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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行漫记(节录)
2016-09-11 15:40:43  来源:《北行漫记》 作者:福尔曼  点击:  复制链接

  1. 踏进红色的中国 

  我们从乱石嵯峨的山径走下渡头已经是将近黄昏了,有的人走的人马两乏落在后面,我们就在那儿等他们,差不多等了一个钟头,然后上了平底无篷的船冲过黄河的急流。我们在炙人的太阳底下骑了整天的马真是累了,累得连踏进了中国共产区也几乎不知道。我们一路经受了过分的庆祝和欢迎,现在从边门踏进了中国共产区。三个沉默不响的职员到渡头的小村庄良水庵来迎接我们,把我们接到一个农舍的天井。我们就跟烦扰的鸡、猪、牛、以及哀鸣的骡子在一起。 

  清晨,来了一个长官和三个卫兵。他们是正式来欢迎我们的,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从延安来,在山上继续不停走了两天两夜,可是他们精神奕奕,就象昨晚在附近的农舍过夜一样。他们都穿着同样的蓝色军服,戴着软的军帽,除了领上有一小块红色之外,没有阶级的标识。卫兵模样好象好莱坞的强盗,臀上摆动着大的毛瑟枪,肩上是来复枪,背上大意地吊着日本枪,看来他们很崇拜他们的长官,可是他们从没有向他行过敬礼,很自在地跟着他。 

  第一次见面,这位长官似乎没有很可惊人的特征。他没有什么架子,也没有明显的矫饰。不多久我们就知道这位年纪三十七岁的王震是共产军中一位最著名的将军,一位经历十七年内战和抗战的老将,短小精悍的身上带了七个伤疤。王震虽然首先似乎灰色而中立,可是一路朝西向延安去的时候就渐渐地教我们钦佩了。当我们大家都把初时的隔膜去掉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他的为人不拘束,孩子气,对于我的照相机,打字机,和灵巧的机件好奇。他拿着一只打坏了的外国式的烟斗不断地吹着笑着,这只扎着布的破烟斗,就象他的穿着草鞋的赤足上的大拇指。他肩上挂着一架很好的日本双眼望远镜。“这是打一次小仗的时候从日本军官得来的,”他随便地说。不久我才知道那一仗真是一次小仗,他带了一千五百人埋伏在内蒙古的一条大路旁等候一队日军输送队。一 千名日军跟着五辆坦克车、四十五辆载重汽车的队伍开到了,中了埋在路上的地雷,王震就带着他的部队冲上去。日本人发了无线电求救,十五架轰炸机飞来了并且扔下催泪弹。王震和他的部队都没有防毒面具,只好被迫撤退,可是敌人被杀的和受伤的已经有七百多名了,他们自己的死伤也有三百六十名。 

  这次的战斗俘虏了一个日本军官,双眼望远镜就是这军官送给他的。共产军的政策并不是把那些要求回到本来的队伍去的俘虏关起来的。这位军官被释放了,他就拿双眼望远镜送给王震将军作为临别的礼物。回去之后,他给他的上级长官枪毙,因为甘心被俘实在把日军玷辱了。 

  “有一次我们俘虏到一个日军的少将,”王震接下去说。 

  “他不愿意回去被处死,所以我们就把他带着。日本人知道了,就派几架飞机来轰炸。最后他们发现我们在一个小村里,撒下炸弹,终于把他炸死了。” 

  我们骑着马向西走,地面越来越崎岖。可是风景却把人民的勤劳和决心说出来了。这风景好象一幅织锦,织满了紧贴着崇山峻岭的种着小麦谷子棉花玉蜀黍的农田。 

  “这些土地多数是荒废了好几百年的,”王将军挥着手说。 

  “两三年前才拿来耕种——多数是我这一旅的弟兄种的。”他半辩护地加上一句,我们竖起耳朵听。这好象在说一个故事。 

  我们要求他把这件事告诉他们。 

  三年前王震从华北的年长日久的战阵回来,就接到命令把他一旅久经抗战的战斗员一万名改为农民。他们要给自己备粮食,供给衣服,完成自足自给,不依靠政府也不依靠人民。为了这个目的,他就分到南泥湾一块荒山荒谷的荒地,同时也还得到一点点的口粮。 

  “首先我们就把黄土岩凿开来做房子,”王将军继续下去说:“因为冬天已经来了,我们得赶快地做。 
  于是我们堆起枪,砍下树木,制造出粗劣的工具,烧掉树桩,把地弄干净了就耕种起来。在附近那些没有人的古庙里,我们找到寺钟、缸、和偶像,就拿来熔铸做犁头。 

  “因为我不懂种田,我就找我的部下自愿地拿出他的经验和知识。我们共同做一个生产计划,种谷种菜养鸡养猪做食物,喂羊取羊毛,植棉花织布。开头我们就要购买必需的种子和家畜,于是就在山上去砍松树柏树,砍成木头,拿到延安去卖。我们曾经在日本人手上夺到一本关于饮食的书,为了某种原因我留下来做纪念品,现在就有价值了。这本书给我介绍了卡路里,维他命,蛋白质的神秘——这是一种对于我的弟兄的健康有特别重要的知识。自从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在边区周围筑了一道军事和经济的封锁线,我们得不到外面的医药品,为了教我的弟兄们可以打得仗,我就只得把营养改善了。”他停了一会,用力吹着丝丝响的烟斗。“这个故事你听的讨厌吗?”他有几分不自信地问。 

  “不,不,说下去,”我要求他。 

  “好,头一年的奋斗真是教人伤心。我们碰到许多没有预料到的阻碍,忍了好些时候的灰心。可是毛泽东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自足自给,逃不了的——整个被封锁了的边区生死存亡的事情。每一个男人,女人,孩子,战斗员,学生,公务员都必须参加生产。我把这些话都说给弟兄们听了。我告诉他们这是对他们好的。他们一定不教我们的领袖失望,一 定不教他们自己失望。 

  “头一年是费力的年。我们做的苦,吃的少,我们的军服穿的都几乎认不出是军服了。可是弟兄们的热情比我所能够希望的还要高。去年我们需要的食物已经可以够了。而且我们收成了棉花,收得了羊毛,足够我这一旅的人穿舒适的衣服了。” 

  “你把纺织裁缝的费用都包括在内吗?”我问。 

  “费用嘛,啊,不!我的弟兄会自己制造纺织机,会纺织。 

  他们也会用缝纫机缝军服,缝纫机是从日本人夺来的。你到了南泥湾就可看见了。”他保证说。 

  南泥湾距离这条直到延安去的路没有多远。听了王震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就打算绕路走。 

  我们走近南泥湾区的时候,看见十几个人一群的许多兵士在田里工作。他们一面挥舞着锄、耙和铲,一面唱歌。他们的搭起来的来复枪,机关枪,手榴弹和迫击炮就在附近堆放着,堆放的方式是有秩序的军操方式。这些军械几乎是日本制造和在战场虏获的。它们缄默不语地证明这些劳动者彻头彻尾是战斗员,而不是农民。 

  岩壁点缀着排列整齐的窑洞,每个窑洞深约二十五英尺,广约十五英尺。窑洞里的家具都是兵士做的,粗劣然而实用。 

  每个窑洞住八人。在旅部,我们参观一架压榨菜油的原始式压榨机,一架用草造纸的小工厂。我们也看见久经战阵的兵士在纺纱,织布,缝军服。 

  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王将军的迎宾馆,一座日本式的精致平房。 

  “为什么你们的建筑的格式要挑日本式呢?”我问。 

  “哦,是日本式吗?”王震有些惊异地回答。“我可不知道,我请俊雄给我盖一座外国式的房子。刚刚才完工的。” 

  “俊雄,是谁呢?” 

  “俊雄以前是一个俘虏。他是一个工程师,三年前在同蒲铁路上建筑碉堡,后来给我们捉来了。捉来之后他加入了日本人民解放同盟,现在在我这一旅。你想问他,你就自己问他罢。” 

  冈田俊雄年纪三十一岁,是一个漂亮聪明的人。他穿着八路军的军服,似乎穿的非常舒适。我和他谈话的时候,周围挤满了兵士,显然他们是很喜欢他的。俊雄先生的模样还没有那位替我们两个人翻译话的中国人来得象日本人。他把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黑漆的夜里,他怎样的在奇袭的时候被俘虏了,怎样的心想必须受拷打受杀戮了;可是俘获 

  他的人待他极好,甚至要放他回去,这教他很惊异。因为他知道别人回去之后就被宪兵秘密地枪毙,所以他就拒绝。他到延安进日本工农学校,受了一年的训练就在一九四二年加入八路军。 

  “他现在是我们的劳动英雄了,”王震加一句说。俊雄先生窘而笑了。他发明了一架原则上很象美国农场用的抽水机,他们就推选他做劳动英雄。 

  吃了晚饭,我们就在月亮底下到一个圆形的戏场参加一 个集会,一队兵士和他们的妻子将表演现代化的土风舞,夸耀他们在南泥湾的成就。一块布幕随风摇曳着。布幕上挂着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和蒋委员长的画像,布幕前面蹲着一个乐队拿着希奇混合的古今乐器奏着轻软和谐的音乐。那些跳舞的人则声音清晰而自信地唱着歌。 

  “边区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乐园。没有地痞和游民。人人都工作,人人都喜欢工作;人人都有地耕种,甚至兵士也都不再成为他们的负担,反而给他帮助了。 

  一个流氓——一个刚到边区来的游民——出场了。他唱着,“我没有吃的东西,没有地,没有家庭。”这个流氓从假想的舞台上的一边望着一群抬锄耙的兵士出常他们刚是从田里回来的。一个女人从另外一边出常她说,“到我的家里去,我烧饭给你们吃。”兵士们向她道谢,然而拒绝了。这女人恼了。“我的邻居听见你们经过这里,我不请你们吃饭,他们看得起我吗?”兵士们笑起来。“多谢多谢,可是我们自己有东西吃,我们不吃老百姓的东西。” 

  他们走出去,看见游民。“你是外乡人吗?吃过没有?要是没有吃过,来,跟我们去”。那游民露着惊愕的模样。“这就是八路军”,他说着就跟着他们走了。 

  这当然是宣传——好的宣传,我们自然疑心他们有意做给我们看。可是要记住这些演员所扮演的实在是他们所过的真正的生活。 

  这时候王震坐不住地走过来走过去。他和他的部队坐在一起的时候完全是自由自在的。他们看他们的戏,一点也不理会他。当我看他的时候,一个传令兵走上去在他的耳朵边说了些话。他突然抬起头就大声地笑起来,然后跳在桌子上高声地喊立正。延安打来了一个电话报告法国登陆的消息。这是等得好久的。盟军在诺曼第登陆了啊!一声欢呼自然而然地发出来了,观众雄壮地大喊:“盟军成功万岁!”“联合国胜利万岁!”“打倒法西斯侵略者!” 

  早上我们去访问王震三五九旅的七一八团。营长何麟,年三十三岁,是一个矮胖善战的人。“三年前我带了四百四十三 人到这儿的时候,这山谷是什么也没有的。”他开始说。“第一年我们辟了些地,种了些粮食够我们三分之一左右的需要。 

  去年我们的生产增加了,全部的需要事实上都够了。今年我们希望有多多的盈余,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是用两年的劳动生产一年的余粮”。 

  何麟夸张他那一营人的牲畜。他们每十人就有一头牛,每三人有一只猪,每人有一只羊或山羊。每一连有一百多只鸡,又有一个养兔常他已经能够增加他的部队的食肉口粮,从每月两磅的最低限度增加到六磅。此外他还能够供给我们各种青菜,差不多不限数量。 

  他的部队排起来受检阅了。我在中国住了很久,中国军队也看了很多。这算是我所看到的军队当中营养最好的军队了。何麟的部队并没有忘记他们是兵士,不是农民。在冬天,在播种和收成中间的夏天,这些军队都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连长顾震舟把他的队伍的活动给我们一个概括的叙述,作为其余的队伍的模范。去年冬天他们学习短距离的攻击战。队伍在一个布置着壕沟,短墙,假人,以及各种障碍物的假战场上紧张地学着刺刀战,手榴弹的扔掷,和初步的野战工事,此外,在一切可能的情形之下,他们学来复枪的用法。他夸耀他那一连人的来复枪射击的记录:以一米大小的物体作为枪 靶,往一百米的距离射击,三百七十二发子弹,只有三发没有中的。扔掷两磅重的手榴弹的平均距离为四十米。除此以外,他的部队也学读书,学写字,听国内外时事的演讲。他们自己又组织剧团作为娱乐消遣。

  在七一九团团部我们听到同样的农业和教育的成就的故事。他们设法空出时间搬运巨石,搬运几英里外的山上的巨梁巨木来建一座大讲堂。这讲堂可容一千四百人,是一队自告奋勇的兵士在二十七天中建成的。 

  团长张仲瀚是一个高大能干沉静的人,一个河北省的富有地主的儿子。一九三八年日本人到了河北,张就拿钱出来组织一个抗敌游击队。到了八路军的正规军开入河北省的时候,他的游击队人数已经有四千多人了。他要求八路军训练他的部队,后来经过选举,他们就参加八路军。 

  我们去访问旅部的医院。这医院的病房是一连串凿进岩壁的窑洞。那儿有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虽然医生和看护尽力照顾生病的兵士,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拿药品给病人治疗,药剂室整齐地排列了许多贴着拉丁文的标签装着西药的瓶子,可是瓶子却是空的。外科医生的器具用钢铁的碎片制成,多半是日本炸弹的碎片。器具是粗劣的,然而算是最好的,另外他们就得不到了。 

  我正和病房中一个伤兵谈话,听见外面有一阵骚嚷。我不晓得谁开头或者为什么事情开头,只看见王震向我们团体一位中国记者发火:“国民党封锁我们,不让外国朋友送给我们医院的药品运进来,我们是对大家共同的敌人打仗的,这是残忍是对天犯罪。要是有上帝,或者有菩萨,他们一定知道,一定吃惊,这种完全不要脸的样子。” 

  辞锋犀利的陈家康,周恩来的足智多谋的秘书,响应起来了。“我要骂国民党。英国红十字会装了四大卡车的药品送给我们,国民党不让它开出西安,开到直通延安去的路,不慌不忙地把它扣留起来,把它没收起来了。” 

  中国的新闻记者们冷淡而缄默地站着。 

  激昂的马寒冰,王震的秘书,插进来说。“我要问,我们是和谁打仗的?是日本人嘛!我的最好朋友打仗的时候,手上受了一点轻伤——一点轻伤呀,可是缺少防腐剂,他变成血中毒,死了。那装满四辆卡车的宝贵的药品是送给我们的,倒教国民党在西安把它没收了。我说他们是谋杀犯呀!他们谋杀我的朋友埃”我们团里的爱尔兰美国山南汉神父打算把情势立即稳定起来。他说中国的军队到处都是缺少医药品的。他不知道是否因为忽略——要不然就是从容——或者是否因为东西不够分配。可是他担保尽我们的能力把在这医院看到的悲惨的实情报告重庆当局,请当局注意。其余的人,连中国记者在内,也欣然地同意了。终于这动乱的波浪平静下去。 

  2. 抗日根据地 

  当中国红军各构成分子在长征以后集结于陕北的时候,他们的人数约有八万人。一九三七年战争爆发,和蒋委员长及中央政府缔约时,红军编入了国家军队之中。不过只有四 万五千个共产军被承认,并且只给了他们三师的番号(第一 百十五师,一百二十师,与一百二十九师)。这三个师集合起来,统称为八路军。当一年左右以后,“第几路军”这种编制取消时,八路军编成了第十八集团军,受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直接统辖。虽则共党后来与阎锡山及中央双方失和,但他们的部队仍袭用十八集团军的番号。一方面他们仍视他们自己为至少在名义上是阎锡山十八集团军统率下的中央军的一 分子,他方面,他们宁愿通称他们自己是八路军。 

  共产党的新四军,包括着原来的内战时代的游击部队。在一九三七年对日战争爆发的时候,这些游击队,和南京最高军事当局商得同意及接受它的命令,在安徽省沿长江两岸集合起来,组成新四军,有着四个支队的番号,人数共达一万二千人。 

  大致说来,在战争开始到一九 三八年十月广州与汉口陷落期内,日军多少有些忽视共产党的军力,集中他们的注意力于中央军方面。跟着这两大城市的陷落,共产党八路军——从内战时代以来富有经验的游击军队——在日本战线后面开始加强了活动,特别注意敌人的华北交通线。于是日本人调派有力的军队到他们的后方去扫荡这些共产党游击队。在一 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期间,扫荡战无论在人数及残酷方面,都达到最高峰,其结果在共产党控制下的人口,由一万万减少到五千万。 

  不过共产党继续组织对日的群众集团抵抗,敌人的“清乡”,“三光政策”,“歼灭战争”,用窑洞与隧道战术,矿山与河流阻塞战术,及其他为应付这次战争而计划出来的各种战斗形式来对抗着。不独此也,超过二百万以上的人民自卫团组织起来,困扰日军,和八路军的正规军及游击军在他们的敌来则退的军事活动上合作起来。同时,共产党工作员帮助人民改组他们的行政制度,建立了民主政府的形式,根据秘密投票,来实行选举。他如减地租,减借款利息,由佃农来担保地租及利息的偿付等改革,也加采用。一个生产运动,也加以推行,在这运动里面,正规军与游击队,当他们不作战的时候,也参加其内。 

  到了一九四三年,虽则在一个继续不变地长期坚持的压迫政策之下,然而共产党却已经恢复了他们在华北各种损失,并且实际上开始扩张了在他们控制下的领土。今天,他们号称差不多有九千万被解放的中国人民在他们指挥之下。他们的军队活动于广阔展开的前线,北自绥远到东北诸省,东至太平洋,南至海南岛与广州,沿长江而下,几达上海。他们防守着可以一眼见到北平、天津与青岛的地区。 

  这广大的区域,完全由武力解放出来——武器是从日本人那方面夺来的——今天已经组织成功十五个半自主的抗日根据地。这当中有五处是在华北:晋察冀边区,晋冀豫边区,晋绥边区,冀鲁豫边区,和山东区。八处是在华中:苏中区,浙东区,苏北区,淮南区(淮河以南的区域),苏南区,皖中区,鄂豫皖边区。华南的根据地是位于海南岛及广州附近一带。 

  位于华北的根据地是在陇海路以北。它们向西伸张开去,达于黄河;向东伸张开去,达于黄河及直隶湾;向北伸张开去,达于内蒙包头及百灵庙以下诸点,察哈尔的多伦,热河的赤峰,辽宁的民州。它们包括着山西、山东及河北诸省的全部,绥远、热河、察哈尔、辽宁、江苏及河南诸省的一部,有着总面积三十七万平方英里,总人口八千万。

  地形是一片广阔的平原,中间交叉着错综的山脉系统。军队藏于山中,而人民居于平原,发挥着互助的任务。在战争的早期,敌人占领平原,孤立与包围山中的军队。当他们发现他们不能饿死八路军,日本人实行了无数次的扫荡战,这依然宣告失败。同时敌人建筑新铁路及超过九万五千公里以上的新公路。他们在铁路公路两侧,掘着深阔的壕沟,造成了无数坚强防御据点和碉堡,每座碉堡的相互间的距离,是步枪射程所能及到的。坚强据点及碉堡网遍布于乡村之中,以便封锁山中的部队,而抑制着低下区游击部队的活动。 

  但针对着一切日本人的各种努力,共产党势力继续膨胀着。依靠了人民的合作,他们不独能保持了他们自己的阵地,并且对侵略者举行反攻。关于这种反攻的详情,容在下章叙述。在到了一九四四年夏天为止的十二个月中,他们曾经进攻与毁灭了一万三千个这些坚固的据点与碉堡。这看来似属不可能,当一个人考虑到他们被迫作战中所遇到的一切可怕的障碍的时候。我也不大相信这回事,当我在延安他们告诉了我这情形的时候;但从我两月中和八路军在敌后一起活动中所见到的事实——真地从事参加于这种坚强据点与碉堡的占领与毁坏——我才相信共产党的说话并无夸张之处。攻势只在武器缺乏与形势不利下受到限制。业已有华北抗日根据地区域中的八千万人当中的五千万人,从日本人的高压下面解放出来。不但此也,华北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太原、济南和青岛,目前虽在敌人控制下,却直接与时常受到八路军的威胁,他们只是缺少武器去把它们克复。 

  华中根据地横跨长江的下游,淮河、汉水与黄河流域各地。它们从浙东展开达于洞庭湖,从那儿再向北达于陇海铁路。它们包括了江苏的大部分(直达到陇海路为止),安徽、湖北及河南、浙江的一部分——一个包含着中国产米最丰富的区域。它们散布于一个广达于十三万五千平方英里,人口超过六千万的地区之上。这些根据地四周环绕着高山,是建立于广阔平原之上,边缘交错着运河的大的网系,有着星罗棋布的湖沼。就在这儿,新四军过去七年和日本人一直作着战。 

  在这一区域里面的交通,是所有中国各区中最发达的地方,全区为铁路纵横交错着,其中包括京沪铁路、津浦铁路、平汉铁路、陇海铁路、淮南铁路、江南铁路、浙赣铁路、粤汉铁路及沪杭甬铁路。公路则更较铁路来的发达,有着约近六千英里长的总数。正象北方一样,这些交通线是设着防御工事的,目的在分割与阻塞新四军的活动。共产党用范围广大的埋地雷的行动与破坏公路与铁路的活动来作对抗,敌人因此被迫驻屯了九个半师团的兵,再加上了二十三万的伪军,以防制新四军。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发动对新四军的三次大进攻,他们威胁着敌人在华中的主要据点的心脏,如上海、南京及汉口等地。所有三次进攻,都惨告失败,跟着新四军对日本人继续加以压力,牵制下了很大量可以用于别处更其要紧的前线的军队。 

  自从一九三八年广州陷落以后,华南的游击队已经在从广州到九龙的日本后方活跃着,到了一九四四年,他们自己已经建树起了雄厚的力量是够控制七千平方英里与人口总数达四百万的地区。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东江抗日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自此以后,它接受延安中共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完全领导。东江游击队集中他们的大部分活动于沿广九路一带,那儿他们时常使火车出轨,及袭击防守铁路线的驻屯军。以他们的大胆著名,他们曾有一次炸毁掉贴邻九龙郊外的大铁桥。 

  自从香港陷落后,东江游击队,由于他们可任意地进出这一城市,曾经救出了好几十个中国人,其中包括重庆的高级官吏。英美人(平民与任军职的人兼而有之)也救出了不少。有不少的美国在香港天空被击下的飞行员,也被东江游击队救援出险,回到他们的空军根据地去。 

  自从一九三九年日本占领了象一颗眼泪一样孤悬于华南之外的海南岛后,在该岛上的共产党曾实行了好多次的对谷仓的劫掠,进袭机场与交通线,迫使日人在岛上保持一支强大的驻防军。把海南岛准备作为盟军在太平洋反攻时的登陆地点,及是他们的希望。 

  3. 军事纪录 

  由于在延安的八路军及新四军的总部认为他们至少在名义上,仍受重庆最高军事当局的指挥与统辖,有关共产军活动的各种报告,照常送呈国防委员会。 

  下面是军事纪录的一个节要,乃共产党宣称他们军队从战事爆发后至一九四四年夏天,战斗的经过。 

  八路军及新四军合并起来共占全中国抗日兵力的十五分之一弱,不过共党军队却和百分之四十五点九的今日在华的日本军队作战,以及约近八十万的伪军中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军队作战(关于这一事件,世界所听到的比较少)。在战争的七年中,共产党打了九万二千次以上的仗。他们曾毙伤了一 百一十万的日伪军,俘虏了十五万的敌人。虏获物中包括三 十二万支来复枪(足够配备五十四万人之用,以每五人配备三支枪的比例计算);九千挺机关枪,六千尊大炮,及一大堆的杂色的军器,如战壕中用的臼炮、手榴弹投掷器、子弹、无线电、电话机等。五十五个日本高级军官被击毙,其中除开大佐与少佐以外,包括一个中将与七个少将。在同一期间,共产党死伤超过四十万以上,其中包括五百三十五个上校职位以上的军官。 

  “所有这一切战争中,”共产党总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对我指出道:“自从一九四○年以后,没有一枪一弹,没有一文钱,或一磅的食粮,是由国民政府给我们的——只有一个例外:有一百二十挺轻机枪及六挺射坦克的炮,特别运载进来,那是由苏联最高军事当局给我们的。”

  上述的话,是答复竭尽宣传能事的罗泽闿将军的攻击的,他说:“共产党在过去六年中,未打一仗。”四十万的死伤,差不多和目前的八路军与新四军合并起来的总数相等(五十七万人)。 

  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获得这样多的成就呢?主要地由于他们队伍中的特殊高的士气——根据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说话——这是有耐心的政治训练的结果。 

  “任何军事计划的完成,”他在一次会见中说起,“主要地依赖着勇气、自信、战斗力,和军官与士兵双方的团结精神。 

  提高这种性质,即是我们军队中政治工作的目的。仅有口号标语不发生多大作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一种逐渐教育的过程——促醒我们军官与士兵的国家意识,使他们熟悉了敌人的谋略与素质,教导他们唯一把中国从目前困难状况救出来的方法是抵抗侵略者直到胜利为止,和不流血就无法获得中国的独立与幸福。 

  同样地重要,是军官与士兵间的加强了良好的关系。在过去军阀的军队中,没有军官与士兵的和洽空气存在。军官虐待他们的士兵,遇有轻微的冒犯,即行鞭打,并且强迫无理由的服从。今天,铲除了这种流弊还不充分;产生一种团结精神,培养友好与尊敬的空气,加强甘苦相共,存亡相依的精神,是重要的。 

  “在我们的求解放的争斗中,我们应该依赖人民庞大的潜力。我们应该组织他们,教育与武装他们,领导他们打游击战。为获得他们的援助,我们应该遵守最严格的纪律。至其他的行为规则中,我们的士兵应该言语与态度上客气,他们应该偿付他们所买的东西的钱,归还他们所借用的东西。他们应该赔偿任何损坏的东西,打扫清洁任何他们弄脏的地方,并且在开拔前,应该听命去作一次考察,是否对人民无意中做出了任何不对的事。” 

  一旦触及到八路军政治工作问题,厚嘴唇的彭德怀——通常是一个显得沉默的人——就滔滔不绝地不能停口。这对他并不是新的事物;这种知识与信念是一种要远溯到早期内战时代的经验的结晶,那时他和他的配备十分不堪的革命信从者,一同加入到毛泽东、朱德、贺龙及其他领袖的手下去,这些人曾十年立定脚跟,对抗着以压倒优势的兵力与武器向共产党身上围剿的蒋介石及国民党。那是政治信仰,及党的教育工作,支持他们作那可惊的长征,这一有组织的迁徙,只有拿破仑退出莫斯科的历史记载可与之比拟。他曾讲起过这件事,当我第一次在陕西北部他的司令部遇到他的时候,那是要回溯到一九三七年,正在日本人进攻北平的前夕,与战争快爆发的期间。 

  “和日本战争随时有可能,”他那时曾经这样说,“但我们已准备作战。我们所缺乏的武器,将由我们的人民明白他们为什么而战来维持势均力敌。我们也有庞大的人力作后盾,以及作长期消耗战的必要资源。” 

  土头土脑语带讥刺的贺龙,在贡献他的说明共产党的异乎寻常的军事纪录的意见中,是十分干脆的,他说:“总之一 句话,我们的儿郎们,刚巧是些不怕日本鬼子的人。”我们知道,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当日本机械化部队,从北平长驱直下的时候,贺龙亲自率领他的部队使它遭受一次严重挫败。 

  日本人曾吹牛他们要在三月内征服中国。轻视了中国的兵力,骄傲着他们自己的机械化武装,日本人从华北疾卷南下,把他们前面的中央军,驱逐得象一群受惊的兽群一样奔逃。贺龙不但没有参加到退走的中国军队中去,抽调他的内战中有经验的老兵到一侧去,让日本鬼子喧嚷地走过去。在雁门关的狭仄的通道上,贺龙,一位游击战略的大师,对日本机械化的队伍主力,加以包围。被陷的坦克与炮队互相践踏地往上爬着,发狂地逃命,“我们给他们一次鬼哭神号地迎头痛击,”他沉默地说,更象对自己而不是对我说。“我们真地夺获了那些坦克车及装甲车中的几辆,但我们只能把它们毁坏掉,因为——嗯我只能承认——因为我们不晓得怎样开那个鬼东西。总之,我们对它们毫无办法。它们也许会变为一件麻烦的东西;坦克车是没有多大用处,除非是在平地上,而在华北又没有很多平地。所有的平地,我们能够并且很容易地把它挖断,使它简直不可以让坦克转动。” 

  日本人的飞机也并不使贺龙及其长征队感到任何恐怖。 

  他们在过去十年内战中,及八千英里长征的沿途上,曾时常遭受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与猛袭,这结果,日本鬼子的俯轰炸机不足以惊吓他们。实际上,贺龙谈到,八路军曾大胆地进袭阳明堡的日本飞机场,损毁了三十架飞机。“我们的部队在这一件工作上没有妄费一粒宝贵的子弹;用着我们的刺刀与手榴弹走进去,毁坏了停在机场的每一架飞机及把机场的设备附带也一并毁掉。” 

  贺龙的姓名在今天的华北全部,变为家喻户晓。在内战时代,他们叫他为“共产党的罗宾汉”。虽在一九二七年国共破裂前,他是一个国民党的将军,但大量残酷的逮捕群众及国民党的屠杀每一个被认有同情共产党嫌疑的犯人,使他十 分憎恨,他参加到共产党方面去作他们长期求生存的斗争。在一九三五年,他领了五万个手下人,开出了湖南,参加长征。 

  及至他在西藏边境与朱德及共产党主力军会师的时候,他的兵力减少了近一半。他的士兵成千地死亡于饥饿及露宿上;其他几千人死于作战或受伤致死,因为他们在他们路上的每一 阶段,都得作战。当我在陕西访问贺龙及其军队的时候,他们刚才开到。我在一九三七年七七的晚上在他的司令部中,那时消息传来,说日本人进攻北平近郊的芦沟桥——这著名的进攻爆发了亚洲战争的火药桶。有人也许要认为这位将军和他的军队,在经过这一次可怕的长途跋涉后,没有什么再比休息重要的了。可是不然,在第二天早晨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贺龙及其部队宣布他们愿对日作战,不问蒋委员长及国民党是否同意。 

  自从那第一次大会过去以后的七年中,贺龙很少改变。他仍是一个身体强壮精神饱满的战士。贺龙率领第一百二十师和第一百十五师一起进入山西沿同蒲路布防。由于这结果,日本人不得不停止了他们南下,回师到他们的后方去对付他。这给退却的中央军一个喘息的机会,能有充分的时间掘壕布防,坚守阵地,抵抗敌军。“我的士兵那时是对于那吓坏了的国民党的士兵,壮了他们不少的胆量,”他说,或许有一点夸口。 

  “我们时常叫他们是日本人的开路先锋,因为他们跑的路,就是日本鬼子跟着走的路。” 

  虽则和日军作战比之以前内战,是更其危险与困难的事,可是贺龙仍极注意于组织群众,不问在那一个他的军队活动的地方。“没有人民的帮助,我们决不能够存在下去。我们从我们过去时代的经验,明白了那情形。我们派了宣传团,在我们军队前面,到乡村中去,说明我们到来的目的:日本鬼子正在灭亡我们的国家,我们到来打他们。我们需要人民的帮助来干这一件事,需要他们的帮助,反抗敌人,保卫他们自己的田地与家室。如果我们愿意对这个防卫牺牲我们的性命,难道要求人民的帮助与合作是太过分的吗?有钱的人出钱,有力的人出力,尽站岗的责任,对敌人的移动供给我们情报,做向导,或者抬伤兵。在我们抵达前,我们就晓喻他们。我们随后的模范行为,使我们的好名声在我们到达以前流传开去。我们的军队不管到什么地方,都受人欢迎。他们立即从我们特殊的阔边草帽上认识了我们。” 

  “这样我们才能在敌后生存与作战。这样我们才能发展与扩张,为此我们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从日本的高压下,解放出来几千万的中国人民,帮助他们建立自由与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能有强大的力量,足以在敌人最精强的武器的前面,持久作战下去。” 

  在延安,有一时期,曾有好多亲自参加建立与发展这些抗日根据地的人逗留着。他们召集起来开一次会,为将来设立计划。举例来说,这些人当中,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司令聂荣臻将军。 

  4. 晋、察、冀 

  山西——察哈尔——河北抗日根据地——通称晋察冀——是十五个半自治的根据地中最大,最富与最重要的一个。 

  晋察冀包含一个北自内蒙古及满洲,南至正太路,西自同蒲路直至直隶湾。就其全部人口二千五百万人来讲,约有一千八百万人是在晋察冀政府直接统辖之下。在日本人统制下的七百万人,是主要地集中于较大的城市如北平、天津、太原与保定之中,这些城市,都是日本人所喜欢称之为“华北占领区”的军事据点。 

  晋察冀的故事,也就是聂荣臻的故事。狮子鼻的四十六 岁的聂荣臻,四川人,在一九二○年(编者按:应为一九一 九年),在勤工俭学计划下被送赴法留学,后来他在巴黎的克鲁邹钢铁厂及莱瑙汽车厂做工。一九二二年暑期,他考入比利时的劳动大学,研究工业及化学工程。一九二四年,他进入莫斯科的军事学校,于一九二五年回到中国,在著名的黄埔军官学校任教职。他参加北伐,向汉口出发,但随后的国民党清党,他加入了红军,首先充任林彪的政治委员。后来充任林彪的副师长。 

  一九三七年十月,只在战争发生后的几个月的时间,聂将军受命率领一支精锐的二千名的老游击战士,向东开进河北剩他们的武器,总数只包括一千支来复枪。 

  晋察冀在这期间是在极端混乱状态中。逃走的中央军,有着各地地方政府的官吏跟随在一起,并有几万个受了惊吓的农民参加在里面。那些留下来的人,数目太少,士气也极低,不能收获在田中业已快成熟而未割的谷物。土匪劫掠没有武装的村民,少数日本浪人,拿着一面日本旗,能够占领任何大的城市。 

  在这种闾阖不安的情况下,聂荣臻和他的二千人开到,立即从事恢复地方秩序。政治工作人员安定人心,劝告他们到战场上搜集放弃了的武器,来武装他们自己。把信心恢复起来后,游击部队很容易地组织起来,此外还成立了一团补充的自愿兵,及民众自卫团。从他们自己的人当中选出新官吏,代替着南逃的旧时任命的官吏。 

  三个月后,到了一九三八年的一月,聂将军把秩序已恢复得十分好,召集一个人民大会的代表,实属必要,由这代表来推选一个临时政府。大会有广泛的不同阶级来参加。出席者有极富的穿着丝织品的长袍的大地主,有穿着老棉絮短袄的农民。有几位蒙古人与回教人也来参加,甚至还有一个穿红袍的西藏喇嘛出席,代表他们的少数人民。许多人到来必须要通过日军的战线。有些人则来自被占领的城市。讨论根据平等原则,完全以民主方式出之。讨论结果的官吏选举,则由秘密投票方式出之。晋察冀边区政府行政委员会九个被选出来的委员,随后打电报到重庆全国军事委员会及行政院,请予批准,并且对设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也加追认。 

  同时,聂将军的二千个长征军的原来细胞,当更多的新入伍兵应募后,扩大得很快。 

  “在一开头,我们对这样犀利的装备着现代武器如坦克,大炮及飞机的敌人,没有作战的经验,”聂荣臻当他迈着大步,走上走下地时候这样说。他是一个好动成性的人,神经极为敏锐。他不能静止一会儿。为使他的两手不停,他象孩子一 样咿唷地跳着一条绳,或玩弄着他的派克自来水笔(派克自来水笔,代替着奖章,用来赠与那些在共产党军队有显著功勋的人)。“在他方面,日本人以前也从来没有遇到一个象我们一样精于游击战术的敌人。为应付我们在他们后方的日在增强中的威胁,他们用了他们传统的正面进击,借用陆地与空间的轰炸,意欲占领我们已经占领的一个据点,开始移动军队,向我们进攻。当他们占领了这地方,他们认为战争已告结束。不过我们只不过撤离这一据点,以便包抄过去,进袭他们的后方。几乎时常是我们用切断他们和他们的根据地的交通线来强迫他们退走。” 

  极端的流动性是他们进攻日本人的主要优点,虽则他们受到重机械化武器的阻挠,然而这却对于防御一个不作阵地战的敌人,不能收多大效果的。由于需要两方面愿意才能打一次仗,日本鬼子只能向聂氏的游击队挑战,当他愿意战的时候,而他只在他有利的条件下,才愿意作战。类似这样事的例证,聂将军讲述了著名涞源战斗的故事。日本人曾派了一千人的武装精锐的纵队,去探寻与歼灭藏在山中的聂氏的游击队。 

  “我们引诱他们走入一个大的袋形中,随后在天明前我们出其不意地打击他们,赶他们到一个小山谷中去。在这儿,用交叉的炮火,扫夷他们,致他们的死命,直至这样的程度,甚至连把他们大炮从骡子身上卸下来也来不及。除开少数几个日本鬼子个别地发狂地逃脱外,就没有留存下来的敌人。至少当这次仗完毕了以后,没有一个日本鬼子留下来活在战场上。大炮作了我们最好的胜利品,虽则我们学会用它们,须经过相当期间。当我们会用它们了,利用它们来完成我们攻击他们的碉堡的目的。” 

  同时阿部中将遭到这样可耻的败北,决意亲自率领另外一千人的精锐纵队,发动一次讨伐行动。“象以前一样,我们潜伏在山上的隐蔽处,让他们走进了我们的陷阱。随后我们掩袭他们,在他们晓得什么军队攻击他们前,完成了击毙阿部中将及其僚属的任务。留下狗命的日本鬼子,发出无线电乞援,飞机从空中飞来,由降落伞上跳下来了十个新将校;但我们在第二天的一仗中,把这几个人当中大部分人也击毙。”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9-11 15:4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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