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场：最顽强的抵抗，最惨痛的牺牲(1)
2016-11-20 10:39:26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李伟  点击：  复制链接

在反法西斯同盟国中，中国实力最弱、受援最少、牺牲最大、战斗时间最长。中国战场就像一块吸铁石，牢牢吸住了日军主力，使其走向崩溃。这直接影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败。
 

“中国人仍在坚持战斗”
 

1942年1月4日，拂晓，长沙城笼罩在大雪之中。信号弹在城市东南郊升起，染红了黑漆漆的天际线。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反攻时刻来临。

此前一天，日军已经从东、南、北三面攻入了长沙市区，并占据了一部分高大建筑物。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巷战，逐屋争夺，寸土必争。岳麓山上，中国炮兵第一旅布置了重炮阵地，以15厘米榴弹炮，猛烈轰击日军阵地，敌人受到严重杀伤，无藏身之地。我军步兵乘势冲杀。敌军施放毒气，始得幸存。激烈的战斗持续到3日深夜，日军弹药粮食均已匮乏，有些日军士兵只能以刺刀为武器。

中国守军第10军师长黄钟在日记中写道：“终日在激烈战斗中，浏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也将自己的指挥所搬到岳麓山上，誓与长沙共存亡。

1937年，一队中国士兵在江南地区的山林间行进

4日黎明信号弹升起，中国军队在长沙外围的反包围态势已经形成。日军背后突然出现了30个师的中国军队。5日拂晓，我军开始由南、北两个方向，对日军实施追击与堵截，以期将敌军围歼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敌军仓皇撤退，损失惨重。其第6师团被我两军包围于栗桥。后经第3、第40师团及空军联合抢救，才勉强逃脱。

日军撤退时，粮弹奇缺，行动迟缓。溃兵沿途抢劫居民食物或生米，用钢盔代锅煮食，没抢到食物则倒毙路旁。大量尸体来不及掩埋或烧掉，只得割走耳朵或小指带走。这是抗战以来，日军罕见的失败，共伤亡5万余人。自1941年12月13日开始的第三次长沙会战，至此结束。

这场战斗起于日军袭击珍珠港后一周，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经历着艰难时刻。在美英战况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鼓舞了士气，引起了国际瞩目。盟国对中国抗战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1942年1月，英美官方和媒体都盛赞长沙大捷。1月5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中国战场之重要，在一个月以前殊难使多数美国人士了解中国战局与美国具有直接之关系。现则尽人皆知。中国之战争，即为我军之战事。中国对日本施用之压力愈大，则我麦克阿瑟将军愈有战胜之机会……”《泰晤士报》则评论说：“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

2月，美国国务卿特别顾问霍恩贝克在给副国务卿韦尔斯的备忘录中专门提到，不要忘记中国已经成功地进行了4年半的防御作战。“中国政府对在华日军没有任何行动”完全是谎言，最近中国在长沙的胜利足以回应那些外国军事家的批评。

回到1941年前后的中国，也正是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苦的时期。

1939年春，日军夺取江西南昌，切断了重要的浙赣铁路。中国从东南沿海获得物资的交通线被截断。11月，日军在广西北海登陆，攻取广西省会南宁，切断通往河内的铁路。随后，日本又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封闭了河内与昆明间的重要铁路线。1940年，英国屈服于日本威胁，关闭滇缅公路。中国几乎失去了全部外部联系。日本希望将中国包围，截断所有对外通道，迫使中国屈服。

1940年，为缓解正面战场的压力，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敌后发动百团大战。战役涉及华北6省，战线5000余公里，历时3个半月，大小战斗共计1800余次，对日军据点、交通线和工矿企业进行了大量破坏。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编《华北治安战》写道：“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同时发现“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随后，日军抽掉大量兵力，对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至1942年，冀中地区部队减员超过46%，数万群众惨遭杀害。

在后方，日本空军不加区别地空袭军事和居民目标。与破坏军事设施和工厂相比，他们的目的在于打垮中国民众的抵抗精神。中国所有尚未沦陷的城市，都遭受了猛烈的空袭。其中以陪都重庆最为严重。1939～1941年，重庆遭受到268次轰炸，城市大部毁坏，数万平民死亡。仅1939年5月大轰炸的前两天，就有4400人死于非命。英国大使馆新闻参赞林迈可在回忆录中写道：“后来他们改用燃烧弹，以致整个山城重庆都变成了废墟。”

但是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既非空袭，亦非封锁所能摧毁。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这段最黑暗的时间内，我军在正面战场进行了较大规模战斗496次，付出137.6万人的重大伤亡。

对日军的抵抗与反击，每一天都在进行。即使在胜利前夕，1945年6～7月份的“平静期”，国共共有超过28万军队投入多次战斗，付出4.7万余人的伤亡，打死打伤日军近1万人。这种常规的频繁的战斗时刻都在消耗日军的力量。只是由于其分散性，不像塞班岛、硫磺岛、冲绳岛作战那样集中，因而长期以来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参谋长李海上将郑重谈道：“假如中国撤出战斗，将恶化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在太平洋地区本来困难的作战局面，日本人的人力资源将被释放出来，阻碍我们进击日本本土。幸运的是，英勇的中国人仍在坚持战斗。”
 

战略枢纽
 

1936年，日本发生“二二六兵变”。随后，日本陆海军省拟定了《基本国策》，并在五相会议上通过。这个基本国策，成为“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路线图。

日本认为，北方的苏联和南方的太平洋，是其扩张的两个方向——即北进和南进战略，从而称霸世界。实现这两个战略的枢纽就是中国。只有控制了中国，获取中国的资源，以中国为基地，才能实现北进和南进的计划。

根据《基本国策》，陆军强烈要求：为了“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以“以备对苏作战”，应尽力以“华北五省自治”是日本准备大规模战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此背景下，为了控制称霸世界的战略枢纽，日军挑起“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战争之初，日本的领导者几乎没有做过持久战的战斗计划，不认为战争会持续一年以上。他们希望投入大量移动快速、火力强大、装备精良的机械化部队，用闪电战术和恐怖扫荡策略，迫使中国政府投降，放弃抵抗，从而征服中国。他们坚信，中国的战争是短期战争，每一次胜利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更不会是一场消耗战。

然而，由于中国的顽强抵抗，将战争拖入持久战，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破灭。日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巨大的伤亡。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历时一年四个月。正面战场共毙伤俘日军25万余人，牵制日军70万人以上，我军伤亡超过104万人。日本官方著作也承认，在武汉作战期间，自8月6日至9日，仅106师团死伤少佐以上军官7人，“各联队的中、小队长伤亡约半数”。冈田支队的“步兵第39联队从庐州（合肥）出发时约2800人，但因伤亡和病员（主要是疟疾）陆续增加，至9月底已减少到800名以下”。伤亡惨重，可见一斑。

随着伤亡的增加，日军士气也迅速下降。进攻武汉的主力部队第11军辖下的“106师团的战斗力极度低落”。在富金山作战中，敌士兵被俘时，多向我军行跪拜礼节，对于皇军尊严及武士道精神，不复矜持，可想见敌士气之颓丧矣。在进攻武汉的过程中，据日方统计，日军“战死4506（内将校172）人”。虽然这个数字被缩小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将校阵亡竟占总阵亡数目的3.8%的比例，却是近代战争史上所罕见的。

蒋介石在抗战两周年《告日本民众书》与《告友邦人士书》中宣称：“日本侵入我国领土，第一年进展1800公里，第二年只进展了310公里。”

1939年，汪精卫投敌后，日军发动湘赣作战，计划将第九战区军队消灭于赣湘北境地区。我军节节抵抗，诱敌深入，在长沙附近与敌人决战。在第九战区司令薛岳指挥下，中国军民破坏了战区内的道路桥梁，处处设伏，不断截击，使日军陷入被动挨打。9月30日，经过多次外围战斗后，日军对长沙发起最后攻击，随即主动撤兵，仅余少数部队掩护作战。10月14日，战场恢复战前状态，第一次长沙战役结束。此战又被称作“湘北大捷”。经此一战，国民政府认识到，日军攻击力已近极限。

实际上，自1938年底日本已没有力量“利用攻占汉口、广州之余势，努力解决事变”。相反，它被迫改变了“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的方针，代之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政策，“进行谍报工作与政治工作”。1939年后，日本在总战略上已经陷入被动境地。中国战场就像一块吸铁石，牢牢吸住了日军的主要力量。这直接影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败。

1939年，欧战全面爆发，第二年法国败降。1940年，德、意、日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德国妄图独霸欧洲，意大利妄想夺取非洲，而日本则图谋霸占亚洲。其各自目的一旦实现后，德、意两国将出击北非、红海，进入印度洋，与日本相呼应。日本则南进太平洋，出印度洋策应德、意。继而三国夹击大洋洲，会师澳大利亚，形成逼临美洲之势，最后与美国决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中国与苏联一道成为全球战略枢纽。德军为苏军所慑，希特勒无力攻击北非、东非；日军则在中国深陷泥潭，使其发动太平洋战争先天不足。如果苏联不能慑服德国，中国不能困住日本，德、意、日三国将实施第二步行动，决战将在美国发生，战争过程更加艰苦。

日本的既定国策是“南北并进”，既准备和苏联开战，又准备同美国开战。陆军主要以苏联为目标敌人，而海军则主要瞄准了美国。在漫长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困住了日本庞大的军力，使其无法从中国抽身，不得不两线作战，顾此失彼。

当时在日本参谋本部任职的荒尾兴功在回忆中写道：“‘中国事变’的解决只有两条路：或是以武力席卷重庆、成都，或是从中国本部撤军。”走前一条路日本“缺乏余力”，走后一条路又与日本陆军中央的氛围格格不入。

战争之初，日本原有17个陆军常备师团。“七七事变”之后，新扩编了7个师团，1938年又扩编10个师团，合计32个师团。顶峰时期，日军将90%的军力都投入到了中国战场。1943年是盟国战略反攻开始的一年。当时，日本共有70个陆军师团，投入中国战场者即达39个师团，占其陆军总数的55.7%，超过太平洋各岛及其东南亚各地日本侵略军之合。1944年以后由于战力的急剧衰退，日本只好大批征兵。1945年，日陆军扩编到168个师团，投入中国战场57个师团。

八年全面抗战中，仅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战役22次，重要战斗3117次，小战斗38931次。敌后战场，仅百团大战就发生了1800多次战斗。如此高频的抵抗，使日军在中国必须维持庞大的军队。1945年，日军投降前，中国战场包括东北关东军在内，仍有200万日军驻扎在中国。

尽管日本向中国投入了庞大的军队，但仍无法发挥规模优势，仿佛一把沙子撒入麦田。据日本官方统计，1940年底，华北9个师团及旅团，共25万人。兵力密度是每平方公里0.36人。以第12军为例，在每隔18公里的一个据点上驻有20人，一共分驻800多个据点。华中8个师团和两个旅团，共21.8万人，每平方公里0.91人。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编《华北治安战》：“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他大部分是‘匪’占地区。”在占领区，只有10%的区域属于其能控制的“治安区”。由于中国的持续抵抗，敌后游击与根据地的快速发展，日本对沦陷区的控制十分有限。这种“点线”式占领，无法达到“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目的，更不可能把其占领区变成更大军事冒险的战略基地。

至战争结束，中国战区共接受受降日军131.4万余人（不含70万关东军）。其中包括了驻台湾第10方面军17万人，以及驻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38军约3万人。共收缴日军武器：步枪77.6万多支、火炮1.5万余门、战车1.6万余辆、飞机1000余架、军舰船舶1400艘。

罗斯福在同他儿子谈话时说：“假如没有中国抗战，假如中国被打塌，你想一想会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马上可以打下澳大利亚，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击，在近东会师，吞并埃及，切断一切交通线。”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11-20 10:4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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