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抗战中的台湾志士
2016-11-16 16:45:55  来源：新浪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5年10期，作者：钟兆云(文史学者)

2015年8月，台湾媒体报道，李登辉在接受日本媒体访问时居然宣称，70年前台湾不存在抗日的问题，“台湾在战争时与日本同属一国”，而他自己，当时是“为祖国而战的日本人”。此语一出，引来轩然大波。台湾各界奋起批驳李的悖逆言论，马英九在参加抗战纪念活动时，特意停下脚步，面对媒体气愤地以罕见的重话表示，李登辉的话出卖台湾、羞辱人民、作践自己，他对此感到震惊、痛心、遗憾。

台湾人民有没有抗日？这个问题，要用血的事实回答李登辉。日本统治台湾50年间，残酷压制从未放松。而台湾人民也从未放弃抗争，前后约有60万人民为抗日而牺牲。不能不承认，台湾人民的抗日，开始得更早、更艰苦。“光复台湾，回归祖国”的信念促使一代又一代台湾人走上抗日的道路！推开历史幽深之门，林正亨、李友邦、连震东、丘念台、翁泽生……这些爱国台胞们的抗日身影正鲜活地向后人走来——

林正亨：“抗日要紧，没有国，哪来的家！”

1945年11月，一封家书穿过抗战硝烟散尽的天地，飘到了厦门鼓浪屿东北侧的“宫保第”(三丘田林公馆)。这是从缅甸参加中国远征军归来的林家少爷林正亨写给母亲的长信。信中详叙了自己参加抗战和为国残废的经历，结尾写道：“在这神圣的战争中，我算尽了责任，台湾的收复——父亲生平的遗志可算达到了。他要是有知，一定大笑于九泉。我的残废不算什么，国家能获得胜利、强盛，同胞能获光明和自由，我个人粉身碎骨也是值得的……我现在成了林家第一勇敢和光荣的人物。”

林正亨1915年出生在鼓浪屿林公馆，是台湾雾峰林家的后代。台中雾峰林家和台北桥林家，是彼时台湾最富有且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家族。林正亨祖父林朝栋，1895年统领“军”抗击日本侵略军，后来奉旨举家内渡。林正亨父亲林祖密(原名资铿)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又屡屡随父于军旅，胆识兼具，在林朝栋内渡不久即回台管理庞大产业。1904年，林朝栋客死上海，临终遗命子孙：“台湾是在我任内丢失的，我的家人一定要收复台湾！”林祖密借奔丧之机，全家迁回闽南祖家，几经周折，终于在1913年撤销了日本国籍，成为辛亥革命后第一位正式恢复中国国籍的台胞，此后矢志追随孙中山，在孙中山逝世后不久被北洋军阀孙传芳所部杀害。台湾义士丘逢甲之子丘念台撰文称颂：“革命不难，舍富贵而革命为难；舍富贵而革命不难，能审国族、辨忠节，而舍富贵以革命为尤难。台湾林祖密者，乃能此尤难者也。”

林祖密为革命牺牲时，林正亨还在厦门读美术专科学校，决心肩负父辈未酬的壮志。抗日烽火起，血气方刚的他愤然投笔从戎，报考南京陆军军官学校。军校毕业后，林正亨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军部当见习官。1940年，他随部队前往广西昆仑关对日作战，其间他以铮铮豪气，在寄给家人的照片背面写下誓言：“饥餐倭奴肉，渴饮倭奴血，砍下日寇头颅当球踢！”4年后参加赴缅甸抗日远征军，任步兵团指挥连连长，时逢妻子临产，长子刚满两岁，妻子为此发愁，他却态度坚决：“抗日要紧，没有国，哪来的家！”

关于林正亨在远征军的战斗经历，其子林为民回忆：“在缅中最后的战役中……父亲身负16处重伤，在刺死最后一个敌人后，他再也支持不住了，倒在血泊之中。”林正亨从死神手里得以逃生，左手残废。
 

李友邦：黄埔将领里的“台湾流浪者”

全面抗战爆发后，一支由台湾同胞组成的抗日队伍，在连天烽火中辗转万里，这是台湾革命党人李友邦在闽浙创建领导的台湾义勇队。

李友邦祖籍福建同安，生于台北芦洲，自幼痛恨日本的殖民统治，1924年在台北师范学校就读时，联系后来成了台湾共产党领导人的林木顺等进步同学，夜袭殖民派出所，随后渡海回大陆，经中国共产党人任剑若介绍，入黄埔军校二期就读，由此走上传奇的革命生涯。七七事变后，鉴于个别台民的不良表现，国民党福建当局担心台民在沿海做日特间谍，乃将散居在福建沿海的500多名台胞强行迁往崇山峻岭的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在“台民垦殖所”集中管理。爱国台胞们不甘“坐享太平”，向当局提出为祖国抗战服务。李友邦为此亲赴福建组织队伍，中国共产党派党员张一之(后改名张毕来)担任其秘书，随行协助。

1939年2月，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成立，同时成立的还有台湾少年团。李友邦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命为台湾义勇队队长，授少将军衔(后升中将)。在大陆的三四百名台胞通过各种途径加入台湾义勇队。这支在抗日战斗系列中唯一由台湾人组织并以“保卫祖国，解放台湾”为宗旨的队伍，被全国各界看作是台胞参加祖国抗战的代表。李友邦根据义勇队的实力优势，制定了对敌政治、医务诊疗、生产报国、宣慰军民四大任务。其中抗战医务工作开展尤为出色。

台湾义勇队在宣慰军民中，重视舆论宣传，先后创办《台湾先锋》和《台湾青年》等报刊。李友邦在《台湾先锋》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台湾要独立，也要归返中国》一文。陈诚、冯玉祥、陈立夫、孙科、邵力子、郭沫若等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和社会名流，纷纷发表支持台胞回国抗战、携手光复台湾的文章和题词。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的英勇事迹，传到了台湾和海外，激励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

抗战胜利后，李友邦委派台湾义勇队副总队长张士德，携带国旗一面，搭乘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的飞机飞抵台湾，于1945年9月4日在台北升起了第一面象征中国收复台湾的国旗。李友邦率义勇队渡海回台前，在厦门南普陀题写“复疆”两字(刻于寺后摩崖)，并自豪地宣称：“我们为了不当日本顺民而在大陆度过了一二十年的流浪生活，饱尝了人生的甜酸苦辣而幸存下来，今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爱国的台湾同胞，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去见父老兄弟。”
 

情报机构的台湾志士

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中国有个叫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谍报机构，不仅提供了许多可靠的敌友情报，还对德军进犯苏联、太平洋战争爆发及日本投降等重大事件，提前作出准确判断，其出色的情报工作为世侧目。这个谍报机构背后，站着众多台湾志士。

全面抗战爆发后，著名的“日本通”，前驻日大使馆参事官，曾准确预测“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的交通部次长王芃生，受蒋介石之命组建隶属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以下简称国研所)，专门从事搜集日本情报并做分析研究的工作。国研所大量罗致了台籍抗日志士。

他们中，李万居负笈巴黎大学，学成归国，投身抗战，“为觅灵方振国魂”，是诗言志，更是真实写照。他以才德被王芃生视为心腹，委以建立粤港、越南一带情报收集及情报网络的重任。李对汪精卫叛国投敌罪行予以无情鞭挞和揭露，认为“汪氏的出走，犹如毒菌已去，中国内部的团结更加巩固，抗战的力量愈益增强”。李万居接替谢南光(中共党员)担任国研所港澳办事处主任后，演绎了一出出没有刀光剑影的“香江谍影”。

国民政府借重抗日台胞擅长中日文双语的能力，在香港从事对日情报工作。英国政府在殖民地香港的邮政总局内设立邮电检查处，对经转的各国邮电书刊进行检查。尽管日本尚未对英国开战，但感受到日本强烈威胁的英方特别加强搜集日本情报，将日文邮电书刊列为检查重点。秘密加入国民党并参加国研所的台籍人士谢东闵(后曾任台湾“副总统”)，就在邮电检查处担任日文函电书刊的检查工作。港英当局事先交给谢东闵一份黑名单，列入黑名单的往来日文邮件，一律拆封检查，至于其他日文邮件，则由其自行决定是否检查。谢东闵每遇有参考价值的日文邮件，就密抄一份，转交给身在香港的李万居，李万居再将该情报转往重庆国研所处理。1941年日军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即由李万居取得。

1936年，祖籍福建的台湾一代史学大家连横(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祖父)弥留之际，仍不忘故土之耻、不改复疆之志，谓其独子连震东云：“今寇焰迫人，中日终必一战。光复台湾即其时也，汝其勉之！”一年后七七事变爆发，连震东自日本留学回到大陆，请求参军抗战，却因台籍身份遭拒，经连横挚友、国民党元老张继等人担保，才得以申请恢复中国国籍。王芃生了解到连震东的爱国情怀，且精通日文，学养深厚，阅历丰富，乃任命他担任国研所第一组主任，领少将军衔。连震东以此为平台，后来参与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主编《台湾民声报》，为祖国抗战、台湾光复作出了重要贡献。
 

谢南光：促张学良抗日

1940年初，为集中力量并实施统一领导，加强抗日救国光复台湾的工作，以谢南光领导的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和李友邦领导的台湾独立革命党为主，在大陆的台湾抗日团体于陪都重庆成立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一年后，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再联合台湾青年革命党等，在重庆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简称台盟会)。国民党中央组织台盟会，意在发挥台籍志士们的影响力，利用他们的人脉关系，发展沦陷区及台湾岛内的组织，进行武装斗争、发动罢工等活动，以骚扰日军后方及侧翼。

谢南光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29年专程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仪式，并借机走遍大半个中国，写下《新兴中国见闻记》，向台湾人民介绍祖国情况。他因公开在报上揭露台湾殖民总督的贪污犯罪丑闻而遭通缉、追杀，1931年逃出重围，回到祖国大陆，从此投身反帝抗日的革命洪流。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两度晋见张学良，以台湾作例，促张抗日：“你不战而放弃东北，情况与当年唐景崧不战而放弃台湾相似。当时唐接李鸿章密令弃爱国而走忠君的道路，是犯了历史上不可饶恕的大错误。你在东北也有相似的情况，忠蒋乎？忠民乎？作为将领服从命令情有可原，不战之罪在于蒋而不在于东北军，但是全国人民是不能原谅你不报国仇和家仇的！国难到了如此地步，要有大义灭亲的魄力呀！将军以为如何？”听完这席话，张学良泪流满面，并毅然表示：“我和日寇有国恨家仇，此仇不报，国人随时可以杀我！”一个多月后，西安事变爆发。谢南光经李万居介绍加入国研所后，曾任国研所驻港澳办事处主任，回重庆后担任国研所副组长、台盟会主席等职，积极从事对日情报研究，团结各方抗战力量，推动抗战进步文化工作。

1942年，美国朝野掀起一股“对日作战胜利后在台湾进行国际管制”的怪论。台盟会马上发表宣言，郑重声明“台湾土地原为中国领土……必须一致主张战后台湾应即归还中国”。开罗会议期间，台盟会专门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陈情国民政府“准予设立台湾省政府，以励人心而副民望”，使“五十年失地得以归依祖国”，会上，谢南光提案并获大会通过“以大会名义向英、美、苏各国领袖致敬，并要求其承认台湾归还中国”，支持中国政府在开罗会议光复台湾的立场。这些文电充分体现了台湾人民对祖国的认同感，字里行间洋溢着炎黄子孙的浩然正气。蒋介石读后深有感触，美国总统罗斯福亦知民心不可违，表示“日寇所有岛屿，除其本国外，均应就同盟国警备立场支配之，台湾当然归还中国”。
 

丘念台：曾刺杀土肥原的“南方青年健者”

1938年10月12日，日军从台湾出发在广东大亚湾登陆，直逼广州。一支新的抗日团体“东区服务队”就此诞生，负责人是正受命在广东惠、潮、梅属25县组训民众参加抗战的第四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丘念台。

丘念台是抗日保台英雄丘逢甲之子，在东京读书时即联络台籍留日学生组织东宁学会(东宁系台湾别称)，培养台籍学生拥戴祖国、光复台湾的意识。“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参与刺杀土肥原贤二的行动，被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誉为“南方青年的健者”。担任中山大学教授期间，曾到陕北考察，见过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深受影响。组织东区服务队后，曾派队员多次秘密潜入沦陷区收集情报。有人问：“你在后方有官不做，有教授不当，为什么偏要走到前线山地受苦？”丘答复：“我父亲给我取的别号是念台，如今非独台湾没有恢复，连祖居地广东省也沦陷敌手，我哪能有心情安居后方做大官、做教授呢？我到前线工作，是抱着有如悼念父母死亡而‘寝苫枕块’的心情做的……”

东区服务队的组成人员一部分来自台湾，不少人还是历经艰险回国效命的。曾在日本留学的钟浩东(后加入中共，烈士)、蒋蕴瑜(蒋渭水养女)、李南锋和萧道应、黄怡珍等5位台湾青年，向有爱国反日精神，相约投奔祖国。1940年，钟浩东三人由台湾潜往上海，萧道应黄怡珍夫妇则从日本回国。两路人马在香港会合后，前往广东惠阳地区，准备转赴重庆。国民党惠阳守军将他们作为潜入内地刺探军情的日本间谍悉数逮捕，又见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据，准备全体予以枪决。正驻惠阳的东区服务队队长丘念台得知此情，亲自前来审问。钟浩东的父亲钟番薯，蒋蕴瑜的叔父蒋渭水，在台湾都是著名的反日分子，与丘逢甲熟识，丘念台从父亲那里早知他们大名。经丘念台力保，他们经一段时间察看，全体参加了东区服务队。

1943年，丘念台带领钟浩东等步行前往福建龙岩，实地了解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情况，相互砥砺。钟浩东从李友邦及其秘书潘超(中共党员)那里，学到了不少革命道理。次年底，钟浩东和李南锋等四人受丘念台委派，冒着生命危险在广州秘密活动十多天，完成任务后，分两批撤回惠州。

2004年3月14日，温家宝在全国两会回答台湾《联合报》记者提问时，深情地背诵了台湾著名作家钟理和的名句“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此句的后半句是：“二哥如此，我亦没有例外。”钟理和的二哥，正是钟浩东。
 

甘洒热血写春秋

七七事变后，成千上万的台湾爱国志士义无反顾地纷纷踏上回国效力、驱逐外敌的征程。他们活跃在抗日各条战线上，或成立抗日团体，或自组抗日队伍，或投奔延安，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或参加国民党领导的各路抗战部队，转战万水千山，有的干脆在敌占区与日本人作殊死斗争。回国参战之路虽然凶险，但大批台湾青年还是奋不顾身，毅然作出抉择。此情，正如直接从日本回国、在八路军野战医院工作的台湾女青年杨美华所说：“我是中国人，连中国话都不会说，祖国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只要能踏上祖国的土地为祖国母亲尽微薄之力，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一些回国参战的台胞因台籍或日籍身份而一时不被信任，便干脆标明自己是福建人(以能讲闽南话或客家话为证)。“福建人”的身份搬去了他们的政治妨碍，使他们得以顺利跨进为国效力的门槛。曾从事日俘管理工作、后在郭沫若领导下从事抗战活动的台胞康大川就有这样的经历。

在日本殖民台湾岛期间，对日斗争也是此起彼伏。中共热忱支持台湾岛内的抗日斗争。《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曾高度评价台胞在岛内的抗战，称台胞的斗争，“对于祖国抗战，实有莫大之帮助”。台湾民众此起彼伏的反日事件，确实干扰并分散了日本部署在大陆的军事力量。1938年间，日本大本营还一度被迫从大陆战场抽调部队回援台湾。

翁泽生是台湾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因从事抗日活动被日本警察逮捕，从大陆押回台湾。殖民当局对他恩威并施，逼诱“转向”，他却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我父亲是福建同安人，母亲是台北人，你们可以判我刑，要我转向是绝对不可能的。刑满出狱后，我还要回祖国去，继续参加革命！”饱受酷刑的他，于1939年牺牲，日本《朝日新闻》专文报道，称“台湾最光辉的一颗红星陨落”。

为何如此多的台湾志士无私地向母亲奉献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日据时期台湾诗人巫永福写下的《祖国》一诗，是最好的答案：

未曾见过的祖国/隔着海似近似远/梦见的，在书上看见的祖国/流过几千年在我血液里/住在我胸脯里的影子/在我心里反响/啊！是祖国唤我呢？或是我唤祖国/……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11-16 16: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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