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在武汉会战中
2016-10-20 09:24:53  来源：中国青年网  点击：  复制链接

　　陈诚是著名的武汉会战中的重要指挥官，在此期间，曾先后担任武汉卫戍总司令、军委会政治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等军政要职。陈诚的活动，与武汉会战的进行紧密相连。　

　　（一）　

　　自南京失陷以后，武汉即成为中国继续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为巩固这一战略政略要地，蒋介石于1938年1月1日，特令组织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任命陈诚为总司令；11日，陈正式就职。　

　　陈诚对于武汉并不生疏。早在1931年1月担任十八军军长兼第14师师长时，即驻节武汉；此后，又先后在这里担任陆军整理处处长、委员长行辕参谋长。1935年夏，陈在任职陆军整理处处长期间，即曾奉命主持筹划武汉国防工事。时陆地工事之规模，北自武胜关，南至城陵矶，东达田家镇。至于江防工事，则由沿江各要塞负责。1936年1月底，蒋介石电令在武昌担任委员长行辕参谋长的陈诚：“武汉要塞工程应从速着手，星夜赶筑，务限本年四月底完成”。陈诚奉命，遂督率施工部队，加紧赶办，充实加强了各要塞的防御能力。　

　　陈诚在就任武汉卫戍总司令后，于1月26日专门召集各军师参谋长、工兵人员及德籍顾问，举行工事构筑会议，商讨了武汉地区国防工事构筑计划，决定成立武汉城防工程处、河川工程股、筑路工程处等机构，分别负责陆地工事、河川工程和道路修筑等施工项目。　

　　蒋介石对陈诚负责实施的武汉国防工事特别重视，并寄予厚望。1月29日，仅距武汉工事构筑会议召开3天，蒋即致电陈诚，催要“武汉附近全部阵地之设计、配备，与防御工事计划，及其工事完成(可分第一、二、三期)日期”之详细报告。紧接着，他又对武汉的野战工事提出了新的要求。其2月4日发出的手令为：“陈总司令辞修：武汉附近阵地野战工事，应照新式野战筑城构筑，限期完成，以资各部队官长参观摹仿为要。中正。”　

　　陈诚在短短的数日内，连续接蒋关于构筑工事之命令，并需以此作为全军修筑野战工事之表率，深感任务之重要和艰巨。他于2月20日正式颁定武汉附近防御工事构筑计划，将国防永久工事分作10区兴工，规定每一工兵连每天需完成一个工事。德籍顾问曾提出，工事不可在战前过早完成，否则易暴露目标，遭敌机轰炸，且有浸水之危险。可是，陈诚因有蒋介石催办之电令为据，并未采纳德籍顾问的建议，仍坚持按原定期限完成。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施工，终于在春季基本告成。这样，在武汉周围的大弧形线上及其以内地区，均以永久工事为骨干，并增筑若干野战工事及副防御物、交通壕等，构成了一个以武汉为核心的大纵深防御阵地。与此同时，陈诚还将江防阵地编成田壁、黄鄂等要塞。各要塞以海军炮为主，野战炮为副，辅之以步兵掩护阵地及通讯、防空诸设备。为便利武汉内围之交通，陈诚特限期完成道路网，统制船舶、车辆及各种交通工具，增修葛店、阳逻、沌口等沿江码头，架设襄河、艾家咀、蔡甸附近军桥，修建汉口江岸、武昌徐家棚附近之轮渡码头。可是这些工事，由于构筑仓促，施工马虎，大多只有数量，没有达到质量要求。所谓的“永久工事”并不“永久”；要塞工事仅面对江面而设，而对来自陆上的进攻，则缺乏防御能力。　

　　除了兴办各项国防工程外，陈诚还负责武汉地区的战时动员工作。他拟定的动员方针是：“使一切能利用以抗战者，亦必全体动员，任何牺牲在所不惜；而同时不应牺牲者，以及足资敌利用者，虽一草一木，亦不轻易委弃之。”在部队方面，陈诚谨遵蒋介石的命令，大量使用德籍顾问，“自参谋以下重要人员，皆由德顾问充任”；“对步、炮、工各科，及交通、兵器、卫生各处与各部队训练、补充、检阅等，亦聘德顾问若干人指导”，“并令其负责，付其全权处理各该科处业务”。在民众方面，蒋介石特授权由陈诚执掌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对卫戍区内所有民众团体及动员机构，加以指导监督，并负责开展兵员补充、物资补充、民众自卫、军事配合及破坏敌人后方5个方面的具体工作。他还给陈诚下达手令：“武汉三镇市民训练，应重新实施；并以战时必要之动作，与遭遇敌军时之敌忾心及态度，不被敌所屈辱为最重要。”陈诚在工商界、农村和青年学生中组织了各种自卫团，以及民众宣传队、慰劳队、救护队、消防队、输送队、侦探队、技术队、征募队、工程队、向导队等。由于国民党当局和陈诚对于民众既想发动又不敢大发动的矛盾心理，这些民众组织，在以后的武汉保卫战中，只是部分地配合正规部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有些则完全流于形式。

　　（二）　

　　陈诚在1938年1月11日就任武汉卫戍总司令后不久，又担任了更为重要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一职。1月17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修正后的《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实行改组，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部。蒋介石令将原大本营第六部、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训练处合并改组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由陈诚负责筹备。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正式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张厉生任秘书长，贺衷寒、康泽、郭沫若分任一、二、三厅厅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组织条例》规定，该部有下列主要职责：“一、关于陆海空军之政治训练事项；二、关于国民军训、民众组训及战地服务事项；三、关于宣传及政治情报事项。”同时，政治部对于各地党政机关执行该部主管的事务，有指导监督之责；就其所主管事务，对于各地方党政机关的命令或处分，认为有违背法令或逾越权限者，可以在呈准后予以停止或撤销。可见，陈诚实际上掌握了全国政治训练、群众团体和宣传舆论等方面的大权。他在对政治部全体工作人员讲话时曾指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最近设置的政治部，是策动全民抗战的一个崭新而有力量的组织。它的成立是在遵奉领袖意旨，执行统帅命令，增强国军力量，坚定建军目的，并发动全体民众，统一一切力量，共赴国难，以建立三民主义的国家，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政治部是军事委员会各部之一，也就是委员长的幕僚机关之一部，为委员长设计与政治有关事项，并奉行委员长所派事宜。”他还根据政治部组织条例的精神，把政治部的主要任务归纳为5项，即：1.军队政训；2.民众组训；3.青年训练；4.宣导民意；5.文化宣传。陈诚在就任政治部部长新职之后，随即于3月在武昌召集了全国政工会议，进一步强调指出，当前政治工作的路线与任务是：1.提高军队的战斗精神，达到国家建军目的；2.组织训练民众，集中全国力量；3.运用宣传力量，统一全国舆论，粉碎日军战意与野心。　

　　由于政治部是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特殊产物，在其领导成员中，包括了担任副部长的中共要人周恩来、担任第三厅厅长的著名民主人士郭沫若；因此，陈诚面临着如何与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的问题。　

　　陈诚对周、郭二人，熟悉已久。他早在黄埔军校及其他军界中任职基层干部时，周恩来就已经是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后来，陈诚担任了北伐军中的团长，郭沫若则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陈诚在同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于战场上交锋了若干年后，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重新坐到了一起。此时此刻，陈诚同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有同有异。同者，都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的胜利；异者，各自仍有不同的政治信仰与奋斗目标。这就形成了陈诚与周思来、郭沫若等人之间的极其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在人事安排上，陈诚在政治部的重要领导成员中，除了迫于形势，不得不任用周恩来、郭沫若等深受众望的政治家外，一律任用“忠实的”国民党人。台湾著名史学家吴相湘氏在陈诚传记中称，“政治部中除第三厅以外，其余各单位主管及工作人员以及各部队的政治工作人员绝大多数为国民党忠实党员”；对于政治部中不多的共产党人“用国民党党团组织足以监视其活动”。对此，中共方面据理力争。政治部的第一厅管理军队中的党务，由贺衷寒任厅长；第二厅管民众组织，由康泽任厅长。贺、康二人，均为著名反共人士，在他们手下，当无共产党人插足的余地。中共方面，为第三厅的入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陈诚原欲将曾任力行社书记长的刘健群安排为第三厅副厅长，掌握实权。中共方面当然不能接受。2月6日，陈诚宴请政治部除周恩来以外的全体厅长以上人员，并宣布此即为政治部第一次部务会议。其时，有争议的刘健群亦在座。郭沫若为了不使刘健群的任职成为既成事实，当即以出走长沙表示抗议。中共驻汉代表坚决支持郭的行动。陈诚被迫让步，同意撤走刘健群。郭沫若从长沙回汉后，复向陈诚提出就职的条件，即三厅的计划、人事安排、预算，必须由他提出；并提交了三厅副厅长、主任秘书、秘书及各科干部的名单。陈诚并未再行刁难，对郭沫若提出的就职条件，以及由周、郭提交的三厅人事安排、工作方针和计划，基本予以接受。　

　　在政治部成立后开展的各项工作中，陈诚与中共方面也发生过不少的矛盾。陈诚虽有自己既定的政治立场与政治主张，往往因此而导致某些错误的、或者不利于团结抗日的决定；但多能在矛盾与斗争中，作适当的让步，保持了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共事的局面。政治部成立不久，陈诚曾以政治部的名义将当面斥责国民党当局腐败无能的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扣押；中共方面多方营救，陈拒不放人。为此，周恩来向陈诚慷慨陈词：“你不能用政治部的名义扣留李公朴，因为我是参加了政治部的，我是副部长！”陈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在将李扣押一个月之后，终予释放。台儿庄会战胜利后，三厅编了个《抗战将军李宗仁》的小册子，陈诚命令不准散发，并发出训令说：“近查三厅所印各种宣传文件中，每有‘人民’、‘祖国’、‘岗位’等字样，此等文字殊不妥贴。‘人民’应一律改用‘国民’，‘祖国’改用‘国家’，‘岗位’改用‘职分’。以后凡有对外文件必须经呈部审核之后，再行印发。”郭沫若针锋相对责问：“查中山先生生前文字已屡见‘人民’与‘祖国’等字样，是否亦应一律改用‘国民’与‘国家’？”经此较量，该书方得发行。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和倡导下，以陈诚为首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战时动员和宣传教育方面，还是作了不少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工作的；尤其是第三厅，利用文化艺术，宣传抗日，鼓舞士气，对于坚持抗战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应当说，陈诚对于三厅的工作，有不少是赞同和支持的，有些也是默认了的。但是，由于政治立场的局限性，陈诚不可避免地受到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制约，对中共方面的戒备和疑虑甚多，因此，也作出了一些压制群众抗日的决定。1938年3月，全国18个工界团体在武汉发起成立“中国工人抗敌总会”，并首先组织了筹备会。该会宗旨为“统一工人组织，集中工人力量，在政府领导及三民主义原则之下，参加抗战”。但是，在陈诚主持下的政治部却批示：“备案各节暂从缓议”。其借口为：筹备会的18个发起团体中，有“代表未到尚未签名盖章者”，有“因地区沦陷工会欠健全，代表产生之手续欠完备者”，有“无实际会员者”，因此“不足以代表各部多数工人之意见”。该筹备会于5月2日被迫宣告解散。一个生气勃勃的工人抗日组织，遂被扼杀于酝酿之中。此外，在陈诚的直接参与或间接影响下，7月底，国民政府公布了《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和《修正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两项法令，致使许多宣传抗日的进步书刊横遭厄运；8月20日，又以武汉卫戍总部政治部的名义，下令宣布解散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和蚁社三进步团体。　

　　总的说来，陈诚担任军委会政治部长一职后，指挥武汉抗战和全国军队政治工作，还是积极、认真的。他任此职，至1940年9月。

　　（三）　

　　尽管陈诚自1938年春、夏以来，陆续担任了军队和三青团方面的全局性领导工作，但此时其主要精力还是集中于以武汉为中心的军事指挥。　

　　陈诚于1938年6月14日奉派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21日，将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改组，正式成立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与此同时，他还兼任了湖北省政府主席一职。　

　　6月26日，武汉东面的第一道屏障――马？要塞，为日军攻陷。陈诚考虑到，马？乃皖赣门户，其得失对于今后的战局都有重大影响，遂令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督率第16军、第49军及第11师、第16师等部，迅速收复马？及其以东的香山失地，规定“攻克香山及马？要塞区者各赏洋五万元”；“如有作战不力、畏缩不前者，即以军法从事”。罗卓英率部于28日克复香山，对马？要塞组织了东西夹击。但是，由于第167师师长薛蔚英率部逡巡观望，贻误战机，致马？终未能夺回。马？既失，湖口紧张。陈诚复令第43军军长郭汝栋为湖口守备军司令长官，第26师刘雨卿部即赴湖口，接替第77师防务。但因日军攻击于两师交接防之际，第26师新兵数量多，重武器少，故虽经全师官兵奋力厮杀，终于7月4日丢失湖口。　

　　正当武汉会战的序幕已经揭开，日军兵锋直指武汉的态势已经明朗的时候，武汉军民和全国人民迎来了“七七”抗战一周年。陈诚利用这个机会，不断发表讲话和文章，表明了保卫武汉、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念。他于7月4日专门招待了外国记者，向他们报告了半周来的战况，接着指出：“目前的大武汉，政府要用绝对的力量来加以保卫，上自我们的蒋委员长，下至我们的一般民众，都是具有最大的决心，已经屡次声明过，目前保卫大武汉之战，将成为我们的对敌决战的开始，我们在这次大会战中，要愈加消耗敌人的力量，要击破敌人的主力。”陈诚还以《以全力保卫大武汉》为题，撰文纪念抗战爆发一周年。文中指出，“实际上，我是愈战愈强，敌人却愈战愈弱了，因为我们采取的是持久战略，就以空间换取时间达到消耗目的，从长期的消耗战中来争取最后的胜利”。接着，他具体分析了敌我方面的状况。他认为，可以证明敌人愈战愈弱的事实是：第一，人力、财力、资源的匮乏；第二，战斗力的削弱；第三，战线过长带来的运输、补给困难。相反的事实证明了我们愈战愈强：第一，兵员充足；第二，资源丰富；第三，军器补充及时和质量不断提高。陈诚特别强调了目前正在进行着的武汉会战的重要意义，号召全体军民，为保卫大武汉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他说：“无论在消耗敌人，或是打击与歼灭敌人的意义上，这次大会战对于整个的战局，都有重大的决定作用，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固守大武汉、见危授命的责任，每个人都要以空前的努力，无比的忠勇来准备奋斗牺牲。”他还慷慨激昂地进行鼓动：“今日武汉已成为第三期抗战中最重要的据点，这里是我们雪耻复仇的根据地，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石。今日全国民众，尤其是在武汉的每个军民，应当激发最大的同仇敌忾心，人人都应有与武汉共存亡的决心，来守住这个重大的国防的堡垒，必能给予敌人以致命的打击，造成将来决战中极有利的形势。”　

　　7月7日这天，陈诚主持的各军政单位，都积极参加了纪念“七七”周年献金活动。他以湖北省主席的身份，亲率省府的重要职员到武昌司门口献金台，献出1万元；由他主持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和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亦各献金1万元。　

　　与此同时，武汉外围的战事正在激烈进行。自马？、湖口失守后，陈诚即调集第64军李汉魂部、第8军李玉堂部、第70军李觉部和第25军王敬久部等，配置于星子、九江及南浔线的沿江沿湖一带。7月22日，日军波田支队乘风雨在鄱阳湖滨的姑塘登陆。陈诚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前线指挥所从庐山秀峰寺转移到星子县；24日，又迁至与瑞昌互成犄角的德安。25日，他判定日军在攻占九江后，“当以舰队溯江西犯，其陆军则以主力向瑞昌，趋武昌，以有力之一部，最少当在一师团以上经德安趋南昌”；而陈部集中于九江附近的20余师部队，“均注意于沿江沿湖之守备，处处薄弱，敌仍可随时随地强行登陆；又因防区大无法控置机动部队，对情况变化每感应付之困难。”鉴此，陈诚向蒋介石报告，拟集中兵力给日军一次打击。蒋迅速复电陈诚：“决在德安、瑞昌一带与敌决战。”　

　　陈诚根据蒋介石关于在德安、瑞昌一带与敌决战的指示，于8月5日拟定了第九战区关于武汉会战的作战计划。其作战方针为：“以保卫武汉要枢，达成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一部配置沿江各要地及南浔路线，尤须固守田家镇要塞；以主力控置于德安、瑞昌以西及南昌附近地区，侧击深入之敌，将其击破而歼灭之。”其作战指导中，按敌开始进犯瑞昌或德安、敌已占据瑞昌或德安中之一地、敌占据田家镇后以主力进犯武汉三种不同情况，分作三期；在第一期作战指导中，又按“敌以一部犯瑞昌，主力犯德安”和“敌以一部犯德安，以主力犯瑞昌”两种方案进行了部署。这时，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已被分别编为两个兵团。其第一兵团总司令为薛岳，共辖25个师，部署在鄱阳湖以西的九江、德安地区，担负南浔线正面防御，屏障南昌，并侧击西进日军；第二兵团总司令为张发奎，共辖21个师，部署在九江以西的田家镇、鄂城及幕阜山、九宫山一带，担负瑞昌至武昌间的正面防御，保卫武汉。　

　　8月6日，陈诚综合各方敌情判断：“日军主力置于江南，尤侧重于阳新至汀泗桥与大冶至贺胜桥之攻略，亟谋速战速决；作攻南昌犯长沙与由永修犯蒲圻、岳阳之大迂回行动之打算甚少，但仍必绕截粤汉铁路以达不战而取武汉之目的。”遂本其判断作持久抵抗之部署。下旬，敌分两路向南浔线进击。20日，第101师团在鄱阳湖西侧的星子登陆，侧击德安、隘口；24日，由港口登陆之敌陷瑞昌，并南袭德安。陈诚指挥第一、第二兵团在以庐山为轴心的山岳地带，与敌周旋，奋勇拼搏，虽伤亡惨重，但歼敌亦众，滞敌西进，赢得了时间。这时，武汉会战已经进到十分紧张、激烈的程度。陈诚于“九一八”7周年之际，著文号召全国军民“冲破最后的难关”。他写道：“全体军民听着，此地已是我们最后奋斗的场所，此时已是我们最后奋斗的时期，每个军民都要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都要与武汉同生死共存亡，只有这样才可以获得胜利。”为了号召大家坚持到最后一刻，他特别强调：“目前我们的责任，是咬紧牙关，坚持到最后五分钟，坚持到敌人再不能坚持了，那时我们才算渡过了难关。”这里，陈诚把武汉会战估计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奋斗”的场所和时期，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来检验，虽在时间的把握上有所偏颇；但他号召大家下决心作最后的斗争，坚持到最后，其精神所在，当予肯定。

　　9月20日，蒋介石将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改归军事委员会直辖，命罗卓英为总司令；陈诚则专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悉心指挥江南战事。10月初，日军第101、第10师团各一部迂回至德安西南的万家岭，企图从侧背攻击德安的中国守军。陈诚指挥薛岳之第一兵团，抽调第4军、第66军和第74军3个军的兵力，将敌军围困于万家岭，并以犒赏五万元，激励将士用命。9日，薛岳组织数百名敢死队员，向敌奋勇发起攻击，当晚将万家岭占领，并连夜肃清残敌，取得了这一战斗的胜利。陈诚获此消息后，忙于10日中午，以“限一小时到”之急电，飞报汉口蒋介石：“敌106及101师团两部共约四个联队齐日(8日)被我包围于万家岭附近地区，激战两昼夜。经我各军勇猛进攻，卒于本拂晓全行解决。因敌顽抗，不愿缴械投降，致尽遭格毙，陈尸满谷，弃械遍野，仅数百人向西北豕突，情状至为狼狈。”蒋介石接电后，立即于下午4时致电前线各部队长官，称：“查此次万家岭之役，各军大举反攻，歼敌逾万，足证各级指挥官指导有方，全体将士忠勇奋斗，曷胜嘉慰”；并宣布，“除陈长官当赏五万元，本委员长另赏五万元，以资鼓励”。是为武汉会战中著名的万家岭大捷。但是，从作战的结果来看，也不尽理想。薛岳曾致电蒋介石，承认“此次敌迂回作战之企图虽遭挫折，但我集中围攻，未将该敌悉数歼灭，至为痛惜”。　

　　此后，蒋介石虽一再电令陈诚组织江南部队，坚守前沿，主动出击，然因守卫部队经此数月拼搏，亦已疲惫不堪，陈诚只能勉为其难，尽量拖延。10月12日，蒋介石电令陈诚、薛岳：将其“在后方控制及能抽调各部队，编为挺进军，不受任何情况牵制，选择敌最感痛苦方面，断行挺进攻击”；“当挺进军攻击时，九战区全正面应同时向敌猛攻，不可为敌小部窜入所牵制”。17日，蒋介石再令陈诚：“九战区应乘敌一意向武汉突进之际，在可能范围内集结有力部队，由南向北反攻”。陈诚对于蒋介石一再改变自武汉撤退的时间，寄希望于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不无怨慨。他在事后总结武汉会战之教训时指出：“当时中枢欲利用德使陶德曼出面请和来延迟时间，但敌压迫如故，仍须在军事方面求之也。”“武汉撤退时机，最初决定八月底，后改为九一八，又改为九月底、双十节。直至十月二十日，领袖尚在武汉。于是转战数月之残破部队，不能不在金牛、保安线上竭力苦撑，以致以后转移未能按计划实施，陷于溃退。”　

　　10月中、下旬，日军已形成从北、东、东南三面对武汉的包围；21日，广州失陷，武汉局势更形孤立。蒋介石于24日下令自武汉撤退，25日武汉失陷。28日，继失德安。陈诚率第九战区部队，撤至江西、湖南两省的平江上塔寺、幕阜山、岳阳以南一线。　

　　对于已经过去的武汉会战，尤其是最后的撤退阶段，蒋介石并不满意，特给陈诚等第九战区指挥官发了一封措词严厉的电报。电称：“敌人广播称：此次我军退出新店镇、崇阳时，不特枪弹遗弃，即碗筷亦多失落，种种狼狈情形，资为笑谈。”“查放弃武汉原为预定计划，进至武汉之敌，已极疲惫不堪，南犯之敌不多，而我该方面部队竟不审敌之兵力。我有多数军队，不知筹划使用；有良好地形，不知利用防守，只图逃命溃走。不仅无耻，无以对年余抗战中牺牲诸先烈，且完全丧失革命军之精神。此后应力挽颓风，凡无令撤退，不论各级官长，均照连坐法严厉执行，并着陈长官查明此次从新店镇、崇阳狼狈撤退部队具报。”该电名为申斥有关方面之部队，实际上也包含了对作为第九战区最高指挥官的陈诚婉转的责备和批评。陈诚则根据这一电报的精神，结合整个会战情况，向蒋介石提出了一批赏罚的名单。被列在应赏之列的有：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有方”；第54军军长霍揆彰“指挥沉着确实”；第75军军长周？“指挥沉着确实”；第6师师长张珙“在三溪口等役作战得力”；第14师师长陈烈在黄土桥等役“作战得力”；第142师师长傅立平在箬溪东北地区“攻击得力”。被列在应罚之列的有：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于新塘埠、岷山一带溃退，“至影响南浔正面，并不服从命令，私将部队开往湘西”；第58军军长孙渡及新3军军长张冲，“放弃崇阳，自动撤退”；第13师师长方靖，在蒲圻之役“行动迟缓，利用通信困难之际，徊徘瞻顾，影响全般战事”；第141师师长唐永良，“约束不良，部队纪律最坏”，对所负命令“奉行不确实”。此外，他还报告了已进行处罚的情况：将在瑞昌方面作战不力的第3集团军孙桐萱部调驻第五战区；将在岷山、小阳铺作战不力的第74军分别处分；将在九江作战不力的预11师及第12师编并，其主官予以拿办；将守备富池口作战不力的第18师师长调撤。陈诚以一长串的赏罚名单，就指挥武汉会战中的江南战事以及蒋介石的批评，作了交待。　

　　陈诚在武汉会战中率部抵抗，是积极认真的；在处理与中共的关系上，能把分歧和矛盾控制在不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的限度以内。但是，他在放手发动民众、构筑坚固城防及打歼灭战等方面，尚存缺陷和失误。总结陈诚等高级指挥官在武汉会战中的活动，将有助于对武汉会战及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历史的深入研究。　

　　(注：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曾借助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武汉图书馆的资料和陈诚回忆录等。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0-20 09: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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