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百团大战的几个问题
2016-10-17 15:34:58  来源：　　(作者：雒春普，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点击：  复制链接

　　1940年夏秋之交，八路军104个团(亦说105团、或115团)受总部统一指挥，在华北敌后的广阔战线上同时出击，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乃是华北空前未有的交通总攻击战，乃是华北战场上第一次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的大会战。”〔1〕意义十分重要。唯其重要，关于百团大战的讨论虽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仍是一个不尽的话题。　

　　一、百团大战与正面战场　

　　1940年秋，可谓多事之秋，是时国际局势急剧变化。德国继上年突袭波兰，在欧洲引发战火之后，5月，又与英法联军在西线爆发了战事；不久，意大利对英、法宣战。6月14日，巴黎失陷；6月24日，法国正式向德意投降；同时英国势力退出欧洲大陆。欧洲战局的剧变，震惊了整个世界。德意法西斯在欧洲的暂时胜利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决心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以便尽快抽身南进，攫取英、法、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为此，日方首先通过外交手段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6月18日，迫使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封锁了滇越铁路；7月15日，又迫使英国封锁了滇缅公路，至此，西方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物资运输通道全被截断。继而，加强政治诱降――8月1日，日近卫内阁发表国策声明，称“日本对国际情势之剧变，系采远大眼光”，为求中国事件的完全解决，“拟有建设性与伸缩性之方策”[2]。日首相近卫明确向蒋介石提出，通过谈判“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3]。与此同时，以武力相迫，一改相持阶段“巩固占领区”的既定方针，发动了宜昌作战。　

　　“宜昌乃长江水路通往重庆的咽喉，沿海工业内迁四川，抗战物资补给重庆，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同华中等战场的联系，都以这里为主要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4]为“在汉水两岸地区将敌(国民党军)第五战区的主力击败，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作出贡献”[5]，日军于5月1日正式发动宜昌作战。“7月20日，随着宜昌的确保，为了汉口附近的警备和作为第11军总预备队，从华北抽调了六个步兵大队和一个山炮大队的基干兵力，归第11军司令官指挥。”[6]　

　　正是在正面战场吸引了日军部分兵力的情况下，8月20日，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了袭击敌之交通干线的进攻作战百团大战。这样，使得本来就“痛感兵力不足的华北方面军”更加困难，措手不及，遭受了“极大的打击”。日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在笔记中写道：“此次作战，系敌乘我兵力减少之际，……故在初期我行动不利”[7]。倘若不是正面战场发生了宜昌作战，假如没有华北兵力的外调华中，百团大战势必承担更大的牺牲。换句话讲，是正面战场的作战在客观上给百团大战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百团大战的发动，八路军对敌交通干线的凌厉攻势，使日军进一步认识到华北治安的严重局面，惊呼：“占领区的治安现状，按优劣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武汉地区、华北，而以华北最差。”[8]有鉴于此，为“1941年度巩固华北”，“派遣军由华中抽调两个师团增援华北，以期彻底整顿治安。在武汉则对江南地区进行收缩性的整顿。”[9]正如当时的舆论所说，华北出击的胜利“消耗了敌人的军力和军火，牵制与分散了敌人的兵力，使其无法集结大量军队，因而不能不增加进攻我西北的困难。为了应援华北敌军，在华中各战场的敌人，也不能大量的集中，这就减少了对我正面压迫的力量。”[10]毫无疑问，由于百团大战的威慑，日军已把治安整顿的重点放在华北。两个师团的改调华北，收缩性的整顿，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正面战场第五战区的压力。如此，百团大战一方面沉重打击了日军，吸引了日军兵力，加重了华北敌后的负担和困难；另一方面也对正面战场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关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11]敌后游击战争“钳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作战。”[12]这种配合不是战役上的直接配合，而是战略上的相辅相成。　

　　二、百团大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抗日战争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把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事业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整个事业联系起来，并身体力行。1940年夏秋，德意法西斯在欧洲频频得逞，气焰嚣张。日本侵略势力受其鼓舞，跃跃欲试，发誓要“迎接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利用欧洲战局在远东造成的有利形势，向南洋地区扩大侵略战争。　

　　正当日本积极准备“南进”，扩大侵略战争，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处于紧急关头的时候，7月，毛泽东发表《团结到底》一文，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13]接着，8月20日，八路军在敌后一举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在三个半月的时间里，“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0600多人、伪军5100多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70人。破坏铁路948里，公路3000多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消灭敌据点2900多个。同时拔除了一批深入我根据地的敌伪据点，消灭大量敌伪组织并收复了四、五十座县城(最后得以巩固的在26个以上)。”[14]　

　　百团大战的发动是日军始料不及的。日华北方面军记录称，“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间和巨款方能恢复。”[15]“此次共军采取与过去游击战完全不同的战术，乘日军不备，突然以大规模的运动战进行攻击。这是初期情况。以后共军再次发动攻势，日军对其反攻，一直持续到12月上旬。”“日军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日方对中共真实情况的调查研究及其统一指挥大部队作战的能力的情报，收集的很不充分。同时，中共一向对其意图巧妙而严格地保密，因而完全出乎日军意料，取得了奇袭的成功。”[16]　

　　“与此同时，中国正面战场的战斗也很激烈，1940年日伪军伤亡达273000余人。”[17]正是由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紧要关头，八路军一举发动了百团大战，使日军泥足深陷，难以抽身，哀叹“对于单独处理中国事变给人以缺乏热情无计可施之感。”[18]1940年11月13日，日本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规定：“至1940年末须采取一切政战两略手段，削弱中国政府之抗战意志，使之迅速屈服。”“如至1940年底与重庆政府之间仍不能实现和平，则不论形势如何，可断然向长期战方略转移，务期重庆政府之屈服。”同时，提出“如今解决中国事变已与欧洲形势联系在一起，”必须“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谋求中国事变的解决。”[19]被迫放弃对中国的速决战略，转而施行持久战战略。早在是年7月8日，日本特使佐藤尚武、大使来栖三郎就曾说过，“变化完全取决于中日战争的情势，日本现在正尽一切努力去解决这个战争，以便日本可能获得行动的自由。”[20]由此不难看出，正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使日本法西斯失去了扩大侵略的“行动自由”，不得不暂时放弃“南进”，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发动，为英美加强备战争取了时间。正如《新中华报》所预言的那样，“这一百团大战，将给敌人‘迅速解决中国事件’与‘南进政策’很大破坏，……使得敌军从全局上受到牵制以至破坏敌之新的战略进攻计划与准备。”[21]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团大战无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起了积极的支援和配合作用。　

　　三、关于百团参战问题　

　　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是因百团参战而得名的。然而，在其部署和发动之初，参战部队并非百团，“从7月22日的《战役预备命令》到8月8日的《战役行动命令》和《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以至到战役发起之时，八路军内部上上下下统称‘正太路破击战役’。”[22]　

　　1940年7月，鉴于“日军停止正面进攻，……对敌后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封锁和隔绝我各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特别对晋东南实行其‘囚笼政策’，使形势日趋严重”；“国际上，由于东方慕尼黑危险的增加，对敌占区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也有影响”；敌“交通线空虚，守备薄弱”等，[23]八路军总部在酝酿了三个多月之后，于22日签署了由朱(朱德)、彭(彭德怀)、左(左权)署名，上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晋察冀军区、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的《关于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命令确定了形势任务，对战役组织作了明确的说明。　

　　经过相应的准备之后，8月8日，八路军总部发出了仍以朱、彭、左署名、上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各部队的《战役行动命令》。命令具体部署了原定兵力22个团的作战地域，决定“重点破袭正太路，其次破袭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和白晋路”。[24]　

　　8月20日，根据总部“所有参战部队一律在8月20日20时开始攻击”的电令，交通总破袭战如期发动。次日，晋察冀军区、第一二九师、第一二○师等部先后向总部报告战况，总部方觉参战部队已不止原计划的22个团。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命令司令部务于明(22)日午前弄清正太路全线和其他各路所有参战部队的兵力和战斗情况”。[25]22日午，作战科将各部队战报汇总，统计出了实际参战兵力，即：总部炮兵团、特务团；一二○师11个团(含支队)；晋西北新军7个团；一二九师41个团；晋察冀军区43个团(含支队)，共104个团。闻此，左权副参谋长脱口而出，“好！这是百团大战。”彭德怀副总司令一锤定音，“不管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个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26]于是，才有了百团大战的称谓。　

　　从22个团的部署，到104个团参战，这是战役的组织者没有预料到的。窃以为百团参战的发生说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有着高度的抗日自觉性和积极性；说明“‘大举破击正太路’的决策，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精神，反映了八路军全体指战员和华北人民抗日情绪高涨。”[27]　

　　四、对百团大战应分阶段考察　

　　关于百团大战，约定俗成的说法是“我军在敌后方进行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是我军政民共同发动的伟大的交通战和经济战的总攻袭。”[28]然而，由于战役侧重点不同，作战方式不同，自然形成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战役之第一阶段，即1940年8月20日――9月10日。这一阶段，各参战部队根据“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的截断该线交通，乘胜扩张战果，扫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以至基本上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29]的预定部署，以“石太(石门―太原)、同蒲、平汉、津浦、北宁、平绥、京古、石德等铁路，代蔚(代县―蔚县)、沧石(沧县―石门)、平辽(平定―辽县)等公路”为攻击目标，展开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30]经过20天的连续作战，使敌占之石太、平汉、同蒲等铁路线，井陉煤矿等战略设施受到了相当严重的破坏，沿线一些“孤立的小据点有些被全部消灭”。[31]从作战方式上看，毫无疑问可以称之为战役进攻作战。

　　战役之第二阶段，即1940年9月20日―10月初。这一阶段，根据9月16日总部发布的作战命令，其“基本作战方针是：一、继续破坏敌寇交通线；二、克服深入我基本根据地内之某些据点。”[32]在此期间，按照总部统一部署，“各兵团先后于9月22日、23日开始攻击。晋察冀军区在涞源、灵丘地区，第一二九师在榆社、辽县地区，第一二○师在同蒲路北段，冀中军区在任丘、河间、大城、肃宁地区发起的战役，都取得了相当的战绩，至10月上旬，共作战620余次，攻克日军据点120个，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33]。虽然就战略指导方针而言，“在当时我军装备比较低劣的条件下”，“攻打和夺取敌设防比较坚固的城镇、据点”“是不适当的”，“它势必形成较长期间的阵地攻坚，造成部队不应有的伤亡。”[34]但单从作战方式来看，不论是战役指导方针，还是战役的具体实施，亦当属进攻作战无疑。　

　　问题在于战役的第三阶段(日军称为“第二期晋中作战”)。它是由日军第一军为“消灭这一方面的中共军主力，烧光其根据地，”[35]而施行的报复性“扫荡”引发的。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结束时，八路军总部和野战政治部领导人，曾计划再组织一次大的进攻，以便继续扩张胜利，进一步吸引敌人，争取全国时局的好转。”[36]在连续遭受打击的情况下，昭和十五年(1940)年10月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制定了《对华北方面共产势力之观察》的文件，为防止八路军再发动“全面的、有组织的”、出其不意的进攻，命令第一军所属部队进行“第二期晋中作战”、驻蒙军所属部队进行“对晋察冀边区中共根据地更大规模的肃正作战”。面对变化了的形势，八路军总部不得不放弃继续进攻的战略，转而部署反“扫荡”作战。至此，本来意义上的百团大战事实上已经结束，此后的作战已经不是“进攻的运动战”，而是又回复到敌后游击战的基本形式――“扫荡”与“反扫荡”，“封锁”与反“封锁”。因此，把10月10日―12月5日期间，持续55天的反“扫荡”作战，与此前两个阶段的战役进攻作战等量齐观，作为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也就是说，百团大战的下限应划在10月初，其持续时间是50天，而不是三个半月。　

　　注释：　

　　[1]左权：《论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转引自《百团大战始末》，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234页。　

　　[2]《新华日报》1940年8月2日。　

　　[3]今井武夫：《中国事变回忆录》第175页。　

　　[4][22][25][26][27][33][36]王政柱：《百团大战始末》第21、62、71、71、72、131、159页。　?

　　[5]冈村宁茨制定的作战指导方针，转引自《百团大战始末》第21页。　

　　[6]井本熊男：《作战日志中的中国事变》，转引自《百团大战史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386页。　

　　[7][8][9][30]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318、358―359、359、321页。　

　　[10]《新疆日报》1940年9月5日。　

　　[11]《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18页。　

　　[12]《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　

　　[1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19页。　

　　[14][32][34]何理：《论百团大战的战略指导思想及历史作用》，《南开学报》1982年第3期。　

　　[15][16][18][19]《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史料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75、576―577、605、604―612页。　

　　[17][20]《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35页。　

　　[21]《八路军在华北反扫荡的百团大战》，《新中华报》1940年8月30日。　

　　[23][24]《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34―235、236页。　

　　[28]朱德：《扩张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新中华报》1940年9月26日。　

　　[29]《关于破击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　

　　[31]《百团大战史料》第426页。　

　　[35]《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第59页。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0-17 15: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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