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连载十二)
2016-10-10 15:36:53  来源：中国青年网　 2010-01-26 　作者：李文  点击：  复制链接

　　第十二章　理不清的“家务事”

　　山东的八路军就像一个大家庭。从115师进入山东时开始，这个大家庭的力量不断壮大。从总的方面讲，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对敌。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矛盾，并且也经受过挫折。　

　　“家庭矛盾”　

　　115师进入山东后，师的领导干部长期没有配齐。1938年春天，当时的师参谋长周昆携巨款逃跑，师参谋长的位置就一直空缺。入鲁之初，罗荣桓仍然兼任师政治部主任　，政治部的工作主要由副主任黄励主持。　

　　1940年1月间，黄励因为个人问题没有处理好而突然自杀，这样一来，领导师政治部的担子又全部落在罗荣桓的肩上。6月，军委任命鲁西军区政治委员萧华任师政治部主任。萧华于9月间到任后，罗荣桓便不再兼政治部主任，而以全力领导全师的工作。1939年底，原来留在晋西南的115师独立支队，对挑衅的阎锡山进行反击后转移到晋西北，翌年5月在支队长陈士榘的率领下进入山东，10月间，到达鲁南，陈士榘这时被任命为115师的参谋长。因此陈光的工作量也大大减轻。到1940年10月，115师的领导班子虽已配齐，但在山东进行抗日斗争的八路军(包括115师和山东纵队)却仍未形成统一的领导。　

　　自从115师入鲁以来，在山东就存在着115师和山东纵队两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他们是当时平行的兄弟部队，这种情况不利于发挥共产党在山东的抗日力量的整体作用。1939年4月24日，北方局向中央建议，派徐向前到山东工作，并成立八路军第1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115师和山东纵队。6月，徐向前和朱瑞到达鲁中地区，8月1日，发表通电，宣布就任第1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职务，并正式宣布成立八路军第1纵队。1940年6月，第1纵队司令员徐向前离开山东返回延安(从1941年起，山东第1纵队的番号就不再使用)。因为徐向前的离开，山东又缺乏统一的领导。　

　　1940年7月18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建议：山东暂由陈光和罗荣桓实施统一指挥。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于1941年8月8日又作出决定，加强山东八路军作战指挥的统一。指示的内容是：　

　　“(甲)分局、115师师部及山纵指挥部靠拢，以便经常开会，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山东分局暂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同志组成，朱瑞为书记。　

　　(乙)山东纵队归115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丙)将山纵及115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罗荣桓、黎玉、陈光、萧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七人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　

　　山东分局随即开会研究贯彻中央这一决定，决定分局委员的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主持财委会。10月2日，罗荣桓和陈光率师部到达临沂青驼寺，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首次会议，研究了115师与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对秋季反“扫荡”也进行了部署。

　　10月28日，中央又给山东发电报，重申上述指示，并明确指出：山东今后应“巩固与扩大115师与山纵，使两部打成一片，坚持山东根据地，并在将来必要时，准备发展方向……”中央要求山东纵队和115师商量决定具体的集合地点。　

　　在115师刚刚到达山东时，中共中央曾有让该部以山东作为跳板，然后继续南下的设想。这也是中央迟迟未统一山东抗日力量的一个原因。通过上述指示可以看出，中央已决定把山东作为115师的基本根据地。这样一来，115师的基本任务和预设战场就已经很明确，但山东八路军的统一和指挥仍存在问题。　

　　山东纵队虽然“归115师首长指挥”，但只是“配合作战”。既然是配合，那就是说山东纵队还不属于115师。　

　　统一指挥问题有所突破，但还不是干净利落，对某些问题并未明确。这样一来，矛盾就产生了。　

　　对于同山东纵队并肩作战，115师的领导陈光和罗荣桓一直都比较重视。特别是罗荣桓，他身为政委，更为关心。他强调要维护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他经常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如果主力和地方关系搞不好，要由主力负责。这一点，中央要求也很严格。为了增进了解，交流经验，在115师和山东纵队之间进行了干部交流，并互相派人到对方部队观摩学习。　

　　因此，115师与山东纵队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比较融洽。　

　　为了打通抱犊崮山区与山东纵队机关驻地沂水蒙阴地区的联系，必须控制费县东部的天宝山区。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交通闭塞，相传从光绪以来，就没有向官府交纳过钱粮，真可谓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三打白彦之后，陈光和罗荣桓即争取当地的廉德山地方武装，并于7月间进驻这一地区，开辟了天宝山根据地，随后将师部北移到天宝山区的桃峪，缩短了与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机关驻地之间的距离。　

　　在中央提出由山东纵队和115师商量决定如何靠拢后，两个部队之间的矛盾就随之产生。因为由115师领导整个山东的抗日武装力量，那么从形式上讲，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就有被115师“兼并”的可能，这样就造成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中一些人心理上的不平衡，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于是，山东分局的个别领导就向中央打起了“小报告”，对115师司政后机关提出多项指责，同时还向中央建议：“统一山东党政军民领导之具体事项，待会后再定。”这里所说的会，就是1940年秋季召开的115师高级干部会议。　

　　桃峪不平　

　　1940年9月，115师高级干部会议在桃峪召开。这地方有很多桃树，一到春天，漫山遍野都是桃花，非常迷人，因此当地的一些文人就将桃峪与陶渊明的桃花源相比。但当时的百姓并未过上幸福生活，桃峪并不是真正的桃花源。115师的桃峪会议也偶起风波。　

　　陈光和罗荣桓主持了这次会议，出席者有各支队和师直机关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鲁南区党委的负责人，山东分局的负责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罗荣桓在大会上作了关于115师在山东的总结报告，他说，115师进入冀鲁边、苏鲁豫、鲁西、鲁南等地区后，开辟了根据地，给这些地区输送了300多名党政干部，帮助建立了一批县级政权，扩大了八路军的力量，建立了2个军区，6个军分区。在统一战线中，执行了党的政策，增进了与友军的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各个击破顽固势力，为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还用“争、插、挤、打、统、反”6个字生动地概括了已经在各根据地采用的工作方法。　

　　同时，罗荣桓也指出了115师存在的缺点。　

　　一是军事发展与党的群众工作配合不好。由于不善于团结地方干部，求得地方党的配合，造成主力的极不充实，同时地方武装工作薄弱，还没有建立起一块巩固的根据地作为基点。　

　　二是由于部队分散，没有进行必要的整顿，因而纪律松懈，破坏党的政策、损害党的传统的现象已很严重。由当时的形势所决定，八路军只能进行相对分散，并进行游击战，这样一来，上级就无法对下级进行十分有效的控制，有些部队自以为是，并且自觉不自觉地沾染上国民党部队的一些习气。　

　　这种违反纪律和政策的事件，最严重的一次就发生在桃峪会议召开前不久。8月间，已编入八路军的天宝山大队长廉德山叛变投敌，将八路军的一个侦察班和师政治部的几位民运干部扣押在山寨内。9月2日，八路军向叛匪发起攻击。廉德山的部队裹胁了一些群众固守天宝山险峰南大顶，使进攻南大顶的八路军遭到很大伤亡，这激起了攻击部队指战员的极大愤慨。罗荣桓担心部队攻占山顶以后会违犯政策，立即派政治部的两位科长到前线去。然而，直工科长刘四喜又被叛军打死。而另一位同去的科长急红了眼，在攻下南大顶以后，不但没有制止违犯政策的现象，而且自己也枪杀了俘虏。罗荣桓得知后，立即将他撤职，同时批评了有关人员，并派组织部长梁必业去处理。随后，罗荣桓又向上级报告了此事，并作了自我批评。在桃峪会议上，罗荣桓主要是通过这一件事，并联系以前发生的一些问题，再一次强调执行政策、严格纪律的重要性，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在这次会议上，罗荣桓还提出了“治军要严”的口号。　

　　与会者对115师进入山东以来的工作进行了热烈讨论。在讨论中也反映出一些不同的认识，主要是集中在对山东形势的估计，以及如何贯彻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等问题上。有的领导认为，共产党在山东的武装力量已能同日伪军相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初步取得了优势。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已占全山东省的60%，人口也占50%。基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他们便倾向于强调建设正规化的主力兵团，认为打游击战已经不过瘾，要打大仗，打运动战(或称运动游击战)，而对于坚持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却不够重视，也缺乏更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罗荣桓和一些人不赞成这种对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他们从山东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八路军对敌伪军还是劣势，在当时组建正规兵团、打运动战的条件尚不成熟，应坚持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　

　　会议期间，八路军总部来电，对桃峪高干会议作出指示，批评了115师军队纪律和干部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115师已经作了严肃的处理，罗荣桓也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但是，尽管如此，山东分局个别领导人还是以南大顶事件作为把柄，对115师进行严厉的指责。　

　　山东分局个别领导人对115师的不断指责，有些是针对罗荣桓个人的，罗荣桓觉得山东的工作很难作。他认为，如果自己不在这一位置上可能会好些。于是，10月4日，罗荣桓以个人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总部并转中央，表示完全接受八路军总部对115师工作的批评，并请求将他调离山东去学习。10月17日，毛泽东起草并签发了以他和朱德、王稼祥名义的复电，在肯定八路军总部批评的同时，指出：　

　　“115师有极大的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继续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　?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接到这一电报后，罗荣桓就放弃了个人的要求，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　

　　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在桃峪会议上暴露出的各种分歧，在会议期间没有得出统一认识。　

　　桃峪会议结束后，为了便于实行山东军事上的统一指挥，115师决定按照山东分局的意见，将师部转移到沂蒙山区。但考虑到鲁南地区是通向华中的枢纽，又是沂蒙山区的屏障，这个地方也不能放弃，于是，又把教导2旅一部，转移到沂水县青驼寺以西的聂家庄。　

　　解决“家庭困难”　

　　115师师部同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机关靠拢之后，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多粮少，部队和机关的日子都非常艰苦。　

　　115师驻地抱犊崮山区和天宝山区田少石头多，是山东有名的穷地方。由于山东八路军和共产党机关都挤在这一地区，吃饭成了问题。部队日常吃的都是煎饼，是用高粱面或其他面糊糊在平底锅上摊成的。高粱煎饼又黑又硬，咬起来十分费劲。一些煎饼中的糠很多，吃下去容易便秘。为了便于下咽，在天宝山区烙煎饼时，还在面糊糊里掺一些山梨或柿子。当地蔬菜十分罕见，战士们时常将柳树叶子腌一腌，卷在煎饼里吃。如果是北方人，习惯于吃面食，不管面的质量如何。可是，师部有一些知识分子是南方人，习惯于吃米饭，又不会卷煎饼，双手拿着煎饼吃很像看报。于是，开饭吃煎饼时，他们便开玩笑说：“读报了，读报了。”　

　　115师的领导也同大家一样。当时罗荣桓虽有很厉害的痔疮，但也是每天“读报”不已。　

　　穿的是羊毛棉袄。这乍一听，穿羊毛棉袄，还以为满不错，然而，却是名实不符。　

　　1939年，115师从晋西出发时带了6万元，到鲁南后不久便花光了。于是南下郯城码头，才筹款解决了当年的棉衣问题。桃峪会议以后，又到深秋，因搞不到棉花，棉衣仍无着落。后来发现，当地养的羊不少，便决定就地取材，搜集老乡未经漂洗的羊毛，指战员每人发几斤，发动大家自己动手，用羊毛做絮，缝制棉衣。　

　　正在大家忙于洗晒羊毛，制作棉衣的时候，陈士榘到任了。一天，罗荣桓同陈士榘沿着河边散步，见到许多战士在岸边石头上用柳条抽打羊毛。陈士榘就问罗荣桓：　

　　“这羊毛能不能像弹棉花那样弹呢？”　

　　罗荣桓摇摇头说：“如果有一台破毛机就解决问题了。”停了一会，他又说：“这只有等到胜利以后，现在只能是望梅止渴。”　

　　这一年冬天，115师的领导与其他人一样，也是穿着这种羊毛棉衣。穿这种棉衣，羊毛一根一根地往外钻，弄得到处是羊毛，而且一它一它地向下坠，往往是棉衣的下部厚厚的，而上部却成了单衣。就是这样的衣服，帮助115师的指战员度过了鲁南的严冬。

　　在那种十分艰苦的战争年代，部队有困难只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　

　　115师到山东后，本想就地获取一些给养。但山东的国民党政府却百般阻挠，说115师的防区不在山东。从根据地里搞吧，当地的老百姓本身也苦得很。没办法，一开始八路军主要是靠打仗来维持生计，但打仗也需要一定的条件，不但要有好的作战目标，而且也应有足够的实力。　

　　后来，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山东境内的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发动全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先是开荒种地，帮助群众耕种和收藏。但是，不久很多地方又出现军民争荒地的矛盾。罗荣桓得知此事后，就找山东军区司令部管理科长何敬之商量。何敬之提议到海边去开盐田，罗荣桓当即表示同意，并亲自参加了盐场的规划、建设和后来的晒盐劳动。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军区直属队组织了一支运输队，把自己生产的食盐运到边沿区去卖，来回100多里路，每一头牲口驮的盐可以赚30余元。　

　　后来，罗荣桓又指示机关开展多种经营，这样，机关又成立了生产大队，下设3个生产队、2个油坊、1个酱园，还开办了供销店。当时的买卖做得还不算小，他们把山东根据地出产的花生油、豆油，有时远销到上海等地，换回根据地军民需要的药品、纱布、火柴、布匹等生活物资，甚至还可以换回军需用品。　

　　为了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山东八路军甚至把当时在抗大华中分校工作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留在山东帮助工作。1942年，返回延安的薛暮桥经过山东，在山东停留了3个月，后来中共中央来电催他回延安。罗荣桓就一面复电中央，要求将薛暮桥留下，一面征求薛的意见。后来，薛暮桥认识到山东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就留了下来。　

　　另外，八路军还开了金矿，在根据地内发行自己的货币(即抗币，山东称为北海币)，以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通过自力更生，到1944年，山东八路军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当年，罗荣桓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　

　　“部队在生产初步发展的基础上，一般主力机关每日可以吃到5钱油盐，1斤多菜，每月1斤多肉。并能补助牙刷、牙粉、黄烟等日用品，今年上半年，由于生产盈余，每人解决衬衣1套，体力亦渐增强。”　

　　八路军自己动手，战胜生活困难，不但顺利地渡过了难关，而且也减轻了根据地群众的负担，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你还我干部”　

　　从根本上讲，部队的战斗力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二是武器。其中人是最重要的，而那些经过多次作战锻炼的人则更为重要。他们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有较好的心理素质，还有那种在作战中能随机应变的本领。这些人是部队的宝贵财富。长征结束时，红军只剩3万多人，但后来却不断壮大，战斗力仍没有减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八路军保留了相当一批红军骨干。在抗日战争那种艰苦环境中，这些骨干却是越来越少，少也是正常的，打仗哪有不死人的？但有些却是可以避免的，这关键是一个战术问题。　

　　抗战以来，115师有一些指挥员习惯于10年内战中那种猛冲猛打的战术。在与优良装备的日军作战时，有时伤亡过大。　

　　1941年2月7日，教导2旅副旅长，人称“张疯子”的张仁初带着一个团，在郯马地区奉命出击时，在重坊附近与从新安镇(今新沂县城)出来“扫荡”的数百名日伪军相遇。敌人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向八路军实施进攻。张仁初跨上战马，举起枪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战士们跟着他勇猛地拼刺刀，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但是八路军的伤亡也很严重，特别是许多长征过来的老战士和干部都牺牲了。战后，罗荣桓看到牺牲名单时，十分惋惜而又沉痛地说：“都是多么好的战士啊！”　

　　就在这时，张仁初来了。他一脸兴奋的神情，老远就喊“政委！”罗荣桓这次既未让坐，也没有给他倒茶，而是狠狠地盯着张仁初，劈头就问：　

　　“张仁初，你是来请功的吧？你是来领赏的吧？”　

　　张仁初懵了，愣愣地站在那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罗荣桓厉声说：“告诉你，我这里没有功给你，没有赏给你。你真是个疯子！你还我干部，你还我战士！”　

　　一向稳重的罗荣桓政委，此时怒容满面，透过黑边眼镜，可以看到眼睛里饱含着泪水。　

　　“你违反了游击战的原则，拚掉了我们的红军老干部。你赔我的干部来！”　

　　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战争岁月里，作战经验就是本钱，就是财富，有时可以说就是胜利。在作战中损失了那些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老战士、老干部，对八路军来讲，就意味着遭到了比较大的损失。特别是那些红军干部，他们都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不但具有十分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还经受了意志上的磨练。他们很多都曾与罗荣桓一同战斗过，罗荣桓非常深刻地了解他们。一旦失去他们，无论于公于私，无论是从理智上还是从感情上讲，都是难以接受的。　

　　张仁初一声不吭，低着头站在那里。抛开作战的胜利，去想一下所遭受的损失，他的那种兴奋感陡然消失。想到那些永远也不会再见到的战友和部下，他的眼圈也红了。　

　　罗荣桓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语重心长地说：“干革命不能单凭一股冲劲，打仗也不能只靠勇敢。现在我们是开展游击战，不是打阵地战。只管打得过瘾，动不动就硬拚，革命的本钱被拚光，我们怎么向党和人民交待？”　

　　张仁初低着头，十分沉痛地说：“政委，我错了，我请求处分。”　

　　“处分你有什么用？好好地记住这血的教训吧！”　

　　是啊，打仗不能光靠勇敢，要有勇有谋。既讲勇气，也要讲战术，讲谋略。　

　　张仁初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件事。每逢提起，他总是十分后悔地说：“唉，罗政委说得对，我真是个疯子。”　

　　针对重坊战斗这一类情况，罗荣桓和陈光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认为有必要提醒下属各部队。4月24日，罗荣桓在司令部研究整军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具体条件不同了。我们在国内战争时期的经验，不是全部都可以适用于今天的。”?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0-10 15: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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