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日本军方曾因对战况不满三易主帅
2016-12-03 09:45:05 来源：凤凰视频 点击： 复制链接
停战协定谈判会场 资料图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国民政府急忙向国联申诉，请求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对此国联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但是国联理事会的绝大多数国家对中国表示了同情。这使得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显得有点孤立。对于日本来说，军事占领并不等于拥有东三省的主权，也更不能获得国联的承认，所以它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东三省从中国切割出去，这样既占为己有，又能够获得国际承认，更能够摆脱日本面临的外交困境。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一个巨大的阴谋已经在策划当中。
1931年10月1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召日本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赴沈阳，对他表示，我们已派土肥原大佐去接溥仪，下一步的行动是成立“满洲国”。但这一消息一旦泄漏，国联定会大吵一番，甚至出面干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东京政府将会很头疼，请你在上海搞点事以转移各国的注意力。在你们引起骚动的时候，我们将拿下整个满洲国。田中隆吉受领任务回到上海后，立即与一个从日本来的女子频繁接触。
由日本派到上海的有两个特务。一个叫田中隆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汉奸，她的中国名字叫金璧辉，是中国满清皇族的后裔。她到日本去之后，经常以日本名字川岛芳子招摇过市。
据田中隆吉战后供称，当时有个和我亲近的女子叫做川岛芳子，我就把两万日元交给她了。上海有个三友实业的毛巾厂，这个工厂是非常共产主义的，也是排日根据地。我托她巧妙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连宗的化缘和尚，她果然这样干了。1932年1月18日下午，日连宗天崎齐启升等僧人受川岛芳子唆使，前往三友实业社寻衅滋事制造事端。他们在三友实业社门口敲钟打鼓，并向工厂投掷石块，引起工人注意并群起追赶日本僧人。川岛芳子在这些僧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又雇了一群日本浪人冒充毛巾厂工人，当日莲宗僧人逃至赵家宅附近的时候，这些浪人突然现身击毙一僧人，其余僧人皆重伤。事情爆发后，川岛芳子立即在上海大造舆论，大肆煽动，声称中国人群行凶击毙日僧，弄得整个上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日僧事件”爆发第四天，即1月21日，日本海军派出“能登吕号”、“大井号”第十五驱逐舰队赴上海。没多久，日军在上海的兵力由六七百人骤然升至六千五百人，并有军舰十艘、飞机二十架，装甲车十余辆。在这种威迫的气势下，日本驻华领事就“日僧事件”向中国提出了道歉、取缔一切反日活动等一系列无理要求，并限48小时做出回答，如得不到满意回答，日本将采取适当行动。事件爆发之久，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高层召开会议，听取了上海市长吴铁城关于上海问题的报告，通过了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治主张，并决定调开抗日情绪高涨的第十九路军以免和日军产品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上海当时是国际的大都市，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它里面有英美公共租界，有法租借。它的司令部都是设在上海的虹桥，日本准备一支舰队，第三舰队专门驻扎在中国的上海黄浦江中，所以在那里挑起事端。日本的海军、陆军、以及它的航空兵，很容易投入战斗，所以他们选择在上海。
会后，上海市长吴铁城遵照会议精神，对日本采取了妥协政策，对于日本要求道歉和取缔一切反日活动等一系列无理要求全部无条件接受。但让南京政府感到意外的是，尽管一再退让，日本却拉开架势，摆出不依不饶非打一架不可的架势。南京政府哪里知道，他们本就想把事情闹大，在上海求战，已经是日本规划内的步骤，接不接受通牒，都改变不了这一趋势。1月28日晚11时，日军率先向驻守在闸北天通庵车站的中国军队开枪，面对日军的挑衅，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将士当即予以还击，将敌击溃。
当晚11时50分，日本驻上海第1谴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下令全线进攻，并夸下海口四个小时之内攻下闸北。日军1500多人兵分三路，由装甲车开路，向闸北通天庵冲击。这是第一波攻势。日军凭借先进的装备来势汹汹，十九路军将士则貌似还击，寸土不让。经过一个多小时你死我活的拼杀，敌人的第一波攻势被彻底粉碎了。29日凌晨1点30分，日军增援部队1700人赶到发动了第二波攻势，双方血战两个多小时，敌人再次被击退，只留下了一地死尸和五辆被摧毁的装甲车。有参战士兵回忆称，在日军猛烈的冲锋下，中国士兵一步不退，用手榴弹和日军对峙，用刺刀和他们相格，不时轰然一声，敌我双方士兵都碎身。
29日上午5时30分，在飞机轰炸的配合下，日军发动第三波攻势。因日军飞机轰炸，闸北区多处着火。火热灼伤皮肤，战士则以湿毛巾蒙面，坚守阵地不退。誓死守卫上海的十九路军，为国民政府的决策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天还未亮，南京国民政府紧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应对日本进攻的策略。焦点聚集在政府是否要抗战的问题上。大多数委员主张抗战，且情绪激昂。虽然日本的举动让蒋介石非常恼火，但他内心仍希望贯彻“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方针。但在会议上，蒋介石看着大家一个个慷慨激昂的样子，“这仗我们不能打”的话却不便出口。他希望有人能够站在他的立场上，为他分忧解难，可听到的全都与他希望的相反。
蒋介石的一个判断就是，只有先内部统一了，然后统一了这种不同的反蒋势力，然后他才能集中精力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当时觉得对日本是一个长期的抗战，日本是一个强国。当时蒋介石判断，他不是说通过一个“上海事变”，通过一个“九一八事变”就令他以中华民国之力全面进行抵抗，他觉得应该是把国内平定好了，然后再集中精力跟日本作长期的抗战。在《冯玉祥自传》中曾有这样的描述，陈友仁先生说，古往今来，我只听说士兵不用命，政府不敢抗敌是有的，没听说过士兵愿意打敌人，政府反倒不让打的。有这样好的人民、有这样不怕死的士兵，政府不想收复失地，失掉军心民心，中国人真要成亡国奴了。
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发言更为直接，他说北伐的时候，蒋先生的胆子很大，决心很大，为什么国难当头，反倒下不了决心呢？会议一时陷入了僵局，这时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了蒋介石的手上。看到这封电报的蒋介石，勃然变色，他没有说什么，递给了身边的孙科。接着电报在大家手上传递着，刚刚还慷慨陈词的于右任和陈友仁沉默了，整个会场都沉默了。这封电报到底说了些什么，竟然让大家如此紧张？原来这是封通报敌情的电报，电文说，已侦查到日本舰队从上海溯江而上，正向南京高速驶来。
上海距南京仅300多公里，日舰溯江而上朝发夕至，长江上的全可直接炮击南京，威胁国民政府。由于事态严重，不得不暂时休会，蒋介石抓紧时机与汪精卫相商，他一见到汪精卫就急着说，此仗决不能打。日本人打我们，日本人是有准备的，我们岂能逞一时之勇，时机尚不成熟啊。汪精卫看着满面愁容的蒋介石表示，南京是不能待了，我们政府办公处都在长江敌炮舰的射程之内，当火速下决心迁都。
而当时国民政府，搞不清楚日本的战略意图，认为日本进攻上海之后，很可能进攻南京。
在迁都这个问题上，蒋汪很快取得了一致。至于当时所思所想，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曾有这样的记载，“决心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将来结果不良必归罪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则随时遭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此害之大远非余一人获罪只可比。”会议再次开始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直接提出迁都决定，瞬时会场上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沉默了。迁都不是小事，要迁到哪里呢，过了一会儿有人提出迁往北平，蒋介石不置可否，稍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日本人刚刚占领东三省不久，北平就在日本人的枪口之下，如果政府迁往北平，岂不是羊入虎口。又有人提出迁往西安，并建议说，西安是盛唐都城，地理上利于防守，可是很快的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西安没有铁路，交通不便应该迁到具有无数天险的大西南去，应该迁到重庆去。但蒋介石深知，此时的国民政府势力还未达到西南地区，再加上云贵川地区军阀混战，不宜前往。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冯玉祥说出了“洛阳”二字。
其实洛阳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是一个交通比较便利，而洛阳地处河南中原地区，在那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很重要，我们中国历史一直讲，得中原者得天下。那么控制了洛阳，就可以控制中原，就可以控制整个中国，所以从这样的考虑，南京国民政府迁都到那去了。
冯玉祥说，洛阳是九朝古都，地理位置适中，深处中原腹地又兼有陇海铁路交通之便利，可以说暂时避难是可行的。
在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大家达成了一致意见，洛阳成为国民政府迁都的首选之地，但是仅仅一天的时间，国民党高层决定迁都的消息，就不胫而走引起了舆论界的一片哗然。不理解声，埋怨声满天传开，当时的舆论界到底是怎么看待的，政府又是如何向民众来解释的呢？
1月30日林森、汪精卫等政府要员签署《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宣言称，兹者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利胁迫期间，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望我各省区行政长官及军队长官同心协力、各尽所职以靖地方而安人民，尤望我全国民众，以勇毅沉着之精神，共赴国难。
为什么作出这样一个决断呢？因为当时蒋介石也好，国民政府中央也好，包括其他的一些党政官员也好，认为当时日本可能不仅仅是侵占上海，他认为日本可能侵占上海，只是它第一步的目的。那么第二步它有可能在全方位对中国有一个侵略。所以当时蒋介石就决定，要进行长期抵抗。所以，为了做好这个长期抵抗，他就把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机构迁到了洛阳。
国民政府迁往洛阳的宣言一出，全国上下一片哗然，赞成的以国民党高层居多，反对的也不在少数。舆论界更是沸腾，国民党要员胡汉民、孙科等拒绝去洛阳，指此举为“仓皇出逃”，是“恐日苟安心理”之表现。宋子文、孔祥熙、顾维钧、郭泰祺亦拒绝去洛阳、留驻上海。中国共产党认为这是错误的决定，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退却和停战，把上海交给任何帝国主义，号召全国人民把民族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不管舆论界怎么说，国民政府总是要迁的，当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即率领政府机关1000多人前往洛阳。
洛阳当时是中国一个很落后的城市，当1932年2月份，南京国民政府匆匆忙忙，为躲避上海的战火，迁都到洛阳以后，他们才发现洛阳这个地方，由于多年的战争破坏，长期得不到发展，还保留着中世纪的落后。
洛阳地处内陆，它的先进程度跟沿海地区，是有很大差距的，没有娱乐设施，水电供应设施也很差。那些中央大院们吃不到大餐了，也没有娱乐活动可以做了，甚至还有人抱怨说连新式抽水马桶都没有。
不管怎样国民政府总算是克服困难，在洛阳安顿了下来。迁都的行动已经告一段落，可上海的战火还在燃烧。闸北一战，原计划四小时拿下闸北的日本指挥官盐泽幸一损兵折将，却未得尺寸之进展，引起日本海军部与天皇关注，遂决定继续增兵上海。在国民政府迁到洛阳处三天，即1932年2月3日日军援军大批抵达上海，其中陆战队7000人战舰14艘，飞机20余架，这是第一次增兵。与此同时第十九路军也调第六十师，换防第七十八师调整部署以防日军再次进犯。2月4日晚日军再次猛攻闸北，战况更为激烈。经一夜搏杀至5日凌晨，在十九军将士顽强的反击下，日军再次败下阵来。一连数日损兵折将，闸北仍牢牢在十九路军手中，日军大本营对盐泽幸一非常失望，决定更换主帅。
第二任主帅由时任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担任，野村替换盐泽不仅统帅原有上海侵华日军，还增加了精锐的陆军先遣部队，久留米混成旅团，以及由三艘巡洋舰组成的第三舰队。野村于二月八日到达上海，第二天久留米混成旅团，奉命向蕰藻浜一带阵地发动进攻。激战四日损兵折将未获丝毫进展，二月十三日上午，久留米混成旅团在烟雾掩护下，在纪家桥方向强渡蕰藻浜成功。到下午七时中国守军第六十一师第一二二旅张炎部率部反攻，敌纷纷向南岸撤退，而南岸日军认为是中国军队渡河夜袭，猛加轰击。致使退却的日军遭受重大伤亡，此役不仅使日军一举占领吴淞的企图破灭，且使号称劲旅的久留米混成旅团遭受重创。此次失败，日军大本营非常愤怒，于是继第一任主帅盐泽幸一之后，第二任主帅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也被罢免，续任的是日本陆军主力第九师团团长，陆军中将植田谦吉，他于二月十四日解题了日军陆上作战指挥任务。成为“一二八战役”中日军的第三任主帅。与此同时中国方面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部抵达前线，于二月十六日编入战斗序列，与19路军并肩作战。
就在这一天，在日方操纵下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四省伪政权在沈阳召开联省会议，成立了所谓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宣布从此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也就是东北省区宣布独立的第二天，在上海日军新到任的总指挥植田中将，发出通牒要求十九军向租界外撤退二十公里，十九军总指挥蒋光鼐命令部下说，“用大炮回答它”，断然拒绝了日方的要求。接着日军在全线展开进攻，试图寻找中国军队的薄弱环节，一举突破。二十二日，日军全力攻击第五军庙行阵地，一度突破第八十八师防线，情况危机之际，八十七师孙元良旅正面出击，同时以第八十七师宋希濂旅由纪家桥渡河抄敌侧背。在三方面猛击下，日军溃逃。此役激战一昼夜，双方搏杀十分惨烈。为击毁日军的装甲车，在手榴弹投掷无效的情况下，十九军将士干脆抱着炸药包，冲上去与敌同归于尽，令敌胆寒。
战后日军称“庙行之役”为“一二八战役”中最激烈的一战。庙行战役后，日本内阁于二月二十四日决定，再次增派两个陆军师团，善通寺第十一师团，和宇都宫第十四师团来上海，改由白川义则大将，担任统帅上海全部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新司令官。这已经是日军在一个月内第四次换帅了。三月一日日军发动全线总攻击，蒋光鼐、蔡廷锴在侧背受到威胁的困境下，决定十一时作战略撤退。当晚部署详细，出其不意全师而退。此期间，在日本的操纵下，成立不该的“东北行政委员会”正式改名为“满洲国”，并定长春为首都。至此日本关于“满洲国”的阴谋实现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日本接受英美两国代表调解，中日两国于1932年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只能留驻在苏州、昆山一带，不得进驻上海，而日本却可以在吴淞、闸北等地驻军。协定的签字，在民国史上再次留下了耻辱的一页。
“一二八”淞沪抗战就这样结束了，日本图谋东三省的阴谋得逞了，不仅如此他们还获得了驻军上海等等很多的好处。而中国除了驻军被赶出上海之外，只完成了一次从南京迁都到洛阳，又从洛阳回到南京的过程，不管怎样，也总算是安定下来。可是好景不长，五年之后，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淞沪会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不得不再一次踏上了迁都的征途。明天请各位继续收看《游荡的国民政府》的第三集。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12-03 09:4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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