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场：最顽强的抵抗，最惨痛的牺牲(2)
2016-11-20 10:42:59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李伟  点击：  复制链接

在反法西斯同盟国中，中国实力最弱、受援最少、牺牲最大、战斗时间最长。中国战场就像一块吸铁石，牢牢吸住了日军主力，使其走向崩溃。这直接影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败。
 

拆解法西斯同盟
 

1940年底，斯大林派崔可夫将军率领顾问团到达重庆，随团还有其他15名专家。与此同时，苏联政府还给蒋介石送去了150架战斗机、100架轰炸机、300门大炮和500辆装满弹药和配件的卡车。

到达重庆的当天，崔可夫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告诉他：“中国是无法战胜的。对于中国来说，抗日战争是一场疾病，仅此而已。生病，早晚都能治愈。”

当时，苏联是唯一能为中国提供实际军事援助的国家。中苏之间有两条交通线，一条经外蒙古、内蒙古、山西大同至内地。另一条经新疆、甘肃、山西、山西，连接陇海路。抗战爆发后，大同失陷，蒋介石极为阵痛。他决定在上海开辟淞沪战场，将日军吸引到南线，其中一个原因即为了减轻北方军事压力，保障中苏之间仅剩的通路。

苏联对中国援助有其切身利益的考虑。在《在华使命》一书中，崔可夫谈到了斯大林对他任务的嘱托：“您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地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了，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我们才能避免两线作战……”

北进是日本世界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目标是苏联远东地区。但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中国的顽强抗击，日本不得不将陆军主力投入到中国战场，始终无法将北进政策提上日程。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希特勒强烈要求日本协同德国进攻苏联。当时日本陆军上将山下奉文带领考察团访问德国，据随团作战科成员高山信武回忆，希特勒把山下叫去说：“1941年6月16日，德国将对苏开始作战，希望尽早返回日本，请日本自满洲打进西伯利亚。”

苏德战争爆发后，希特勒更加急切地希望日本尽快进攻苏联。7月10日，德国驻日大使奥托收到德国外长的急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披露了这份电文：“您应根据我给松冈（日本外相）的传言，使用您所能运用的一切办法，希望努力使日本尽速参加对苏作战。因为参战的实现是愈早愈好。和过去一样，必须以德日在冬天以前会师西伯利亚铁路为当然目标。随同苏联的崩溃，三国同盟在世界上的地位将巨大无比……完全消灭英伦三岛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力主进攻苏联，以实现“北进”的基本国策。他认为，进攻苏联可以促进中国问题的解决，从中国战场脱身——“现在我认为，可以北进到伊尔库茨克，即使北进到那里一半左右，就会影响蒋介石，或许会实现全面媾和。”

松冈的意见遭到了中国派遣军的强烈反对。按照进攻苏联的作战计划，日军将从中国战场抽调6个师团，以及全部的航空部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认为，“中国事变”已使帝国勉力支撑，4年耗空国力，对苏开战是“火中取栗”，断送“帝国大业”。他坚决反对对苏开战，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央是把处理‘中国事变’这个根本忘了。”了解日本兵力实际情况的参谋总长杉山元指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实际办不到。”陆相东条英机虽没有完全否决“北进”计划，但提出要等待德国将苏联抵抗消耗殆尽时去“摘桃子”——“当苏联像熟柿子似的要落在地上的时候，加以进攻。那会大大发扬日本的威信的。”

经过激烈争论，日本御前会议否定了对苏联的“北进”计划。这一结果，经苏联情报人员迅速通报给斯大林。

由于日本不再成为背后的威胁，苏联部署在东方的庞大军事资源得以西调。1941～1944年，苏军从东线总计抽调陆军45万人，12个海军步兵旅共14万人，火炮和迫击炮5000余门，坦克3300辆。

崔可夫将军从中国返回后，直接指挥了扭转战局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他后来在《来华使命》中写道：在苏联“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

中国抗战还使日本西进战略胎死腹中。日本的所谓西进战略，是企图进军印度、印度洋，在中东地区与德意会师，进而迫使英国屈服，再全力对付美国。

1941年12月6日，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防卫计划”，首次提出将澳大利亚、印度等地列入日本太平洋战争外围作战和防御范围的设想。同日，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在上奏中也指出，在发动南方作战（即太平洋战争）后，日本最大的愿望是要求德意向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等中近东地区进军，控制红海，进入印度洋，迫使英国屈服，歼灭美英海空兵力。

1942年春，隆美尔指挥的德国“非洲兵团”在北非向英军发动攻势，英军败退。5月下旬，德军进入埃及，与英军在阿拉曼对峙，有攻占中东之势。

日军海军也随即向西发展。4月5日至13日，日本海军在印度洋攻击锡兰岛科伦坡英国军事基地，击败英国东方舰队。丘吉尔告诉美国总统罗斯福，日本对印度洋的控制，“将造成我们在中东整个局势的崩溃，这不仅是由于这样就阻止了我们去中东和印度的海上运输，并且还由于中断了来自阿巴丹的石油供应”。如果日本切断了经红海到埃及的交通线，德日就有在中东会师的可能。

日本陆海军都认为，打通印度、西亚作战的前提是锡兰作战。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指示陆海军进行锡兰作战准备，集中兵力在印度同英国作战。6月，中途岛海战失败后，日军陆海军提出，将作战重点从太平洋转向印度洋。此时日本尚未夺取太平洋制海权，而德意军队在地中海和北非作战进展迅速。英国丧失了地中海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其舰艇大部分从地中海撤退到红海或印度洋。日本陆海军都认为，日本打开新局面的曙光将出现在印度洋。

但如果进攻加尔各答，日本陆军只能提供两个师团的兵力，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实际上，对印度的进攻与当时正在策划的“五号作战”（即四川作战）相冲突。该方案计划由日本中国派遣军出动16个师团的庞大兵力，分别从西安、武汉出发，南北两路夹击四川，“歼灭敌中央军主力，攻占重庆，并占领四川省”。为实施“五号作战”，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将中国本部的日本作战兵力从61万增加到97万。

田中新一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作为第一部长，决心排除万难实施‘五号作战’。那是由于我认为在战争最后阶段决定性的力量仍是控制中国大陆，而且立足于必须坚决防止中国大陆成为美国空军基地……这是目前促进战争结束的重要方策。”

西进印度洋、中东还是进攻重庆？日本参谋本部在反复权衡后，仍旧认为中国的作战更重要。征服中国，是挽回在太平洋战场颓势的唯一希望。

从整体大战略考虑，日本陆军当时已认识到，仅凭自身力量不可能击败美英联军。只有轴心国联合作战，首先压服英国，继而使美国丧失斗志。但英国屈服的前提，是日本首先使重庆屈服。“德国打败苏联，通过打通印度、西亚，日德意联手才能置英国于死地。”在中国与英国的战略排序上，日本陆军认为中国应该优先考虑。

但事实上，所谓进攻重庆的“五号作战”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51个师团。其中，中国东北13个师团，中国其他地区22个师团（不含20个旅团）。在东北以外的22个师团中，日本华北方面军的10个师团和驻守沪宁杭的3个师团，正在同中共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驻守武汉的日军第11军承担着对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作战。驻守广东的日军第23军要承担配合日军在东南亚的作战。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已自顾不暇，不可能集中军力进行四川作战。

如果实施“五号作战”，只能从太平洋战场抽调部队。但1942年下半年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已经失去优势，不仅不能抽调兵力进攻重庆，反而需要中国战场抽调兵力，补充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这一年底，“五号作战”计划被终止。两个月后，西进印度洋与德意会师的计划也被日军大本营放弃。

西进印度洋，是“二战”时期日本一个极其大胆的战略设想。如果这一战略成功，德意日在中东会师，将会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遭受重挫。但日本西进的主力是陆军，而陆军主力却深陷于中国战场，没有余力实施对印度作战。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我必须指出，中国一旦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会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

由于中国抗战的牵制，日本虽与德意缔结了同盟，但仍是各自为战。和盟军的协同作战不同，两大轴心国始终没有在军事上联手。
 

太平洋战场
 

1941年，12月，日军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传到了重庆。“军事委员会一片欢腾，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口里哼起一段京剧的唱腔，并且整天向圣母做祈祷。国民党政府官员纷纷互相祝贺，仿佛已获得一次伟大的胜利。”迈克尔·沙勒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

南进是日本战略另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对手是美、英等国，目标是占领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英法被迫对德宜战，全力应付欧洲战争，美国的注意力也转向欧洲。日本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获得有利时机。但中国的持久抗战却使日本难以跨出南进的步伐。很快，日本阿部信行内阁发表声明：“值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决定不介入（欧战），而全力为解决中国事变而迈进。”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日军对于南进的决策举棋不定。不能征服或迫降中国，向南方扩张则面临巨大的风险。日本并不愿冒险两线作战，尤其对手是强大的美国。第一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在上任前明确提出，他的任务中“解决‘中国事变’是第一位的，对华作战是第二位的”。这其实是一个问题，因为没有大规模军事作战，中国问题无法解决。

战不能战，退不能退，日本当局在中国问题上束手无策。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后，东条英机承认，在侵华战争中，日本损失很大，“如果再连续几年这样下去，连打的机会都捞不着了”。

1940年5、6月，德国以闪击战击败英法联军，继而法国投降，英国岌岌可危。这为日本提供了南进的良机。7月，日本内阁在《基本国策要纲》中正式将南进战略提上了日程。《基本国策要纲》明确提出：“以皇国为中心，建设以日满华牢固结合为基干的大东亚新秩序。”所谓“大东亚新秩序”，即“大东亚共荣圈”，指东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

由于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日本看不到短期征服中国的可能性。于是逐渐将战略中心，由中国转移至太平洋。计划逐步减少在华兵力，以战养战，集中力量南进。把征服中国的希望寄托于南进，企图打击英美，截断对华援助，迫使中国放弃抵抗。

新任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指出：“近卫也好，松冈（外相）也好，对‘中国事变’都灰心了，对现在的方策绝望了。他们说，‘中国事变’照这样下去已经没有解决的希望了，只有插足南方才是解决中国事变之路，即把面向中国的力量转向南方。”日本陆军认为，南进“实际上是为解决‘中国事变’而采取的最后一手”。

讽刺的是，作为南进战略的主要决策人，首相近卫文麿在对美开战前夕却提出辞职。近卫认为，由于4年多的中日战争，日本国力消耗，在中国问题还未解决的情况下南进是难以忍受的。他亦主张现在还是应先解决中国问题。

但日本南进之势已不可逆转。为加快实施南进政策的步伐，10月17日，陆军大将东条英机内阁成立。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并同时入侵东南亚，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初期获得胜利，但不仅没有改变困境，反而加深了危机。在军事策略上，海军与陆军产生了严重对立。海军提出继续扩大太平洋战场的战果，东取夏威夷，切断美国与大洋洲的联系，西出印度洋，策应德意军队出兵北非；南进占领澳大利亚，逼近美国本土。陆军则强烈要求加强中国战线，在太平洋战场上只留置少量部队，即21个步兵大队（相当于一个甲种师团加一个乙种师团），其余部队迅速撤离。

日军大本营也深知日本无力进行新的作战，故而否定了海军的“宏伟计划”，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将战线进行收缩：日军在太平洋的作战线限于北迄阿留申群岛，经中途岛至新几内亚，以东京为圆心，向东和东南扩展600～800公里。作战重点是攻占南太平洋和大洋洲的一些岛屿，以切断美国与大洋洲之间的海、空交通线，孤立大洋洲。兵力上留7个师团于南方，撤回5个师团，3个留本土，两个加强中国战线，并给中国派遣军新建7个师团。

这个计划表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进攻能力已然枯竭。中国战场不仅不能撤兵，还要必须增兵。由于受到中国牵制，冲向南方的日军在取得一定战果后迅速收兵回营了。

1942年2月，日海军提出，扩大太平洋战争的战果占领澳大利亚。但这一建议继续遭到陆军的反对。陆军认为，进攻澳大利亚需要大量船舶，会进一步拖垮日本国内经济。最重要的，是缺乏足够的军队占领澳大利亚。陆军估计，攻占澳大利亚至少需要10个师团的兵力，以及200万～300万吨船舶。当时中国战场的兵力占日军总兵力的2/3，无法抽出。

1943年，美军与日本展开逐岛争夺。由于太平洋战局的急剧恶化，日本大本营决定从中国战场抽调5个师团到太平洋战场，另以5个师团为预备队。后由于发动“一号作战”，实际上只有3个师团转到太平洋战场，还反而给中国战场增加了8个旅团的兵力。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军力零散投入，这种“添油战术”使自己陷入被各个击破的困境。

1944年，日本战略重心又被拉回中国。这一年，日本发动“一号作战”（中国称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并摧毁在华美国空军基地，歼灭国军主力。为进行这次作战，日本从本土和关东军抽出部分兵力加强中国派遣军，使直接参加“一号作战”的总兵力达15个师团、40余万人。在太平洋战场兵力吃紧的形势下，日本动用如此庞大的兵力在中国发动作战，相当于弃太平洋战场于不顾，孤注一掷。

美军的全面反攻获得了良好的机会。1944年7月，美军攻占新几内亚西部，8月攻陷马里亚纳群岛，打开了通向菲律宾的道路，日本的“绝对国防圈”全面崩溃。日本发动“一号作战”，实际是将最后一股机动力量和盘托出，潜力用尽，最终加速了它的失败。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11-20 10: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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