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再发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中华民族”的讨论（三）
2016-09-10 11:24:32  来源：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作者：黄克武  点击：  复制链接

四、抗战时知识分子有关“中华民族”之讨论：以历史学家为中心

中日战争开始后，中国知识分子受战事影响纷纷迁移，由北平、天津、山东、湖北等地向西南大后方云南、四川等地集中。在动荡中，这些知识分子仍坚守岗位，克服环境干扰，从事学术研究。其中许多历史学家的学术研究工作都涉及“中华民族”之议题。此处的“史学”是广义的，包括历史学、人类学与考古学等。下文分别叙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研院史语所）有关西南边疆之考察，傅斯年、吴文藻（1901—1985）与费孝通（1910—2005）等学者有关“中华民族”之辩论。从这类活动可窥见战争对学术活动之影响，以及知识分子学术报国的心态。

（一）史语所的边疆调查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于1928年，直到1937年的10年间，因大环境的安定，而在考古、语言调查等方面获得不错的发展，尤其是15次河南安阳的殷墟发掘，更是傲视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如同国家的10年黄金建设期一般，这是史语所在前期最为蓬勃发展的时期。随着抗战军兴，史语所迁移到云南昆明，停留3年，后因越南被日军攻占而奉命转移，最后在四川宜宾李庄落脚，并在此度过5年。这段时期研究人员饱受山坳酷热、气候潮湿之苦。虽然物质极其匮乏，生活艰难困顿，研究人员却仍勉力继续研究工作，完成学术任务。史语所在傅斯年的领导下，度过八年全面抗战，在考古、语言与古建筑等方面均有贡献。

此时由于局限于西南边陲，促使对西南边疆的研究，这些研究一方面划定了国族边界，另一方面则从少数民族调查开始，将帝国边缘之蛮夷转化为共和国内“少数民族”之国民，并进而建立起“中华民族”之谱系。其中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由芮逸夫（1898—1991）、凌纯声（1902—1981）领军。芮逸夫等人于1933年开始从事湘西苗族的调查，搜集了大量的民俗文化资料。1934年因为英国觊觎滇南之矿产，引起当地土司、头人之抵抗，英国遂要求共同勘定国界。1935—1936年，芮逸夫与凌纯声参与了滇缅南段界务会勘。此事虽没有立即达成共识，但在此过程中搜集了不少田野资料，了解各族群的分布情况。1939—1940年间，芮逸夫曾到过贵州的大定、花溪等苗区进行调查。1940年芮逸夫又接受国民政府行政院之委托，订定“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将带有污辱性的称谓（如“犬”“牛”“羊”偏旁之字眼），改为“人”字之偏旁，“以期泯除界线，团结整个中华民族”。紧接着在1941年，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合作进行川康调查，芮逸夫、凌纯声等人进入汶川、康定等地，调查“西番”与羌族；1942—1943年，芮逸夫等人又进入川南的叙永进行苗族考察，这一次停留在苗区较长时间，参与并访查许多苗民的生老病死的典礼、参观其生活作息及观看家谱等，发现有些家族的源流可上溯到明朝，后来辗转迁移至川南。这些研究对于理解家族与民族迁移过程颇有帮助。根据田野调查，1941—1946年间，芮逸夫发表一系列关于“中华国族”的文章，包括《中华国族解》（1942）、《中华国族的分支及其分布》（1944）、《再论中华国族的支派及其分布：订正在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发表之文》（1946）等。在这些文章中，他认为民族、国家与国族是三位一体的，而所谓“中华国族”一词即结合了民族与国家，而具有社会、文化、政治、法律等方面的综合意涵。他强调“这四亿五千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一个民族……综合起来说，它是经过几千年，融合古今来各种不同的族类，及其思想、情感和意志，混凝同化而归于一的”。芮逸夫提出界定民族的六项特质，包括区位、人种、语言、生业、群居、观念，再描述中国民族各支系上述特质之情况或有无。藉此，他“试图建立一个知识体系，来说明中华民族中究竟有多少‘民族’，他们又如何构成一整体的中华民族”，进而了解其整体结构，再纳入世界民族分类体系。芮逸夫等人所做的西南苗族的田野调查，具有重构华夏边族及其文化之新义。旧帝国时代被统辖的异族，经过近代的“国族边缘再造”后，成为中华民族一分支，亦即成为具“少数民族”身份之国民，以重新定义中华民族的概念，可说是“华夏工程”的一部分。

（二）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关于“中华民族”之讨论

傅斯年曾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也是中研院史语所创办者，还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后出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病逝于台湾。他的重要著作之一是《东北史纲（第1卷）：古代之东北》（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10月初版）。该书原计划完成5卷，由傅斯年、方壮猷（1902—1970）、徐中舒（1898—1991）、萧一山（1902—1978）、蒋廷黻（1895—1965）五人各以其专业领域写就，依次是傅斯年负责古代的东北史，方壮猷写隋代至元末，徐中舒写明清之东北，萧一山写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蒋廷黻写东北的外交。目前只看到傅斯年的部分，即古代东北史，以及李济（1896—1979）依据各篇内容之稿本所写的英文节略本（Manchuria in History: A Summary with Maps and a Chronological Table,Peking: Peking Union Bookstore,1932），其他部分则未能完成或已佚失。此书的写作动机是傅斯年感慨“持东北事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并反驳日人“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之“妄说”。本书以考古为骨干，纵论东北古代历史，其主旨在说明东北与中原关系之演变，证明东北在历代即与中原及各朝代有语言、文化相连的关系，藉此反驳日本学者所谓东北是大陆政策下的满蒙生命线，或“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国土”等论调。傅斯年的《东北史纲》以考古为主轴缕述其与中原王朝关系的纪史方式，结合了考古、历史地理视角写作地方历史，并与中国历朝之史作经纬相接。此书坚持东北与中原有密切的关系，反驳日本学者之观念，表达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之关怀。当时在《申报》上该书之广告声称：该书关于“满蒙为中国领土之科学的与历史的考证……为国难期中国民必不可少之常识”。

此书出版之后国内有四篇书评，第一篇是陈绍箕于1933年初在《大夏周报》上所发表的书评。作者对此书持正面的立场，认为“傅先生由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反驳日人立说的错误，并说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此书对日人来说乃“一当头棒”。他并指出该书最精彩之处是利用各种史料证明东北部落之习俗生活，与中国殷商之神话传说实无二致。他唯一的批评是认为傅斯年接受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所谓殷人兴起于东方，而由东至西迁徙。此点与夏、周、秦人由西而东之方向不同，故他认为这一观点“实属可疑”。最后他则希望中研院能在短期内将其他各卷赶印出版、公诸国人。

第二篇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邵循正（1909—1973）的《评傅斯年〈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北》，邵同意该书之主旨“中国有东北之地久矣”，认为此文“就历史之证明，做公允之叙述”。他只对其中一些历史细节、史料根据有所保留。不过他认为如此之学术论述其实于事无补，“欲明东北之为中国领土，最有力之证据，莫如武力收复”。

第三篇书评出自柳诒徵（1880—1956）的学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缪凤林（1899—1959）。此篇书评与上篇书评均刊登于吴宓（1894—1978）主编之《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学术界的南北之争（也是新文化运动与反新文化运动之争）有关，是南派对北派的抨击。缪凤林没有就书中之主旨亦即“东北自古属于中国”提出讨论，在这方面他并无质疑。不过，他却指出许多历史方法与史料根据之错误。他说“傅君所著，虽仅寥寥数十页，其缺漏纰谬，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记录”。他所举出的错误包括引证不当、推论错误，又对国内外研究成果“了无所知”。他说：“有关汉代东北史之记载，傅君亦未能尽读”；“书中所引史文，颇多不明文理，不通句读之处”；“综观傅君之书，大抵仅据正史中与东北有关之东夷传……故他纪传中有关东北史事之重重材料，大都缺如，而又好生曲解，好发议论，遂至无往而不表现其缺谬。”在文章的结尾处，缪凤林指出日本学者如白鸟库吉（Shiratori Kurakichi, 1865—1942）、津田左右吉（TsudaSōkichi, 1873—1961）等在日俄战争之后开始对于东北、朝鲜“作学术上根本的研究”，获得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日本人的著作虽有缺点，然其“可供吾人指斥者”则远远不如傅著。缪凤林语重心长地指出，中日民族处于“永久斗争之地位”，欲求胜利，需与日人相抗衡，而“慎重立言”，写出具有高学术水平之著作，我民族方有前途。

第四篇书评为任职于国立编译馆的史学家郑鹤声（1901—1989）于1933年底所写的书评《傅斯年等编〈东北史纲〉初稿》。郑氏亦为柳诒徵之学生，他说缪凤林的批评过于激烈，本书评则较为温和，他也认识到此书“含有国际宣传之重要性”。不过他和缪文一样针对傅书的各种“缺漏舛误”提出检讨，因为“不能不严加指摘，以期完善”。他的结论是，“就傅君编著之第一卷论之，觉其剪裁议论颇有独到之处，求之于吾国学者论述之东北史书中，尚属少见，洵足以破日人之妄说，而感世人之兴会”。

在日本方面，傅著出版之后也立即有所反应。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矢野仁一（Yano Jinichi,1872—1970）于1933年出版了《满洲国历史》一书。矢野一贯主张“满蒙藏非中国本来之领土”，中国只是“中国本部”，而满蒙则是“边疆”。《满洲国历史》一书中第二章驳斥“李顿报告书”所谓“满洲为中国完全之一体；满洲与中国之关系为永久的且本质的”，故满洲应归还中国之见解。矢野认为报告书之基础来自傅斯年与李济，以及调查团成员杨格（Carl Walter Young）的《日本在满洲之特殊地位》（Japan’s Special Position in Manchuria,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1931）一书。矢野反对这些人主张“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看法，力主“满洲与中国是全然各别的存在”。他强调满蒙自古即非汉民族居住之所，唐代以后设置都督府，其后各朝之统治均处于与“中国本部”不相同之统治体制。在清朝满洲是封禁地，20世纪开始才有汉人移入。该书出版次年，即由对东北问题十分关心并译有《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田保桥洁著，南京书店1932年版）的王仲廉翻译为中文，刊登于《图书评论》之上。译者表示，矢野仁一戴着学者的面具，对中国发出荒谬之言论，而成为日本人侵略中国之根据。他为了“一以供傅氏等参考，一以使国人知日本于使用武力之外，尚有无聊文人为之宣传焉”而翻译此文。他还提醒读者“其所引《东北史纲》及英文节略本之处，颇多随意撮合，以便其驳击者，殊不忠实”。

陈绍箕、邵循正、缪凤林、郑鹤声及王仲廉等人无疑地都赞成傅斯年之主要观点，认为东北为中国之一部分，只是他们认为，对于民族问题之讨论需奠立在扎实的学术基础之上。傅斯年对于上述评论以及矢野仁一的批评似乎并无响应。然而其著作已被纳入“李顿报告书”而发挥了具体的影响，故对国家已有贡献。

傅斯年对中华民族的看法终其一生是一以贯之的，并对顾颉刚产生影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提倡“民族自决”的影响，国内一些少数族群颇有“自立”之动因。而“九一八”事变后，部分满族人也以此名义，接受日本的扶植而成立伪满洲国。在20世纪20—40年代，满蒙受日本挑拨，企图以民族自决的名义争取脱离中国独立。这些现象使傅斯年深有感触，他对于两个名词之使用很敏感，一是“民族”，一是“边疆”。当史语所刊行凌纯声《赫哲族研究》（即《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时，傅斯年即力求审慎而主张避免使用“赫哲民族”。抗战后退居西南，傅斯年对由顾颉刚主编的《益世报》副刊《边疆周刊》。使用“边疆”为刊名亦颇有意见。加上此报刊登了甘城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汉人殖民云南，是一部用鲜血来写的争斗史。在今日，边地夷民时有叛乱情事”，令傅斯年与友人“不胜骇怪”。于是他写信给顾颉刚，提醒他谨慎使用“民族”一词，并建议刊物名最好改为“云南”“地理”“西南”而不要再用“边疆”。

顾颉刚虽受到傅斯年的批评，然而他对民族的看法其实与傅斯年十分类似。顾于1934年创办禹贡学会，发行《禹贡半月刊》。在《发刊词》中即说：“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该刊的目的之一即对此谬论从学理上加以驳斥。1937年1月10日在《申报》“星期论坛”上，顾颉刚曾写《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主张“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离之则兼伤，合之则并茂”。1939年1月27日，《中央日报》转载了他在《益世报》上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他认为此一词汇源自日本教科书，具有政治目的，使用此词“许多边疆不成中国领土”，故应重视词汇之使用（这也是为了回应矢野仁一所谓“中国仅有中国本部”的观点）。1939年2月13日，他又写了一篇《中华民族是一个》，登于《益世报》的《边疆周刊》，开宗明义即说“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该文刊出之后，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成为人们关注之焦点。一直到1947年在南京的《西北通讯》创刊时又转载了一次，编者表示“顾先生此文，引证详博，议论正大，为促进民族团结最为有力之作。其热情洋溢，感人尤深”。

顾颉刚撰写此文的近因是受到傅斯年的批评，他在日记中记载：“昨得孟真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写此文以告国人。”撰写此文之远因，则是他对此一议题早有关心（他表示此一议题“久蓄我心”）。他在《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中就表示，1922年商务印书馆请他编中学历史教科书，他参阅史料而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何其他古老的民族都灭亡了，而中国却能支持下去？他的答案是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同化过程之中”，“使常有浅化而强壮的异族血液渗透进来，使衰老民族回复少壮”。“七七”事变之后，他又前往西北游历，目睹回汉冲突之惨况，“亲身接触到边民受苦的经验”，了解到族群冲突与分裂会让帝国主义国家有机可乘，因而决定撰文，以从事民族心理建设。

此文引起当时云南大学教授、社会学者吴文藻（1901—1985）的不满，并由其学生费孝通（1910—2005）写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投稿《边疆周刊》，提出了类似后来他所大力提倡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他说中国有很多个民族，而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并不阻碍大家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体。费氏又认为“中国本部一名词有其科学的根据，中华民族不能说是一个，即苗、猺、猓猡皆是民族”。之后顾又再以万余字的一篇《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回应费孝通的批评。

另一位批评顾颉刚的学者，是维吾尔族历史学家翦伯赞（1898—1968）。1937年5月，翦伯赞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长期从事统一战线、理论宣传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的文章刊登在重庆的《中苏文化》之上。这是少数在国统区“能公开发表共产党领袖的文章”，又能较为系统地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阵地之一。他看了顾颉刚于1939年5月29日在《益世报》“边疆周刊”所发表的《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而提出他的评论。

翦伯赞指出，应“依据具体的客观事实，科学地去理解”民族问题。他认为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不正确，是“大汉民族主义的表现”，“包含着否定国内少数民族存在之意义”。他肯定在外患压迫下“团结”有其重要性。但是团结不是“消灭”“否定”其他民族，而是扶助他们独立自由的发展，从而形成自由、平等之结合。他觉得应该回到孙中山的理论，“以最大的真诚，以兄弟的友爱，以现实的利害，用革命与战斗在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把国内各民族真真的团结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夺取中华民族的自由”。

他认为顾颉刚的错误在于将民族与民族意识混淆在一起，认为民族是“心理现象”“团结的情绪”。这样一来民族没有物质的基础与客观的存在，只是主观的意识。其次，顾颉刚将民族与国家混同起来。再次，顾颉刚把民族混合与民族消灭混为一谈。他说顾颉刚所提出的“滚雪球理论”，越滚越大，使汉族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这种看法只看到外族加入汉族，而没有看到汉族加入外族。翦伯赞说，“民族的混合，不是片面的，而是相互的，在混合过程中相互影响。不是所有的外族，一与汉族接触，他便被同化于汉族了”；“一直到今日，在中国的境内除汉族之外还存在着满蒙回藏苗……等少数民族，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总之，他认为应承认各民族之生存乃至独立自由发展之权利，各族建立经济和政治上平等的关系，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大团结。

这次笔战双方壁垒分明。傅与顾虽倡学术自由与学术不应为政治服务，却皆考虑到学术对政治之影响。傅斯年十分同意顾颉刚的观点，他说顾所提出的两个观点，一是“中国本部”这一名词不通；一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惟一之立场”。傅斯年更批评吴文藻在云南设立“民族学会”，“此地正在同化中，来了此辈‘学者’”，乃拾“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大谈民族、打击同化、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增加部落意识，“无聊之学问其恶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可见傅斯年史学思想中的民族主义。至于反对傅、顾“中华民族是一个”之主张者，一为吴文藻、费孝通等社会学者，一为翦伯赞等少数民族出身之马克思主义者。此一分歧继续存在，至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而再度爆发争论。蒋接受了傅斯年、顾颉刚以及上述芮逸夫等人以汉族为中心的同化论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也补充了其他观点），而反对者则沿袭了吴、费与翦的看法。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10 11: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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