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再发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中华民族”的讨论（一）
2016-09-10 11:23:15  来源：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作者：黄克武  点击：  复制链接

一、前言

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包含对于“中国”所具有的民族、人种、国家与文化之认同。此一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概念的创造、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本质性的信仰或意义确定的认同对象，而是一个经由辩论之激荡而衍生、变化的过程；同时，“民族”与“国家”之关系也经过多次的重整。清末以来，“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经过几次转折。首先，此词由梁启超所提出，主要指汉族与“炎黄遗族”等，不过也包含其他民族。对梁启超等“立宪派”人士来说，中国境内各族群虽有差异，然而因历史与文化之关系，紧密连结，故应消除彼此之畛域，以塑造“同种合体”的现代民族国家。诚如杨度所说，“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他因而主张“满汉平等蒙回同化，所以完成君主立宪之制”。这种观点被梁启超称为“大民族主义”。革命党则采取不同的策略，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此处之“中华”实指汉人。梁启超将革命党的政治主张描述成“小民族主义”，又批评“小民族主义”鼓吹汉族独立建国，而将他族排除在外，有碍融合。当辛亥革命成功肇建民国，为弥平革命所造成之创伤，提出“五族共和”与“民族融合”的口号。此后，“中华民族”之观念广为流传。1924年，孙中山于《三民主义》演讲之中提倡将汉、满、蒙、回、藏五族归成一个“中华民族”。在“民族主义”的演讲中，他认为，“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语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孙中山认为在受到国外压迫之时，国人要将“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人团结起来，而团结的方法是“把各姓的宗族团体，先联合起来，更由宗族团体，结合成一个民族的大团体”，以“抵抗外国人”。总之，孙中山的根本理念是要以汉族为主体，融合同化中国境内其他少数民族，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清末民初可谓“中华民族”观念的原生期，也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萌芽期。1924年底，孙中山又在日本神户提出“大亚洲主义”，主张亚洲应复兴王道文化，以亚洲王道文化为基础，联合亚洲各民族，解除基于功利强权之霸道文化的西方国家之压迫，以完成亚洲各民族之独立。

至20世纪20—40年代，受到中日战争的影响，“中华民族”的讨论再度勃兴，并与日本人所提出类似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东亚民族主义”或“东亚协同体论”对峙。此一讨论涉及政治与学术的双重背景。本文将描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于“中华民族”的讨论，析论其背景、内涵与意义。此处所指之朝野意指当时的学术与政治精英之讨论，主要是学者在报刊上所发表之论调，此外也包括以中文（或透过翻译）表达意见的外国学者之观点。政治方面的讨论，则以蒋介石于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例，探讨此书有关中华民族之论点，以及出版后所引发国内外各派人物之关注。

关于抗战时期民族主义的议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在本文中，笔者将选择几个以往为人忽略之个案来探讨这一问题。首先，笔者将分析“日本因素”对此议题的影响，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所造成“同仇敌忾”的情绪外，笔者也将强调日本知识界对于战争性质与“中华民族”“民族性”“国民性”等课题讨论对中国人造成的影响。其中，特别以中国学者与外交官米内山庸夫（Yonaiyama Tsuneo,1888—1969）及具有反抗意识的左派漫画家柳濑正梦（Yanase Masamu,1900—1945）为例，探讨他们的作品如何被引介（摘述、改写）至中文报刊。其次，笔者将讨论中国知识界对“中华民族”议题之辩论，参与讨论的学者包括历史学家芮逸夫、傅斯年、顾颉刚、翦伯赞，社会学家吴文藻、费孝通等。论辩的主要分歧在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应承认各少数民族的生存、独立与自由发展。再其次，则以1943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例，探讨该书所揭橥中华民族的理念及其所造成的巨大反响。蒋介石的观念源自孙中山，并受到知识界“民族一元论”的“同化论”与“同源论”的影响，也与部分日本学者对中华民族之观察颇为类似。根据此一理论，“汉族”为中华民族之主体，依赖文化“同化”的方式而如滚雪球般地逐步拓展，而非汉的少数民族则为远古以来绵延不断的中华民族谱系之分支。笔者除了介绍大家所熟知的一般读者与中共之反应外，也述及汪派知识分子对该书论点之讨论与批判。最后，则综述抗战时“中华民族”之讨论所造成既团结、又分裂之状况。

二、从国民性、民族性、民族主义理解战时中国：日本学者的观点

在战争期间中日双方都对战争发展、预期的结果、双方应和还是应战乃至战争的本质等问题有不少的讨论。日本学者户部良一指出：如果比较中日双方对战争的认识，有一个重要的对照，亦即中国人的“战争观”是比较一致的，认为这是一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国方面争论较大的议题是和、战问题。日本方面“对此战的理解却形形色色，常出现对立与矛盾”。

在战争初期，许多有丰富中国经验的日本学者均强调中国民族性的负面特点（亦即中国人所谓的民族“劣根性”）。这一点和日本人在明治、大正时期到中国旅行、调查的印象有类似之处。如曾担任东亚同文书院教授、著有《现代中国人精神构造研究》（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中国研究部1935年版）、《中国国民性与经济精神》（东京：岩松堂1943年版）的大谷孝太郎（1900—？）于1939年8月在《事变与中国民族的世界观》一文中认为，战争的本质是日本民族与中国民族“世界观”的矛盾与冲突。他提出了当时很典型的一种对中国民族性的看法，认为中国人“虚无、没自信、不会感动、空虚又自大，热衷于憎恨，擅长合理盘算，当走向极端就会做出不合理的盘算，即使陷入矛盾也不会感觉到矛盾的苦恼，乐天的”。此种对中国民族性的负面论述，容易为一般民众所接受。

针对此一情况，大谷孝太郎指出“合理的”处理对策是：整合日本国内的人力、物力与精神力之组织，彻底歼灭蒋介石政权，停止第三势力的援蒋行动，扫荡占领区之游击队，恢复治安、振兴经济，建设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东亚新秩序”。然而上述工作只是“末”而非“本”。战争处理对策的根本，在于一方面发扬日本民族的世界观，亦即追求“力的扩充”与“信义之昂扬”，另一方面则需要改造上述中国的世界观。如此方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基石。

另一个类似的作品是1942年兼井鸿臣（KaneiHiroomi，生卒年不详）所著《赤裸的在日华人》。他也对中日民族性的差异作系统的论述。本书从精神面、形上面说明“日本魂”与“支那魂”的不同，以增进“日华提携亲善”，而促进“大东亚大团结”的“圣业”。作者所指出的差异，有一部分是生活习惯的不同，有些是性格的不同。如中国人重储蓄、自保（自扫门前雪）；重吃、戏、赌、色、鸦片等享乐（如中国人的饮食像鸡尾酒一样是复合味，即使夏天也喝热茶等）；保守的命定论；自大而好面子；迟钝而顽强等。他也指出日中两国人性格相反之处：一是性急，一是性缓；一是是非分明，一是不分明；一是尚武，一是卑武；一是牺牲精神，一是利己精神；一是重荣誉与尊严（日文称为“面目”），一是重“面子”；一是简明直捷，一是老谋深算等。作者也指出中国人（尤其汉民族）生命力旺盛，同化力很强，即使曾受到武力的征服，但不曾有整个民族受到绝对的征服，而且征服者最后都被汉民族所同化。作者用“蚯蚓国家”来比喻中国的生命力——头被切掉，头可以继续活；尾被切掉，尾可以继续活。这些地方是日本人应仔细考虑之处。以蚯蚓来比喻中国强劲的生命力在当时日本颇为流行，下文中还有另一个例子。

曾任日本驻杭州领事的米内山庸夫同样对中国民族性有所批评。他强调“日支民族性”的差异，以及战争的原因在于中日“两民族的生存竞争本能”。1937年10月他所写的《日支两民族之对峙》一文认为，“日支不亲善”是两国之宿命，并悲观地指出未来双方可能永远不会亲善。他从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发现，汉民族完成国家统一且国力强大之后，必定会想要征服周遭民族。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政府之将来》一文中，他也对中日和谈表示悲观，认为就算实现了和平，也只是一时的掩饰，将来有可能会发生更严重的冲突。

随着战争的持续发展，南京和武汉相继失守。1938年之后有些日本学者开始思考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是否有误。因为战争开始之后，日本人对中国政府、军队与民众做出了不少错误的估计。较关键的问题是探究为何这场战争会“长期化”？曾任职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和田耕作（Wada Kōsaku, 1907—2006）认为，其中一个解释是外国势力的援助，如英国与苏联在背后操纵。另一个解释是中国所具有“封建性格”。中国能长期抵抗的原因，在于中国未能以全国为单位建立统一的经济体。所以，即使部分地区被截断，整体也不会丧失功能——这本来是一个弱点，却反而增加了中国的韧性。和田耕作也以蚯蚓来做比喻，“正如同蚯蚓被切成两段还能存活”。

然而对“长期化”最普遍的解释是归之于战争造成中国人的团结。中国人团结的结果使“抗日民族意识”高涨，此种意识可以解释为何中国在经济、军事乃至现代化的程度落后于日本（亦即“近代化不够彻底”），却可以“长期抗战”。亦即中国人在战争之中“重新发现了”民族主义。因此，对日本人而言，对于战争的深入理解的一个关键，是确切地认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特质。同时，中日之间的冲突乃源于中国“抗日的民族主义”与日本所秉持的超国家的、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东亚协同体”之民族主义之对抗。对于日本评论家、记者尾崎秀实（Ozaki Hotsumi,1901—1944）来说，解决中日战争的方法，是基于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东亚协同体论，日人必须积极与中国民族主义之动向合作，将重点放在“增加生产力”，协助中国脱离半殖民地状态，以达到“解放和福祉”。日军驻汪精卫政府最高代表影佐祯昭（Kagesa Sadaaki,1893—1948）早在1933年至1934年时即认识到深入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他区隔了中日合作、促进东亚和平的“稳健圆满”的民族主义，以及中国另一种“激烈褊狭的、排日的”民族主义。他认为“对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要以十分的理解心来看待，期待其能圆满发展，中国能因此完成国家的统一，日本应该不吝予以协助……但是像这种以排日为骨干的极端激进民族主义，对于东亚和平其实是非常有害的，故无条件地附和民族主义绝非树立东亚大计之道。九一八事变就是起源于褊狭的民族主义”。

以上是战争初期日本知识界与政、军精英对于战争以及中国民族性的一些重要讨论。这些讨论都发表于日本的刊物上，对多数中国人来说，其实并不清楚他们的观点。不过部分日本学者的论点在中国人的解读之下，被认为可以用来鼓舞国人之士气，因而被翻译或改写为中文，并影响到中国人对“民族性”与“民族主义”与战争前景的认识。其中过去较少有人注意的是外交官米内山庸夫与一位日本漫画家柳濑正梦。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10 11: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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