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团大战”与“五一大扫荡”
2016-12-08 10:16:31 来源：澎湃新闻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八路军走出太行山，在华北平原、山东建立根据地，扩充队伍，力量日趋壮大，成为敌后抗日战场的主力军。这是日本侵略者不能容忍的。一九三九年秋，多田骏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他意识到日军“如不及早采取措施，华北将成为中共的天下”。他制订了“囚笼政策”,企图彻底摧毁华北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
所谓“囚笼政策”, 就是对根据地实施军事讨伐，大修铁路、公路和据点、碉堡 ,在平原地区修筑封锁沟, 在山区采取并村和制造无人区，对根据地构成网状分割包围，然后发挥其交通工具的优势，分区扫荡。刘伯承指出 :“敌人要用铁路作柱子，公路作链子,据点作锁子，来造一个囚笼，把我们军民装进里边去，凌迟处死。”
百团大战地图
日本人进行的一项大工程，就是把阎锡山原来修的窄轨正太、同蒲铁路改成宽轨，与华北平原的平汉路并轨，实现了华北和山西铁路运行的一体化。在华北平原上修了纵横的高速公路网，把我军的根据地封闭在一个个“格子”里，确实给我军的机动和联系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这时，正面战场的形势也很艰难。日军占领了华南，控制了全部海岸线，国军的外援基本断绝。一九四〇年五月日军占领宜昌，封闭了三峡出口，开始对重庆狂轰滥炸。蒋介石处境极为艰难，希望八路军在后方作战，吸引部分日军，缓解正面战场的压力。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认为，八路军已发展到四十万人，具备了和日军决战的力量。他决定发动“百团大战”，给华北日军来个沉重打击。
“百团大战”不是集中兵力与日军进行会战，而是各部队就地展开破袭战。破坏同蒲、正太铁路和山西、河北的公路，以及矿山、车站等基础设施，拔掉日军的一些据点。大家早就憋着劲和日本鬼子干一场，部队的士气高昂。从八月二十日开始，八路军105个团，二十余万人对华北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沿线敌军据点展开猛烈攻击，并动员百姓配合破路。一时间，山西、河北烽烟四起，杀声震天，日军措手不及，疲于应付。
但是，在攻击日军据点的战斗中，八路军付出了重大伤亡。十月二十九日，129师主力将日军一个大队五百余人包围在蟠龙镇以东关家垴。彭德怀亲临前线，志在必得。八路军对日军据点形成合围，展开攻击。日军依托防御工事顽强防御。天明后日军飞机向我军轮番轰炸扫射, 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我军没有火炮，仅凭轻武器攻坚，每占一个山包 , 都要同日军反复争夺。刘伯承师长见战斗打成胶着，部队伤亡很大，打电话问彭德怀是否放弃攻击。彭德怀向刘伯承下死命令：“拿不下关家垴 ,就撤掉129师的番号，杀头不论大小。”刘伯承只得硬着头皮打下去，激战至 三十一 日拂晓，歼敌四百余人。由于日军援兵到达，129师主动撤出战斗，残余的日军在援军接应下突围。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右二）等在视察关家垴战场
“百团大战”持续了三个半月，大小作战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毙伤日伪军两万〇六百四十五人，消灭日伪据点两千九百九十三个。山西境内的铁路、隧道、车站被严重破坏，使日军相当一段时间不能恢复交通。但是八路军自己伤亡一万七千人，中毒两万余人。这是八路军在抗战期间打的规模最大的战役。成绩是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有力策应了正面战场。失误是全面暴露了我军实力，引起日军的高度重视，导致了后来残酷的大扫荡。
一九四一年七月，日本军部免去多田骏的华北方面军总司令职务，由冈村宁次大将继任。冈村一九一三年陆军大学毕业后来中国，从事情报和参谋工作。一九三二年八月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指挥进攻热河。一九三八年任日第11军司令官，指挥武汉作战。一九四〇年四月晋升陆军大将。冈村是中国通，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彭德怀说：“冈村宁次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一个人，他有许多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冈村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没有内线发动配合‘维持’，他不进行‘蚕食’。他不出风头，不多讲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的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他是朝鲜、东北的参谋长，老练得很，是历来华北驻屯军六个司令官里最厉害的一个。”（《彭德怀传》第23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彭德怀对一个日军将领评价如此之高，是很罕见的。
冈村上任后，对华北情况作了详细调查，巡视了一些重要战区。他认定要巩固日本在华北的统治，必先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长期的对峙不能结束战争，必须连续进攻，使八路军失去反抗能力，才能彻底解决问题。他制订了《肃正作战实施纲要》，确定日军的重点是首先对冀东、冀中和山东进行“扫荡”, 然后对太行山区及冀鲁豫地区进行“扫荡”。集中兵力消灭八路军的指挥机构。
在精心策划和调兵遣将后，冈村推出了他的“强化治安运动”计划。与前任不同之处是 : 由过去的军事进攻为主，变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 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总力战”。他将华北分为“治安区”（敌占区的城市、交通线及附近地区）、“准治安区 ”（八路军游击区和敌我争夺地带）及“未治安区”（抗日根据地），采取不同对策。在“治安区”建立伪政权和各种伪组织，并村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强化控制。在“准治安区”大修封锁沟和碉堡，制造无人区，防止八路军深入活动，切断其与根据地的联系。对“未治安区”进行扫荡，实行野蛮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摧毁抗日根据地，袭击八路军的党政军领导机关。
从一九四一年八月中旬开始 ,冈村调集华北日军五个师团和伪军共七万多人 ,对我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平西两个军分区进行扫荡。为了报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 ”, 冈村称此次扫荡为“百万大战”。运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战术，企图对晋察冀军区、各军分区机关和主力部队进行包围 ,聚而歼之。
冈村宁次组织的“扫荡”不同以往，在战术和策略上都很有特点。后来129师司令部的总结中这样描述：
1．集结优势兵力构成所谓铁桶合围圈。敌人以二万五千以上的兵力构成连续的集团式的大合击圈 , 并以飞机配合作战 ,企图紧缩、消灭我有生力量与首脑机构。在主要方面有纵深配备 ,在隘路及要点设伏 ,或追击、截击，或构筑工事，或捕捉我转移部队或人员，或以机步枪行火力搜索，威胁与驱使我军人员缩入其合击圈以内，以便聚而歼之。
2．搜剿网的构成。敌人在构成连续的集团式的合击圈后 , 即由其每个大队派出几个小部队 , 距离主力一二十里处配以机枪、掷弹筒以构成搜剿网。大概分布在山顶与山脚 , 实行持续的搜剿，挖洞搜山，所得的一粟一线无不尽行劫掠、摧毁。也有便衣搜山者常伪装儿女妻媳老幼村民的叫唤哭泣，表示敌人已去而找人寻物的样子，如我不辩真假即被敌欺骗， 或者由其指挥官以望远镜观察和旗语联络，如发现目标即派人去搜，或以机枪扫射，或者站在山顶故意大声恫吓“再不出来我就要开枪打你”(其实并未发现任何人)， 以欺骗我匿藏人员。
3．敌特务队及别动队的活动。敌在“扫荡”前就秘密的派出了特务队潜入，有的竟公开伪装我政权工作人员。如涉县小曲岐在敌“扫荡”前 , 突有一来历不明之工作员帮助村的工作，且生活艰苦，工作积极。但当敌“扫荡”开始突然不见，不久即率领敌人搜山。敌在行动时又分派出数人至百余人不等之武装便衣别动队(即敌所谓挺身队)，携带假的印信和路条四出活动。此种别动队多系日人或夹杂伪军，多半穿便衣或面涂褐色、黑色及伪装我军我政府工作人员，甚至脚穿草鞋，背大背包，使群众很难辨认，以分散潜伏于大道两侧之麦地内、窑洞、山谷间，或在其本队先头窃听电话，搜山捕捉我军单个通信人员及逃难群众。更有携带小型电台占据要点或山头侦报我军动向者，如遇我军则一面诡称系某某政府或某某大队，一面即秘密接近，乘我不备给我以突然袭击或奇袭。
日军大“扫荡”的第一波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 ,聂荣臻率晋察冀边区党政军机关向阜平地区转移。日军五万人向阜平合围，九月一日晋察冀机关、学校七八千人被合围于阜平以北的狭窄地区内，处境十分危急。聂荣臻派侦察分队携带一部电台向东走，以军区呼号故意暴露目标，误导日军分兵向台峪合击。聂荣臻率部当晚西进四十 公里到常家渠，隐蔽了五天。然后转移到平山县文玉地区，脱离险境。
随后日军转入第二期作战，对晋察冀边区进行“梳篦清剿”。易县、徐水、满城、地区的党政机关、游击队和数万群众隐蔽在狼牙山区。九月二十四日日军三千五百余人搜剿狼牙山区。晋察冀 第 1 军分区以第 1 团掩护数万军民向山里转移。第 l 团阻击一天后，留7 连 6 班 5 位战士断后。班长马宝玉怕敌人追上群众，毅然将敌人引向狼牙山顶。抛出最后一颗手榴弹 ,五人英勇跳崖，成为英雄的“狼牙山五壮士”。
一九四二年冈村宁次加大了“扫荡”力度，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同时突袭太行山八路军总部，造成八路军中心根据地的严重损失。
五月十九日，日军第4旅由平定、昔阳、井陉出动，第110师及81旅各一部由河北元氏、赞皇出动，二十四日控制了太行山峻极关（摩天岭）。第4旅进至辽县（今左权），与峻极关之敌会合。第36师和第3旅由西线的长治、武乡、辽县和东线的武安同时出动，集中力量， 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窑门口、青塔、偏城、南艾铺地区完成了合围。 五月二十四日 , 日军转入第二期作战 , 在飞机支援下 ,以麻田为总目标，对合围圈内的八路军展开“向心大合击”。
八路军总部于五月二十三日开始转移。次日凌晨，虎头山、前阳坡、军寨等阵地都发生激烈的战斗。化妆深入的日军挺进队在麻田发现了八路军首脑机关，引导多路日军向麻田方向合围。左权参谋长指挥警卫连两百多人顽强地抵御着两千多日伪军的轮番进攻
五月二十四日总部机关趁黑夜转移，第二天队伍在辽县十字岭吃饭，突然受到日军的包抄袭击。被围的都是携带物资过多、行动迟缓的机关、学校和后勤单位，有几千人，多数人没有作战能力，四散溃逃。著名史学家李新当时就在队伍中，他回忆：
正在造饭的时候，我正拿着手提小洋铁桶打饭。这时，我看见彭总带着大约一个排的警卫员，从半山坡横着走过去了，他们不循路径，一直往前急走。我心中一紧，糟了，今天要出问题。忽然天上的飞机来了，而且开始轰炸，同时四面枪炮声大作。山腰路上的驮马被炸得滚滚而下，山洼里部队秩序大乱，各人径自奔逃。只要一颗炸弹下来，便有不少死伤，有的血肉横飞。我提着饭桶往山上跑，边走边吃，想努力爬上山顶，看个究竟，以便决定行动。
一抬头，看见左权将军在一排灌木旁边，像钢铁一样地立在那里。一面指挥战士们对敌射击，一面呼喊机关干部们向他手指的方向突围。我走近时，他大声喊道：“李新，快把背包扔了，往上走！向东！”我顺着山脊往上爬。山脊有路，可以跑得快些，但敌机不断轰炸，有些同志不敢往上跑，结果就没有突围出去。
炸毁铁路桥
我让大家休息一下，准备鼓着劲冲过开阔地。战士们有经验，先趴在沟边，等敌人机枪一停就冲过去了，而且很快就上了山。我们也尽可能先走到沟边的隐蔽地趴下，等机枪声快停，我叫一声“准备”，三个人都像赛跑时那样作好起跑姿势，枪声刚停，我们便抢着起步飞奔，等敌人第二次梭子弹打来时，我们早已远离开阔地，跑进了沟对面的草丛中。
在最危急的时刻，左权一边指挥警卫连阻击日军，一边督促彭德怀赶快转移，彭德怀脱险后，左权继续指挥机关人员的突围，坚守在十字岭上。一发炮弹落在左权身边，左权的头部、胸部、腹部都中了弹片。就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智勇双全的八路军高级将领不幸牺牲了。
这是抗战期间八路军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损失很大。李新等人寻找队伍，遇见了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当时危险尚未解除，部队要分散活动。罗瑞卿对李新说：你们有便衣，可以到武安去，那里敌情少。李新一行三人摸黑走山路，途中再次遇险：
把去武安（临河川）的路径大致弄清楚了，但地图与实际情况常常有距离，现在既然有人家，就想去找本地老乡问一问路。我们慢慢地向灯光走去。走近一看，原来不是人家，而是一座小庙。门是敞开的，里面有灯。到门口往里一看，呀！不好，里面全是日寇！不过敌人全都睡熟了，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像死猪一样，鼾声如雷，共约十来个人。我们的到来，并没有使他们惊醒。我们于是蹑着脚往回走，走了一二十步后，开始加快脚步。听到了脚步声，值班敌哨开枪了。黑暗中开枪对我们毫无威胁，我们又摸回了小溪。后来我们三人曾谈论：倘若当时我们有一颗手榴弹，往庙里扔了就走，一定可以把敌人炸死，而我们仍可安全脱身。倘若我们当时三个人商量好，三支手枪同时向敌人射击，至少也可以叫敌寇死三五人。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都自觉惭愧，是天生当不了革命英雄的料。（李新《回望流年》第126-129页）
难得有李新这样真实的回忆，还原了大“扫荡”时期的恐怖和紧张。一九四二年五月的大扫荡，确实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都是最沉重的打击。华北平原的“五一”大扫荡持续了两个多月 , 使冀中抗日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在大扫荡之前，由于日军的扫荡和蚕食,冀中已经缩小到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四个县的部分地区。大扫荡后，冀中军区机关和主力部队都转移到太行山区 ,平原上只剩下零星小股武装。党的基层组织也遭受严重破坏，多数无法公开活动。人民群众被杀被捕多达五万人。日军在冀中平原上修造据点、碉堡，挖封锁沟，昔日一马平川的冀中平原被分割成两千六百多个小块。变成了“抬头见岗楼 ,出门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
彭德怀一九四五年二月在延安华北工作座谈会上曾深有感触地说：“冈村宁次的这一套极其残酷复杂的形式、方法，我们都是一直不熟悉的，这套办法给我们造成的痛苦是很大的，也因此被动。华北根据地缩小（五台只有阜平，太行只剩涉县、黎城、平顺，冀鲁豫只剩范县、观城，共剩六个县城），根据地人口，一九四一年十月统计，只剩一千三百万，为最低时期。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破坏，人民生活突然降低，敌特、国特大肆活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更加仇恨敌人，而落后的更加悲观，甚至有被骗向敌占区偷跑的，干部也有逃跑的。但也有另一方面，就是铁路两侧附近人民在敌人统治下，真有活不下去的愤慨。”（（《彭德怀传》第236页）
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只能暂时退却，保存力量。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抽调敌后大批干部来延安保留培养的决定》：
估计到敌后形势与将来的反攻，我们必须有最大的决心抽调一大批干部来延保留与学习。在敌后发展的顶点，早经过去。由于根据地和军队的继续减缩，我们的干部，在数量上亦允许从现在工作中抽调一部出来。而部分的干部由于长期的艰苦斗争，身体条件亦有不适于继续敌后工作者。因此，中央特有如下决定 :
一、华北及华中各战略区域，在保持工作需要的最低条件下，应抽调大批干部送来延安保留培养。
二、保留培养干部的目的，不仅为了适应目前敌后的环境，同时也为着将来发展的需要。因此，应该坚决地选送质量好的干部。
把各根据地的优秀干部集中到延安，是什么意图呢？毛泽东告诉新四军的陈毅和饶漱石：“整个抗战尚需两年，要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就是胜利。”“根据中日战争形势，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根据地中一切工作应避免张扬，应采取各种可能的方法来尽量保存我之力量，以度过今后最危险的两年。”
根据中央命令，新四军第3师参谋长兼苏北军区参谋长彭雄和8旅旅长田守尧一九四三年三月率十一名团以上干部赴延安。因陆上交通被日军切断，搭乘木帆船取海路北去山东滨海根据地再转赴延安。三月十七日凌晨，船驶至江苏连云港以北海面时，不幸被与日军巡逻艇遭遇，彭雄待日艇靠近，诱使日军小队长及翻译登船检查时猛地将其推入海中，又将手榴弹扔上敌艇，炸死炸伤十余名敌兵。在激战中彭雄与船上全体干部壮烈牺牲。
这场惨案震动延安。各根据地开始着力开辟秘密交通线，对干部实行一站站的接力护送。确有把握后，高级干部才能启程。到十一月，陈毅才离开江苏盱眙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经淮北、鲁南、冀鲁豫、太行根据地，一九四四年三月才到达延安。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12-08 10:19:13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为什么说抗战是“熬”出来的胜利？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