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宪兵如何虐待抗日志士：竹条抽肚子凉水灌鼻
2016-10-26 14:05:18  来源：《凤凰大视野》  点击：  复制链接

　　核心提示：日本人有那个两米不到的竹子，宽窄一寸左右的竹子，然后拿着这些竹条子往身上打，抽到身上不要紧，抽到肚子上，抽到内脏的时候确实不是很好受。见祝宗梁不招，第二天日本人就换了一个刑罚，灌凉水。

　　本文摘自凤凰卫视1月9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二战之后日本乙级、丙级受审战犯共5400多人，其中900多人被处以死刑，而这900多人当中大约有三分之一都是日本宪兵，宪兵本来是军事警察，主要工作是整治军队风级，在日本国内宪兵也主要管的是军队，但到了中国一反国际通例成了镇压抗日军民最残酷的工具，设在各个沦陷区的日本宪兵队更是人间地狱，根据附近居民后来回忆说，从宪兵队里经常传来凄厉的惨叫让人心惊胆战，而更无法想象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酷刑被加诸于血肉之躯呢？七十多年前，抗日杀奸团的成员们就曾经亲身经历过日本宪兵队的刑囚。

　　解说：2009年，86岁的刘永康在北京的寓所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从天津外贸学院退休后，老人独自一人生活，儿女时不时过来帮忙打理他的饮食起居，平时老人便在这间书斋里看书，看报，回应当年的岁月，他给自己的回忆录起名为《囚歌》，纪念自己年的铁窗生涯。

　　1940年北平八月大搜捕后，李振英、刘永康、叶于良因身负命案被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其他成员分别被判有期徒刑。

　　刘永康（抗日杀奸团成员）：现在这个炮局这儿正是当年关押抗战的时候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的这些，革命的抗战的这些战士和一些无辜的老百姓。

　　解说：七十多年前，刘永康就是在这个牢笼里度过了五年的牢狱生涯。

　　刘永康：那个时候最显眼的就是这个，这个上头，每个炮楼都有两个日本宪兵，拿着枪对着底下的这个，那时候我还记得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三面的这个都有这个炮楼。

　　解说：失去自由的日子分外难熬，战争的胜利既是坚定的信念，也成为唯一的希望，铁窗之外，抗日杀奸团的行动仍在继续，1940年，抗团最早的一批成员沈栋、祝宗梁、孙若愚在重庆相聚，大家决定开辟新的战场。

　　祝宗梁（抗日杀奸团成员）：因为北平、天津都出事了，不能立足，我们上海还有很多抗团的人，同志啊在那里，所以说我们想还继续抗团的活动，就由孙若愚到上海去。

　　解说：考虑到是的斗争形势复杂，行动单位已经很多，抗团的任务从刺杀行动转为宣传，破坏与扰乱，在上海，在孙若愚的带领下，一批年轻团员连续制造多起大案，在上海舞厅，剧场放置炸弹，炸死日本人二十多个，汪伪的提灯游行庆祝大会也被他们破坏，然而一年后，孙若愚在上海实验炸药时炸断左臂，上海抗团因而暴露，活动被迫中止。抗团成员们并不死心，1942年年底，抗团重庆总部又派袁汉俊去天津，试图在那里恢复抗团活动，谁知袁到天津后不久就因叛徒齐文宏、郑有溥的出卖被捕。与此同时祝宗梁正前往上海完成抗团的任务，他哪里知道叛徒郑有溥也正从天津赶往上海，还在那里帮日本人布下了陷井。

　　祝宗梁：他从天津来了，他和一个姓罗的，罗长光很熟悉，他说袁汉俊有事情要来找我，于是罗长光就找了申质文、向传纬要见面，后来我们就到附近一个饭馆去吃午饭，在吃午饭的时候这个忽然间上来了二十几个日本宪兵穿着便衣，他们上来就把我们围起来，两个人铐在一起，然后就押到汽车上，就送到这个四川北路日本宪兵队本部。

　　解说：祝宗梁和抗团成员申质文、向传纬、陈泽永等人一同被捕，日本宪兵将他们分开审问，试图挖出更多的情报。

　　祝宗梁：日本人有那个两米不到的竹子，宽窄一寸左右的竹子，然后拿着这些竹条子往身上打，抽到身上不要紧，抽到肚子上，抽到内脏的时候确实不是很好受。

　　解说：见祝宗梁不招，第二天日本人就换了一个刑罚，灌凉水。

　　祝宗梁：腿脚绑在桌子腿上，手也绑上了不能动，头在桌子头露出去，然后拿一个湿的毛巾沾湿了塞到嘴里头去，不是咬咬牙就搁到嘴里了，是完全要塞到嘴里头去，那么就用自来水的水管就冲鼻子，这个我听说过，用鼻子呼吸了，如果一吸气水就会从鼻子里头到肺里头，这个肺一呛，人难过的不得了。

　　解说：那一年祝宗梁刚满22岁，无法想象这样一个清瘦的青年是如何熬过了一场场残酷的审讯，七十多年后，祝宗梁仍能回忆起遭受酷刑的细节，然而对于自己的痛苦却只是轻描淡写。

　　身在日本牢房中的抗团成员们并不知道从1943年起，战局开始逆转，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1943年春天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转入战略反攻，在太平洋战场，美军2月攻占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从而迫使日军转入战略防御，经历了六年苦痛的中国人面前，第一次出现了胜利的曙光。

　　陈晓楠：1943年2月，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工毛森接到重庆来的密令，让他去营救一个名叫祝宗梁的抗团成员，这位毛森的经历很离奇，他在上海做情报工作的时候因叛徒出卖被捕了，日伪当局误以为他的地位很高，所以没有用刑，只是把他软禁了起来想要诱降，毛森的妻子也是军统特工，就偷偷去请示戴笠，戴笠于是秘传消息，让毛森顺水推舟，假意投降，就此在日本宪兵队潜伏下来，日伪方面对毛森居然相当的信任，只要抓到疑似重庆派的人就让他去甄别，上海抗团的案子也经了他的手，毛森一直在想办法营救抗团的人，可此时却犯起了难，因为那位戴笠钦点要营救的祝宗梁并不在被捕的名单当中。

　　解说：1943年的春天，祝宗梁已经在上海的日本宪兵队被关押了三个月，对于这个硬骨头日本人既不能定罪也不甘心放人，在来上海的路上，途径河南商丘，祝宗梁顺手买了张良民证，改名张志宏，被审问时他便一口咬定自己是张志宏，对抗日团体一无所知。

　　祝宗梁：我始终就一个口供，就是不承认，后来他们过没有再审讯了，日本人我听说过，别人被捕就是三天，他们相信这三天里你一定要交代的，你受不了这个苦，那么如果弄错了他三天过了就算了，所以说我就这样的硬扛了，就扛了三天，我就是没有讲。

　　解说：可是三天的折磨已经使一些体弱的抗团成员到了死亡的边缘，接到营救任务的毛森知道不能再等了，他假装向日本人献计说经过自己的甄别被捕的人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不是什么关键人物，他们冲动无知，受人利用，如果多予刑杀反而引出更多捣乱，不如释放他们来表示皇军的宽仁，这番说辞居然成功了，抗团被捕的成员陆续被保释，让毛森挂心的是那个戴笠钦点的祝宗梁究竟是谁？

　　祝宗梁：毛森这个人他突然间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就问我父亲叫什么名字？我就一时没有考虑过来，把父亲的名字说出来了，说是姓祝，他心里有数了。

　　解说：经过这番试探，毛森知道自己猜得没有错，眼前的这个人便是祝宗梁。通过毛森祝宗梁开始恢复和重庆方面的联系，然而此时在天津被捕的袁汉俊遇害，屡遭破坏的抗团已经再难组织大的行动，1943年底，戴笠将祝宗梁召回重庆，一个令人意外的提议摆在了他的面前。

　　祝宗梁：军统后来戴笠他自个儿亲口跟我说，他说抗团抗日我们过去是对外奸，我们也要对内奸也要反抗内奸，抗内奸就是指的共产党。

　　解说：此时英美苏德黑兰会议刚刚结束，为配合英美部署，蒋介石一面增调精锐之师加强中国驻印军的缅北攻势，一方面于1944年5月发动的远征军的反攻滇西作战，然而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场却出现大溃败，除少数战役进行了较激烈的抵抗外，大多数的情况是一触即溃，如此战局让国内的政治形势更加微妙，9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重庆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9月24日，重庆各界爱国人士和各党派代表董必武、张澜、沈钧儒、冯玉祥等，五百余人举行会议，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

　　祝宗梁：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仇，那是他们两个党的事，我不是共产党，我们也不是国民党，我们不赞成不参与这个两方面的问题。

　　解说：在矛盾纠结中，抗团的成员们迎来了1945年这年8月，北京炮局监狱的囚犯们忽然发现监狱的伪警看守越来越松懈，似乎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

　　刘永康：八一五这个胜利的消息并没有传到监狱里去，好像是日本人跟封锁消息不让传，但是由于看守里头就有的人就什么了，他们也怕将来所以就透露了这个消息。

　　叶于良（抗日杀奸团成员）：完了他们看守都跑了，里边没看守了，里面都是我们的人了，所以我们就在里面砸的砸就是砸，砸完镣自己存起来，留个纪念。

　　刘永康：原来还很腻歪，现在就把它当一种纪念品了，大家都收到自己的这个行李当中去了。

　　叶于良：那会儿谣言也特多，说是共产党军队要进城，就是说呢是日本军队还在维持治安，就是谣言也满天飞吧，反正我们只有等，就等着吧，最后等到9月3号才放。

　　刘永康：拿那个汽车，敞篷汽车把大家都运送到车站上去了，到车站他就完了，自己爱回哪儿就回哪儿。

　　解说：刘永康曾想象过，由囚徒变成胜利者的种种情形，却不曾想会如此平常，然而此时，他还不知道今后几十年的人生中，他将难得会有这样的平静时光。

　　陈晓楠：1945年12月5号，北平的五十多名伪政权高官同时接到了一份请柬，邀请方是李宗仁北平行营指挥所，请柬上写着“敬备菲酌，恭请光临”，宴会的地点就在北平东城，北平马司一号，接到请柬汉奸们个个惶恐不安，可是又不得不去，一进院子只见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便知大事不妙，虽然酒席极为丰盛，大小汉奸只觉味同嚼蜡，酒过三巡只见军统一把手戴笠走了出来，还拿出了一份名单，汉奸们知道催命符到了，根据这一份经蒋介石审定的肃奸名单戴笠一一点名汉奸们被一网打尽，日本投降，汉奸被制裁，抗日杀奸团的两个目标都已经实现了，他们接下来的人生又将去往何方？

　　解说：1946年春天，祝宗梁、孙若愚等抗团骨干在重庆再次聚会，经历了八年战争的磨砺，年轻的脸上写着沧桑，他们这次要研究的是抗团今后的去向。

　　祝宗梁：一个是跟国民党走，一个是解散，自己走自个儿的路。

　　解说：虽然大部分成员的意思是解散抗团，可军统正在全国开展肃奸行动，加上内战已经出现苗头，军统正是用人的时候，便不允许抗团自行解散，然而一个月后事情发生了变化，1946年3月17日，戴笠飞机失事，机毁人亡，军统内部一片混乱，抗团趁机解散，一个曾经威震平津地区的抗日组织就这样自己画下了句点。曾经的铁血杀手们从此各奔天涯。

　　祝宗梁：我那个时候军统他和中美合作所关系他可以保送军统40个人去美国留学，军统第一批选20个，都是他们的干部，这个里头包括我。

　　解说：刘永康出狱后在军统肃奸委员会任职，负责看管和审问在押的汉奸，然而他并不喜欢这样的工作。

　　刘永康：因为我觉得我刚从监狱里出来，天天受这个狱卒看守什么的，特别反感这个，现在让我也当狱卒，我说我是绝对不肯干的。

　　解说：八年全面抗战，刘永康没有好好读过一天书，他决定放弃军统给的职务去南开大学继续学业，叶于良先是在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职，后来去了武汉，一直在国民党政府里任职，1947年军统断了对祝宗梁的经济资助，将把召回国并许以要职。

　　祝宗梁：这个时候我也不是国民党，我也不是共产党，我什么信仰也没有，我就希望在学校里好好教书，好好做自己的工作。

　　解说：后来祝宗梁决定去上海一所学校教书，为此他专门去找当时执掌军统大权的毛人凤终于获得许可，虽然后来军统方面又多次延揽，祝宗梁全都一一回绝。

　　战争给了他们不一样的青春岁月，硝烟散尽后，他们只想重拾自己曾经失去的东西。1949年初，一位狱友将南下的船票送到了刘永康手中让他离开，但他不愿放弃在南开大学的学业。

　　刘永康：我又犹豫了，我就觉得我也没做对人民不好的事，我也问心无愧，我倒是要看看这个共产党是怎么管理这个国家的，因此我就毅然决然地，又毅然决然地留在天津了，所以我这就当然果不其然，解放后五个月我就被捕了。

　　解说：由于军统和抗团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务成了抗团成员的标签当时和刘永康同一个监狱的有戴笠的头号保镖贾金南，军统天津少将站长邢仁甫，刺杀吉鸿昌将军的唐山公安局局长吕一民，没多久刘永康被转移到天津西头监狱，判刑7年。叶于良一直在武汉金融单位工作，由于工作出色还曾被评为劳模，及全国金融会议中南区代表。

　　叶于良：参加过全国金融会议，那时候还在政协礼堂，毛主席还接见什么，听周总理刘少奇作报告，还挺风光了一阵。

　　解说：然而不久后，镇反运动开始，叶于良没能幸免，牢一坐就是二十年。1953年，祝宗梁被安排去上海中学教书，然而好景不长，1959年9月，祝宗梁被逮捕，关押九年后，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刘永康刑满释放却赶上了反右，反右之后不久又是“文革”，虽没有关押在监狱，却要接受劳动改造，一直未获自由。

　　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指示，特赦国民党的战犯，1975年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毛泽东很高兴，让公安部释放在押的美蒋武装特务，释放、安置以历史罪判刑关押改造和刑满留在劳动改造单位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祝宗梁在1976年出狱，拿到500元安家费，回来分配到上海县环保设备厂工作，刘永康后来被安排去天津外贸学院当英语教师，叶于良经特赦后回到北京，并在服装公司工作，此时他们已经年过半百，两鬓斑白。1977年恢复高考后，祝宗梁在工厂办厂校，教青工补习高中数学，其中很多青工后来都考上大学，老人似乎从这些年轻人身上找回了自己那段在战火中消逝了的青春，多年后，三位老人在天津重聚，对自己的命运谈得很少，更多的却是回忆当年铁血杀奸的岁月，他们从不曾因后半生的坎坷后悔过自己当年的决定。

　　祝宗梁：我们这段斗争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个虽然是做得不是很好，但是表示的中国人的一个灵魂，应该把它保存下来，我希望这个记住这些人，当国家有困难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的牺牲。

　　解说：祝宗梁在晚年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搜集抗团资料，撰写抗团回忆录，他说抗战时期曾发生的事情应该把它写下来，给后人留作纪念，让他们不要忘记，这个国家被侵略的历史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抗争。

　　陈晓楠：七十多年之后，老人们在谈到当年的杀手岁月的时候，并没有想象中的激动，反而有种云淡风轻的潇洒，当年成立抗日杀奸团的时候他们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约定，参加抗抗团纯属自愿行为，不领薪水，不计报酬，没有奖励，愿者留，不愿者走，绝不强迫，战争中青春曾如此残酷，也曾如此自由，巴黎经历了中国最激烈的变革，最苦难的岁月，选择了同一条道路，而在此后的时光里，他们各奔东西，各有际遇，各自悲喜，而那段铁血杀奸的岁月似乎也成了一段淡漠而悠远的回忆。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0-26 14: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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