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以南岳军事会议和长沙会战为中心研究
2016-09-12 11:01:33  来源：季我努学社微信公众号 作者： 陈红民   点击：  复制链接

导言

详细研究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军事战略的学术成果不多, 且以否定居多。 通过研究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和四次长沙作战的具体史实 , 可归纳出此时期国民政府军事战略的四个特点:持久战的总体构想;重视湖南战场, 屏蔽大后方;不再一味死守重要城市 ;应战而不求战的策略。 据此可以认为 , 国民政府基本把握了抗战相持阶段的特点, 其军事战略基本上是正确的, 即以持久战对抗日本的速决战 , 以空间换时间。尽管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使得国民政府在相持阶段的军事战略显得有些保守 , 但是不加分析地责难其“消极、妥协、退让”, 是有些苛求的。

1938 年 10 月广州 、武汉失守后,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在新阶段 , 中日双方的政略 、战略均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有关抗日战争的论著 , 通常均会论及国民政府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军事战略 , 但宏观论述者多, 具体研究者较少。本文拟结合南岳军事会议和长沙会战, 以实证的方式, 探讨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军事战略的一些特点。

之所以选择南岳军事会议和长沙会战来研究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 , 原因有二:首先, 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跨越了 1938 年至 1941 年四个年头 , 四次长沙会战更从 1939 年持续到 1944 年 , 几乎与整个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相始终。从较长时段进行动态考察 , 可避免以偏概全的失误。其次, 将军事会议与实际作战过程结合起来, 有理论有实践 , 从而可使对军事战略的考察更客观公允。

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武汉失守后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应对新形势, 1938 年 11 月 25 日起在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衡山是五岳之中的南岳, 故又称“ 南岳军事会议” 。 蒋介石及第三、第九战区的将领 200 余人参加会议。蒋介石发表重要讲话 , 首先对抗战阶段作了新的划分: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为第一时期, 中国处于守势;此后转为第二时期, 日军力量已达极, 而中国渐入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 蒋介石还对国民党军队在前期作战的表现予以评判, 批评了导致某些战斗失利的“十二大耻辱” 。南岳军事会议前后有许多重大举措 , 以适应第二期抗战 , 包括重新调整 10 个战区的防守战线与兵力配置、减少指挥层级、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整训部队等。

在南岳军事会议上, 蒋介石特别强调第二期作战中“政治重于军事, 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原则[ 1](p .351)。会后军事委员会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战略指导方针为:“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 以牵制、消耗敌人 , 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 加强敌后之控制与袭扰, 化敌后方为前方, 迫敌局促于点线, 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 粉碎其以华制华, 以战养战之企图 , 同时抽调出部队, 轮流整训, 强化战力, 准备总反攻。”[2]此战略指导方针包括了三部分的内容 :正面战场牵制消耗敌人;敌后战场袭扰敌人;另对部分部队进行整训。 为此, 军事委员会计划将所有部队的任务相应地划分成三部分 :三分之一在正面与日军对抗;三分之一到敌后进行游击;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3] 。 各部队的任务定期轮换 , 既保证当时的军事需要 , 又为长期抗战储备力量。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及其后确定的方针 , 决定了国民政府抗战相持阶段军事战略的基调。

第一次长沙会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日本认为英美诸国更无力顾及中国 , 正是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好时机。 驻武汉的日军第 11 军司令官冈村宁次, 在 1939 年 9 月初制定了旨在消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部队的作战计划, 决定“在最短期间, 捕捉敌第九战区主力部队 , 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江及修水周围地区”[4]。日军共集中 4 个师团共约 10 万人, 在海、空军配合下分三路发动进攻。

负责守卫湖南的第九战区兵力居 10 个战区之首, 其部队在沿洞庭湖东岸的新墙河、通城、武宁、靖安、奉新及锦江沿岸与日军对峙。长沙以北无险可守, 仅凭新墙河、汩罗江、捞刀河、浏阳河等天然屏障设置数道防线 , 不足抵抗日军 , 但其东西两侧有幕府、九岭、万洋诸山构成的山岭地区可作转兵之用。战区司令官薛岳等据此制定了一套号称“天炉战”的后退决战方法。其要领是, 日军进攻时 , 以部分部队坚守正面阵地, 消耗敌人后转移至侧翼山地 , 继续以伏击、侧击等手段逐次消耗敌军 , 待其进入预定的决战区域 , 用绝对优势的兵力 , 一举围歼[5]。此战法成为几次长沙作战中薛岳一成不变的战略指导思想。

9 月 14 日 , 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 。会战中, 日军分别从赣西 、鄂南 、湘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 9 月 18 日, 日军 5 万人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向新墙河以北的中国军队前沿阵地攻击。23 日晨, 日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强渡新墙河, 并在飞机的掩护下 , 继续攻击设在汩罗江南岸的中方第二道防线。中日双方在新墙河、汩罗江两岸血战 9 天 , 日军突破两道防线, 但在到达预定的决战区域前 , 人员伤亡、物资消耗都已相当大。30 日 , 日军一部攻破中国军队在捞刀河的防御阵地 , 直扑长沙以北的永安市。这是日军自湘北南侵所达的最远点, 长沙以北的地区大多为其侵占。 蒋介石判断日军要攻占长沙, 25 日命令第九战区,“敌如真面目进攻长沙时, 在铁道正面可逐次抵抗消耗敌人, 换取时间 , 俟敌突入长沙附近时, 以有力部队相机予以打击 , 尔后依情况该战区主力应逐次转移至株州、浏阳、醴陵地区。”[6] 中国军队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战术, 既不轻易放弃阵地, 又不固定死守 , 且战且退。日军耗时近半月 , 损失颇重, 战前所订在最短时间内歼灭第九战区主力的目标, 已难以实现。 冈村宁次侦知中国军队正在向长沙集结 , 有围歼日军的企图 , 决定停止攻击 , 撤回原驻防地。中国军队从击落的敌机上得到了冈村宁次的撤退命令 。薛岳命令各部队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 力行“超越追击”[6] 。 中国各军害怕日军是佯退 , 加之鏖战旬日, 损耗很重, 所以都未敢突击, 只是远远地尾随在日军后面, 收复失地。到 10 月 10 日 , 中日双方在湘北地区又各自回到原先的阵地, 仍是隔新墙河对峙。

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 中国最高军事当局认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国内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 对战局具有重大影响。 因而在会战结束不久 , 即于 1939 年 10 月下旬举行了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又名“江南战场各战区党政军联席会议”), 出席者为军长以上高级军官及各省政府主席等高级军政官员。会议主要研讨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检讨得失, 策定后期抗战应取之战略”[7] 。会议结束前 , 蒋介石特意从重庆赶到 , 进行训话。他指出, 中国抗战的国内环境已大为转变,“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 , 都已达到了转守为攻, 转败为胜的阶段[5] 。蒋介石要求未来抗战 :在战略方面, 要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要开始反守为攻 , 转静为动, 积极采取攻势, 要在见到敌人厌战畏战之时, 决然攻击前进。 依目前的敌我力量对比 , 中方尚无力对日军发动大规模攻击战, 但要设法研究出一套避实就虚、乘间蹈隙的方法, 攻击骚扰各地日军。

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 , 在判断中国抗战内外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 试图确定“反守为攻 , 转败为胜”的新战略方针。 在此方针指导下, 中国军队不久即发动了相持阶段规模最大的局部军事反攻行动 ———冬季攻势。但会议对第一次长沙会战具体战略战术的研究很不够, 以致此后日军用几乎相同的方法进攻长沙时, 中国军队却吃了败仗。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 年, 日本第 11 军司令官阿南惟几根据大本营“ 继续对华实施压力, 不容稍懈;尤须利用国际情势, 以谋解决中国事变” 的作战方针, 决定 9 月中旬从新墙河一线开始南攻 , 在汩罗江以南长沙以北地区消灭第九战区主力。 8 月底 , 日军在湘北集结了包括工兵、炮兵、战车、海军、空军在内的约 10 万人。接受前次会战三路开战, 反而分散了兵力的教训, 将所有兵力并列于狭窄的正面 ,“以期进行纵深突破”[4] 。

9 月 18 日拂晓, 日军 300 门大炮齐轰中方阵地 , 45 个步兵大队同时向南岸进犯。 此时正好与前次长沙会战相隔两年。 日军的进攻异常顺利, 19 日中午已抵达汩罗江北岸各要点 , 开始强行渡河。上次会战时 , 同样的路程耗用了日军 8 天时间。薛岳一时惊慌失措, 命令一部在汩罗江南岸设防阻击 , 一部推进至金井附近, 伺机从东南方侧击南下日军。不幸的是, 该命令被敌军破译。第 11 军决定放弃原定将主力用于湘江方面的作战指导 , 改为在中国军队的更东侧实行反包围。

日军强渡汩罗江后, 从 22 日开始分别对中国第 37 军和第 26 军展开围歼。 中国士兵虽奋力反击 , 无奈敌人火力猛 , 情报准, 始终无法逃出被动挨打的境地。 中方增援部队到前线后立足未稳 , 即遭敌军攻击, 只得自求突围, 中方的汩罗江防线完全瓦解。日军此时的位置正是第九战区预定的决战战场, 但由于中方主力基本丧失了战斗力, 余者畏敌如虎, 根本无力再事决战了。

27 日晨 , 日军一部在飞机火力的支援下渡过浏阳河, 攻击长沙 。下午 6 时许自东北角冲入市内 , 中国士兵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 四处溃散, 当晚日军完全占领了长沙。日军先头部队为争战功 , 迳自向长沙以南的株洲挺进 , 破坏了军事设施后自行回撤。阿南惟几认为已达到击溃第九战区主力的作战目的, 下令 30 日结束战斗 , 开始“反转” 。此时 , 第六战区部队正在围攻宜昌 , 城内日军已朝不保夕 , 固守待援。 蒋介石要求第九战区全力迟滞日军退却速度 , 使其不能回援宜昌。然而各军已遭严重打击, 根本无法达成上述目标。。 10 月 9 日, 日军第 11 军各部队陆续撤回新墙河以北 。双方再次隔河对峙。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 会议召开于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的 1941 年 10 月中下旬, 第九战区的高级将领和相关军事首长参加。蒋介石主持会议并发表了一系列讲话。他首先对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 现在敌人要打我们那一点 , 他就打我们那一点……他要几时来, 他要几时撤退 , 皆可大喊大叫的用广播先通告我们, 而且他一定能照他预定的时间, 丝毫不爽的实施做到。各位将领:这是何等耻辱的事呀!”[3]接着 , 他结合会战经过 , 对国民政府军队的积弊 , 从战略战术的运用 , 高级将领的怯懦无能, 到军队内部存在的管理训练问题 , 都进行了较深刻的反省, 要求认真构筑工事、集中使用兵力、克服官兵畏敌怕死情绪。 会上, 还对第二次长沙会战部队依表现进行了赏罚, 临阵脱逃的第 58 师师长廖龄奇经军法审判, 予以枪决。

蒋介石在会上再次强调, 今后的战略方针 , 是以持久战对抗日本的速决战, 以空间换时间。“我们对敌的方略, 就是要争取时间 , 要持久战 , 使敌人对我们的阵地不能随便被他袭击占领 , 然后我们可以随时捕捉时机来歼灭他! 这是我们此次抗战最重要的战略方针。”[3] (p.353)蒋介石还制定了一套“磁铁战法” , 即当日军进攻战略要地时 , 我军须顽强抵抗, 像磁铁一样将其紧紧吸引, 使其欲进不能, 欲退不得, 我军则倾注全部的主力与预备队, 将其转歼[3]。

虽然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确定的战略战术并未全部采用, 但第九战区在蒋介石责骂之后 , 加强了长沙的防守兵力配置与工事修筑 , 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 年 12 月 , 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从广东向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发起攻击 , 第 11 军决定第九战区再兴一次攻势 ,“牵制其(第九战区部队)南下的行动” 。 因第二次长沙会战大胜 , 第 11 军上下普遍轻视中国军队的战力, 故敢在距上次会战仅两月 , 部队补充休整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作战。 12 月 13 日 , 阿南惟几调集主力共约 7 万人, 立即对江南地区发动攻势。由于作战属于配合性质 , 兵力又有限 , 只计划用两周时间在汩罗江沿岸击溃中国部队,“即结束作战”[4] 。

第九战区根据敌军大量集结兵力的情报 , 判断其有再犯湘北、策应香港的企图。 薛岳特意召集会议进行部署, 军事委员会也临时将 4 个军的兵力划归他指挥 , 使其战斗部队大为增加。薛岳的作战部署 , 仍是利用几条河流的屏障节节抵抗 , 最后在长沙以北的浏阳河、捞刀河之间地区全歼日军[8]。12月 23 日, 日军主力向中方设在新墙河北岸的前沿阵地进攻, 乘大雨和夜色渡过了新墙河。中国主力奋力抵抗后 , 在夜幕掩护下向东南侧山区撤退。 25 日 , 日军在破坏殆尽的泥泞道路上向中方的二线阵地追击前进。中国士兵冒着风雨严寒与敌浴血激战。日军 26 日利用守军防线的间隙 , 扑向汩罗江北, 阿南获知中方部队有撤退的迹象, 便强令先头部队不待后援 , 立即“提前渡河” , 击溃江南的第九战区主力。 中国军队抵抗两天后, 被迫向东侧山地转移。日军到 30 日已攻至汩罗江南岸 , 使中国军队无法支援香港作战。 同时 , 南方日军已在 25 日占领了香港, 第 11 军配合作战的目的已达到。然而阿南惟几却突然改变了原定计划 , 命令部队继续向南进攻, 攻占长沙。 作战计划的骤然变更 , 使在艰苦条件下连续作战的日军第一线官兵疑惑不解, 有人直言进攻长沙是“自暴自弃之作战”[4]。

鉴于上次会战中长沙失守而受蒋介石责备, 薛岳命第 10 军死守长沙, 构筑外围阵地和核心工事 ,“确保长沙”[9] 。同时令各主力部队以长沙为目标, 分别从南、东、北三个方向作“ 求心攻势” , 各部队须准时到达第一次攻击线(距长沙较远的四周地区)和第二次攻击线(长沙附近地区), 以期从外线对敌军实行反围攻。

1942 年 1 月 1 日凌晨, 日军渡过浏阳河 , 在飞机支援下向长沙城东南的中方阵地发起进攻。 中日两军在长沙东南郊激烈争夺两天, 几乎所有据点都反复易手 , 阵地前沿尸横遍地。第 11 军虽有一部从北郊冲入城区 , 但在中国重炮轰击下无法立足 , 被守军反攻驱出城外 。在长沙久攻不克, 又有被围歼可能的不利情况下, 阿南惟几下令于 1 月 4 日晚实行“反转” 。薛岳立即命各部队展开围追堵截 , 在汩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全歼日军。日军几乎一直是在且战且退 , 后撤速度缓慢。经过 10 天苦战, 各师团才陆续渡过汩罗江。撤退中各部争先恐后 , 乱作一团 ,“多自相践踏, 因此落水溺毙者甚众”[5] 。16 日 , 日军基本上回到了新墙河以北的阵地。 第三次长沙会战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

第四次长沙作战 一般史书上亦称为“长衡会战” 。1944 年初, 日军实施“一号作战” , 以期打通大陆交通线。 地当粤汉线要冲的长沙 , 在其整个作战计划中占有重要位置。 攻占长沙是日军第 11 军在湖南作战的第一步, 其作战方针是, 以主力从湘江东岸, 另一部从洞庭湖同时发起攻击 , 击垮第九战区部队后占领长沙, 然后直扑衡阳[10]。5 月 27 日 , 日军分东、中、西三路开始向长沙进攻。日军采取了稳扎稳打的方法 , 并备有第二线兵团。 中路日军渡过新墙河后 , 试图围歼中国部队。薛岳在蒋介石的指示下, 也按原定计划在浏阳河以北与敌军决战。 6 月 8 日至 11 日双方进行了三天激战 , 中国部队不仅未能获利, 反而被三路强大的日军击溃 。第 11 军司令官横山勇下令从 13 日开始向长沙攻击。

第九战区对日军必得长沙的整体作战计划了解甚少 , 仍套用固守长沙、相机歼敌的老办法。 薛岳又先行离城 , 守城部队的指挥系统混乱, 责任不明 , 在防守重点放在市区还是放在战略要点岳麓山的问题上举棋不定, 直到敌人兵临城下, 也未确定下来。

6 月 16 日, 日军在强大炮火及飞机的支援下分两路对长沙实施总攻 。 中国守城的第 4 军官兵奋起抵抗, 但在敌人的强大攻势下只得节节后退 , 城区的阵地已失近半, 仅在核心工事内固守。另一路日军则攻到岳麓山外围, 中国的炮兵阵地危在旦夕。第 4 军军长张德能 17 日下令抽调兵力渡过湘江支援岳麓山阵地。 各部队竟将此视为逃命的机会, 竞相拥向码头, 一片混乱。 过江部队并未上岳麓山协防, 反而向南方的衡阳溃逃。 18 日上午, 日军顺利地占领长沙。

日军用 10 天的时间从湘北攻到长沙城下 , 仅一天多的时间就攻占长沙 , 使蒋介石大惊。长沙守城的高级军官受到军法审判 , 第 4 军军长张德能被判死刑。日军攻克长沙后 , 又迅速占领了株洲、湘潭等周围地区。 至日本投降前, 中国军队再也未能收复长沙。

从南岳军事会议的内容与长沙会战的实践中 , 可以归纳出国民政府在抗战相持阶段军事战略的一些特点 :

(一)持久战的总体构想

应该说 , 国民政府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 , 很快就将其划为“第二期抗战” , 并针对新阶段的特点在战略上制定了持久战的总体构想。 根据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精神, 军事委员会于 1939 年 1 月制定了“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 , 主要内容为:“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 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 , 以牵制消耗敌人。 主力应配置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 , 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 亦应在现地线附近，, 尽量牵制敌人 , 获取时间之余裕, 俟新战力培养完成 , 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11] 军事委员会还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 ,“民众重于士兵” ,“精神重于物质” ,“训练重于作战” ,“运动战重于阵地战” ,“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等一系列主张。 重视政治、民众、精神、运动战及游击战等, 这是对抗战初期单纯依赖政府与正规军抗日的“片面抗战路线”的修正。其后的两次南岳会议提出的战略思想, 主旨也是持久战 ———逐渐消耗敌人, 伺机反攻。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 , 蒋介石更明确提出了持久战的方针, 认为今后的战略方针, 就是以“持久战”对抗日本的“速决战” 。

为落实持久战战略, 国民政府开始重视敌后游击战 , 加强袭扰日军后方。在敌后专门设立了冀察战区与苏鲁战区, 有 60 个师的正规部队到敌后从事游击战, 约占到其全部 200 个师的三分之一。 1939 年 2 月起, 国民政府接受中共的建议 , 在南岳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 一度由蒋介石亲自兼主任。训练班先后共七批, 毕业学员 5659 名。 同时印发《游击战纲要》 , 发至各战区[12]。

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 , 第九战区较充分地动员民众 , 由民工负责对交通线的破坏, 不仅毁坏公路, 就是乡间小路也挖窄 ,“稻田全犁翻放水” , 使敌军战车难以通过, 其重武器和机动性的优势发挥不出来。战区还组训民众 , 实行空室清野,“将敌必经之路两旁二十华里左右之民间畜牲、粮食 , 以及一切食品搬运一空”[13]。对作战的胜利也起了一定作用。

(二)重视湖南战场, 屏蔽大后方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中日双方在广阔的正面战场上对峙。 湖南及周围地区以其特殊的位置成为对峙的焦点, 湖南是屏蔽西南的门户 , 且为各战区间转兵的枢纽。当时, 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重庆, 军事重心却在长沙。从经济上看, 湖南物产丰富 , 素有“湖南稔, 天下足”的谚语 , 此时它更成了失去东部富庶国土的中国军队重要的粮食、物资和兵源供应地。 中国军事当局认为 ,“敌如攻略该地(长沙), 足陷我国力于麻痹”[6]。

正因为湖南的战略地位突出, 中国为防守长沙及周围地区, 派驻了大量部队 , 专设第九战区负责该区域的防务(司令长官先为陈诚, 后为薛岳)。 第九战区配备有 52 个步兵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和游击队 , 达国民政府总兵力的四分之一 , 为各战区之首。四次长沙会战中, 蒋介石都亲自指示 , 可见其重视程度。

在抗战相持阶段 , 侵华日军的主要战略是企图通过有限度的攻击, 击溃中国的野战主力 , 迫其投降。 而聚集在第九战区的大量部队, 正为实施这一战略提供了一个便利。攻占这一富庶地区, 既可斩断中国的经济命脉 , 又能进行物资掠夺 , 符合日本“ 以战养战”策略。 从时间上看, 中国军队与日军在湘北对峙的态势自 1939 年初持续到 1944 年中, 几乎贯穿整个相持阶段。 有学者统计 , 整个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上共发生过 12 次大规模战役 , 其中长沙及附近的作战就占了三分之一[14]。而在同一区域内双方拉锯式地进行 4 次大规模的作战 , 更是抗战时期绝无仅有的。这些都说明湖南战场是相持阶段中日军队的最主要战线。确实, 湖南战场的得失攸关整个抗战局面。前三次长沙会战后, 中日军队的基本战线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 抗战局面相对稳定。 第四次长沙作战, 日军击穿湖南, 打通了“大陆交通线” , 大后方一片惊恐 , 甚至有从重庆再迁都的谣传。

(三)不再一味死守重要城市

在相持阶段 , 日军不再以扩大占领区域(包括大城市)为作战目标。第 11 军三次长沙会战的计划中都规定 , 目的是歼灭或牵制第九战区野战主力 , 没有长期占领长沙的意图。 中国方面鉴于敌强我弱, 有“以空间换时间” , 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的方针。长沙是华中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 但其地势无险可守 , 是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 。 蒋介石在该城的弃守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 他 1939 年 4 月电示薛岳 , 一旦日军“进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 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 则不如作先放弃长沙 , 待敌初入长沙 , 立足未定之时 , 即起而予其致命打击之反攻计划。”已有弃城的打算[3]。8 月 , 蒋又发出相反的命令, 要薛岳须固守长沙:“长沙核心工事, 应即加强, 先作一师兵力配备之阵地 , 并作固守二星期时间之准备 , 则长沙可永不失守。”[3]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及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专程到株洲, 要求弃守长沙以北地区 , 把部队后撤至醴陵、衡山、湘潭一线。 薛岳则力陈守长沙之必要性与可行性。薛岳在 9 月 15 日深夜给宋美龄打电话,“声泪俱下”地表示 :“我以个人生命作保证, 一定以血肉保卫长沙。”[ 5]

以后的作战中, 中方在长沙的弃守问题上采取了“灵活” 的方针 :一面要求部队死守, 一面又做了“万一不守”的准备。在日军撤退之后 , 又假设其攻打长沙的计划破产而大加宣传。故第九战区尽管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损兵折将 , 但因日军撤出了长沙, 其在战后总结中却说 :“我军在战术、战斗上固有失败之处, 而在战略上实获绝大之成功。”[8]日军对中方在损失惨重后还大肆宣传“第二次长沙大捷”感到“啼笑皆非”[4]。

在抗战相持阶段 , 中心城市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 重要者如长沙也不像前期的上海、南京、武汉那样对抗战全局有决定意义了。如何保全有生力量, 使其主力部队不被日军歼灭, 是国民政府更关心的问题。

(四)应战而不求战的保守策略

总体上说, 国民政府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军事战略有“应战而不求战” 的特点。抗战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上十多次大规模作战中 , 只有 1939 年底的“冬季攻势”是中国军队出击, 掌握主动的, 余者基本为日军进攻 , 中方防守。四次长沙作战更是如此。 南岳军事会议及其之后的确定作战方针 , 基本上是要求部队坚守现有战线, 扰乱敌人后方 , 较少提出主动出击 , 更缺乏进攻的具体方案。这就使得国民政府在相持阶段的军事战略虽然正确 , 却显得有些保守。

许多论著都认为 ,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 日本的国力已受到极大消耗 , 中国军队应该(而且可以)战胜日本, 并据此责难国民政府军事战略“消极 、妥协 、退让” 。 如 2001 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 —1945)》中批评国民政府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军事战略“消极避战 , 保存实力, 不主动发展有利因素, 不积极改变中日双方力量的对比”[12] 。如果客观地分析 , 这种“消极、妥协、退让”的责难有些苛求, 笔者更倾向于用“保守”二字。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军队在短期内就有了全面击败日本侵略军的能力。因为:1.此后日本可以向强大的英美诸国开战;2.一旦战略需要, 日军仍具有在广大的范围内击败中国军队的能力, 1944 年的豫湘桂作战便是一例;3.经过前期的抗战, 中日双方相比较 , 中国损失更大。战争在中国进行 , 造成的物质损失难以数计, 中国政府丧失了最富庶的地区, 偏居西南 , 财政越来越困绌。 日军倒可以通过在华掠夺 , 就地补充。 中国正规军受到沉重打击 , 训练和补充难以为继, 武器装备仍劣于日军。 第二次长沙会战时, 中国军队用简陋的通讯设备进行联络, 作战命令屡被敌人破译, 是遭受败绩的主因之一。

当然 , 在抗战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上, 国民政府军队缺乏抗战必胜的信念, 互相保存实力 , 畏敌避战和个别高层军官腐败无能等弊病日益严重, 并常在战局的关键时刻表现出来, 极大地制约了正确军事战略的实行效果。 然而 , 这些问题不能归结到军事战略本身。

综上所述, 国民政府对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时间判断是正确而及时的 , 也基本上把握了相持阶段的特征, 据此所确定了基本正确却稍显保守的军事战略。 然而 , 由于客观上中日军队间的实力差距仍大 , 主观上国民政府的部队自上而下存在着种种弊端, 没有通过持久战战略战胜日本的坚定信念 , 故正面战场上的局面始终未能有大的改观。

参考文献：

[1] 陈三井, 等.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 Z] .台北:台湾“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1984 .

[2] 蒋纬国.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 8 卷)[ M]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79.

[3]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 Z]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1981.

[4]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5] 陈寿恒, 等.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 M] .台北:台湾“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8 .

[6] 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 Z]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 邓文仪.记南岳三会与长沙三捷[ J] .台北:艺文志, 259.

[8] 蒋纬国.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第 6 卷)[ M]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79.

[9] 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 Z] .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0]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湖南作战(上)[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

[11] 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1939 年 1 月 7 日)[ Z] .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2] 张宪文, 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 —1945)[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13] 白崇禧.白崇禧回忆录[ 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7.

[14] 石柏林.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 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9 .

 

责任编辑：王笛 最后更新：2016-09-12 11: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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