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永安新闻出版繁荣兴盛的成因分析
2016-09-20 16:08:58  来源：通讯员 刘思衡  点击：  复制链接

刘思衡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福州350002）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5月12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厦门，威逼福建省会福州，福建省政府迁治山城永安。永安地处闽中山区，群山延绵，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教育水平低下，几无新闻出版，民众闭目塞听，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乡下百姓甚至不知抗战为何物。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从上海、浙赣、苏皖、两湖、两广、香港等地来到这东南一隅永安的进步文化人士、共产党员和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汇成抗日文化队伍，积极投身新闻出版事业，建立出版机构，创办抗战报刊，出版名家作品，提高印刷质量，扩大图书发行。几年间，永安新闻出版便空前地发展和繁荣起来，在东南地区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永安抗战文化的重要标志。

在七年半时间里，出版机构从无到有，建有改进出版社、东南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等大小出版社等39家；省政府公报室(后改编译室)、教育厅编审委员会、省研究院编译室、省政干团编委会等近20个省机关编辑机关；中央通讯社福建分社、华南通讯社、永安联合新闻社、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等4家新闻通讯机构；新闻学会、教育学会、剧人协会、文化驿站、经济学社等40余个文化学术团体和群众组织。

报刊图书方面，创办了《老百姓》、《建设导报》、《民主报》等13种报纸；《改进》、《现代青年》、《现代文艺》、《国际时事研究》、《社会科学报》、《研究汇报》等期刊129种；编辑出版700多种各类专著，其中各种丛书、丛刊近四十套，包括改进出版社出版的“改进文库”、“现代文艺丛刊”、“世界大思想家丛书”、“世界名著丛书”等八大丛书；东南出版社出版的“大学学术丛书”、“世界文学丛书”、“东南文艺丛书”、“通俗史地丛书”等；教育厅编审委员会出版的“战时国民读物丛书”、“民教指导丛书”；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学术丛书”、“社会科学丛书”等等。

营销发行方面，改进出版社、东南出版社、民主报社、政干团等都设有营业处、门市部、服务部等，兼营书刊经销业务。此外，还有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商务印书馆永安支馆、立达书店、青年书店等，共有15家。这些书店，有的是重庆、桂林在永安设立的分支机构，多数书店与重庆、桂林、昆明、韶关、衡阳、赣州等文化据点都有频繁的业务往来，互相配合，彼此呼应。《老百姓》报发行量达四、五千份，在省内外影响很大。《现代文艺》月刊其发行量达一万份左右，“不仅可以跟全国各大文艺刊物匹敌一下，而且有些地方还显出它的特色”，在东南各省乃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

战时省会永安的新闻出版有如此繁荣兴盛的景象，笔者分析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隐蔽战斗的共产党人对永安新闻出版的引领

福建省会迁到永安后，陆续来到永安的共产党员有60多人，他们以教师、记者、编辑、办报人、书店经理、政府职员等公开身份参加永安新闻出版活动。其中一些是大革命时代和九一八事变前后入党的优秀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如邵荃麟，作家，文艺理论批评家，曾任中共中央东南文委书记；葛琴（女），作家，曾任中共东南局文委委员；谢怀丹（女），曾任福建省委党报《福建红旗》编辑、中共厦门妇女支部书记、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副团长；骆何民，曾任任湖南《开明日报》总编辑；卢茅居，曾出版文艺刊物《青苗》，主办《平凡》杂志，主编《战友》刊物，任福州“文救会”宣传部副部长；羊枣（杨潮），曾任上海“左联”宣传部负责人，香港《星岛日报》军事记者，衡阳《大刚报》主编。这些老党员久经革命考验，具有优良的政治素质和深厚的文学功底，他们同抗战时期入党的陈培光、萨一佛、卓如（女）、柯咏仙（女）、周左严、刘子崧、郑书祥、余志宏、叶康参、李达仁、李力行、王毅林、曾列明、霍胤光、李志国等一起共同战斗。当年永安没有共产党的公开组织，也没有建立党的地下组织，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领导，是通过党的政治路线和党员个人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实现的。在新闻出版战线上，共产党人成为永安10多个著名报刊和出版社的主导者，对永安新闻出版的发展繁荣起到引领作用。

《老百姓》是省会内迁永安后的首家进步读物，于1938年10月问世。该报大量刊载人们所关心的抗战时事新闻，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精神，文章短小精悍，通俗易懂，观点鲜明，很有战斗力。其创办人和总编辑是时任省教育厅科员、中共闽北特委成员、福建省委联络员的陈培光。1939年10月，该报编辑部迁往南平（其社址仍留在永安），归中共南平工委（后改为闽江工委）领导。最初由从事抗日文化宣传和党的地下工作的叶康参任专职编辑，负责组稿、编辑、校对、发行一整套工作。后因工作变动，该报转由地下党员叶文煊负责。报社的党外人士中，报纸发行人章振乾曾参加过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栏目编辑林浩藩、卓克淦、高时良、陈启肃以及姚勇来、沈嫄璋等 “在当时或在工作中，或在大学念书时，或在反蒋的运动中，都曾与中共党员共事合作过，或掩护过中共地下党员。《老百姓》有这些人作为政治骨干，刊物的进步性，可以不言而喻了”。

《现代文艺》月刊于1940年4月25日创刊，是改进出版社中战斗性最强的一份文艺刊物。该刊是进步青年作家王西彦受当时在浙江领导东南文化工作的邵荃麟推荐来永安开辟的一个战斗文艺阵地。创刊号和最初几期稿子，包括小说《英雄》等大部分由邵荃麟亲自组稿后从浙江寄来。1940年6月前后邵荃麟偕夫人葛琴辗转到永安蛰居半年多，直接指导、协助王西彦编辑《现代文艺》月刊和《现代文艺丛刊》，邵荃麟、葛琴、卢茅居、冯雪峰、张天翼、欧阳凡海等知名党员作家都在该刊上发表作品，因此《现代文艺》在文艺理论建设上的成就尤为突出。

《国际时事研究》（周刊）由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地下党员羊枣主编，谢怀丹，李达仁等任编辑，叶康参、余志宏等党员为该刊撰稿。该刊是一份评论国际时事和军事动向的政治性刊物，所报导的时事新闻，材料新颖，立论正确，观点鲜明。羊枣利用这块阵地，先后发表了54篇文章共40万言，剖析深刻，论述精辟，预见性强，不仅在国内广为传诵，在国际上亦有较大影响，是当时东南最为畅销的刊物之一。

《战时木刻画报》是颇具特色的通俗画刊，有故事画、漫画、连环画、木刻画等，其主编是木刻画家中共党员萨一佛。1942年为纪念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木刻运动十周年，举办了较大规模的全国十年木刻展。1943年日军飞机轰炸永安时，萨一佛进入灾区写生，创作了以控诉日军暴行，唤起民族意识的木刻画一百余幅。作品经著名诗人覃子豪配诗后陆续在永安、沙县、南平、建瓯及闽南一带广大地区展出达一个月之久，产生极大的宣传效果。

《建设导报》虽属官办，但总编辑是中共党员周佐严，谢怀丹任编辑，李达仁担任主笔，骆何民也协助过该社工作，谢怀丹、李达仁、叶康参、陈伟顺等党员都为其撰写文章，还吸收一些进步人士，形成了一个“同人编辑部”，把官办报纸办成进步刊物，印数达3万份左右，影响甚广。

《民主报》总编辑颜学回是国民党内坚持抗日进步的爱国人士，政治态度比较开明，该报《新语》副刊由进步文人董秋芳任主编。聘请共产党人羊枣撰写社论和政治军事论文，羊枣又时常组织李达仁、郑书祥、赵家欣、叶康参、谢怀丹等党员作家撰稿，实际上羊枣已成为该报的主笔，使《民主报》在抗战后期对国统区不断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对东南文化建设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当年由共产党员任主编的刊物还有《现代青年》（月刊），陈培光、卢茅居、卓如、周左严等先后任职，邵荃麟、叶康参、卢茅居等高手均为其撰稿；《现代儿童》，葛琴、柯咏仙先后任职；在出版社方面，东南出版社的首任经理就是共产党员李达仁，第二任经理兼人事部主任是党员李力行，第三任经理是1932年加入地下共青团的王一帆。抗战胜利后，王一帆于1948年7月也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广大进步文化人士积极投身永安的新闻出版

抗战时期来永安的进步文化人士中，有留日、留法硕士，三十年代被誉为“上海文坛一勇士”的作家翻译家黎烈文；鲁迅的同乡和朋友、三十年代左翼作家董秋芳；被鲁迅赏识的著名乡土作家许钦文；留学日本，又赴英国、德国深造，翻译《资本论》的经济学家、教育家王亚南；留学日本，曾任《新福建日报》编辑、《国光日报》总编辑的章振乾；留日音乐家蔡继琨；留法博士北平大学教授、湖南师范学院教授兼教务长汪德耀，留美博士严家显、唐守谦、林天兰，留法博士黄曾樾、沈炼之，以及章靳以、张文郁、郑庭椿等著名文化人士，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积极参与永安的新闻出版活动，并做出了重要贡献。

还有一批年轻的作家、记者、编辑、职员，如曾任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的《观察日报》编辑的王西彦，历任厦门《星光日报》、香港《星岛日报》、上饶前线通讯社等报社记者、编辑主任等职的赵家欣，福建省图书馆馆长钱念文，《中央日报》（福建版）记者姚勇来、沈嫄璋（女），以及毕业自厦门大学的陈启肃、高时良、徐君梅、徐君藩一批后起之秀，在永安的新闻出版上起到创作骨干和承先启后的作用。

黎烈文到永安后发现“生活在这里的男女青年是怎样迫切地需要新的文化粮食，这些事实完全被忽视了，被遗忘了！这事影响抗战前途很大，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当轻易放过”，他盼望 “能够引起各处文化界人士对这个地方的注意，能够有更多的人到这里来耕耘，垦拓，使得这个已经成为一个行政枢纽的小城，更慢慢地成为一个推动内地文化的据点”，并抱着“推重车越泰山的雄心”和“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诚意，与同仁办好刊物，发展文艺，以求“对抗战和建国两重工作都能有些许贡献”。

黎烈文受命任改进出版社社长、《改进》半月刊主编。他先后创办和出版了《改进》、《现代儿童》、《现代青年》、《战时民众》、《战时木刻画报》、《现代文艺》六大进步期刊，还编印出版了《改进文库》、《现代文艺丛刊》、《现代青年丛刊》、《世界大思想家丛刊》、《现代儿童小丛刊》、《战时民众丛刊》《世界名著译丛》、《建设丛刊》等八种丛书和单行本，共100余种，省内设有3个营业处，3个总经销处，省外往来同业有300余家，在其鼎盛时期，一年就销行本版图书杂志377000多册，行销全国各地，为繁荣永安的新闻出版做出了突出贡献。

黎烈文在永安聘任邵荃麟、葛琴、柯咏仙、谢怀丹、陈培光、卢茅居、卓如、周左严、

萨一佛等共产党员在改进出版社六大进步期刊任职，还曾冒险掩护救助过中共干部、地下党人，“为被通缉的‘重要共党分子’奔走，给身处险境的共产党员安排出走，置个人安危得失于不顾，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富于良知和正义感的好品质。”

董秋芳到永安后任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编译兼省政府图书馆馆长。他在《怎样建设内地的国防文学》一文中明确指出，“目前我们在内地建设文化，目的不在于造成‘文化的王国’，而在提高内地民众社会的与精神的文化水准，使每个国民都可能并且愿意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地步，而成为支持全面的持久抗战到底一个强健的成员”，并提出开展民众教育急迫而有效的几条措施：“一是重新举行普遍的识字运动；二是添设民众阅览室；三是印发各种通俗小型报；四是不断的公开演剧”。

董秋芳致力于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利用工作之便，购进了大量进步书刊公开出借，还秘密出借当时的禁书、禁报给进步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满足青年人精神需求。他以《民主报》副刊“新语”主编的身份，掌控《新语》方向，大量刊登进步青年和文化界人士抨击时弊的杂文和文学作品。“在董先生精心培育下，《新语》从内容和形式都有所改进：粉饰现实的旧体诗词绝迹了，揭发批判政治黑暗、社会颓风的散文、新诗占了主要地位，战斗性大为增强，团结了永安一批要求进步、追求真理的青年”。

许钦文是著名的乡土作家，他认真教书，重视育人，是“三杆”教育的大力支持者。他说：“置身今日，既拿笔杆，又拿锄杆，一旦敌人进犯，还要拿起枪杆，所以，近年来少写小说，而多作战斗性短文”。“现在，我首先要把书教好，要对你们，要对将来负责任”。

许钦文是《民主报》副刊“新语”的重要撰稿人之一，围绕抗战主题，发表了许多小说、散文和时评。这一时期，他共创作了《永安的火药气味》、《抗战在山村》、《通俗文化在文学宣传中的紧要》等60余篇小说、散文和时评，描述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他以无比愤怒的心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为，热烈号召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他在永安期间的‘刀与笔’，让人感受到他的赤诚、昂扬的爱国激情，为中国的抗战文学史添上了厚重的一笔。”

王亚南1944年到永安，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他聘请羊枣为政治组组长，主编《国际时事研究》（周刊），聘请章振乾任经济组组长。此外，还聘请了谢怀丹、余志宏、李达仁、胡瑞梁等等一批革命中青年研究人员参与社会科学研究。王亚南创办了《社会科学》与《研究汇报》两个学刊，并组建经济科学出版社，从而使该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气氛迅速活跃起来，成为宣传马列主义的特殊阵地。他孜孜不倦地从事马列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并与中国经济实际相结合，在永安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中国经济原论》、《社会科学论纲》两部专著，前者于1945年6月在永安东南出版社首次出版，后者于1946年1月在经济科学出版社（永安桥尾长风印刷所印刷）首次出版。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地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第一次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规律，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国化”的第一个成功尝试，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出重要贡献，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

赵家欣 1942年夏到永安任《现代青年》月刊主编。后任福建省政府编译室编译，主编《新福建》月刊，并为《改进》、《民主报》、《联合周报》、《东南日报》等报刊撰稿。1943年出版《沦陷区故事》通讯集。1945年汇编出版杨潮的《太平洋战争新局势》等书，传播杨潮的国际军事思想。赵家欣妻子就是早年入党的共产党员谢怀丹，夫妻配合默契，为永安新闻出版做出杰出贡献。
 

三、国民党爱国开明人士对永安新闻出版的支持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福建省陈仪、刘建绪两任省长都表现一定程度的开明态度，使永安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并给予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以一定的支持，与共产党人、进步文化人士共同营造永安的抗战文化氛围，宣传抗日。

福建省长陈仪主闽7年，1938年至1941年在永安。他是鲁迅留日时期的同学，曾出资支持鲁迅出版《鲁迅全集》，相对是比较开明的。他延揽著名人士黎烈文、胡允恭、刘子崧、沈炼之、沈明训、程星龄、董秋芳等到永安任职。1940年夏，中共东南文委负责人邵荃麟、葛琴夫妇，因浙江金衢党组织遭到破坏，被敌通缉，辗转来到安，经黎烈文出面保荐，陈仪予以特准，安排在改进出版社工作；支持创办出版机构——改进出版社。出版《改进》、《现代文艺》、《战时木刻画报》、《现代青年》、《现代儿童》、《战时民众》六种刊物和《老百姓》；

支持建立社会科学院所；创办福建省立农学院、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省立音乐专科学校（后转成国立），支持暨南大学等外省迁闽学校办学等等。

刘建绪1941年8月接任福建省主席。他既非蒋介石的嫡系，又与福建各派势力素无渊源。在政治上力求安定，倾向开明。他曾暗中掩护过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聘请著名学者王亚南为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聘请中共地下党员、国际问题评论家羊枣为研究员；出资支持创办《建设导报》和东南出版社。

程星龄是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过北伐国民革命军，曾任福建省行政干部训练团教育长。主张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并在政治上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曾赴敌后考察，会见朱德总司令及其他八路军高级将领。1941年到永安，次年任福建省政府秘书长。任职期间，抵制国民党当局反动措施，帮助刘建绪采取一些较为开明的措施。积极拥护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在福建延用王亚南、傅柏翠、胡允恭（胡邦宪）等人，又支持《民主报》从建瓯迁往永安出版，支持创办东南出版社，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谌震，1937年至1940年先后任南京《早报》、湖南《观察日报》、《国民日报》、国民党九战区《阵中日报》、衡阳《开明日报》、桂林国际新闻社的编辑或总编辑。1941年到永安，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随从秘书、《建设导报》社长、东南出版社常务董事。为了抗日，他利用职务之便，推荐许多仁人志士、共产党员（大多未暴露身份）到省直部门和地方工作。所推荐的共产党员有：羊枣，被刘建绪任命为福建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省政府参事；李达仁，到东南出版社任经理；胡允恭，到福安县当县长；骆何民，到福安县当田粮处处长；周左严，任《建设导报》任总编辑，为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郑贞文，早年考中秀才，后留学日本攻读化学。1932年底至1943年年底任福建省教育厅长，致力于发展福建的教育事业。在永安期间，在教育厅内设立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福建教育》、《福建教育通讯》、《现代青年》、《现代儿童》、《战时民教》等刊物以及战时补充教材，促进了永安出版业的发展，激发了师生的爱国热情；成立由11人组成的戏剧教育委员会，命陈启肃为总干事，组建剧团，演出抗日话剧，并编辑出版《剧作丛刊》、《剧教月刊》、《福建剧坛》等定期刊物，对永安乃至全省话剧创作和演出活动的兴起，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博学多才，亲自创作了《保卫中华》、《保卫福建》、《笠剑学风》等十多首抗战歌曲，激励青年学生读书学本领，投入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

郑贞文是位开明人士，在他厅长任内，曾容纳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支持他们进行抗日文化活动。1938年他推荐商务印书馆时的同事、作家翻译家黎烈文来闽任视导员，继而任改进出版社社长和《改进》月刊主编，为推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起了重要作用。
 

四、大后方文人学者对永安新闻出版的鼎力相助

永安出版的抗战读物以抗日、民主、团结为主题，从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现实，大多能配合抗战形势发展，直接或间接服务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因此广受读者欢迎。其中，许多文章和专著出自名家之手。当年在永安各进步刊物发表作品和出版专著的著名作家、学者有100多人。他们当中有已在永安工作的王亚南、王西彦、卢茅居、许钦文、羊枣、邵荃麟、汪德耀、陈启肃、谷斯范、林舒谦、赵家欣、章靳以、董秋芳、谢怀丹、葛琴、黎烈文等人，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西南大后方重庆、成都、桂林、昆明、贵阳等地的作者，如马寅初、千家驹、于黑丁、于田、王造时、王鲁彦、王语今、弋宝权、方敬、公盾、邓初民、孔罗逊、艾芜、艾青、冯雪峰、冯牧、石西民、司马文森、田涛、许广平、许杰、刘澍德、许思慕、刘盛亚、刘北汜、朱自清、朱洗、老舍、华嘉、孙用、杨朔、杨骚、杨苡、杜埃、邹荻帆、何其芳、张天翼、张光年、张志让、张友渔、张铁生、宋之的、宋云彬、宋斐如、李广田、李满红、李雷、陈白尘、陈向平、陆蠡、吴伯箫、吴大、谷虹、严辰、严杰人、茅盾、易巩、季羡林、罗洪江、孟秋江、范长江、金仲华、林仲麟、林焕平、周宪文、欧阳凡海、胡愈之、胡凤、胡仲持、冯友兰、骆宾基、费孝通、施蛰存、柳亚子，柳倩、钟敬文、贺宜、莫洛、郭沫若、郭风、郭大力、夏衍、夏琪、徐中玉、钱俊瑞、聂绀弩、萧军、萧乾、章乃器、曹靖华、曹伯韩、黄药眠、舒群、蒋百里、谢冰莹、蒲风、蔡楚生、碧野、臧克家、穆木天、蹇先艾等。

其作品除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社会科学论纲》，羊枣的国际军事评论等名著外，还有郭沫若的史论《先秦学说述林》、诗剧《浮士德》、小说《少年维特烦恼》等，于潮(乔冠华)的《方生未死之间》、夏衍的《水乡吟》、骆宾基的《一个倔强的人》、史任远编辑的张天翼、太愚等作的《贾宝玉的出家》、孙用的译作《甲必丹女儿》等名著，其时代感强烈，艺术水平和学术价值高，使永安出版物的质量和声誉大为提高，成为东南各省乃至全国的畅销读物。此外，东南出版社还从渝、桂、粤等地运回《新华日报》、《群众》等杂志和《列宁传》、《毛泽东传》、《西行漫记》等“禁书”，对传播进步思想，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都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五、永安相对安定的时局有利于新闻出版的繁荣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我国，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是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往大后方重庆。福建省紧邻的浙江、江西和广东三省，其省会先后内迁，且动荡不定，“居无定所”。杭州于1937 年12月24日沦陷，浙江省会迁治永康。此后，战时省政府辗转在永康、松阳、云和等县。南昌于1939 年 3 月 27日被日军攻占，省政府先撤至吉安，再迁泰和。1944 年冬再次迁往宁都。广州于1938年10月21日沦陷，省政府迁赴连县。抗战7年间，省政府以粤北的曲江为主，搬迁来回于连县和曲江两地共5次，迁抵连县每次时间都不太长，约四个月至半年。福建邻近省份安徽、湖南二省省会也各有变迁。安徽省会于1938年1月13日由安庆迁驻西北的六安县，半年后又迁到立煌县（今金寨县）。期间，因日军进犯，省政府在六安县、霍邱县短期逗留，后又回迁立煌县。湖南省府于1938年11月3日西迁沅陵，半年后南迁耒阳。抗战后期又迁至靠广东的桂阳县、临武县、蓝山县等地。号称“文化城”的桂林1944年11月10日沦陷至1945年7月27日光复，亦曾为日寇占领大半年时间。

反观福建，省会自1938年5月从福州内迁永安后，未再有变化。期间，尽管多次遭到日机野蛮轰炸，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但日军始终未进入闽中山区，其时局也相对稳定，省府主要机关一直在永办公，未曾中断，直至1945年11月省会回迁福州，前后长达七年半之久，作为战时省会，其持续时间在东南地区最长。

在相对稳定的形势下，永安聚集人气，抗日文化队伍也相对稳定。文化名人黎烈文自1938年5月到永安，直到抗战胜利，参与永安新闻出版全过程，奋笔抗战。董秋芳在永安生活战斗近八年时间，许钦文在永安的时间更长达八年半之久。随同省府内迁的教育厅职员卓克淦、高时良、林浩藩、徐君梅、林舒谦以及记者姚勇来、沈嫄璋等年轻骨干都在永安度过七年半烽火岁月。资料显示，在永安生活战斗5-7年的进步文化人士有章振乾、沈炼之、张文郁、萨一佛、陈启肃、林子力、周左严、谌震、霍胤光等多人。尽管抗战期间永安进步文化人士也有流动，但因生活相对安定，工作上有所作为，除少部分知识分子转移到省内南平、建阳、建瓯、长汀、连城等地机关学校或到闽南、闽东国统区任职，大多数留在永安直到抗战胜利。正是这些人的参与和坚持，保持抗日文化队伍的稳定与活力，使永安的新闻出版事业得以持续发展和繁荣，结出丰硕果实，源源不断为永安、为福建乃至东南地区提供抗战信息和精神食粮，顺理成章地成为东南战场前沿抗战文化中心的地位。

此外，相对稳定的社会和市场，使永安的经济空前发展，而原本发达的永安土纸生产则更显繁荣，如大湖乡岭后村的毛边纸、玉扣纸、改良纸，西洋镇桂溪村的文章纸等，以及邻县连城、长汀运来的纸，为永安新闻出版业提供了充裕的优质纸张，保证了出版物的质量。随着省府内迁，许多印刷所也落户永安，如具有机器铅印的福建省政府秘书厅印刷所，成为永安最大的印刷厂，主要承印省府公报室文件等；永春大道印刷厂于1939年迁到永安近郊虾蛤村（后迁城内北门街），并改名为改进出版社印刷所，主要承印改进出版社的六大期刊：《改进》、《现代儿童》、《现代青年》、《战时民众》、《战时木刻画报》、《现代文艺》，每种期刊数千册，另还承印《改进文库》等八种丛书和单行本，每种印数也约千册；随后，连城风行印刷所迁入永安后，成为省教育厅特约印刷所。至1945年9月，永安城内外计有大小印刷所20家，其中官办及机关单位办的8家，民营的12家，保证永安新闻出版需要。
 

结语

抗战时期“永安新闻出版读物发表的大量文章和文艺作品接近于现实生活，贴近人民大众，并具有鲜明的战斗性，起到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推动抗战胜利的积极作用，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永安抗战文化的重要标志，是抗战时期国统区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成功范例。那些在抗战烽火中用鲜血和生命凝结成的文章、著作、剧本、歌曲以及绘画、雕刻等作品，那些控诉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残暴罪行和中国军民前方英勇杀敌、后方踊跃支前的抗敌救亡故事，那些执着坚持新闻报道、文艺创作、出版发行的记者、作家、画家、剧作家、音乐家、出版人，我们将永远铭记。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9-20 16: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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