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惨烈撤退：千名伤兵不当累赘同自焚
2016-12-29 09:43:48 来源：铁血读书 点击： 复制链接
同古保卫战，以中国军队的主动撤退结束，远征军以少制多，全身而退，保存了战力，为选择另一有利的时间、地点来集中主力与敌决战创作了条件。从这个角度讲，这是合乎战略、战术原则的。
但是，中国远征军撤出同古城的弊端很快就显露出来。杜聿明在《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中这样反思道：“所遗憾的是，同古会战未成，放弃控制毛奇公路的重镇，既不能积极达到收复仰光的目的，反使以后敌人从毛奇公路向我军大后方腊戍长驱直入，这是错误的。”
1942年4月29日，日军占领了距中国云南仅一百三十公里的缅甸腊戍，给正在准备曼德勒会战的中国远征军沉重打击，因为腊戍被占领，意味着远征军后路被截断，将陷入日军夹击包围的可怕境地。
5月1日，中国远征军宣布放弃曼德勒会战。各路兵马开始各自撤退。一场轰轰烈烈的远征军事行动，开始变成了一次仓皇的大撤退。
远征军入缅
执行军令，踏上回国路
1942年4月30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搜索联队从腊戍出发，沿途击退了新二十九师在新维、贵街的抵抗。5月3日攻占中国边境重镇畹町，当天夜里又攻占了缅甸八莫，直逼密支那。
几乎在同一时间，时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的杜聿明，心情焦急，因为坏消息正不断传来：前方遮放失陷，八莫失守，退往国内的唯一通道密支那，目前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还不甚清楚，但是蒋介石给他下达的命令却是在日军之前抢占密支那，然后率领远征部队，经怒江片马回国。
面对诸多不可预测的因素，杜聿明紧急召见部下进行商讨。远征军高层军官们一脸凝重，因为大家都知道，此时远征军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面对蒋介石下达的回国命令，大部分将领均表示愿意遵从。但是，有一个人却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就是新编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
孙立人毕业于当时与西点军校齐名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平时治军严谨，敢于遵从事实，据理力争，是当时国民党将领中为数不多的洋派军人之一。杜聿明在商讨会上传达蒋介石下达的回国命令时，并没有透露八莫失守的消息。但是，孙立人此时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信息，八莫是进入密支那的门户，八莫失守意味着密支那很可能不保。密支那如果落入日军之手，那么远征军的回国之路就被堵死了。如果按照命令走下去，远征军将陷入日军东西夹击的死胡同。因此，他建议此时调头撤往印度，这样可以保存实力，伺机再战。
作为最高长官的杜聿明，却并不愿意听从孙立人的建议。并不是他不清楚当时的战场形势，杜聿明具有敏锐的战场感觉，这从他在给蒋介石的考察报告中对日军的进军路线预判和在同古保卫战中果断决策使得二OO师安全回撤，而不是做无谓的牺牲中都可以看出。此时的他当然清楚，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行动，凶多吉少，而撤往印度确实是最安全的办法。但是，如此一来，他就严重违背了蒋介石的意愿，因为蒋介石在发给杜聿明的电报中，特别着重强调：“没有我命令，严禁撤往印度。”
杜聿明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坚持己见，过于服从长官意愿。更何况，这个长官是他的“蒋校长”。在国民党的军队中，蒋介石的部下一般都尊称他为“委员长”，但也有人称他为“校长”。而敢于称呼蒋介石为“校长”的军官，也就十来个，他们都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是蒋介石带出来的门生弟子。杜聿明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蒋校长倚重的门生弟子，杜聿明心里不愿意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同时，他还抱有一丝侥幸，就是想抢在日军之前占领密支那。还有一点，就是归国还乡的急切心情，在远征军将士们中间已经蔓延开来。于是，杜聿明决定带领远征军继续向东撤退，目标是密支那。
错失战机，对峙密支那
1942年5月7日，已经败退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给杜聿明发来一封电报，罗在电报里称：“判断敌众先占领密支那，而为数不多，只要人心坚定，集结兵力，必可冲破险难，打通后路。”
急切的归国之心犹如已经发出去的响箭，为了回家，远征军的将士们把一切都抛之脑后，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就连杜聿明也觉得，就算密支那被已经被日军占领，但守军薄弱，远征军完全可以轻易夺回，他的部下仍能从容回国。但是他却没有预料到，更大的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
1942年5月8日凌晨，一支日军坦克部队突然出现在密支那的郊区公路上。与此同时，日军步兵已经开始强渡伊洛瓦底江。上午七时，日军迅速占领火车站，九时占领飞机场，又过了三个小时，日军的太阳旗就高高升起在密支那市政府大楼的房顶上。
此时，杜聿明获取的情报却是“只有小股日军袭扰密支那”。
其实来袭的并非小股部队，而是日军的一个加强师团，并且该师团正是一个月前支援同古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渡边正夫毕业于东京陆军大学，以擅长山地丛林作战著称。
紧接着，离密支那五十公里的孟拱一带也出现了日军。5月9日，远征军第九十六师余韶部，星夜兼程赶到密支那以西的孟拱，立刻遭到日军的阻击。
在向密支那撤退的过程中，远征军走山路，日军进攻走公路，中国军队当然没有日军走的快。因此，远征军不仅比敌人整整晚到了一天，而且杜聿明还发现，日军的兵力、火力配备都远远超过预期的数量。
那么日军数量究竟有多少呢？当时，占领密支那和孟拱的日军，本为两个联队七千人左右。但经过两场大战，兵力和战斗力消耗已经过半。因此，日军第五十六师团长渡边正夫，此刻也在积极部署，因为他也担心自己能否抵挡住中国军队的冲击。当然，这些杜聿明并不知晓。
反观此时杜聿明麾下的远征军中路军，尚有第五军直属部队一万五千人，还握有四个师的兵力；下属新编第二十二师六千余人，第九十六师五千余人，第六十六军的新编第三十八师的七千余人，以及戴安澜的第二OO师的七千余人，现在正在从棠吉赶来增援。这些部队都不缺乏战斗经验，即使不能做到完全消灭敌人，即使尚不清楚敌军数量，但是杀出一条血路，强行突围的胜算还是很大的。
两军对峙密支那，杜聿明将何去何从？
左右权衡，迫入野人山
杜聿明犹豫了。
自入缅以来，远征军几乎都是在不准确的情报指示下，被动挨打。现在占领密支那的，很显然也不是情报中所说的“小股日军侵扰部队“，至于有多少兵力把守，杜聿明并不知道。敌情不明，贸然去打的话，风险很大，这是军事风险。此外，对杜聿明来说，还有另一重风险——政治风险。蒋介石命令你从密支那以北绕过去，你非打过去，打赢了还行，打不赢怎么办？一旦损失惨重，责任谁负？战败再加上抗命，杜聿明以后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军事风险加上政治风险，风险太大，所以杜聿明难下这个决心。
偏偏在这个时候，杜聿明又接到两个命令。
先是蒋介石的，他命令杜聿明尽量避免作战，向密支那以北，从野人山绕道返回祖国；紧接着远征军军部收到远征军总指挥约瑟夫·史迪威的电报，史迪威在电报里命令杜聿明率兵撤到印度去！
两个完全相左的命令，再次让杜聿明陷入到痛苦的抉择中。
按照史迪威的命令到印度去，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避免向东作战的损失大，避免向北入山的损失，直接退到印度去，沿路日军还没有更多的兵力去设防，阻力很小。但是如此一来，蒋介石那边就无法交代了。
听蒋介石的？还是史迪威的？到底该听谁的命令？其实早在远征军开始入缅作战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让杜聿明头疼的问题。1942年3月1日，蒋介石曾亲自到缅甸腊戍，指挥
远征军入缅。在面对“归史迪威将军指挥”的这个命令时，杜聿明曾亲自问过蒋介石：“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您的决策时，应如何办？”蒋介石说：“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
蒋介石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你杜聿明是我的人，我的部下，不是史迪威的部下，你到了缅甸，一切听我的指挥！
而此时，蒋介石和史迪威的意见已经不统一了，蒋介石命令你向东走，史迪威让你向西去。其实在此之前，蒋介石跟史迪威之间就已经多次发生冲突：同古保卫战撤守时蒋介石和史迪威闹翻了，曼德勒会战计划，收复棠吉前后他和史迪威再次闹翻。作为蒋介石心腹的杜聿明，虽然这个时候心里还在打鼓，但孰轻孰重，他心里非常清楚。
1942年5月10日，杜聿明下令第九十六师攻打孟拱，但未获进展。接着，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增援部队赶到，日本飞机俯冲扫射，火力猛烈，远征军继续受阻，杜聿明惊慌之中仓促命令随后跟进的各师团及军直属队，紧急通过第九十六师侧翼，绕过孟拱，“弃车上山，进入山地与敌进行游击战，伺机进入国境。”这里的“山”，就是野人山。
缅北野人山区，特别是密支那以北的野人山区，崇山峻岭，渺无人迹，没有人走过，更没有人活着走出来过。第五军这几个主力师都是机械化部队，这些重型装备无法向北走，肯定要弃车上山，全部要炸毁，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杜聿明的第五军是国民党政府组建最早的一支现代化装甲部队，曾被誉为“铁马雄师”。抗日战争中，第五军曾因血战昆仑关，一战成名。全军装备有苏制坦克、德制装甲车和美制福特卡车、摩托车共计六百多辆，并拥有一百五十毫米榴弹炮二十四门，各师均配有大量的山炮、野炮。这些苦心积攒起来的机械化装备，是中国陆军重装备的精华所在，在这全给炸掉了，损失之大让杜聿明极为心痛。
但是，令杜聿明更为心痛的还在后面。
破釜沉舟，孙立人突围
1942年5月10日下午，正当远征军各部纷纷丢弃战车辎重，在第九十六师掩护下向胡康河谷的深山老林撤退的时候，杜聿明接到新二十二师廖耀湘师长的报告：新三十八师孙立人的队伍没有跟上来！
杜聿明闻听大吃一惊，急忙派手下去打探消息，确定新三十八师的动向。不久，有人来报告消息说，新三十八师的队伍非但没有服从命令弃车上山，反而在公路上重新集结，然后掉头朝相反的来路开去。当时，公路上浓烟滚滚，坦克、装甲车、炮车及军部丢弃的汽车上，满载新三十八师的步兵，他们好像一群脱缰的野马，与大部队背道而驰。
孙立人的背道而驰使得杜聿明大为恼火，这个一开始就提出反对意见的年轻师长，现在竟敢公然违抗自己的命令，简直是目无军纪！
但是恼火归恼火，杜聿明无法阻挡孙立人西去的脚步，他只能率部继续退入大山之中。有意思的是，当时产生疑问的不光是杜聿明一个人，就在中国军队主动撤离，忽然遁入荒凉的野人山时，严阵以待的日军也很是疑惑了一阵。本来，渡边正夫并没有十分的把握能挡住中国军队的进攻，但是中国大军的身影却不可思议地消失了，而且是消失在他们认为最不可能的那条路上！
孙立人不是黄埔系，本身跟廖耀湘、杜聿明这些黄埔系就不是一路人，又曾在美国军校学习过，深受西方思维方式的影响，他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把自己的队伍安全带出去才是最重要的。孙立人对目前的战场局势有自己的判断：东面，密支那被占，回国路被切断；向北，野人山林深路险，猛兽成群，前路不可预测；唯有向西，日军设防未稳，尚未深入，那里才是最安全的撤退路线。
种种考虑之下，孙立人最后当机立断，脱离第五军的建制。
孙立人的擅自脱离，让正在步入野人山的杜聿明非常恼火，他恼怒地命令部下发电文给孙立人，要他服从命令，立即跟进。但是孙立人依然坚持己见，打定了往西撤退的主意。
孙立人顶撞杜聿明的结果使他面临两种风险选择：如果突围失败，他将以抗命罪受到审判；即使突围成功，他仍然可能受到来自上面的非难而被撤职。因为抗拒杜聿明同样意味着对蒋介石不忠。但孙立人的经验告诉他，此次不大胆抗命，把队伍拉到印度去，付出的代价可能是无法估量的，现实逼迫他这样做，生死攸关，别无选择。
1942年5月10日，在曼西至温佐三百公里干线公路上，孙立人亲率新三十八师的一万多名官兵，急速向南前进。他们冒着空中敌机轰炸扫射和地面日军的围追堵截，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迅猛突围。
5月11日晚，新三十八师在行进途中，师先头营在南马与日军一个搜索大队迎面相遇。日军将车辆阻塞在道路上，并占据有利房屋，强行阻击。孙立人一面指挥战车向敌人猛轰，一面下车，亲自率领士兵排除路障。全师只用了四十分钟就杀开一条血路，然后马不停蹄，向南挺进。
5月26日，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的七千余人，抵达了印度边境小镇锡邦。九千多人的部队伤亡不到两千人，孙立人还下令沿途收留了数以千计的缅甸难民和英国散兵。此时，英驻印边防军要求中国军队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孙立人拒绝解除武装。恰巧，被新三十八师在仁安羌解围战中解救的英联军第一师师长正在当地医院疗伤，闻知孙立人部的情况后，即前往调解。第二天，新三十八师开进印度，英军仪仗队列队奏乐，鸣炮十响以示欢迎。
转战山区，戴安澜殉国
与孙立人不服从命令，率领新编三十八师撤往印度相比，戴安澜的第二OO师则选择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
同古保卫战后，由于远征军内部意见不一致，戴安澜率领的二OO师几经周折。
1942年4月21日，二OO师及军直属部队一部奉命由西路乔克巴当调回梅克提拉转向棠吉进击由罗衣考北进之敌，这段路全程约三百多公里，加上空车放乔克巴当百余公里，三百多公里变成了五百多公里行程，往返之间延误三日，将士疲于奔命，而战局已陷于危殆。
4月23日午后，远征军二OO师先遣骑兵团及一部到达距离棠吉约十五公里远的黑河，即与日军遭遇，骑兵团对敌猛烈袭击，将敌击退。进展至距棠吉约九公里附近，又发现日军阵地，至晚攻占棠吉敌人阵地，准备明日继续攻击。
4月24日拂晓，二OO师向棠吉攻击，进展迅速，当晚十一点攻克棠吉。日军大部分东窜，仅有一小部分尚在棠吉东南隘路附近坚固建筑物内顽抗。
4月25日，日军增援向我军反攻，棠吉东面及西北高地得而复失，战斗一直进行到晚上，二OO师才将敌人击退，棠吉东南隘路凭险据守之敌也被肃清。
此后，远征军军事顾问团曾发出指令，让戴安澜率领二OO师向东，就近随六十六军撤退到滇西南、西双版纳一带。如果他按照这个命令走的话，二OO师安全退到滇西南是没有问题的。但杜聿明给戴安澜的命令是：跟我一起走。所以当时戴安澜将军做出的决策是：追随杜聿明的脚步撤到野人山。因此，他选择的是一条布满荆棘，充满惊险的回国之路。
但是，由于野人山地区通讯信号不好，负责掩护撤退的第二OO师，竟与军部失去了联系。在后有追兵、前路不通的情形下，戴安澜没有贸然撤进野人山，而是毅然决定带部队进入缅甸中北部山区打游击，并寻隙退回国内。
5月18日，二OO师兵分两路，横穿细抹公路。先头部队突然遭到大股日军伏击，意欲逃跑的缅甸向导被士兵抓了回来。向导坚决拒绝为中国军队带路，戴安澜气愤至极，不停用马鞭猛击自己的马靴，随后命令部队立即分散突围。副师长郑庭笈劝阻：“白天突围目标太大，是否改到晚上？”戴悲怆不已：“关公走麦城，也不过如此。缅甸非久留之地，今天只能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迎着日军用机关枪、步枪和炮火交叉组织的密集火网，数千名中国士兵义无反顾地端着刺刀冲了上去。敌人以逸待劳，据险伏击，二OO师伤亡惨重。激战中，一梭机枪子弹射中了戴安澜胸腹部，身后将士赶紧将其救起。师长受重伤，剩余官兵便轮流用担架抬着他，一边与日军周旋，一边艰难奔波在缅北的高山峡谷和原始密林之中。
5月下旬，分散突围的二OO师官兵，陆续到达中缅边境集合地点，全师仅剩不足三千人，戴安澜因身负重伤，伤口溃烂严重感染。
5月26日，就在孙立人将军胜利抵达印度边境的当天，二OO师与敌周旋至缅甸一个名叫茅邦的克钦山寨。傍晚时分，因枪伤感染，一代抗日名将戴安澜凋谢在缅甸的荒山丛中，年仅38岁。
当时缅甸没有棺木，戴安澜师长牺牲后，二OO师残部始终抬着师长遗体，在中缅边境的高山峡谷和原始森林中行走，历尽千辛万苦。一个月后，他们终于翻越高黎贡山进入国境，被当地游击队接应到怒江东岸。
至此，二OO师，这支中国远征军的王牌部队，因人员锐减，再也没能参加后来的反攻行动。壮烈殉国的戴安澜将军，因其英勇杀敌的壮举，受到了举国追悼，毛泽东挽诗《海鸥将军千古》，周恩来为他题写了挽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被困两月，悲壮撤退路
孙立人率领的新三十八师与戴安澜率领的二OO师，选择了两条不同的路，结局迥异。那么，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在撤进胡康河谷的深山老林后，遭遇的又是怎样的命运呢？
胡康河谷，在缅语中被称为“魔鬼居住的地方”，它位于缅甸最北方。山上乔木遮天，终年不见天日，猛兽成群，蚂蟥遍地，还传说有吃人的野人出没，所以当地人也把这片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区统称为野人山。
1942年5月，就在撤退大军即将进入野人山谷口的时候，一场惨剧拉开了这条败走之路的序幕。
远征军第五军的女兵刘桂英，湖南长沙人，时为新二十二师卫生队护士。据刘桂英回忆，当她接到了随第五军一起向野人山前进的命令时，众多的伤兵，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难题。
刘桂英回忆说：“这群伤兵差不多有一千人，都是断胳膊断腿的，都是不能走的。这就面对一个很大的难题了，要登山了，怎么办呢？用担架抬是不可能了，因为每一个人都只带点粮食，轻装爬山，不可能拿担架来抬伤兵。不然没伤的也得被累死；把他们留下吧，缅奸要杀他们，日本人来了也要把他们捅死，也是死路一条。
正当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左右为难之时，伤兵们向他提出了一个请求：‘你们要走了，我们留下来，你就留点汽油帮帮我们。’伤兵们就把这个棚子一烧，集体牺牲了，以防不测啊。虽然这个办法很残忍，但在那时，或者只有这个办法是最好的。”
我们不敢揣摩这群英勇的伤兵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亲手点燃棚子的，我们更不敢想象他们被火苗吞噬的残酷场面。刘桂英说：“当后撤部队从那里经过，还有那个烟味，还有烧人肉的烟味，每个人走到那里都要磕个头，杜聿明也在磕头，一边哭一边磕头。”
走入丛林的远征军将士在茫茫的野人山里跋涉着，而野人山就像一座不见天日的恐怖迷宫，张着血盆大口，吞噬着这群走进它陷阱的军人。
关于败退野人山的经历，杜聿明在他后来写的《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有这么一段记载：“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蟥、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虫到处皆是。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也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热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我自己也曾患了回归热，昏迷两天，不省人事。等我被救治清醒过来时，沿途护理我的常连长却因受传染反而不治。”
这是杜聿明的亲笔记录，由此可以想见，野人山给杜聿明、给当年败走其间的远征军将士们，带来了何等恐怖的灾难和回忆！活下来的老兵中，有人现在都不敢回忆那段经历。
祸不单行，杜聿明率领的部队在茫茫深山中跋涉时，迷失了方向，且与外界失去了联系，被围困在原始森林中。直到1942年7月，一架美军侦察机偶然在丛林上空发现了野人山中的第五军军部，一队美军运输机赶紧空投下救生物品和一架电台。当天晚上，这支失踪已久的孤军，终于同外界恢复了联系。随后蒋介石通过电台，命令杜聿明率残余部队撤至印度。
此后，远征军的最后一支部队，在野人山里和第五军军部走散的第九十六师，在师长余韶的率领下，也由缅甸葡萄向云南维西转进返国。在宋希濂部队的接应下，九十六师翻越高黎贡山，最后成功的渡过怒江回到了国内，并于8月23日在大理剑川集结完毕。该师入缅时九千余人，回到国内只剩下不到三千人。
在这次撤退中，损失最小的就是新三十八师，基本上是全军而退。与此相对比的是杜隶明带进野人山的那几支部队，尤其是随第五军军部一起走的廖耀湘的新编二十二师，后来也是退到印度去的部队，九千多人的部队，最后退到印度的时候只剩下三千多人，绝大多数士兵都被野人山所吞噬。
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以失利结束。这次入缅作战，从1942年2月至同年8月全部撤出，在这不到六个月时间里，十万中国远征军精锐战士，伤亡总数达六万余人，其中有近五万人是在撤退途中死亡或者失踪的。最后集结于印度和滇西的远征军部队，仅剩大约四万人。
责任编辑：吕凤 最后更新：2016-12-29 10: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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