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也是一种反抗——战时人口迁移方向
2016-11-17 09:47:24  来源：搜狐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全面抗战时期的难民迁移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体移民之一”。

全面抗战时期迁徙运动的方向是受日军的侵略方向影响的，根据日本侵占中国各地区的情形，国内迁徙运动可大致分为三个重要时期。
 

1

从抗战开始至南京沦陷

华北地区的难民主要由三路向后方迁移。第一路经平汉路至郑州，再由郑州或者安置于河南境内、或者经陇海路西去陕西、或者继续沿平汉线南下湖北省境。郑州是这一路线的中心，“每日前方逃来难民不下三千”，仅来自河北省的难民，“麇集汴郑，已逾五万”，成为难民的集散之地。吴宓记述，郑州车站“时小雨迷蒙。车站月台上，人多如山，拥挤充塞，喧哗纷扰，盖皆难民及流氓，以及各路旅客”。

第二路经平绥路西迁。一部分往大同、包头，一部分再由大同沿同蒲线至太原，并以太原为主要汇集地，进一步向陕西迁移。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即有人西迁，吴宓1937年7月28日的日记中提及，“宓谓同人多有由平绥路赴大同、太原者。苟K（编者注：“K”为此母女姓氏缩写）母女愿出京，只此一途”。平绥路难民救济专员孙显卿致赈委会的电文也说到，“现冀察晋各战区难民来并（编者注：“并”为山西省省会太原的简称）者络绎于途”。这些到太原的难民再经同蒲路运走，至潼关转车，他们“多去西安，去豫鲁者少数”。又有一些难民是经平绥线西至包头的，“以九月杪（编者注：“月杪”，即月末）平绥路难民络绎逃跑，现在五百余人”。值得一提的是，经平绥路迁徙的难民以学生与低级公务员居多，如住在太原难民收容所的200余人中，“多为学生与低级公务员”。

第三路，一部分有能力自东南迁京沪或武汉三镇的难民，其路线与清华教授吴宓、陈达等人的南行路线大体一致。吴宓的路线比较复杂，首先由北平乘火车至天津，然后经海路至青岛，再由胶济路到济南，转津浦路到徐州换陇海路车至郑州，再从郑州转平汉路到汉口，由汉口去往长沙的联大就职。有些欲到南京、上海等地的就可在徐州接着乘津浦路车南下。与吴宓多走陆路不同，陈达主要是走水路，从天津搭海船直接到上海，再由上海溯江而上，辗转到达长沙。

1937 年8月14日被日军轰炸后的上海南京路

华东区以上海为中心，在战火燃至上海之前，上海即已风声鹤唳。据竺可桢记载，1937年8月6日早晨至上海北站，发现“站上行李山积，出口处亦有行李堆积，致行人甚难出入，脚夫忙甚”。雇车至沧洲饭店，至则发现房间已满，“闻上海搬家者日来甚多，大抵由闸北、南市搬至租界，租界屋均人满”。

该地区的难民，主要分三路迁往后方。

第一路北上至苏北等地。上海、昆山、嘉兴、常熟等地的难民或乘火车，或搭轮船帆艇，或徒步去往吴县，自吴县经京沪铁路、或者从水路经运河北上，至镇江后渡江到江都，然后从江都前往苏北的高邮、宝应、兴化、泰县（今泰州）、东台、淮安、淮阴、涟水、泗阳等地。

1937年，栖身于上海租界的难民

第二路沿沪杭甬线南迁，有的再转浙赣铁路去往南昌等地。经此路线者，主要是原籍浙赣等地的旅沪人口，因避难而回乡。

第三路沿江西上。这条线路在上海陷落后尤其繁忙，京沪一带人士与从北方南下京沪地区的人士多经此路内迁。陈达11月19日自上海到达南通时，与他同日到的“共四轮，约七千余人”；而与他同日到汉口的轮船，“俱由上海或南京上驶，共载旅客及难民一万余人，据说近一星期来每日如此”。

在难民迁徙后方的同时，上海租界也承担了很大一部分难民。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虹口、闸北、杨树浦一带的中外居民，大批地涌向苏州河南两租界地。“外白渡桥”以及外滩大道上，人流滚滚，“途中搬运箱笼之车辆，自早至夜，未尝停止”，“白渡桥上的人，拥挤得如钱塘江的怒潮，奔腾澎湃地在寻求出路。那时，地上婴儿的哭声，行走迟缓的老弱的男女，被压在地上的呼救音，呼儿唤女的悲啼声——这一切的声音，震动天地，惨彻心脾。又因人心慌乱，亟望逃出战区，所以人如蜂拥……难民为了要逃生，衣箱也抛了，被褥也丢了，满路尽是遗弃物，把宽阔的马路，弄得隘狭难走了”。11月4日晚，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10日，日军在浦东登陆，南市及远至徐家汇的华界居民以汹涌之潮涌向相邻的法租界。法租界在11月10日发出关闭铁门的通告。大批大批的难民于是便被铁门挡在了界外，其时头顶时有日机飞掠轰炸，有家不能归，财产不随身，饥寒交迫，“难民比前更多，箱笼被褥，木器家具，千车万担，绵延数里，呼号啼哭，惨不可喻”。

京沪沿线的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难民，有的逃往南京，有的迁到内地，绝大多数暂时移至长江以北避难。
 

2

从南京沦陷至汉口沦陷

这一阶段，武汉由于其交通的便利和是政府的所在地便成了众多难民的集中地。包括难民在内的大批人口移来武汉，使武汉的“人口陡增至一百五十余万”。由于难民的大批到来，武汉三镇到处是衣衫褴褛、面色焦黄的难民，到处都是胸前挂着白布难民条、面呈病态的难童。

法国巡捕在上海检查出入租界者

战争进行到1938年夏，武汉已岌岌可危。8月1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驻汉办事处一律撤销，限期迁往重庆。从政府西迁的过程来看，其内迁进程遵循了从南京一武汉一重庆的模式。有人估计，当1937年底国民政府西迁时，陆续乘船西上至重庆的各部官员及所有公务人员有万余人。

为了保全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国民政府与教育界人士做出了将高校内迁的举措。学校内迁，带动了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和上万名青年学子迁至后方。在学校内迁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自身也受到深刻的教育，正如陈达所说，“他们在这恐怖的战争中，亲身体验着动荡的生活……青年人备尝这种艰苦的折磨，使他们爱国的热情交炽，更有助益于个人坚定自己的信念；老年人经这番艰苦的训练和辛劳的工作，一旦到他们安顿下来，就会更坚定了他们在这新社会所感受的经验”。

抗战初期，还有大量上海和东部的厂矿内迁。估计整个战争时期，有4万多技术工人从沿海迁往内地，其中绝大多数曾在1938年到达武汉。在这次搬迁过程中，大约有10.8万吨设备从武汉运走。在国家资助下，1万工人也迁走了。

1938年10月底，侵略至汉口郊区的日本士兵

南方难民的迁徙情况比较复杂。难民多集中于各大城市，然后分别迁入西南各省。如华东诸省的难民，多随国民政府西迁武汉，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又迁往四川等地。难民西迁大致形成三路：一路进入四川、陕西，一路进入贵州和云南，一路进入广西。四川的难民来源最为集中，除小部分来自北方外，绝大部分为东南各省市迁徙而来。

抗战时期，内地难民入港相对集中在1937年下半年至1939年这一段时间。不包括铁路和轮船运输统计数字，1937年入港移民人数为111000人，1938年上半年为74000人；而在1927—1936年的10年间，年均入港移民（铁路和轮船的统计数字除外）只有1100人。另据来自铁路和航运部门的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38年7月，香港人口净增加近25万人。1938年10月日军进攻广东，导致短时间内难民数量急剧增多。新的难民沿陆、海两线源源不断进入香港。据统计，1939年9月香港人口超过200万，其中内地难民占有很大的比例。

总之，这一阶段，南方难民主要往西南迁移，北方难民主要往西北迁徙，构成难民总体西迁的趋势。
 

3

由武汉失陷至豫湘桂战役

当上海、香港及越南尚未沦陷时，这些地区仍留有许多国人，直至1941年底，据上海报告，国人约有525万人，比1936年增加了50％。1941年11月，香港宣布国人总数达155万人，大约占总人口的60％。至于法属越南，实为中国人由华南至西南后方的主要门户。

自盟军失掉越南、香港及上海后，中国的迁徙运动主要靠内陆路线。直至1944年9月，许多从华东、华中及华南沦陷区内迁出的人，都集中在广西桂林，作为旅行的出发点。由此可以北上到贵州省的贵阳。从贵阳有两条重要路线可走，一是到云南省的昆明，一是到四川重庆及成都。如果要是往远一点方向去的话，那他就会采取后一路线，再往西南至西康省的西昌或往西北至陕西省的西安，甘肃省的兰州，青海省的西宁，或是新疆省的哈密。

据估计，1942年河南大旱灾引起的中原大饥荒使河南籍灾民入陕者先后达80万人。他们大都是辗转洛阳，沿陇海路前往西北大后方的。据1946年1月河南省善后救济分署的调查，“豫籍难民流亡省外者有500余万人，流浪省内无家可归者有800余万人，合计待救难民1300余万人”。1943年统计河南“因灾情过于严重，灾民逃亡者过多，前后遣陕安置及灾民自行赴陕谋生共约130余万人”。河南难民入陕后，主要分布在西安、宝鸡、咸阳、汉中等大中城市和铁路、公路沿线的城镇、村庄，还有相当一部分分布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地区。

豫湘桂战役又带来了新的难民潮。张发奎回忆，从湖南来的几十万难民抵达桂林与柳州，作短暂停留后，去了贵州等地。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11-17 09:5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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