：《在延安岁月》，《抗日华侨与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1页）。边区领导人和普通人员的衣着也有差别，主要表现在衣服质地和口袋数量的不同，“少数干部和教师也发延安产粗毛呢服，只是学员的上衣是三个口袋，干部教师的上衣是四个口袋”（常青山：《一九四五年的自然科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472页）。在边区党政军机关和学校的妇女也身着军装，“延安的街上，没有高跟皮鞋，没有花花绿绿的绸衣服，女子同男子一样，穿蓝布军装，有的还打起绑腿”（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77页）。在延安城里，革命男女都身着八路军制服，于是斯诺说：“在共产党人之中，你很难区分谁男谁女，只是妇女的头发稍长一些”（〔美〕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第302页）。在延安城内如果是外来的知识女性，穿着其他颜色、样式的服装几乎成了奇装异服，会引起人们异样的目光（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76页）。所以，星期天的“延安城内行人如云，鲁艺的，抗大的，陕公的，女大的，满街都是一色的灰军装”（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页）。尽管如此，参加了八路军的女青年的爱美之心依然有之，以穿鞋为例，延安的“军人常常自己打草鞋，女同志就多半自己做凉鞋。用不同颜色的布条，编成彩色带子，钉在旧鞋底上，就变成各种式样新巧的凉鞋”。（韦君宜：《延安的时装》，《我对年轻人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179页）。从着装上看，抗战时期延安革命青年的服装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

　　二、边区的吃饭

　　（一）老百姓的吃饭

　　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陕甘宁边区粮食以小麦、谷子、糜子为主。据1944年统计，麦类占总耕地面积的23.4%，谷子占22.3%，糜子占13.9%（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第95页）。因此，边区的吃饭以麦面、小米、黄米为主，辅以豆类、荞麦、高粱等杂粮。不同地方的农作物结构不同，农家饭的品种也不同，如神府“农作物所占面积最多的为谷子，其次为荞麦，再其次为黑豆，以下为红绿豆、糜黍、高粱、秋麦等”（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24页）。神府农家饭的种类主要有：黑豆糊糊、炒面、窝窝、散面、稀饭、捞饭、馍、豆面条等（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70~71页）。关中、陇东农作物以小麦、糜子、谷子为主，主食与陕北有所不同，关中分区新宁县民食以小麦为主粮，杂粮为辅（宁县志编委会：《宁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0页）。

　　抗战时期的边区，农村经济十分贫困，农村的饭食十分简单，基本特点是过节时稍微吃好一点，农忙时吃稠点，农闲时吃稀点。如延安县川口区赵家窑村“每天吃饭二顿或三顿，吃得早，吃三顿，迟只两顿。有面时三五天吃一次，没面时十几天吃一次，一年吃肉的次数不一定，……一年大概吃三五次，过年一定吃”。《延安川口区四乡赵家窑农村调查记》，《解放日报》1942年1月13日。神府县中农家庭只有在正月初一至十五、廿三，二月二等节日吃米窝窝、糕、捞饭、高粱饺子，间有羊肉或猪肉；农忙季节每日3餐，吃稠些；农闲季节每日2餐，吃稀饭。“富裕中农则吃的比中农强些。黑豆糊糊要稠，散面、炒面吃得多，捞饭三四天吃一顿，瓜菜、洋芋吃得少，过年还能吃馍，平常还有炒菜，吃些油。”而“贫农吃得比中农差些，黑豆糊糊要稀，捞饭更少吃，吃瓜菜、洋芋更多。到青黄不接时，还要挨饿”。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第72页。从吃的食物来看，边区普通农民的食物以杂粮粗食为主，即使过节和农忙时食物比平时好不了多少，而且很少有细粮和肉食。这说明抗战时期边区普通农民的生活还是很清苦的，许多农民连一般的温饱都很难维持。张闻天调查时，正是边区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抗战时期边区农民负担最重的时候，1941年公粮实征占收获量的13.85%，比1940年高出2.2倍；1942年虽降低为11.14%，但仍比1940年以前高出许多（《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152页）。因此，边区人民勒紧裤带支援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抗战时期，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富民政策，部分农民变成了新富农，他们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如延安的“曹守富种庄稼五十垧（1垧约为3亩，下同——笔者注），张作新种庄稼三十垧，两家都兼贩卖牲口，他们过去吃的是高粱、稀米汤,现在已经为白面条、馍馍、干米饭所代替了。端午节全家聚餐，吃着鸡肉酒菜。”（延市通讯：《各阶层人民生活蒸蒸日上》，《解放日报》1943年6月18日）。但在边区乡村能过上这样生活的农家毕竟是极少数。

　　（二）党政机关的吃饭

　　抗战时期，边区的机关、部队和学校是供给制生活，吃饭以小米为主。按照规定，供给的标准是：“一般工作人员的粮食是每人日发小米一斤四两，每天菜钱分派方法是：1.机关普通是三分钱；2.延安边区政府是四分钱；3.武装队伍是五分钱；4.陕公、抗大是七分钱；5.医院是一角。”（舒湮：《战斗中的陕北》，文缘出版社， 1939年，第14页）。马列学院供给的标准是“每人每天一斤三两小米、一斤青菜、三钱油、三钱盐”（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82页）。在供给制下，党政机关的吃饭比民众质量高了不少，如延安女子大学一日三餐是黄米饭，有干白菜，菜内有肉，每周可吃一顿白面馍（武听琴：《忆延安女子大学》，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9页）。自然科学院吃大灶的供给标准是每天口粮1斤小米，“每周吃一两餐白面馒头或包子，也有吃肉的时候，伙房喂了猪、羊，可以额外增加一些肉食。有时每日也吃两餐干饭”。（常青山：《一九四五年的自然科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第473页）。供给制的生活反映了抗战时期延安“小米加步枪”的时代特征。

　　1941年和1942年是边区最困难的时期，干部、战士、学生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在最困难时，359旅也学习当地老百姓的饮食方法，“由吃小米饭改为吃‘豆杂杂’、‘饸饸’与‘和合’饭”。依农时和劳动量大小调整就餐次数，农忙时3餐，农闲时2餐。（陈俊岐：《延安轶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62、163页）。这是延安最困难时期机关部队的生活状态。尽管如此，与乡村农家生活相比，边区机关、部队、学校的生活要稍好一些，除小米外，还可以吃上白面、肉、鸡蛋、菜蔬等。大生产运动后，机关、部队、学校不仅开荒种地，还建立起了各种副业，如养猪、做豆腐等，使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如1943年1月至9月，中直、军直机关吃大肉12.8万斤，牛肉0.6万斤，羊肉1.5万斤，（《中直军直展览会结束》，《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4日）。合计17.9万斤。359旅1943年1月至10月，全旅吃肉为318262斤，平均每人每月约3斤肉（《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8编《生产自给》，第499页）。这样的生活是当地的普通百姓无法相比的。大生产运动后，边区党政军学等人员吃饭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按照供给标准，小米，机关干部每人每天1.3斤，部队每人1.8斤；高级干部每人每月供肉4斤，普通干部每人每月供肉2斤，技术人员每月另有5000元边币的津贴。二是依照本机关的生产情形，生产努力的机关，除了按标准供给生活品之外，还有多余，可以用在本机关人员的福利上，或者每人多吃几斤肉，或者每人多分到若干日用品。三是看个人生产的情形，个人生产好的吃得比较好，差的吃的较差一些（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馆，1946年，第76页）。因此，大生产运动后，边区工作人员的实际生活水平比规定的供给标准要高一些。此外，还有些不正当现象，边区的个别机关、部队、学校不顾边区政府禁令，偷宰老百姓的耕牛。（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440页）。

　　据有关资料披露，边区政府机关按照行政级别和资历的不同，在吃饭方面分小灶、中灶和大灶三个标准。其中对小灶、中灶、大灶，中共中央西北局就有具体规定，招待不同级别的客人吃饭的标准也有差别。1943年随着边区经济的好转，提高了不同行政级别人员的吃肉标准，规定“1、西北局党委同志每人每月五斤猪肉，特别保健者经常委批准每月八斤猪肉。2、政府厅长、西北局处长、科长以及各分区书记、专员每人每月二斤至三斤猪肉。3、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分区一级的科长每人每月一斤至一斤半猪肉。”（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2），甲3，内部馆存本，1994年印行，第1页）。这些规定反映了党的高级干部与一般干部在食物供应上的差别，也反映了边区党政军机关与边区农民之间生活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和平时宣传的也有一定的差距。

　　三、娱乐生活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物质生活是很困难的，但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我们主要从晚会和秧歌、舞会来看边区的日常娱乐生活。

　　（一）晚会和秧歌

　　边区的晚会是有传统的，在苏维埃时期，“晚会的举行大部分都是在星期六或星期日的晚上，逢到纪念节日也必定是要举行一次晚会的。有时为了欢迎新来苏区的人物，我们也会特地预备了几次晚会。史沫特莱，外国新闻记者以及派拉蒙影片公司派来的那个摄影记者，都做过苏区晚会的参加者”。而且在苏区，晚会是唯一的业余娱乐活动，很受大家欢迎，“毛泽东、朱德和博古以及其他许多苏区重要人员都是晚会的热烈参加者”。（L.Insun：《陕北的戏剧运动》，《西北特区特写》，出版社不详，根据编辑后记出版社时间应为1937年，第70~71、69页）。“他们在工作时间之外，要召开生活检讨会和批评会，还要组织宣传，发动人民抗日。此外，还被物质缺乏和食粮恐慌的气氛包围着，所以需要一种休息，需要一种娱乐。这就是他们举行的文娱晚会。”（续约斋：《延安纪事》，《革命史资料》第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205页）。晚会成为苏区动员民众以及红军和机关工作人员休闲生活的主要方式。

　　抗战时期，延安的各种晚会非常富有特色，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不同单位的各种晚会如期进行，如“每逢节日（如‘五一’、新年、新春……），马列学院必举行晚会，节目丰富多彩，话剧、京剧、合唱、相声……等等应有尽有，有的甚至轰动了延安”（文白：《金色年华——马列学院八小时之外》，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91页）。中央党校“每周末组织文娱晚会和舞会，每个班根据个人不同的爱好，组成秧歌队、合唱团，自编自演话剧、秧歌剧、快板等”（陈俊岐：《延安轶事》，第128页）。延安各单位的礼堂、大厅，新旧剧场乃至庙宇的戏台、单位的院落都成为举行晚会的场所，“普通市民较集中的新市场有常设的剧场，偶尔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也在八路军司令部的大礼堂公演。党政军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免费观看。”（〔日〕铃木传三郎：《当了俘虏去延安》，《日本俘虏在延安》，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218页）。中央大礼堂是举行晚会最多的地方，“在一些节假日，或为欢迎某位重要人物时，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肯定演戏”（高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点滴回忆》，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第296页）。“逢到晚会，除非天下大雨，或大雪与大雪之后，山路不好走，大礼堂总是挤满了人，从来不会有一个空座位。”（陈学昭：《延安访问记》，第207页）。所以，在延安工作过的人几乎都有周末或节日在中央大礼堂看晚会的经历。

　　抗战时期的延安，每逢重大事件或重要客人来都要举行晚会。如1938年三四月间，延安市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白天开会，晚上看文艺晚会，有天晚上演出的是秦腔《升官图》、《武家坡》，陈伯达陪同毛泽东也去看戏，场面十分热闹，也来了很多群众观看演出（黄俊辉：《柯仲平与延安民众剧团》，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第240页）。1940年5月26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当天傍晚延安军民在南门外自发组织了欢迎晚会（茅盾：《延安行》，《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5位参议员访问延安时，在民众教育馆举行了欢迎晚会，“唱欢迎歌以后，接着音乐，秧歌剧，话剧，到夜半十二时才散会”（黄炎培：《延安归来》，国讯书店，1945年，第42页）。

　　晚会是延安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举办十分频繁。如1939年5月5日，王恩茂“参加马列学院的晚会，纪念‘五五’马克思诞生，热闹一晚，半夜才回来”。次日是星期六，原定召开旧戏剧研究会成立晚会，“但因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来延安，举行欢迎晚会，故旧戏剧晚会改期明日举行。”5月7日，王恩茂又参加了在“陕公大礼堂举行的旧戏剧研究会成立晚会”。（《王恩茂日记?抗日战争》（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83、484页）。从王恩茂的日记来看，延安晚会举行之频繁，也说明晚会在人们娱乐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广大乡村民众的业余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死气沉沉的村子因边区各种剧团下乡而变得活跃起来。如庆环分区农村剧校1940年上半年在陇东各地演出戏剧36场次（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1992年印行，第152~153页）。延安的剧团也利用农闲的冬季到边区各地巡回演出，送戏下乡。1938年冬，民众剧团在陕北个三边等地巡回演出，演出的剧目多达10余个（黄俊耀：《柯仲平与延安民众剧团》，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第242页）。这样的巡回演出，一方面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起到了动员民众的作用；另一方面丰富了广大乡村民众的业余生活。整风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根据地的文艺走上了面向农村、面向群众的道路，使边区乡村民众的业余生活更加活跃和丰富。边区不同层次的剧团和宣传队纷纷走向基层，为老百姓服务。如西北文工团1943年春节在陇东分区创作和演出的节目有《孙万福回家》、《模范城壕村》、《如此宁县》、《边区的一天》、《八路军和老百姓》、《钟专员和胡县长》、《马渠游击小组》等（艾克恩主编《延安文艺回忆录》，第241页）。延安大学、鲁艺工作团、留政工作团、民众剧团、文工团、评剧院等团体也分赴各区进行文艺演出。在边区，民众看戏的热情很高，不论演什么戏，在什么地方演戏，群众都很积极踊跃观看，“一听到说演戏或只要在街上贴一两张广告，就会使得全城都骚动了似的，女的男的，老的少的，人山人海的堆满在露天的舞台前，伸长了头颈等待看”（陕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陕西革命文化史料》（二），1992年印行，第21页）。可见，各种文艺演出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深受他们欢迎。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边区兴起了新秧歌运动，于是扭秧歌成为边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在延安经常从事于秧歌工作的，有鲁艺的文艺工作团，留守兵团政治部，边区文协的戏剧委员会等，在去年（指1943年——笔者注）开展秧歌运动一时期中，延安共有三十二个秧歌队，差不多每个机关都有一个。今年春节，延安市上竟成了秧歌大会，表演了近百个剧本，其中大半是民间秧歌队出演的。综计现在全边区共有六百个民间秧歌队，大的有二三百人，小的也有二三十人。另据丁玲的估计，在边区人民中，每十二个人里面必有一个人是扭秧歌的。”（赵超构：《延安一月》，第110页）。新秧歌运动兴起后，秧歌成为边区民众最普及的娱乐活动。1944年春节，延安出动的秧歌队有27队之多，创作了150余种剧目（周扬：《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新秧歌运动的普及不仅丰富了边区民众的生活，而且在动员民众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边区人民用自己的艺术，颂扬了自己的政府、军队，歌唱了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教育和改造了人民自己。”（《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47页）。通过秧歌把民众动员起来，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真正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

　　（二）周末舞会

　　周末交际舞会最初是延安“上层”社会的主要娱乐方式。这种娱乐方式的引入与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有直接的关系，她在抗战初期访问延安期间，看到中共领导人单调的生活，就有了教他们学习跳舞的想法（《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159~160页）。在史沫特莱的鼓动下，交际舞成为延安中共高层业余娱乐生活的主要方式。曾留学欧洲的朱德非常喜欢跳舞，“他跳舞和他工作一样，孜孜不倦，似乎觉得这也是打破旧中国封建传统的方法之一。”（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第4~5页）。毛泽东的“舞姿就像散步一样”，毛对跳舞有独到的理解：“跳舞就是照着音乐走路。他常常一边跳舞，一边和陪他跳舞的女教师或是女学生聊天，还喜欢开玩笑。”而周恩来的“舞姿格外潇洒、优雅、娴熟、堪称‘舞会王子’，鲁艺的师生们都对之倾慕”。（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第56页）。关于延安高层领导人的跳舞，毛泽东曾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侯，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他的兄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第178页）。可见，中共领袖对交际舞会的喜爱与热衷。自从交际舞在延安兴起后，周末舞会就成为中共领袖经常性的娱乐生活。

　　随着交际舞会在延安的兴起，部分中共党的高级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十分热衷于跳交际舞，一些年轻的女同志则被邀请作为舞伴，交际舞会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活动就变得另有所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了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这样延安交际舞会的意义就不同一般，“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的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梅剑：《延安秘事》（下），红旗出版社，1991年，第445、446页）。这一结局也实现了创办者的最初意图。当然，为大龄将军和革命者寻找伴侣只是延安交际舞会的一个插曲，这个插曲有了完美的结局后，交际舞会依然是周末比较高雅的娱乐生活，而且逐渐超出了“上流”社会的圈子，普及到了延安的各个角落。如齐肃在批评王实味的文章中说：“近来延安每逢星期六晚上，常常有跳舞晚会。”（齐肃：《读〈野百合花〉有感》，《解放日报》1942年4月7日）。新华社“星期六组织跳舞晚会，博古、艾思奇等同志也常来参加……跳舞时没有乐队伴奏，就借用博古同志的唱片。”（温济泽：《回忆战斗的岁月》，丁济沧、苏若望主编《我们同党报一起成长——回忆延安岁月》，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82页）。鲁艺、马列学院是青年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也是舞会最盛行的地方。鲁艺既有音乐系又是文艺青年最多的单位，而且女生是最受欢迎的舞伴，几乎每个周末都有交际舞会，“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和到延安的一些国际友人，也时常来鲁艺跳舞”（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6页）。马列学院在蓝家坪，那里的“周末舞会是别具特色的，校园里沙平草软，成了最好的露天舞场。同学们在这里跳交际舞、集体舞、秧歌舞。有音乐小组用提琴、二胡等中西乐器伴奏。更别致的是跳舞的同志大多穿着草鞋，打着绑腿，有些同志的草鞋上还缀着两个鲜红耀眼的绒球”。（王禹明：《回忆几个片段——怀念蓝家坪》，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80页）。在紧张的革命工作之余，周末舞会成为人们放松的主要生活方式。

　　在一些共产党人的眼里，交际舞是代表现代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东西，因此，交际舞在延安刚兴起就遭到了抵制，尤其是部分中共高层领导夫人对交际舞有着强烈的不满，贺子珍是反对最强烈的一位。毛泽东说：“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他的兄妹》，第178页）。随着抗日战争艰苦环境的到来，对延安交际舞会的不满从夫人们延伸到知识分子。性格开朗的女作家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写到：“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地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的眼睛都会望着她。”（丁玲：《三八节有感》，《解放日报》1942年3月9日）。丁玲批评的是那些在延安的“舞星”，也包括江青（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如果说丁玲只是委婉地“捎带”地批评了热中于舞会的几个“舞星”，那么王实味批评的不仅仅是几个“舞星”，而针对的是整个延安的周末舞会，他的批评十分激烈：“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实味：《野百合花·前记》，《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王实味的观点很快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但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和对王实味斗争的升级及对其问题性质的定性，他对交际舞会和延安其他问题的批评便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范文澜、（李）伯钊等对王实味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的话语进行了彻底的和无限上纲的批判（范文澜：《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伯钊：《继〈读〈野百合花〉有感〉之后》，《解放日报》1942年6月9、10日）。尽管王实味遭到了上纲上线的批判，但至少说明有一部分人是反对举办周末舞会这样的业余娱乐活动的。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基层社会的交际舞会则比较少了。

　　经历了“王实味风波”后，舞会仍然回到了“上层”社会，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的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成为整风运动后交际舞会的主要场所，舞者主要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每逢星期六，王家坪照例要举行舞会，江青和愉快的叶剑英是舞会的中心人物。朱德是个跳舞能手”（〔俄〕彼得·巴·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第249页）。一位在延安从事机要工作的人员回忆说：“不论在杨家岭，还是枣园，中央书记处和机关举行周末舞会的时候，都是我们机要科的同志担任乐队伴奏，所以能比较多的见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高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点滴回忆》，西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忆延安》，第298页）。在延安的上层社会中，交际舞会还有着相当的魅力，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周末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

　　除了晚会、舞会等娱乐活动外，业余体育活动也是边区娱乐活动的主要内容。边区机关单位和学校因陋就简进行业余体育活动，如各机关单位很好地利用延河作为水上和冰上业余运动场所（王禹明：《回忆几个片段——怀念蓝家坪》，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80页）。美国友人马海德（乔治·海德姆）晚年回忆延安时期的业余体育活动时说：“每天，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战士、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都成群结队地跑步，做集体操。午间，篮、排球场上总有排成长龙似的队伍，大家轮流换班打球……夕阳西下，吃过晚饭后，山坡沟渠和延河两岸就更热闹了，球场上，空地上都是锻炼的人群，还有许多人在跳集体舞蹈，做集体游戏。”（马海德：《忆延安时期的体育生活》，《新体育》1980年第8期）。延河丰富了延安工作人员的业余生活。球类运动是延安业余体育活动最主要也是参加人数最多的项目，几乎各个单位都有业余篮球队、排球队，有的还组成足球队。如马列学院组织的篮、排球队经常和党校等其他单位的球队比赛，“当时在延安轰动一时”（文白：《金色年华——马列学院的八小时以外》，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90页）。八路军将领朱德、贺龙等不仅是跳舞爱好者，也是体育场上的活跃分子，贺龙的120师篮球队在根据地是很有名气的，经常在延安同各单位球队比赛，从外地到延安参观的青年团也参加贺龙组织的篮球比赛（金希明：《陇东革命根据地的体育》，甘肃省庆阳地区体育运动委员会1987年印行，第43页）。朱德是延安的体育爱好者和组织者，“在朱总司令的带领下，体育比赛遍地开花，篮球赛、排球赛、足球赛、游泳赛等等”（王唯真：《矢志不渝的选择》，《抗日华侨与延安》，第81页）。体育活动不仅丰富了参与者的生活，也丰富了其他人的业余生活，如“延安的人们，热爱体育，每次球赛，热心的群众都从延河两岸拥向球场，球场边上的山坡成了很好的看台，坐的、站的人山人海，为两边选手叫好加油”（王禹明：《回忆几个片段——怀念蓝家坪》，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80页）。这些都反映了体育活动在边区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结语

　　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本文只是通过穿衣、吃饭和娱乐活动三个方面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论述。通过论述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认识：

　　第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物质生活是十分艰苦的。造成物质生活艰苦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边区本来就是一个贫瘠的地方，自然条件恶劣，主要种植生长季比较短、耐旱性较强的杂粮等农作物，而且产量很低，民食以小米等杂粮为主；牧业以养羊为主，穿衣主要依靠土布和皮毛。二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军队对边区采取了经济封锁政策和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边区一切外援几乎完全断绝，而必需品如棉花、布匹又被禁止流入，导致了边区吃饭、穿衣的困难。三是边区非生产人员急剧增加，消费人口占的比例太高。抗战初期边区的非生产人员最多不超过3万人，而且这个时候国民政府按期发给八路军军饷，边区民众和干部生活尚可维持。但到1940年至1941年国共关系紧张时，从前线调回部队保卫边区，非生产人员达到7.2万人，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0页。而国民政府又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使边区一度出现了粮荒。非生产人员过多，粮食困难，中共和边区政府不得不动员大批干部下乡，“向人民借粮49705石，动员频仍，形成了严重的扰民现象”（《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财政》，第92~93页）。

　　第二，就边区各阶层的生活而言，农民的吃穿比较差，干部的吃穿要比农民的好一些；在干部中，中共高级干部生活待遇又比普通干部好一些。这种差别的存在引起了不同阶层的一些不满。尤其是抗战最困难的1941年至1942年时期，政府向农民无休止地征粮，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生活，以致有的地方发出了雷电“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的怨言（牛兴华等：《毛泽东在延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63页）。在物质生活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中共高级干部在生活上的优待政策（小灶）引起了部分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不满，如王实味就批评延安存在着“衣分三等，食分五等”的不合理现象，他说“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王实味：《野百合花》，朱鸿召选编《王实味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32页）。尽管作者和这篇文章在整风运动中遭到批判，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物质十分匮乏的情况下，青年知识分子对边区生活中因级别不同而生活待遇存在着一定差距的不满情绪。

　　第三，尽管边区的物质生活是困难的，但精神生活是丰富的。周末晚会、新秧歌运动、舞会和体育运动，丰富多彩的业余娱乐活动适应了不同层次、不同爱好的人们的精神需要。周末，有参加晚会的，有跳舞的，有唱京剧的，也有唱评剧的。尤其是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交际舞会在延安“上层”兴起后，逐渐普及到下层，而且风靡一时，几乎各机关、学校都举办周末舞会。整风运动后，在边区的基层社会新秧歌运动逐渐取代了舞会，而交际舞会依然是中共高层周末娱乐的主要方式。抗战时期，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海外归侨青年来到边区，从事教学、科研和文艺等方面的工作，如抗大的教员中，外来知识分子占47%，（黄正林：《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正是他们给边区文化娱乐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活跃了边区的娱乐生活，如“在各单位、学校举行的晚会上，归侨青年表演的南洋歌舞常使娱乐晚会锦上添花”（王唯真：《矢志不渝的选择》，《抗日华侨与延安》，第81页）。从社会生活来看，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

　　第四，陕甘宁边区社会生活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小米加步枪”不仅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国革命的特征，也体现了陕甘宁边区社会生活的特征。边区以产谷类作物为主，不仅吃饭以小米为主，而且发放津贴、物价计算也以小米为主，小米在边区起到“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在穿衣方面，尽管农村没有什么大的改观，但在延安和其他地方，凡是部队、机关、学校，不论男女，都身着八路军制服，有着十分明显的革命色彩和抗战特征。在娱乐方面，尤其是大众娱乐，政治意义和时代特征尤为明显。抗战时期，中共在边区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其宗旨是把边区原来旧的民间娱乐形式，如旧歌谣、旧戏、旧民间文学等改造成为“新的娱乐”，即“抗战民族大众的”娱乐（《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宣言》，《新中华报》1938年5月25日）。这种改造是成功的，如表现在新秧歌方面，其形式是旧的，但“都是新内容，反映了边区的实际生活，反映了生产和战斗，劳动的主题取得了他在新艺术中应有的地位”（周扬：《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因此，延安的社会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段很长时期被渲染、被放大，成为人们羡慕不已的生活，极具象征意义。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9-06 15: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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