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从上海到重庆，战时双城记
2016-11-16 16:40:10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1943：一个断面

“电车停了，马路上的人却开始奔跑，在街的左面的人们奔到街的右面，在右面的人们奔到左面。商店一律沙啦啦拉上铁门。太太们发狂一般扯动铁栅栏，叫道：‘让我们进来一会儿！我这儿有孩子哪，有年纪大的人！’然而门还是关得紧腾腾的。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的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这么静过——大白天里！”

这是张爱玲1943年发表在上海《天地》杂志第二期的小说中的片段，勾勒出彼时上海街头最突如其来又最常见的景象：封锁。虽是小说，城市的镜像在其中却质感真实，触手可及。非常态的“封锁”之中，正常的生活秩序被骤然打断，被抽离而出的人们则试图向这决策的执行者徒劳地要求继续他们的日常：回家买菜做饭，去一趟医院，或者去工作。

这种小范围、短时间的封锁时常发生，而战争后期对上海市内较大威力的封锁发生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不久，在租界最繁华的南京路、浙江路一带。上海的著名报人陶菊隐在《孤岛见闻》一书中写道：“封锁地区周围布置了沙包、铁刺等障碍物，断绝了交通，只留下几道缺口由日本宪兵把守。封锁线内市民所需柴米菜蔬和日用品等等，都被断绝供应。幸而日本宪兵不久就撤退了，改由巡捕接替，而巡捕是可以‘讲斤头’的，只要给以一定的好处，不但货畅其流，人也可以偷进偷出。”表面上的相安无事，背地里的暗流涌动、缺口百出，越来越成为上海的常态。

在日军已经全面占领上海的1943年，日军统治下的秩序看似井然：推行保甲制度，十家为一甲，十甲为一保，集合若干保为一区，被选中义务担任保长职位的中国人不得推诿；18岁到30岁的男子，要加入“自警团”，由各区各保甲做好名册，每一个团员要轮值站岗，维护当地的治安，严防反日活动。这种“以华治华”的政策，一方面出于日军维护上海安定局面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由于在越来越长的战线中他们开始变得分身乏术。“每个团员都预备一根粗绳，只要警笛一响，或是有什么暴乱情况，自警团就采取行动，用绳子把这个区域四周围住，从此人车都不得通过，交通即刻断绝。与此同时，他们要用电话通知警局或军事当局，片刻之间，警车或者军车抵达，就在这四条绳的中间挨户搜查。”当时上海的名中医陈存仁在他的书中写道。然而大多数时候这些措施并不很有效果，何况人人“都有家务或职业，谁有工夫常做自警团呢”。于是出现了专门替人站岗的职业，只要能花钱请“替身”，大都能躲懒。虽然白花了冤枉钱，到底日军的统治也“可见一斑”。

战争已经逐渐进入第七个年头。“从日军占领租界以后，1942、1943年我们就能感觉到慢慢的各方面统治反而松一些，只是原来在租界里面的一些有钱人受到打击，老百姓没有什么变化。”老上海刘复田说。1934年出生的他在战时上海度过了童年，幸运地在战乱以及此后政权更迭的年代里，一年不落地读完了中小学。但这似乎并不是特别值得惊讶的事情。“尽管政权交替，只要你按部就班地念上来，上学完全不受影响。教材可能会变，教学仍然继续，顶多中间停几天课，除非你自己中间想去参加革命党。”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说，“正常生活的中断是个人主动的，而非被动的。离开上海的，大都是政府机构的公职人员或者左翼的文化界人士，市民阶层、通俗小说作家很少走，他们虽不走，但很少听到有落水与日本人合作的，日本人也不太管他们。”

陈子善的父亲在战争爆发伊始就因公职去了内地，经昆明再到重庆，母亲则留在上海，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去重庆与他的父亲汇合。当时的上海市面，陈存仁、刘复田的回忆是他们亲眼所见的：日本宪兵要求路过关卡的人们都要脱帽、俯身行礼，否则极容易被军棍、皮鞭抽打。

同样，“在北方的农村，抗日武装和日军一直是对峙状态、剑拔弩张的，但在北平、上海情况就不太一样。新的统治者都需要维持表面的繁荣，除非自己选择离开，日本人并不会把你赶走。1937年刚开始打仗时，上海人支援抗战情绪高昂，战争进入常态后，就变成一种消极的抵抗——平常过日子，沉默的大多数。好多人没有走，还留下来做了不少文化工作。”文学家唐弢曾回忆，抗战爆发后，流出了大量旧书，卖得很便宜，他就不断地收集，大量“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藏书由此积累而来。而当时郑振铎也在上海居住，收集元刻本、明刻本等珍贵古籍，不仅出于私人的行为，还代表中央图书馆等国民党的文化机关。他还注意到，1943年有一件很少为人们所关注的事情，是汪伪政权收回了租界。之所以能够做到，大背景是轴心国从1942年开始战局吃紧，尤其是当年11月同盟军在北非登陆成功，开辟了“第二战场”以后，日军希望汪伪政权宣布参战，以壮声势。1942年12月，汪精卫访日，日本方面提出请他宣布正式参战。回国之后，汪精卫发布了参战的三个条件，即“收回各地租界”、“统一华北政权”与“恢复国旗原状”。1943年1月，日本宣布“退返租界，撤废治外法权”。意大利和当时主政法国的维希政权也随后声明放弃上海以外的在华租界。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最晚收回的，直到1943年7月31日，汪伪政权与法国签署协议，完成了“收回租界”的目标。对于这一事件，陶菊隐曾写道：“两租界交还后，上海市民所感到不同的，只是各机关的屋顶上改挂了国民党的旗子，巡捕的帽子上改佩了绘有国民党旗的新帽徽，服装和面孔还是老样子，除越籍巡捕解职而外，马路上来来往往的都是那些收买路钱的家伙。”

租界的收回对于仍处战时的上海市民生活并无太多实际影响，也未使上海城市格局产生太大变化，但这一日军在沪统治政策的调整，背后的根本驱动力是1942年以来战争形势的变化。差不多同一时期，1943年8月23日，日军结束了对国民政府陪都重庆长达5年的轰炸，此前1942年日军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没有轰炸重庆市区。这也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兵力部署发生了重大调整，大批军事力量被牵制，重庆的制空权基本被中方在美方的协助之下掌握。

在重庆大量挖掘防空洞的措施，此时倒“转移”到了上海，因为不时有重庆飞机来侦察，日军下令全市实行防空措施，家家户户要在玻璃窗上贴纸条，夜间不许有灯光透出，还要每家门前掘一个6尺深的防空洞。“当时上海有名的女画家周炼霞1944年发表了一首她填的词《庆清平·寒月》，里面有一句非常著名：‘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一般人都以为这是情诗，其实她写的是空袭时候的上海。友人来家里谈天时遇到空袭警报一响，只能关了灯对坐，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陈子善说。

那时节，上海只有清一色的“伪报”，市民不能从当地的报纸中获取真实的信息。“所有的新闻，都是一面倒的日军‘胜利’的消息，但市民读报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对每段消息，都从反面来推测。”陈存仁写道，日军对上海实行越来越严苛的经济统制政策，煤荒、米荒、油荒，限用电量日益减少。“马路上的街灯也减少了，所有商店的霓虹灯全部停用，整个市面成为黑暗世界。因此，一般市民都认为越是黑暗得早，越是象征天快要亮了。”
 

两个“孤岛”

上海是一个奇特的城市，国际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三个并存的政治实体让它“一市三治”。自1853年小刀会起义以后，这里就形成惯例，一旦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战争，租界都宣布中立。“八一三”的炮火打响，战争都只发生在华界，损失最严重的，首先是苏州河北岸的闸北地区。而苏州河往南，则依次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中间以一条叫作洋泾浜的沟渠为界，在辛亥革命之前已经被租界当局填平为爱多亚路。因此，“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是炮声震天，一边是笙歌达旦。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的火光连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陶菊隐的这段文字，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租界和华界境况的写照，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光怪陆离。

1937年11月，战事告一段落，国军开始撤退，日军逐渐占领了华界地区，苏州河北岸原属于租界部分的虹口也处于日军的控制之下。苏州河南岸的两租界，成了“孤岛”，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法租界的公董局照常运行。

“因为怕留在里面的抗日游击队活动，日军对占领区进行封锁，并且不准掩埋战死的中国士兵的尸体，来对中国人进行警示、威胁。”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健熙说。他曾仔细翻阅那时期的《上海生活》，对里面一则有些骇人听闻的“笑话”印象深刻。“说上海的大闸蟹在那一年特别肥，而且都带有血腥味。因为蟹主要吃浮游生物，而尸体腐烂造成浮游生物特别多。”占领区的市民大量逃入租界，难民问题成了租界当局最紧迫需要处理的问题。当时上海的人口有300多万，到9月初，已有50万中国难民涌入公共租界，工部局为此成立了难民调查委员会；而毗邻法租界南部的南市难民则试图向法租界寻求庇护。

1937年8月18日，法国神父饶家驹和一些人建立了国际救济会，总部设在敏休尼荫路(今西藏南路)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国际救济会是几个救济组织的合作机构，包括了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天主教会、中国佛学会、慈善团体联合会等。8月21日，60个难民营建立并开始运作，一共收纳了5万难民。难民收容所大多设在庙宇、学校、教堂、戏院，可以提供的栖身之所远远无法满足需求，陈存仁担任堂长的仁济育婴堂在半天之内收容的弃婴就达200多名。“光是天蟾舞台一家，就容纳了2000名难民，玉佛寺竟容纳了4000多人，静安寺容纳了500人。”而难民还在不断地涌入。刘复田一家原本住在南市区最繁华的小东门一带，战争爆发后搬进了法租界内的朋友家中，刘父是佛学会理事，很快也参与了难民救助的工作。

到了11月，租界内难民营数量已达到142座，收留了9万多难民，还有大量人口寄居在大街小巷。不堪重负的租界为了阻止难民不断涌入，沿法租界和南市分界的民国路(今人民路)路口，装上极高极大的铁栅门。从西门斜桥起，沿着陆家浜，动用数千工人，连夜加筑近两丈高的砖墙。公共租界当局也围绕北面的苏州河一带分段堆起沙包、架上铁丝网。为了解决难民问题，在华界地区建立可供市民避难之所变得无比迫切。周旋于中、日、法多方的饶家驹在其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根据当时《申报》的报道，饶家驹向日方提出希望在南市划出一片地方作为难民保护区，日军不得轰炸或袭击这个区域，使保护区内的难民能够得到在外国租界里所能得到的同样多的保护。而作为条件，他们要保证“安全区内禁止出现武装部队、军事设施和武装冲突”，不得有抗日活动。

多方谈判之后确立的安全区设在上海老城厢南市区的北部，东面、北面和西面以法租界南面的圆弧形的民国路为界，南面则以方浜路为界。大量在公共租界避难的难民穿过法租界进入了新的安全区。11月11日，安全区开放仅三天后，战火就在南市地面上铺开了。由于预料到日军会进攻华界地区，安全区内的原住民大多数已经迁走，住进了法租界或者是逃离上海。相比闸北，南市地区战前有大量经过建设的新式弄堂，是上海中产阶级聚集区，居民因此也比闸北难民有更好的经济条件、更多的选择。一波波难民住进这些空置的房屋，还有大量难民集中住进安全区内的104个难民集中营。

安全区工作的第一步是搜查每个要进入安全区的难民是否携带火柴、枪械等违禁物品。然后把难民登记在册，下一个任务是为他们提供住处和分配筹募到的口粮。进入安全区需要有市长俞鸿钧签发的通行证，除了难民之外，仅限于那些在安全区有正当事务的人，如红十字会的工人、医生。安全区的隔离，使它成为战时上海的另一座“孤岛”，然而与租界相比，这个孤岛的景象却大不相同。

“日子一天天越来越困难了。听说在东新桥那边，人们从铁门里边把馒头哗哗地扔过来。去捡馒头的时候我们带上一顶洋伞，在扔馒头时把伞打开，就可以多接到几个馒头，否则我们姐妹多，不够吃，又挤不过人家。”王晓梅是当时居住在南市的难民，对于那段生活的记忆，除了沿着方浜路修建的铁丝网以外，最深刻的就是食物的匮乏。“收容所里也没有东西吃。后来城隍庙附近有家茶馆叫得意楼，那边有施粥施饭的。我们就每人拿一个碗过去，还有菜，是青豆萝卜干。”

安全区建立后不久，因为刘父在总局组工作，刘复田一家从法租界搬回了南市，但是位于小东门附近的旧家已经被炸成一片瓦砾，那靠近黄浦江码头原来熙熙攘攘处的布店和银楼统统荡然无存。凭借父亲和佛学会的关系，他们一家住进了安全区西北角上的青莲庵，隔一条民国路对面就是法租界。对面人朝安全区扔食物的情景都在他的眼里，比王晓梅看到的还要难堪：“因为很混乱，没有足够的厕所，很多人就在路边和墙角大小便。有时候大饼扔进来，就落在了大便上面。但是管不了这么多，把脏的一半掰掉，另一半继续拿去吃。”没有米，他和叔叔、哥哥们把仅有的面粉做成面疙瘩或者加工成面条，“就用竹竿夹起来晾在家里，上海的天气不像北方那样有太阳，所以很快就发霉了。但那个时候哪管会不会致癌，先用水煮一遍，照吃不误”。

秩序略微稳定后，安全区内的人们可以有机会外出，难民被组织起来生产自救。刘复田的二姑妈曾经拿回一大包鹅毛，他和姐姐每天的工作就是把里面硬的部分撕下来，进行粗加工，来补贴家用。在救济会的《上海难民救济工作总结报告》里可以看到，收容所里开设了诸如编筐、结草绳、做纸花、编草鞋、做鞋、裁缝、刺绣等手工艺课。“孩子们把做得最好的一些纸花和编织品拿到街上叫卖。妇女们学习针织以及如何制作发网和驱蚊的盘香。识字的男人们组织了一个墙报编辑委员会，并开办了一个报纸阅览室。一些人参加了运动队。”1938年春，安全区的商业乃至娱乐活动都在恢复，大街小巷两侧全是叫卖的商品，有钟表、旧衣服、壶、平底锅、手工艺品和玩具。日军对于占领区的封锁也逐渐解除，一部分难民开始回到闸北、虹口的家中，甚至到苏州河边上的工厂做工。“苏州河边上有很多纱厂，还办了很多面粉厂，其中有一些是荣毅仁家族开办的。大量的难民都去那里打工去了。”河的两岸建了大量矮小而简陋的房子，刘复田说，上海人管它们叫“滚地龙”。

“孤岛”租界的房屋在那时也有大量兴建。“房地产公司在孤岛时期最多。”吴健熙说，“其实战争爆发后对上海影响最大的是房价。1938年春天，日军的封锁解除之后，农副产品又能进来了，因此这方面又不是很紧缺了。”而战前租界内随处可见的空屋子，一下子住得“满坑满谷”，大量的私人建筑于是纷纷如雨后春笋，一大批新村、新式里弄建立起来。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公共建筑也在这时期建成，比如金陵路上的法国邮船公司大楼，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平安大戏院等。

大量人口的涌入带动了消费的繁荣以及娱乐业的飞速发展，这成为人们口口声声检讨的“畸形繁荣”。作家路丁在上海给武汉胡风等人创办的《七月》杂志寄稿件时形容当时的租界：“国军离开上海后，上海人便把上海(租界)称作‘孤岛’。其实，是不然的。最近来从各方面看不出一点‘孤’气来，电影院挤满着，马路挤满着，吃食店挤满着，货物从各方面源源而来，还有从各方避难到‘孤岛’里来的人们(大概都是有些钱的)，大有桃源乐土之势。”

租界的繁荣，无论是交易所、游乐场、舞厅、报纸杂志、戏剧，都呈现着速生速朽的特点。“晚间有晚舞，下午有茶舞，中午有餐舞，最奇怪的是有几家舞场还举办晨舞。”陈存仁的笔下，寻欢作乐的舞场交织着末世狂欢的气质，“前方抗战，后方跳舞……前方的战事越是激烈，后方一部分人富的更富，穷的更穷，两种人的生活各趋极端。”当时的新贵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商界的，所谓暴发户；一种是属于政界的，所谓沐猴而冠的人物。”反日的言论和活动也只能在租界内进行。大量报纸杂志的从业者鱼龙混杂。“那时候办报刊是很容易的，大量的出几期又没有了。有许多办刊者就是所谓的‘流氓报人’，把政治当生意做，只要给钱，让我怎么讲我就怎么讲。租界内办一份报纸讲抗日，日占区办一份报纸又亲日。”陈子善说，“租界就是各种政治势力较量的场所，尤其混乱，穆时英、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法官郁华都是在这一时期被暗杀的。”

经过1938到1939年繁荣的顶点之后，租界开始逐渐有了萧条的趋势，1939年爆发在欧洲战场的战争导致大批租界的欧美侨民回乡参战；供应到上海的原料和产品也日益短缺，商业的繁盛不如往昔，政权的动荡让人们愈发不安。相较于租界内胜负未明的政局，属于华界的南市、闸北、浦东则在沦陷的命运中更早地进入了看似平静的状态。1940年6月30日，在饶家驹离开上海半个月后，难民委员会不再继续收留和救助难民，安全区就此关闭。

1941年12月8日，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上午10时左右，日军从苏州河各桥梁分路进入公共租界，东自外滩外白渡桥起，西迄西越界筑路地段，每一道街口都有日军放哨。这些日本兵有的戴眼镜，有的蓄着短短的胡子，有的在抽香烟，一律都是横枪而立，不声不响，就像木雕泥塑的人儿一样。”陶菊隐记下了日军开入公共租界后的第一个镜头，最后的孤岛也在战争的漩涡中消失了。这导致了上海的人口、机构在战争初期大量迁徙之后的又一波逃难潮——去往香港或者更广阔的大后方。当然，有更多的人仍然留在当地。这场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会如此漫长的战争，距离它兵荒马乱的开局，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年头。
 

陪都重庆：新的地域与阶层

战前，包括重庆在内的广大西南地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远远落后于发达的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一带，与国家的命运、与世界的关联，处在一种更加模糊不清、自成天地的格局之中。“战前重庆社会与人际关系中，最突出的是‘袍哥’组织的存在。就是来往黑白两道、行走江湖的帮会组织。”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郝明工告诉记者，“重庆在抗战前人口不到40万，其中参加袍哥组织的有七八万，加上家属就占了重庆人口的大部分。”袍哥行事，重在“拜码头”，讲义气，江湖之上，你来我往，彼此关照。这种带有原始落后性质的帮会组织，根源在于旧时川人生活中人际互助的需要。巴蜀既一时为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更远未深入民众心中，可以说，直至抗战爆发之初，仍是那些传统的义理人情、粗犷豪放的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重庆社会转运的内部肌理。然而动地而来的鼙鼓，即将从根本上改变和重塑这座古老的山城。

“抗战刚爆发的时候，我们家住在渝中区大溪沟马路边一个三层的小楼房里。报馆经常发号外讲战争的消息，晚上总听到‘号外、号外’的声音。我们都很关心，又懒得下楼，就把准备好的钱放在竹篮子里，用一根绳子从楼上吊下去，报贩子取走钱，把报纸放在篮子上，我们再拉上来。那时候许多人家都这么做。”92岁的老教授尹从华记忆中的这一幕有一种奇异的生动，如在目前。黑暗里悬在半空中的竹篮像一个隐喻：游离于中心之外的偏远后方，在摇摇晃晃的悬置状态里终于也要不可抗拒地被卷入战争的汪洋大海。

这一切，伴随着国民政府1937年11月20日宣布移都重庆而加速到来。

大量的政府机关、工矿企业、教育机构迁入重庆，源源不断的外地人口溯江而上。日军的飞机和炸弹也随之而来，从1938年初起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之久的轰炸，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切身地意识到战争如此真实地降临了。“刚开始被轰炸时空军军官学校就来招生，大家都激情高涨，我们学校一个程姓的同学报名并且考上了。他走的时候，同学们给他开了盛大的欢送会。”尹从华当时在天主教会创办的明诚中学读初中，他还清晰地记得欢送会结束之时，人人高唱着校歌：“强权公理，弱小总被欺侮，唤醒同胞睡梦，振作精神，德智体美，四育并重……”

重庆在“非常态”中成了政治动员、文化教育和经济生产的中心，大量的“下江人”和本地人改造着这座城市，这种改造也辐射到大后方的整体面貌。1938年10月，行政院决定重庆市按特别市规格设置机构，市政府将工务科扩编为工务局，总揽各项市政公用事业的开发与管理，主管范围较战前大为扩展。工务局建立以后，勘探、设计并公布了“城市道路网计划”和“市郊道路建设计划”，修筑新路，使市区形成经网交织的道路系统。新辟的道路有民生路、和平路、五四路、大同路、中华路、临江路等，都与都邮街广场相连，重要的商行、金融部门集中在这里，形成城市最繁华的商业地带。同时市区两路口以西，形成了包括杨家坪、沙坪坝在内的城市新区。水、电、轮渡、房屋建筑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应发展了起来。

为了躲避轰炸，也由于原来的城区无法容纳大量涌入的人口和机关单位，重庆市1939年2月成立了紧急疏散委员会，将人口疏散向长江嘉陵江上下游及成渝、川黔两公路旁各县县城及附城地带，划江北、巴县以及北碚、璧山、合川、綦江为疏散区，重庆的市郊发展迅速，形成了一批以厂矿企业、机关学校聚集的卫星城镇。1939年9月，重庆市辖区由过去的六区增加到十二区。抗战爆发前重庆城区面积只有187平方公里，抗战结束后扩展到328平方公里。

疏散过程中，市政府曾令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大银行沿成渝、川黔路两侧大量修建平民住宅以应对爆炸式的人口增长，但根据当时的《国民公报》记载，房屋仍然供不应求：“江津、叙府、宜宾、綦江、合川等县最近房屋租赁一空，市面亦异常热闹，顿形活跃。”“重庆最典型的民居就是竹篾子编成墙，然后敷上泥，刷上白石灰。”郝明工说。在重庆城区沿江修建了大量的“棚户区”，这类房屋易燃性极高，人口居住密度又大，在大轰炸当中伤亡损失最为惨重。然而这类房子“原料易找且便宜，炸了建，建了又被炸”。不仅重庆当地诸多穷苦的码头工人、车夫、挑水工人、船夫等普通市民住在这样的房屋中，不少有公职的“下江人”如大学教师、作家、职员也同样住在这样的房屋里，“雅舍”就是作家梁实秋对他居住的陋室的戏称。

大量的学校都迁往市郊，复旦大学在北碚，中央大学在沙坪坝，政治大学在南温泉。不少中小学也都纷纷搬离市区，借住当地破烂的房屋作为校舍。尹从华1940年在四川省立重庆中学读高中，随校迁到长寿，学校用江边的两座破庙当校址。“把庙里的菩萨搬走，大殿就作礼堂，偏殿作为教室。没有电灯，早晚自习就用桐油灯照明。学校只有男生，又在庙里，我们都自嘲是‘和尚学校’。”而到了1943年他入读政治大学法政系时，条件也没什么改善。“木板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房子斜了就用一根木头撑着，竟然几年都没有塌。”尽管条件艰苦，但师生们都没有怨言，当时的国民政府先是贷款给从沦陷区来的学生，后来又统一变成全部公费。“所以尽管我们住得很差，吃的是里面有很多稗子、糠壳、泥沙和石子的‘八宝饭’，也并不埋怨。”尹从华的记忆里，学校内外都洋溢着一种向上的热情，“据说曾有一枚炸弹掉到了南温泉的校区，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只炸出了一个大坑，当时又把坑挖成荷花池，取名字叫‘和平池’。”

陪都重庆被改变的，不仅是城市的面貌和地界，还有眼界、心理和见识。来自外省的“下江人”、选址市郊的学校和工厂以及因此居住在当地的师生与职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交流与新鲜体验。任教于美国费尔菲尔德大学的重庆人李丹柯曾经对在重庆的多名女性做过战时生活的口述采访，在她们的回忆当中，除了战争的苦难之外，还伴随对新的世界的发现。下江妇女们把沿海地区和发达城市的新式旗袍、花裙子、口红、烫卷的头发以及尼龙裤袜带到了重庆，对本地人而言，这些新兴时髦的产品都是现代物质文明的象征。“每到周日，许多下江人就把他们那些稀奇玩意儿拿到集市区，摆地摊叫卖，有收音机、照相机、手表、自来水笔、西洋布料等等。对于我这个一直都生活在相对落后的重庆农村地区的乡下女孩来说，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稀奇玩意儿，实在是大开眼界。我第一次认识到，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化能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些什么。”当年的女学生朱淑勤这样对李丹柯说道。

文化上的改变更加潜移默化。这一时期在重庆出现的大量报刊、书店、文化活动提供给人们更多了解外界的窗口。从南京搬来的中央书店、拔提书店、正中书局、军用书局，从上海分来的生活书店、上海杂志公司，从汉口分来的新生书店、华中图书公司先后迁至重庆，一时间集战时读物之大成。“当时沙坪坝一带生活书店、新华书店有很多进步的刊物和书籍，三民主义的文化是主要的，但不是全部，《新华日报》，以及一些共产党方面的新书也能读到。”尹从华在那时候读了不少书，包括“很多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文明的书，还有《大众哲学》、邹韬奋的《萍踪忆语》、郭沫若的青铜史研究和历史剧作等等”。齐邦媛也曾经回忆，她的父亲齐世英1941年春在沙坪坝设立时与潮书店，齐备古典作品及战时能搜集到的各种书刊，而且不以营利为目的，欢迎学生翻阅，有的书甚至翻破再补，成了一座最“跟得上时势”的图书馆。

精神上的充实当然并不能填补物质的匮乏和经济的拮据。“如果1937年以物价指数100来衡量，到了1945年则涨到了15.6万。”西南大学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教授谭刚仔细分析过战争时期重庆物价飞涨的情况，“1937到1941年间城市经济较好，物价还算平稳，但是1942年之后恶性通货膨胀愈发严重。”以大米为例，1937年6月每石大米的售价是13.03元国币，到了1942年6月，则涨到了531.70元；猪肉的售价则从每担24元涨到了900元，用来做衣服的阴丹士林布每匹从13.70元涨到1161.70元。当时居住在重庆的“文协”主席老舍写道：“四川的东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涨就涨一倍的天天往上涨，我只好经常穿着斯文扫地的衣服了。我的香烟由使馆降为小大英，降为刀牌，降为船牌，再降为四川土产的卷烟——也可美其名曰雪茄。别的日用品及饮食也都随着香烟而降格。”

至于更普通的民众，生活状况可想而知。“在抗战后半阶段，通货膨胀严重到了极点。到发工资那天，如果校长一早就把钱发给了我们，我们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买到一斗米。但是，如果校长去参加朋友的宴会，又去打麻将，直到下午很晚才回来，等我们拿到工资时这点钱就只能买两升米了。”从湖北逃难来的刘群英靠教书糊口，却完全无法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最夸张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到一个牛肚”，她只能去偏远的地区帮人洗衣、做清洁来赚取外快。

随着经济压力的日趋沉重，大量在本地人眼中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体面社会地位的“下江人”，竟也一天天趋近穷困潦倒的边缘。巴金的小说《寒夜》写了一对大学毕业、逃难至此的年轻夫妇如何在物质与精神的困境中挣扎，并且这两方面的困境还能够互相催化、互相加深——这并非纯是文学家的向壁虚造，在现实中，就连著名的戏剧家洪深也因为生活贫困，一家三口服毒自杀，经抢救才脱险。于是，随着战事似乎看不到尽头的绵延，少数仍能维持奢华生活的社会上层与越来越难以维持基本“体面”的社会中下层之间的区隔日益凸显，而“下江人”与“本地人”之间本来一目了然的区别，反而变得模糊起来。在大家一起分享着的种种艰险与困苦中，某种新的联结正由共同的命运塑造出来。这些艰险里，最富有象征意味的，大约便是“跑警报”。

谭刚把防空洞作为观察重庆战时阶层和社会生活的空间。因为长年的轰炸，“跑警报”成为重庆市民最习以为常的战时状态，尤其在日军实行无差别轰炸的1939到1941年，重庆人把上午10点到下午15点称为“防空洞时间”，在雾季到来之前，每隔几天就要跑一次防空洞，甚至在其中过夜。在此期间，重庆防空洞的数量从1938年的166个增至1942年的1603个，容量也从1938年的33287人增至1942年的427673人。“但有很多私人防空洞是很难统计的，它们都是有钱有势的高官巨贾修的，连当时的警察局也没有权力入内调查。”谭刚说。

防空洞分为公共防空洞和私人防空洞两大类：公共防空洞供普通市民使用，也被称为市民洞；私人防空洞包括专供机关团体职工及其家属使用的机关洞和专供家庭使用的个人洞，洞内设施状况差别极为悬殊。公共防空洞的设备和卫生条件大都较差，《大公报》上一篇署名藜野的文章曾经详细描述这类防空洞：“没有座位，人们挤得厉害，到处往外冒水，有时从上面滴到人脸上。”且常常臭气熏天。而机关洞则“建筑、设备都相当坚固而周全，地板、座位、电灯、电话……都有”。私人家庭所用的防空洞甚至还随时备有水果、牌桌，以供休息和消遣。

在公共防空洞里，会聚了形形色色的市民群体，有学校师生、医生律师等职业群体，更多是工人、手工业者、商店店员，甚至乞丐、娼妓和无业游民。“人们在里面交换信息，打牌、下棋，甚至还有人在里面做生意。”谭刚翻阅当时的报刊，发现有不少记录人们的防空洞生活：《申报》记者看到有做小生意的人在洞里售卖鲜果汁、葡萄、西瓜、桃子、花红、苹果，还有一种“手摇通风机”卖得相当好，因为洞里人多拥挤，空气不畅，这竟也成为一种商机。甚至还有人在洞里面开茶馆，黄济人在《老重庆：巴山夜雨》一书中以一种川人独有的幽默写道：“在这样的茶馆里，夏天空谷来风，凉爽宜人，入冬洞居自暖，方桌靠椅，金船瓷杯，慢拂碗盖，品味毛尖香茗，再听听评书，看看谐剧，也算重庆淳朴遗风里面一道靓丽的风景。”在日军实施疲劳轰炸的阶段，不少报馆、工厂移到防空洞中开工。《大公报》迁到重庆后，在不远的左侧山下凿有两个防空洞，一个安排印报机，一个专供职工防空之用。这样即使遇到空袭，只要排字房把版排好，送入防空洞打版上机，也能出报。在日机频繁轰炸的1941年的9月，重庆《大公报》发行数仍达3.5万多份。总编辑王芸生说：“在我们的防空洞内，编辑照样挥笔，工友照样排版，机器照常印报，我们何尝少卖了一份报？”

国民政府也意识到“防空洞时间”对于抗战动员宣传的重要性，并试图以某种方式加以运用，以对民众进行战时教育。1940年6月重庆市防空洞内遍贴有《空袭时之国民信条》十条，写满了“我们有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我们绝不畏惧慌张”；“敌人愈滥炸，我们的胜利愈接近”等标语。同时还在市区较大的防空洞内放映幻灯影片，暴露敌人罪行，同时开放留声机，教市民以抗战歌曲，并派员报告时事新闻。

政府的宣传固然充满正确的辞令，并收到了某种成效，但是对于因被空袭骤然会聚到一起、拥挤在防空洞内、度过一次次似乎无尽绵长的等待的人们来说，他们所承受的共同的苦难，才是拉近他们彼此的距离，并创造出某种新的认同的真正因素。“是空袭才使我忘记了富人、穷人，接近我和围绕我的人们的缺点。是空袭才使我觉得真正是一个中国的公民。”林语堂之女林无斯写道。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11-16 16: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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