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中共报纸西安事变后撰文：东北军快向蒋谢罪
2016-11-03 15:35:08  来源：东方早报网，作者：高林  点击：  复制链接

　　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张季鸾应当是不意外的。

　　1957年，张学良在台湾回忆西安事变时说：“我同共产党在陕北的会谈，张季鸾是知晓的。这是因为一位过去的共产党，在我部中服务的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曾经告诉我，张季鸾是同情共产党的，他曾到过莫斯科，写过颂扬苏联的文章，共产党看张季鸾和戈公振是一样的人物。所以在当时，在蒋委员长尚未到西安之前，曾同张季鸾详谈过，征求他对于‘停止剿匪，联合抗日’的意见，他十分赞成，认为蒋公到来，我应当破釜沉舟，痛切陈述。”

　　也有一种说法，那就是蒋介石在事变前三天的12月9日给邵力子的“密嘱”也与张季鸾有关。现在西安华清池五间厅展出的这份“密嘱”显示，蒋介石要邵力子将“密嘱”内容透露给《大公报》驻陕记者，请其发一条消息，称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将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蒋介石还特别嘱咐邵力子，“此消息不必交中央通讯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也不必发表”。据说，《大公报》驻陕西特派员李天炽于9日晚得知“密嘱”的内容，立刻给10月底来过西安，此时已返回上海的张季鸾发去电报，告知“密嘱”内容。张季鸾给李天炽回电话，要李把“密嘱”大意婉转地告诉张学良，而“密嘱”内容准备晚一两天在《大公报》见报。张学良得到“密嘱”内容后，立刻召集会议，决定在12日晨动手，向蒋介石“兵谏”。

　　当时在《大公报》工作的许君远回忆说：“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西安蒙难，晚上季鸾先生接到了这个消息，便很沉郁地坐在编辑桌旁，只吸烟，不讲话。电话铃不停地响，都是探询‘事件’的真相。他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等待比较可靠的报告。晚上收到张学良打给他的专电，详列‘叛军’的几项主张，他看了颜色凄黯，在屋里绕了几个圈子，却仍然一语不发。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编辑部里最沉郁的一天，大家肃然不哗，谁都在注意着季鸾先生的举动。”

　　此时的张季鸾，主要是忧虑事变可能引发内战，百姓重陷水火，而且一旦开启战端，必然会削弱中国的军事经济实力，给日本以可乘之机。当然他也非常忧虑与当时中国命运密切相关的蒋介石的命运。13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头条刊登《张学良竟率部叛变，蒋委员长被留西安》的消息，并没有配发社评。这说明张季鸾考虑在表明正统立场的同时，不愿扩大矛盾，更没有轻易发表意见。据说，12月13日晚，张季鸾彻夜未眠。14日《大公报》发表了他写的第一篇社评《西安事变之善后》，在“电讯不通，莫知详情”的情况下，开宗明义地指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义。”

　　16日，张季鸾写了第二篇社评《再论西安事变》，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劝张、杨早日回头，特别提出和平解决事变，避免战事，这其实也是对国民党内的主战派提出了劝告。和平解决，就是让蒋介石平安归来，重新领导国家。

　　18日发表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是四篇社评中最著名的一篇。这里一面深切同情东北军将士，“……（东北军）是九·一八国难以来关于东北惟一的活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概多带着家眷，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着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一面劝慰，“你们赶快去见蒋先生谢罪吧！你们快把蒋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华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东，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誓，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的拥护中国。”后面还提出了对东北军将士的四点要求。最后说，“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的信，快带到西安，请西安大家一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随后，南京政府派飞机把印有这篇社评的《大公报》在西安上空投下了数万份，这在中国报业史上也是一次奇观。当时，张、杨并没有阻止空投或收缴报纸，应当说，大部分西安市民和东北军将士都看到了张季鸾的这篇“公开信”。

　　26日，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张季鸾发表了第四篇社评《国民良知的大胜利》。宣称，“从今天起，中国的建设要更进到一种新阶段。”

　　在当时，张季鸾是较早提出关注和同情东北军命运的人，并且主张在事变和平解决后善待张学良等人，这是他在事变期间的言论独树一帜的地方。据说，事后他还多次找到蒋介石，要求释放张学良，言辞恳切，引起蒋介石的不快。

　　如果说，张季鸾的社评在事变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采取的这种“攻心术”。据张季鸾的儿子张士基回忆，1988年，他应邀去台湾参加张季鸾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时，曾去拜访张学良，张学良竟能一字不错地背诵那篇《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曾在《大公报》兼职，后来去台湾的陈纪滢回忆道，当时参加事变的几位东北军高级将领曾说：“我们看了这篇社评，又激动，又泄气。那篇文章说得入情入理，特别把东北军的处境与遭遇，说得透彻极了，所以我们都受了莫大感动。但大家又说，《大公报》不支持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们便拿着传单去见副司令，进了房间，见副司令正在阅读那上边的文章，他看完了之后，神色也变了，立刻召集会议，讨论一切。后来的变化虽然多半受委座品德的感召，但军心涣散，将士转向，不能不说与这篇文章有重要关系。”

　　“瑕”与“瑜”

　　在评论张季鸾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时，许多论者都说到“白璧微瑕”、“瑕瑜互见”、“瑕不掩瑜”等，“瑕”者，就是“拥蒋”。

　　张季鸾在西安事变时的“拥蒋”是无条件的，即要求张学良等人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他的想法是这样的：为了抵抗外敌入侵，维护国家统一，必须有强有力的领袖，在当时符合这个条件的人物就是蒋介石。他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中这样评价蒋介石：“蒋先生不是全知全能，自然也会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早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各国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的人才与资望，绝再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对蒋介石可能采取的态度，他这样设想，“你们（指东北军）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一定陪你们痛哭，安慰你们，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大更多。我们看他这几年在国难中常常有进步，但进步还不够，此次之后，他看见全国国民这样焦虑，全世界这样系念，而眼看见他所领导指挥的可爱的军队大众要自己开火，而又受你们感动，他的心境一定是自责自奋，绝不怪你们。”

　　其实，当蒋介石初登政治舞台时，张季鸾对他印象并不好，还写文章对蒋介石的婚姻进行过讥讽。但随着以后的形势发展，他逐渐尊崇蒋介石为“国家中心”。

　　“国家中心论”是张季鸾的主要思想，也是其“言论报国”办报宗旨的产物。这个观点提出于新军阀混战之时，在西安事变之后正式出台。有人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报恩主义思想。张季鸾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又坐过北洋军阀的牢，亲身经历了诸多内忧外患，这一切使他深感中国要团结振兴，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西安事变发生时，国难日益深重，需要有领袖人物率领全国军民抗日御侮，而在当时大部分民众眼中，蒋介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张季鸾“国家中心论”中的“拥蒋”很大程度上是抗日和爱国的具体表现，而不是单单拥护蒋介石个人。

　　对蒋介石，张季鸾也并不认为他十全十美，只是为了大敌当前，必须奋起抗战的国家利益，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把蒋介石推到了中心的位置。他曾说：“我的中心思想，是要抗战救国，必须要有一个国家中心。蒋先生有很多地方也不尽如人意。但强敌当前，而且已侵入内地了，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另外建立一个中心。而没有中心，打仗是要失败的。所以，我近几年，千方百计，委曲求全，总要全力维护国家这个中心。”他进而说：“当然，我仍希望蒋先生从一党一派的小圈子里跳出来，真正成为全民的领袖。建国大业如果在他手里一手完成，可以顺理成章，省事得多。但那时我们要坚持一个口号，即国家至上，民主第一。以此号召全国合作。”

　　此时，张季鸾着重考虑的是国家利益。张季鸾早期对蒋介石的“骂”，在西安事变中对蒋介石的“拥”，以及抗战前夕《大公报》对国民政府“缓战”政策的支持，都是出于对“国家中心论”的坚信与坚持。张季鸾的“拥蒋”是以民族救亡为出发点，暂时舍弃了纯粹的民主追求，不论是“国家中心论”，还是“拥蒋”，都是站在爱国的立场上，都是为了抗战建国的需要，都符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1-03 15: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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