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五师征战实录(连载一)
2016-10-01 15:51:38  来源：中国青年网　 2010-01-26 　作者：李文  点击：  复制链接

　　引子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她咆哮着从远古走来，带着曾是世界文明发祥地的骄傲，也带着古代四大发明的辉煌。　

　　自从1840年开始，她遭到世界上多个列强的百般欺凌，自己的血脉中多了一份屈辱，咆哮声中也掺进了一丝丝哀怨。　

　　但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仅仅是短暂的一瞬。不久，我们的母亲河觉醒了。黄河发出了荡气回肠的涛声：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正是这座血肉长城的中坚。　
 

　　第一章　转折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1937年可谓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1937年，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进入了全面的抗战时期，开始了为期八年的抗日战争。　

　　1937年，中国结束了10年内战，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1937年，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名正言顺地踏上了抗日的战场。　

　　1937年，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转折点。　

　　蒋介石“剿匪梦”的破灭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蒋介石是一个重要人物。　

　　他曾率领国民革命军把一个军阀混战的中国统一起来。　

　　虽说在抗日战争的8年中，蒋介石没有像共产党那样积极抗战，但他也没有如汪精卫之流那样投降日本，并曾作为中国军队的统帅，领导了数百万国民党军队，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他也被说成是“人民的公敌”。共产党说他是人民的公敌，一点也不过分。共产党吃够了蒋介石的苦头，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后又一次把中国四万万人推入内战的深渊。　

　　蒋介石最初的反共思想可以追溯到1923年。当时他率国民党的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在苏联期间，他对苏联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具体的调查研究。然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同的。”　

　　这可能是蒋介石最早的反共倾向。他的这一思想至死也未能改变。　

　　从苏联回国之后，他又向孙中山建议要反对俄国，反对容共。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共产党人，把其反共信念付诸具体的行动。　

　　为了生存下去，共产党不得不建立自己的武装，并且这支武装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蒋介石最大的心腹之患。　

　　蒋介石认为，一天不把共产党剿灭，他就一天不会得到安宁。　

　　在蒋介石与共产党较量的同时，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也逐步升级。蒋介石对日军一再妥协，却不放松对共产党武装的“围剿”。问其中的原因，蒋介石称之为：“攘外必先安内。”1932年1月28日，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3月18日，蒋介石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就任之后，蒋介石首先着手的计划，不是对日作战，而是对红军进行讨伐。　

　　在蒋介石看来，外来的侵略只是皮肤上的疮毒，是不会危及国家的生死存亡的。而只有国家内部持不同政见的集团才是对国民党的真正威胁。　

　　面对着虎视眈眈的日军，蒋介石还是腾出手来对共产党中央苏区的红军发动进攻。他是非要把红军置于死地不可。　

　　蒋介石开始“剿匪”，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人。国民党对中央根据地进行了5次“剿匪”行动，头4次都遭到了重大损失，却没有完成使命。第五次他成功地迫使共产党武装离开了经营多年的中央根据地，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撤出了自己的根据地后，蒋介石还是不放过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对共产党人进行“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血腥屠杀的同时，仍不惜血本对处境十分艰难的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和二、四方面军在陕北会师，从而结束了为期一年的长征，并宣告蒋介石把红军消灭在北上途中的计划破产。但是红军也确实遭到了重大损失，中央红军由刚开始长征的10万人减少到约7千人，加上其他方面军和徐海东的红25军、陕北刘志丹的红15军团，陕北红军总共只有约3.5万人。　

　　蒋介石没有彻底消灭红军，但他仍对自己所取得的战果沾沾自喜。红军兵力的大幅度缩小让他感到亢奋。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似乎距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这时，他认为自己成功在握，从而对共产党发出的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的愿望置之不理。自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间，蒋介石先后对陕甘宁红军进行了3次围攻，企图一举消灭红军。　

　　可是就在第三次围攻红军的过程中，发生了“西安事变”。一下搅醒了蒋介石“彻底消灭共党”的美梦。1937年1月，蒋介石下令停止“剿共”。国共两党开始就有关合作和红军改编问题进行谈判。　

　　“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局势，并改变了国共两党以后的命运。　

　　毛泽东与蒋介石第二次握手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位重要人物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这两位人物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但两人的道路却不相同。1924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毛泽东曾担任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代理过宣传部长，地位比蒋介石还高。但他们在广州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各种材料上也没有什么记载。据蒋介石回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并不深，只说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不多，好谈农民问题。似乎当时两人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支持北伐，消灭北方的军阀。但要从更深的内心中去了解当时两人的想法，却是不一样的。　

　　蒋介石留过洋，学过日本人的作战理论。毛泽东没有出国学过外国的作战理论，却对中国的《孙子兵法》以及《水浒》和《三国演义》等中国的兵书和反映中国古代战争的小说研究得很透。自1930年12月以后，蒋介石的“洋”军事学说和毛泽东的“土”军事学说开始了激烈的斗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矛盾是越积越深。蒋介石曾出大价钱要过毛泽东的人头。　

　　长征中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接过红军的指挥权，开始在贵州、四川、陕西、甘肃等省份的丛山峻岭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他的军事天才。　

　　可当时共产党的实力太弱小了，要不是毛泽东的英明，红军可能早就垮了。　

　　日本人的威胁，要求中国国内有一个团结一致的环境，共产党也需要一个生存和发展的环境。　

　　于是，遵义会议以后，共产党向国民党频频发出团结抗战的信息，表示红军可以接受改编。　

　　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团结抗战信息均不予理睬。　

　　蒋介石没有给共产党面子。　

　　共产党更恨蒋介石，毛泽东更觉得与蒋介石不共戴天。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囚于西安。　

　　“西安事变”后第三天，斯大林就致电中共中央，希望中国共产党利用自己的影响使蒋获释。　

　　蒋介石没有被杀掉，仍回到了南京。　

　　在中国命运生死攸关的时刻，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死对头又变成了合作者。　

　　此乃中国之大幸。　

　　“七七事变”为国共合作推波助澜　　　

　　1937年1月，蒋介石下令停止“剿共”，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进入运作阶段。从那时开始，国共两党开始谈判有关合作事项和红军的改编问题。1月31日，蒋介石指示拨给红军每月军费20到30万元，红军番号不变。　

　　2月8日，蒋介石又指出，如要统一军队，中共不能再宣传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表示如国民党政府坚持原谈判条件，则中共停止武装暴动，改苏维埃为中华民国特区。　

　　这是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特区”这一概念，这比提出香港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区早了整整47年，这也可以算是一国两制的最初形式。现在邓小平著作中提到的“陕甘宁特区”就是指这一件事。　

　　中国共产党还提出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政府领导，并停止没收地主土地。　

　　但蒋介石还是没有完全放弃反对共产党。2月15日，南京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根绝赤祸案》，其重点内容为，根绝赤化宣传；根绝阶级斗争。同时认为红军要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投诚，而不是统一改编。　

　　从根本上讲，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仍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在策略上作了调整。他在2月5日的日记中就说：“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　

　　蒋介石之所以调整“剿共”的策略，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他确实感到了日本人的威胁，二是中国共产党也答应放弃武装斗争的政策。　

　　3月6日，蒋介石又对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说：　

　　“我国对共产党政策并未有何变更。此点可于前次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证明之。”　

　　看来，蒋介石虽然在口头上答应与共产党合作，但其内心是极不情愿的。他的想法是，合作可以，但共产党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协议已经有了，但国共两党能否成功地进行合作还是一个未知数。　

　　可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　

　　自1933年以后，因为国民党当局的一再妥协，使得北平、天津成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自山海关到丰台，铁路沿线均有日军驻扎。通县已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纯系日本人的傀儡。北平北面则驻有日伪重兵，西北面是李守信、王英伪军。只有卢沟桥仍为中国军队宋哲元部把守。如果把卢沟桥再划到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内，那么北平就尽入日本人手里。因此，日军又制造事端，进攻卢沟桥，从而挑起了“七七事变”。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事变的第二天，他才接到当时的北平市长秦得纯的报告。接到这个报告后，蒋介石对是否立即进行全面抗日仍未下定决心。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　

　　随后又写道：“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当时，天皇裕仁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蒋介石还未搞清楚，他根本未下定抗日的决心，难怪他在日记中自问自疑。　

　　但蒋介石也感到应准备在日方扩大事态时，与之抗争，不可麻痹大意。所以他在7月8日接到日军进攻卢沟桥报告后，当天就指示宋哲元：　

　　“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经过一夜的考虑和思想斗争后，蒋介石于7月9日定下了准备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并立即召何应钦自四川返回南京，着手编组部队，同时又电令宋哲元严阵以待：　

　　“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蒋介石也吃够了日本人狡猾的苦头。　

　　在当天，蒋介石还派孙连仲第26路军北上保定、石家庄地区，准备同日军作战。　

　　10日，蒋介石又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　

　　一是编组作战部队。第一线为100个师，预备军为80个师，并要求于7月底前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　

　　二是将供6个月用的弹药围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是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匹和6个月的军粮。　

　　老蒋这次是真的要干了，并且态度还十分坚决。　

　　当被中国一直视为抗日英雄的宋哲元也被迫向日军妥协时，蒋介石也没有改变他要抗击日本人侵略的立场。　

　　7月10日，宋哲元派出代表张自忠，与日方代表松井太郎进行谈判，并于11日下午达成屈辱协议：　

　　同意向日方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宛平城和龙王庄不驻中国军队；彻底取缔抗日团体等。　

　　但是这一协议未经蒋介石批准，它只是宋哲元对日的妥协，因此蒋介石对此屈辱和约不予批准，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的形式通知日本驻华使馆：　

　　“任何谅解，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　

　　13日，蒋介石又向宋哲元发出电报，表示其抗战的决心，指出：“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蒋介石不但已定下了抗战的决心，并且也意识到，只有抗战，才能维护国家的尊严。　

　　宋哲元仍抱着局部解决的幻想。当时日本代表香月清司于14日派参谋向宋哲元提出七项苛刻的、完全控制华北的条件，最主要的是撤退中国军队，撤走中央机关，取缔“排日”活动。而宋哲元居然派张自忠于19日签署了该协定及其7项条款，并报请中央批准。　

　　蒋介石对宋哲元擅自签署的协议不予批准。在此之前，蒋介石就多次电示宋哲元切勿对日军抱有任何幻想。其中18日的电文中说：　

　　“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约，乃于签字后8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供参考，勿受其欺。”　

　　看来，这时蒋介石是真的看透了日本人的野心和一贯使用的花招，日本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吞并整个中国，或者是让中国臣服于它。蒋介石是万万不会答应的。　

　　再说，蒋介石也不想成为日本人的傀儡，不想任别人摆布，他想一直当中国的老大，不想有其他人来管他。　

　　17日，蒋介石在庐山再次表达了他的决心。他说；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讲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完全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全国民众要认清‘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6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为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河北和察哈尔省)将变成为昔日的东四省。”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最后他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的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些是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维护国民党政治统治的根本大计。　

　　蒋介石的抗战决心能如此迅速地坚定起来，其根本原因是日本侵略者要灭亡整个中国。蒋介石已经意识到，如果再不抗战，就要亡国；北平就要成为沈阳第二，南京就要成为北平第二；国民党政府就要倒台或充当日本的傀儡，对此，蒋介石无论从个人的角度，还是从民族观念考虑，均无法接受。就蒋本人来说，他从来都不愿受人管束，况且他现在已为一国之尊，要他对日本人称臣纳贡，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虽然蒋介石到日本留过学，但他对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却非常崇拜。在蒋介石看来，泱泱文化古国，怎么能受制于倭寇。他曾对斯诺说：　

　　“我国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们的历史上的责任。”　

　　蒋介石之所以能坚定其抗战的决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已与共产党达成谅解，统一战线不久也将建立起来，对共产党会坚决抗日这一点，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也有可能，蒋介石觉得共产党当时已对他构不成太大的威胁，建立统一战线后共产党也会受他的左右。　

　　当然，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致于在抗日战争结束时，八路军的力量已经能与国民党军队分庭抗礼。　

　　共产党与国民党虽然已经达成了妥协，但开始时，蒋介石还是准备在谈判中同共产党讨价还价，从而进一步削弱共产党的实力，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但是，由于日本人挑起了卢沟桥事变，使得蒋介石没有更多的精力来顾及与共产党的斗争。此时，蒋介石政策的重点已不是“安内”，而是把“攘外”放在优先的位置上。蒋介石重点考虑与日本人作战，在与共产党的谈判中多付出一点代价已算不了什么。“七七事变”的爆发，无疑加快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达成最后协议的速度。　

　　可以这样说，卢沟桥事变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催化剂。　

　　国共两党达成了协议。共产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得到了确立。虽然国共两党内心的想法是不大相同的，但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又走到一起来了。　

　　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终于成为现实。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0-01 15:55:14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不可以忘记的历史：《驮工日记》

下一篇：八路军——五师征战实录(连载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