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再发现：抗战时期中国朝野对“中华民族”的讨论（四）
2016-09-10 11:27:15  来源：近代史研究微信公众号 作者：黄克武  点击：  复制链接

五、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之民族观及其争议

《中国之命运》全书共8章，10万余字。一般认为该书由陶希圣执笔完成初稿，其后由蒋介石修改而成。初版发表于1943年3月，蒋又根据各种建议进行增订，1944年1月出版“增订版”。

日本人对于此书之出版颇为关心，1943年5月1日《读卖报知》上刊登了该书出版之消息，认为此书代表蒋对抗战前途之忧虑，企图藉此“收拾民心”，重振士气。此书的日文翻译本有三部，一本由种村保三郎翻译，由台北的东宁书局出版（1943年12月）；一本由共同通讯社东亚部翻译，并附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一文；第三个译本是由波多野乾一翻译，日本评论社出版（1946）。英文版也有两部，一部为正式得到授权的版本，由王宠惠（1881—1958）据增订版翻译、林语堂写序，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另一部是由一家较小的出版社罗依出版公司（Roy Publishers）出版，由“查飞所编辑，由两位不署名的中国教授”据1943年初版翻译，此一版本未得到授权。两个版本的出版时间都是1947年。此外还有越南文版，由胡志明翻译。

此书中心思想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认为《三民主义》的本质是国民革命，而国民革命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重点，“国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即为建国工作真正的开始”。“国民革命的现阶段，是由民族主义的完成，到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贯彻。”在民族问题方面也承袭了孙中山的观点，却回避了孙所提出来的“大亚洲主义”的问题。

《中国之命运》一书总结中国的五千年历史演变和儒家文化底蕴，主张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接着又回顾了中国近代史，论述了不平等条约之废除是信仰三民主义的结果，其中又特别提出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和抗战。本书严厉批判了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指出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均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争论实际上是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国民革命之完成，有赖中国国民党依据三民主义，实行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国之命运》是蒋一生政治、社会和文化观念之总结，体现其反共、反帝之建国构想。《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后，在国内外造成极大的影响。当时有人指出：此书是重庆国民政府“统治区域内销行最广的书籍。党政教育机关均规定为工作人员及青年学生的必读书籍，《中央周刊》等官方刊物及三民主义青年团并特设奖金以征求青年对该书的读书报告和研究报告。中共对此也有所回应，毛泽东甚至亲自组织了一场批判行动，把《中国之命运》视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传书”，并抨击蒋介石是“中国的法西斯”。

有关《中国之命运》一书已有不少研究，本文利用一些史料讨论该书之中对于“中华民族”的看法及其引发之争议。蒋介石在该书中所阐释之理念从“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开始。该书初版中提到类似上述顾颉刚等人所述“滚雪球”理论之“同化论”。他说：“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文化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我们中华民族对于异族，抵抗其武力，而不施以武力，吸收其文化，而广被以文化。这是我们民族生存与发展过程里面最为显著的特质与特征。”

除了同化论之外，蒋介石又加上了“同源论”的民族观。他说：“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诗经》上说：‘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就是说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诗经》上又说：‘岂伊异人，昆弟甥舅’，就是说各宗族之间，血统相维之外，还有婚姻的系属。古代中国的民族就是这样构成的。”此一以宗族论为中心的民族观与孙中山的看法也很类似。

由此可见将“同化论”与“同源论”结合在一起，并运用“宗支”“宗族”的繁衍发展，来解释中华民族的形成，这是蒋介石民族观之特色。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华民族是在“自然”之中成长，“其宗支不断的融合而其人口亦逐渐繁殖，乃至于强大，于是国家的领域亦相随扩张，然而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超越其自然成长所要求的界线”。

这样的民族观与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虽有类似之处，然两者的主张是截然不同的。两者类似之处是：首先，《中国之命运》吸收了陶希圣对民族之定义，亦即“民族不是人种或种族的偶然的结合。而是依历史的融合过程而构成的永续的共同体……所以，民族是依一定的融合过程，由语言，地域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的共同性而统一的历史上构成的永续的共同体”。其次，陶希圣在讨论周代之发展时强调“宗族”的重要，他说“周室建国……分封异姓功臣和同宗子弟，一方面在同宗宗族内，厉行‘本支百世’的组织；一方面于异姓各族间，交互通婚，以组亲戚之网”。蒋的书一方面接受了民族为融合而成的观点，又把陶希圣所说的周代宗法封建的政治秩序，如“本支百世”的观念从周人扩大而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的民族观其实与蒋介石的看法并不相同。陶认为“中国的民族不是单一的民族，所以中国的文化也不是单一的文化”，陶希圣书中不断地谈到中国有“种族”观念，有许多“民族的单位（Ethnic Units）如甘新的回民，川滇的苗猺，外藩的蒙藏”，彼此之间有“长期民族斗争”。其次，陶希圣认为周代宗法只是周族的制度，别族并不实行；宗法只是贵族制度，平民不通用。他甚至说周代的宗法只是儒家的理论，并非遍行之制度。他也了解到在历史上“华夏和夷戎的接触”，在“种族融合为民族的过程中”，外族往往依附为黄帝或颛顼之子孙，以建立和汉族血源上的联系，然而这是“把宗族的传说来隐蔽种族的差异”。由上述的对照来看，陶著是一种学术观点，蒋著则明显地借学术表达政治。具体而言，陶希圣大致上可以同意“同化论”，却不赞成“同源论”；同时也应该不会同意蒋介石将同化论与同源论结合成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宣称。娄贵品的观察是正确的，书中中华民族同源论的主张与陶希圣的观点“差异明显”。不过他认为“同源论”在初版之时不存在，在增订版之中才出现的。此一观点有待商榷。再者，他认为陶希圣至1938年的《中华民族战史》中观念有所改变，已经认为中华民族是“单一的民族”。不过基于政治表态，陶希圣在初版问世之后立刻在《中央周刊》发表心得《读〈中国之命运〉》一文，认为蒋著“超越往古……立德立言，蔚然大备”。

《中国之命运》出版之后受到中共党人的严厉批判，尤其是蒋所谓“没有国民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论调深具政治意涵，国共双方乃就此议题展开一场激烈之论辩。其中广为人知的是陈伯达（时任中共中央研究室副主任）在《解放日报》（1943年7月21日）所写的《评〈中国之命运〉》。文中对于蒋对“中华民族”的看法提出严厉批判。他说蒋以宗族发展为中心的“民族血统论”，“和本来的历史真实情况完全不相符合”。此类理论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侵略全世界的工具。他否认中华民族内之各族都是“文王的孙子”，也否认有婚姻上的联系。他说昭君或文成公主出嫁外族，并没有使匈奴或藏人成为汉人之“宗支”。因此他说蒋的民族理论违反常识。陈伯达又说蒋所提倡的“单一民族论”其实是提倡一种“大汉族主义”而“欺压国内弱小民族”。最后陈伯达将民族问题转为“阶级”问题，他认为蒋所谓的民族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盗民族为其私有，事实上“民族的主体”是“工农大众”。民族问题的解决是“动员民众，实行民主”，而指导方针是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

陈伯达之后艾思奇、续范亭等人也发表评论呼应他的看法。这些文章也发行了单行本的小册子，但立刻遭到国民政府的查禁。1943年12月1日湖北省政府省主席陈诚发布了查禁令，“奸党陈伯达等著‘［评］中国之命运’各书言论反动……诋毁领袖，污蔑中央，言论反动应予查禁”。

汪派人士在看到《中国之命运》之后也有不少的响应。如胡兰成在《新东方杂志》上写《〈中国之命运〉的批判》。胡兰成批判蒋的民族观是“以独裁主义的全体主义来歪曲历史”。他说：“民族不是自然形成的，是经过征服然后同化”；如果根据蒋的谬论“如五胡乱华之类简直等于不曾发生，而辛亥革命的意义也无从了解”。1945年在他主编的《苦竹》中又刊登敦仁的《〈中国之命运〉与蒋介石》批判蒋著。当时汪政府统治区内更直接批判蒋的中华民族观点的文章，是李伯敖在《政治月刊》上写的《蒋著〈中国之命运〉的批判》。

李伯敖的真名为恽逸群（1905—1978），当时任职于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负责宣传与教育文化的工作，后来证实他为中共地下党员，1926年入党，1942年进入上海的日本特务机关，为中共收集情报，受潘汉年领导。此文的主旨在于以下几点：第一，肯定蒋介石在此书中对“共党的罪恶已有深切的认识”，缺点则为行动上不够坚决，不了解放弃抗战、与日和平为反共的先决条件。第二，肯定蒋介石反对英美帝国主义、自由主义，然自己却“甘供英美帝国主义利用，为它们作牺牲”。第三，肯定蒋介石主张恢复民族固有的德行，故“已有回复到中国的觉醒”，然如不坚决“反共反英美”则无法回复到东方固有的精神。在民族问题上，作者则呼应日本学者的观点从“东亚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论述。他指出蒋介石将民族生存的领域包括东北、台澎与中南半岛，是“大汉族主义的帝国主义”，“有可批评之处”。但是蒋认识到中国传统是以“固有的德行”来维系各族，这是最正确的。他的观点是应“反共”“亲日”，把“东亚”当作一个单位与“白种人”对抗：

正确地讲，回藏夷蒙等族和汉族的不出于同一血统，和中国日本的区别没有两样。如果我们把东亚民族当作一个单位，以与白种人相对称，则东亚各民族之间，才真正是大小宗派的关系。但蒋先生又没有回到东亚本位的勇气，所以弄得上不在天，下不在地，而没有着落。

以上主要是中共与汪派对《中国之命运》的批评，此外国民党内对此也有一些意见。蒋对于上述各种批评应了然于心。1943年3月初《中国之命运》初版发行之后，他立即阅读，“晚以《中国之命运》正版印就出书，乃即阅读第一与第二各章，不忍掩卷，直至十一时方睡”，“上、下午皆审阅《中国之命运》全书，至晚间方完”，对于此书他“颇觉自得”。同时，他命令“各级学校机关皆限期检讨《中国之命运》后，提出报告”、“令各高级将领检讨《中国之命运》”、“令中心小学与中学，每班必备《中国之命运》”。他在1943年4月底就因受到各方面的回馈，着手修改初版之文字。根据蒋的日记：

昨日下午修正《中国之命运》第四章第五节后，召见工业会员。（《蒋介石日记》，1943年4月29日）

修正《中国之命运》第一章，关于民族问题引征尚嫌不足也。（《蒋介石日记》，1943年4月30日）

正午接妻电……下午修正《中国之命运》。（《蒋介石日记》，1943年5月18日）

上午校阅《中国之命运》第五章，午后校阅第二章。（《蒋介石日记》，1943年5月19日）

《中国之命运》校阅完毕。（《蒋介石日记》，1943年5月23日）

此后蒋仍陆续修订，10月3、4日时他看到中共对此书之批评。日记中写道：“下午看共匪所评论之中国命运小册，不足为异，毫无理论根据决不能煽动阅者对中国命运本书之信心”，“看共匪对《中国之命运》之评论小册完，毫无动心，此种横逆与诬蔑之来，今则视同无物矣！”至1943年12月11日，蒋结束增订，将稿子付印，1944年1月1日，发行增订版。

如果比较初版与增订版文字上的变动，可以看出蒋介石还是针对外界所疑虑的“汉族中心主义”提出修正，不过此一修正只是语气程度上的微调，并非主旨之变更。娄品贵已经指出两书在第2页“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一段的内容改动很大，增加了民族起源及各族关系的论述。例如原文是“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1943年3月初版，第2页），改为“这多数的宗族，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然而五千年来，他们彼此之间，随接触机会之多，与迁徙往复之繁，乃不断相与融合成为一个民族”（1944年1月增订版，第2页）。此外还有一些较小的文字更动。例如，蒋将“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改为“融合的方法是扶持而不是征服”。从“同化”改为“扶持”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动。娄品贵指出这很可能主要是根据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建议。

娄文没有注意到的另一个增订是在“至于各宗族历史上共同的命运之造成……”一段的最后，蒋增加了一段，强调“同源论”，并认为“五族”的区分不是“人种血系的不同”，而是“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差异”。以下是新版增添之文字：

在此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各宗族往往在文化交融之际，各回溯其世系而发见其同源。即如蒙古是匈奴的后裔，而《史记》《汉书》考其远祖实出于夏后氏。东北女真与西藏的吐蕃，是鲜卑的子孙，而《晋书》《魏书》考其远祖皆出于黄帝轩辕氏，我们再稽考周书、辽史、及文献通考以为推求，则今日之满族与藏族及由此流衍而来。至于今日之所谓回族，其实大多数皆为汉族信仰“伊斯兰”教之回教徒，故汉回之间其实只有宗教信仰之分，与生活习惯之别而已。总之，我们各宗族，实同为一个民族，亦且为一个体系之一个种族……这是我中华民国全国同胞不可不彻底了解的。（增订版，第8—9页）。

除了此处之差异之外，两个版本还有许多的不同，主要都是将书中原来谈到“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的“同化”二字改为“融化”（增订版，第4页）或改为“融和”（增订版，第10页）。其次在维系各宗族情感方面，原为以德行来“感化各宗族固有的特性”，改为“协和各宗族固有的特性”（增订版，第7页）。四邻各宗族入据中原之后“感受同化”，改为“同受融化”（增订版，第7页）。西藏在初版说“其同化亦超过一千三百年以上”（初版，第8页），增订版改为“其融化亦超过一千三百年以上”（增订版，第8页）。由“同”改为“融”以略为松动强烈汉族中心主义的印象。

不过即使有这些更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中的民族观，如吴启讷所述，可以称为“中华民族宗族论”。吴启讷指出：“从孙中山版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华民族国族主义，到蒋介石的中华民族宗族论，都是汉民族主义与‘五族共和’间的妥协性产物。以地方自治涵括民族自治，也是从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角度，压制可能对汉人统治和国土完整构成挑战之非汉人民族主义政治主张的妥协性措施。中华民族宗族论和中华民国地方自治背后的意图，都是试图仿照美利坚民族，塑造以汉文化体系为核心的，具高度同构型的中华民族；都是寻求透过掩饰境内族群间的差异，达到消弭族群间的差异之政治目标。”这是很中肯的论断。

六、结论

本文描述了抗战时期中国朝野有关中华民族之讨论。笔者指出20世纪30—40年代有关此议题之讨论，是因应日本侵略中国而引发。因此，笔者先追溯日本学界对此议题的讨论，以及部分日方观念如何透过翻译而引介到中文世界，并激发了国人之民族情绪与民族自信心。其次，再厘清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其中傅斯年与顾颉刚是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所提出东北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以及“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最具影响力；芮逸夫有关“中华国族”与“少数民族”的看法与他们的观点也相互配合。然而傅与顾亦引发了吴文藻、费孝通与中共党员、维吾尔族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反驳，至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其中的民族议题又再度引发争议。蒋的观念一方面与顾颉刚的“滚雪球”理论相类似，另一方面亦受到陶希圣的影响。然而，他将“同化论”与“同源论”结合成的“中华民族宗族论”无疑地是他本身之见解。此书引起来自中共与汪派的批评，前者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立论，试图以阶级与民主来取代民族；后者则呼应日本的“东亚民族主义”。总之，抗战时期有关中华民族之讨论，其主旨在寻求国人之“团结”，而结果却是引发出“不团结”。换言之，此一讨论的背后，仍是蒋汪内部与国共之分歧及权力的斗争。然而不容忽略的是，“中华民族”观念所造成之凝聚性，仍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团结人心以共赴国难。诚如日本学者所述，中日之间的战争是日本民族主义或“东亚民族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对冲，或说是“大和魂”与“中国魂”的冲突。而中国取得最后胜利的原因之一是“民族主义再发现”。然而“再发现”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同观点，成为引发日后各种政治、族群争议的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10 11: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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