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民众医疗（一）
2016-12-24 10:02:42 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阿蒙 点击： 复制链接
【新中国可以说是这片东亚大陆上第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与旧时代相比，其先进性是全方位的，医疗卫生条件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67年前，人均寿命在35岁左右；67年后，中国人均寿命75岁。67年前，婴儿死亡率高达每千人121.64,；67年后，婴儿死亡率降至每千人20.25.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卫生医疗的改善并非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启动，甚至在环境恶劣、资源匮乏、条件艰苦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在根据地尽力为普通民众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
本文以晋察冀边区为例，剖析中共边区的卫生建设，看看当时的医疗工作，是如何超越大部分“国统区”。】
1928年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把“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作为巩固革命根据地必须做好的三件大事之一。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的医疗工作是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延续，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摸索出的一条适合边区自己的医疗卫生道路。边区医疗卫生水平得到提高，边区人民最基本的医疗有了保障，医疗卫生知识能够普及，为坚持抗战打下基础。
旧中国医疗卫生水平极其低下。学者陈达先生1935年在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中统计：中国每年死于胃肠类疾病的人数大约在150万-240万；193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许士廉先生统计：城市新生儿死亡率在25%。二位先生统计的都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这种大城市，而八路所到之处都是农村，医疗条件更为落后！
晋察冀边区成立前的医疗卫生状况：民国街头收尸人
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在1937年的报告中说：“（陕甘宁边区）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60%，成人达3%；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人民不仅备受封建的经济压迫，而且吃尽了文盲、迷信、不卫生的苦头，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陕甘宁边区安塞的一个乡，10年里生了72个孩子，死亡48个，婴儿死亡率达60%，低的地方也有40%，晋察冀边区与之类似。
《清苑县志》记载：“民国9年，壁阳城村霍乱流行，百余人罹病，死亡50人。19年，西孙庄村，伤寒病流行，发病40人，死亡10人。21年，温仁村霍乱大流行，患者甚多，死亡百余人。”这只是冰山一角，旧中国政府没有能力深入基层进行社会调查，实际死亡率只多不少。
疾病肆虐更需要有医疗卫生资源为其服务，但据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长叶长青回忆，1937年的晋察冀“卫生条件很差。全晋察冀边区100多个县城没有一个像样的医院，有的县城有几个中药铺，西药更是奇缺。”县城都缺医少药、缺少医疗设备，农村的情况更差。以定县的农村地区为例， “平均每村没有约合一个医生，而且有226个村庄没有一个医生，多半是小村。有119个村每村内有一个医生，有52个村每村有两个医生，有27个村每村有3个医生，有18个村每村4个医生，一村之内最多的有九个。”⑴不仅如此，这些医生大部分不是以行医为主业，没有现代医学知识。特别是接生婆，因此造成新生儿死亡率奇高、产妇患产褥热极多。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四。一是：生活贫困营养不良造成抵抗力极低，加之文化水平低，恶性循环。在北岳区五台一个村庄里，“人们过着农奴生活，一村有一个识字的人，便像是有了一位圣人。”冀中平原地区，文盲占农村人口总数的80％左右：冀西山区，学校就更少，许多村庄连一个识字的人都没有。即使是当时受教育程度较为发达的京汉铁路沿线，儿童入学所占的比例仅仅有30％，其它地区则远远低于这个水平，连20％也不到，大部分群众文化程度很低。⑵
其二：文化水平低又带来了不良的生活习惯。如定县“夏天农民的内衣三四天一换，春秋两季二十天一换，冬天一月一洗一换。冬天贴身的内衣裤少有没虱子的。”洗澡方面，夏天男人可以下河，冬天就不行了。女人就更没有机会，认为洗下身是羞耻的、是容易生病的。不讲究卫生，认为苍蝇叮过的的食品吃了对人体有益，“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居住环境差，猪圈和居室比邻而居。不经常打扫厕所，夏天污水横流，蚊虫滋生。甚至还有将厕所建在水井旁的。家中死了人停尸七天甚至半月，这极容易感染疾病。
其三：政府的权力不能深入基层加以引导，导致封建迷信盛行——有病不去看，妄求烧香、拜神解决疾病。盂阳一区，某村有个老头子得病，儿子不看医生，非说其父被狐狸精迷住，拿着干草烤，结果将其父活活烤死。岸下村高红儿四个孩子全都得了麻疹，因为家庭迷信，崇拜巫婆，服珍珠喝符水，结果四个孩子都死了。⑶
其四：战争的影响。战后统计，日寇对边区万人以上的扫荡共计11次，千人以上万人以下的112次，千人以下的数不胜数，除了造成财产损失，边区十余万人罹病。将数万老百姓赶入“人圈”，“人圈”中老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污水横流，患病、冻饿而死的甚多。据不完全统计盂平四、六、七区四十余村中，从抗战开始到1944年底，共死亡3541人，其中被敌杀死775人，约占死亡总数的20%，而得病死亡2770人，占死亡总数的80%；阜平自抗战以来病死6700人，占总数70%。⑷
日寇还使用毒气杀害无辜的边区百姓，对他们使用细菌，甚至将食盐里加入毒药卖给边区人民，。1939年定县日军命令捕鼠上交以制造鼠疫。1942年，日军在冀中、冀北太行山等地强迫人民缴鼠；在雁北强迫人民缴纳虱子、老鼠、鸡毛、胡须。胡须不论年纪每人交二两，鸡毛每户交二两，老鼠每人交两只。交不出者以白银二两代替。日军将收集到的老鼠、跳蚤、胡须、虱子经过处理染上病菌，在边区大量散发。1942年，在山西五台县因鼠疫死亡30余人。1943年，晋察冀灵寿县上下石门村、吕生村、西岔头、万寿言一带每天死40-60人。⑸
晋察冀边区医疗卫生人才的培养
1933年２月中旬毛泽东对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说：“医院除了给红军看病外，也要给老百姓看病，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要结合进行；要教育大家讲卫生。”1945年8月，白求恩卫生学校和各军分区给边区人民治病情况见下表。
资料来源《晋察冀军区抗战时期后勤工作史料选编》军事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574页
相对于总人口19，271，264人（1944年11月统计）的晋察冀边区，⑽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在医疗服务的数量上还有提升的空间，在质量上更是如此。但应该看到，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极为不易，这是动员全边区的力量，培养大量卫生人才，方能实现的。
残酷的现实意味着只有提高边区医疗卫生水平才能坚持抗战，但刚到晋察冀的八路医疗卫生人才奇缺。晋察冀军区卫生部成立之初有36人，但这36人里“包括勤杂人员，剩下的医务人员大多数是看护。至于部队中有的团连医生都没有，有的只是没有受过任何正规训练、多是那些走街串巷的游方郎中，医疗水平低。”⑹不仅医疗水平低而且工作态度也不端正。男八路看病，大夫顺手给男八路一个通经丸。给人看病敷衍了事，不钻研业务，看小说。有些八路自己对卫生保健也不重视，接种牛痘疫苗找人顶替，后来一问原来是怕疼——一群子弹打进身体可以像关公一样刮骨疗毒的汉子怕打针。
为了抗战，八路动员具有爱国思想的医疗工作者来到边区，一大批医务工作者舍弃名利，来到边区心甘情愿过苦日子，如：微生物学教授刘璞、儿科专家陈淇园、眼科专家张文奇等等。他们舍弃的不仅仅是名利，更是用生命来为边区八路军战士和百姓服务。
在冀中区工作的张珍了解到，毕业于日本东京庆应病理学的教授殷希彭大夫医术高超，而且还有强烈的爱国心，于是动员他参加八路。殷希彭大夫有自己的担心，一个是怕自己吃不惯小米——也难怪，人家那是一个月三百大洋的主；另一个怕自己年纪大了（38岁），不能和八路军战士一样爬山——要一条毛驴。张珍将殷大夫的担心汇报给聂荣臻司令，聂司令说：“别说一条毛驴就是一辆小汽车我们也应该给，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人来了不仅可以给我们的战士治病还能培养一大批医生。”
就这样，殷希彭大夫来到边区，从具有朴素民族思想的大夫变为一个革命者，毛驴、小灶让给了伤病员，自己和年轻的战士们一样爬山路、啃窝头。不仅如此，他还动员两个儿子参加八路，长子在1943年反扫荡与日寇战斗中殉国；二子在43年遇敌机轰炸牺牲，年仅十七岁；其妻一度带着幼子沿街乞讨。“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有了这些顶尖医疗人才，边区开始着手培养更多的医务工作者。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正式成立，白求恩大夫亲自编写了《外科教材》用于学校教育，还为边区建立了一整套医疗救护制度，这是他对边区医疗最大的贡献。抗战爆发后，平津地区大批学生来到边区，如烈士崔健吾，原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大学中文系，来到边区后改行学医以解决医生不足的问题，1941年在反扫荡中为掩护伤员牺牲。白校要求医生须大学毕业或抗大毕业，像崔健吾烈士这样改行学医的爱国学生有很多，至10月卫生学校学员多达1000人。1942年学校改名白求恩卫生学校，至抗战结束学校共培养医生、护士、药剂师1500余名。⑺
同时，边区大力普及中小学教育。1938年，边区开始筹建中学；到40年已有29个中学，毕业学生7166名。⑻截止到1940年，北岳区学龄儿童入学比例达57.19%，冀中达75%，各别县达90%。大量受过基础教育的人就像土壤，白求恩医学院的学生就像一粒粒种子被撒到边区的大地生根发芽、结果。
为普及基本医疗保障，边区招收医务人员的标准降低了很多，比如冀中区规定有高小水平即可。助产师在农村生过孩子认识字的就行。老式接生婆有实践经验，但理论知识不足，于是各分区对老式接生婆加以培训。1945年6月，边区卫生受训人员统计如下：
（资料来源《晋察冀边区卫生医疗工作》19页）
冬学运动形式多样，学习时间灵活，有利于传播医疗知识。如组织广大妇女学习卫生知识、宣讲人体生理常识；全面宣传妇婴保健工作、推广新法接生，被誉为“子弟兵母亲”的戎冠秀向妇女宣传怎样带好娃娃；提倡创造“三净四勤”的家庭卫生环境；教育广大儿童“不喝生水”、“灭除蚊蝇”、“保护学校环境卫生”等。纠正了人民的不良卫生习惯，培养群众健康的生活方式。
晋察冀边区的冬学教育，上有六十、下有怀抱的娃娃
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卫生宣传活动，通过小学生带动其父母养成注意卫生的好习惯，如张庆云的《洗衣裳》街头诗：“桃树叶密满院青，我娘叫我栓根绳；绳儿拴到树阴外，洗衣棠，叫我晒，常常洗，衣裳净，穿在身上不受病；不生病自然壮，不在吃的胖不胖。”
《晋察冀日报》中设有科普专栏，在1941年2月19日的报纸上，刊登了《开展清洁卫生运动》的社论，后又发表《讲究卫生少灾病》、《广泛开展防疫工作》、《消灭春疫预防春瘟》、《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等相关文章。还在庙会、集市上设宣传栏，提高广大边区人民的卫生知识。
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提升了边区军民的科学素养，降低封建迷信思想对大家思想的束缚。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2-24 10: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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