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3日:停而未停的战争
2016-11-23 11:15:57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蔡崇达 点击： 复制链接
日本的面子问题
日本天皇这几天心里很不安宁，根据他的侍卫官奈良的日记，他不大愿意听广播，一方面由于子嗣的问题在这时候成了全民讨论的大事，日本人民争论皇后的肚子是不是传说中的“女人腹”，“使他觉得有种无法表达的难堪”。另一方面他最近只要一打开收音机，里面就是反对日本的消息。
事实上，3月3日，当50多个国家的代表走进日内瓦国联大会会场时，德国柏林正在举行市民大会、法国巴黎正在举行示威游行。此前荷兰政府正在审议是否仿效英美先例，对日拒绝一切战争借款。
“上海是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经济中心，它集中了英国在华投资的约80%，美国的约60%，法国的约90%，意大利的约70%。日军在上海的不断挑衅引起列强的关注。”历史学者刘建武说。事实上，“一二八”事变发生当天，美国政府就警告说:“日方在租界内之军事行动，毫无理由，殊难予以宽恕。准备同英国政府接洽，共同采取强硬态度。”各国驻沪的领事也纷纷表示，如果日方不停止暴行，“将请各国军舰军队共同合作，以对付外来之横暴”。3月3日这天，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美国，出席日内瓦军缩会议的全体美国代表列席了会议。根据当时的档案，日本代表松平恒雄一看到这样的气势就招来身旁的人急忙汇报给天皇。
而日本天皇和首相犬养毅也已经厌烦了持续的战争，从9月至第二年的3月，军部支出的费用超过8800万日元，并且处于“一种不知止境的膨胀状态”。而天皇本来的底线是:“如果陆军大臣一个月需要100万日元左右的经费可不通过议会。”此前天皇本来心里想的是，把东三省划为日本后能大大赢利，没想到反而成了负担。根据奈良日记的说法，天皇甚至感觉被欺骗了。
“但是就是差一个面子问题，日军在战争初期一直占不到太多便宜，原本想邀功的海军觉得脸上无光不愿意就此打住，而军部也觉得就此打住‘有损军威’，所以日本一面决定再调两个师团迅速‘解决上海事件’。在此背景下，一面派松冈洋右到沪，企图联络各国领事同日本一起向中国提出在上海周围划设缓冲区的要求，以便体面‘下台’，一面继续增加兵力以求迅速解决。然而2月16日，行政院的12个理事国（中、日两国除外）向日本政府发出了紧急警告书，指出:日本作为国联盟约、九国公约及非战公约的签字国，本应恪守其一切义务与责任。日本未能充分运用条约所规定的解决方法，对数月以来的事件负有‘特殊责任’；而‘中国自冲突发生于其领土之初，即将其案情，提交国联会处理，并允接受国联会和平解决之建议，此同人不得不承认之者’。它警告日本，‘侵犯国联任何会员国领土完整，及变更其政治独立者，国联会员皆不能认为合法有效’。这个警告书是自‘九一八’事变后国联第一次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公开谴责，让日本在难堪之余为了挽回面子又负气地加派了军队。”刘建武说。
十九路军的窘迫
3月3日，蔡廷锴在唯亭收到来自伦敦一个小学生碧尼曼的破敌建议书时，他已经在2月29日几乎弹尽粮绝，不得已的情况下听从蒋光鼐全线撤回第二防线。这个十九路军军长的名字因为此前的彪炳战绩，已经被抢注成商标，而他本人不断收到礼物，如永安公司的负责人给蔡廷锴赠送了昂贵的法国白兰地，而海内外华侨也捐赠了4000万银元，这些捐赠全部被蒋介石给扣留了。
他在回忆录里愤愤不平:“十九路军在战争中所消耗的武器弹药和医药器材，国民党一概不予补给。日军的坦克车、铁甲车、飞机杀伤力大，我军迫切需要平射炮，经向军政部一再呼吁请领，军政部始终不发一枪一弹。一个月间，日军不断有大量海陆空军增援，十九路军函电请援，国民党政府置之不理。军政部甚至丧心病狂地通令各部队说，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当时驻扎附近有蒋介石约六十个师除了张治中之外，皆按兵不动。“在2月29日的战斗中，蔡廷锴甚至用了上海工人自发用罐头加工制作的土炸弹。
关于蒋介石的不支援，美国历史学家柯博文这么分析:“蒋介石惧怕的是这个和自己不友好的军队将领如果最终胜利的话，将可能动摇到他的地位。而如果不支援的话他将可能被人民责难，照样地位难保。”
蒋介石最终的选择是派出张治中领导的第五军。据柯博文的研究，这恰恰是张治中的建议，他告诉蒋介石:派我去，如果最终打赢了也是我军共同的成绩，而不会让十九路军做大；如果打输了也不会被人民责怪，因为你确实派我出征了。关于历史的这个细节，齐福霖有另外的补充，照他的观点，张治中是为了能够支援十九路军才不得已依蒋的逻辑说服蒋的。
就在3月3日这一天，张治中还带领着他的军队袭击葛隆镇，用他回忆录里的话说:“葛隆镇一役关系重大，因为敌军的企图是在突破我嘉、太中间地区，直下铁路，截我后路。”“如果得逞，我们第五军和第十九路军的归路将被切断，那后果不堪设想。”这一天的血战第五军损失了一个营长，两个连长，六个排长，士兵伤亡近千数。直到下午才接到蒋光鼐的电令，撤退到陆家桥、石牌、新市构筑防线。
已经撤退的蔡廷锴始终等不到底下各个师的报告，“心中甚为不安，前方消息更无所闻”，一直在焦虑地等着，他们哪里想到，几个小时后战争会说停就停。
蒋介石的算盘
这一天的蒋介石正在洛阳临时政府里等待消息。
冯玉祥的回忆录详细地记载着蒋介石在1月29日第一次听到开战时的表情:“这天南京会议得到这个消息，蒋一言不发。陈友仁先生说，抗日是救亡图存的事，我听说士兵不用命，政府不敢抗敌是有的；我没有听说过士兵愿意打敌人，政府反倒不敢打。有这样不怕死的军队，又有那样慷慨好义的人民，政府不想收复失地，假若把这个机会失去，军心民心全失掉了，将来要想抗日也不成功了。于右任说，北伐的时候，蒋先生很大胆，冯先生在五原誓师，一个宣言出来，如同把两个炸弹掷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脖子上一样。为什么到了今天国难这样严重，反倒不下决心呢?我站起来说，自从‘九一八’那天起，我就说，非抗日不可，非收复失地不可，谁要是阻碍抗日，谁就是卖国贼。我想大家都听见过我说的这话，今天我再说，就是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廷锴等几位将军正在那里拼命杀敌，他们为什么这样干?他们为了救国家、救人民。我们若不赶紧决定派出多数的军队援助他们，那是害国殃民，那就是要把十九路军的官兵性命送掉了，那种贪生怕死的办法顶不对的。”面对这些人的咄咄相逼，蒋介石却始终一言不发。
蒋介石心里想，如果上海的战斗失控的话，也许会招致日本对南京政府的全面进犯，蒋在扬子江上的统治将变得岌岌可危。所以蒋介石不仅不马上表示抗日，第一件事情紧急照会美、英、法、意、比等九国公约签字国，强调:日本对上海的进攻，除违反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外，对华盛顿九国公约更是直接的践踏。敦请九国公约各签字国“速采有效之手段，严正制止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之一切军事行动，以及违反该公约之一切其他行动，俾使公约之尊严，与远东之和平，均得维持”。同一天，国民政府还照会国联秘书长德鲁蒙，请求国联按其盟约，除在“九一八”事变后已被引用的第11条外，再引用盟约的第10条和第15条来处理“中日纠纷”，以便“采取一切适当及必要之行动”。蒋介石把宝押给了列强，他知道列强不会坐视自己在上海的利益不管的。
而他则从1月29日晚上就开始盘算把自己刚刚好不容易重新执掌的政府迁移到安全的地方。在蒋1月29日的日记里，他只记下了他这个打算。
1月30日，就在蒋介石提议迁都的时候，英国命令取消远东军队的返回令，使驻沪英军人数达到2800名，黄浦江中的英国军舰终日升火，处于战备状态。同一天，美国驻马尼拉的亚细亚舰队开赴上海。31日，美国海军又派两艘驱逐舰分别抵达南京和芜湖。随后，法国和意大利也采取了同样行动，向日本炫示自己在远东的军事实力。那一天，蒋介石的日记里充满自己判断准确的得意洋洋。
事实上，蒋介石的算盘还不仅于此。国民政府对英美等国于2月2日提出的5项“和平提议”立即表示欢迎。2月4日，国民政府公开表示:除将“中立区域”及“中立国”字样改为“和平区域”及“第三国”，并“热望各友邦与其以观察者之资格，不若以参与者之资格，参与将来之商议”外，完全接受“提议”，并“严格遵行”。2月5日，他就吩咐上海市长吴铁城试探性地说:英美等国“所提出之五项办法，为沈案（即‘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我国所希望而不得者”。前任外长顾维钧也认为，“四国提议正予我国解决本问题之绝好机会”。这说明，蒋的真实用意是希望利用西方列强的干预，把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联系起来一并解决。所以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在讨论列强“调停”问题时，强调“东三省问题实国难之始，而非国难之终，故须决定方针求整个解决”，“此刻亟应乘此机会谋整个之解决，如认本问题成为局部化，则调停各国将于上海事件有相当之结束时，必借此下台”。外交部当即将此意电告日内瓦中国代表团，要求他们“竭力主张中日事件为整个问题，东省事件与沪案绝无分开之理”。
所以到3月3日这一天大会开始，中国代表颜惠庆首先向会议报告的不是“一二八”事变而是“九一八”事变。颜惠庆说“请求大会就力量所及，先行阻止在华之一切敌对行动，并促侵略军队撤退；次再在行政院决议及盟约精神之范围内，觅求和平解决整个中日争议之方法”。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紧接着上台演讲的日本代表松平恒雄一方面表示，此次会议的召集没有什么意义，并把日军对上海的侵犯归咎于中国“抵制日货”、“虐待日侨”等。同时，松平说:如果日本控制区域内的日侨及公共租界的“危险解除”，日军即可停止战争并撤退。当颜惠庆试探性地问到“九一八”事变时，松平恒雄突然脸一绿，大声地说：“我拒绝会议讨论满洲问题。”
3月3日下午，国联大会结束，日本宣布将逐渐撤兵。而3月9日，溥仪在长春伪“满洲国”执政。据田中隆吉的回忆录，早在3月1日，坂垣就发一封感谢信给他，信中说:“多亏你等的努力，满洲国顺利成立了。
“如果要说‘一二八’事变有战胜者的话，我觉得只有一个——坂垣。”齐福霖说。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11-23 11: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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