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脉络中的抗战（上）
2016-12-29 11:19:27 来源：文化纵横 作者：张晓波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个糟糕的旧世界
在一个更长的时段中去看中国人民十四年的抗日战争，历史演进的逻辑，将会有更加清晰。二战结束之前的一百多年，是中国一段很不幸的时期。一次、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蒙受失败，我们耳熟能详。进入中华民国之后，又有二十一条、巴黎和会失败以及济南惨案这样的不幸事件刺激国人。
简单说，近代史上中国反抗侵略的战争与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外交努力，最终换来的，都是“不尽屈辱滚滚来”与“万两白银滚滚去”这样痛心疾首的结局。
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这是晚清史。但我们仍可注意到晚清也存在另一种积极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改造国家民族的力量。晚清的仁人志士，寄望于通过重塑政权，走上强国之梦，一洗国家之耻辱。他们的路径，或是以追求清皇室立宪，或是通过外在的革命再造新邦。但究其本质，异曲同工。最终，辛亥革命在1911年爆发，在并1912年成立一个在形式上统一南北的共和国，中华民国。
推翻清王朝的“中华民国”，对于传统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的中国。在1912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各党派、知识界，对于这个新国家，都有很高的期待，有主张学习法国做成责任内阁制的，有主张学习美国搞总统制的。总的来说，这些主张或许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于南辕北辙，但是强国之梦，都是一致的。甚至于，我们可以认为，像杨度一样，鉴于二十一条，要搞君主立宪的，其目的本身，也是要实现强国梦。
但是，很不幸，中华民国，很快就国不下去了。这只植根于民国本身就不是一个通过革命而塑造出来的共和国，它是南北妥协的产物，它的产生，包含了各种力量，尤其是包含了对北方军事政治集团北洋系的妥协。
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身与名俱灭，中华民国也随之四分五裂。北京政权主导者走马灯似地换，军阀各自为政，北与南争，北与北争，南与南争。这样的状态，令当时人非常绝望，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当时是《申报》的时评人，他把民国看成了五代十国，他是这么讲的：
皇帝之贱，莫贱于五代，亲王之贱，莫贱于蒙古。需要少而供给多，其价必落;大总统当如是。今日国民之需要，不在大总统员数之多，止须有统一全国之大总统。(《杨荫杭集》，p176，《民国与五代之比》)
仅从北京政府来看，仅1916年到1928年，政府首脑(总统或大元帅)，更换了9次，平均16个月换一人;24次内阁改组，26人担任过内阁总理，最长的17个月，最短两天，平均一届内阁的存在时间是半年左右。
军阀混争，成了常态。全国范围内的战争，主要围绕南北纷争、北与北纷争展开，而连带的，一些南北交界的省份，不是成了真空地带，就是成了双方争夺的工具。四川省，地处南北之间，时而成为南北战场，时而成为真空地带，更成为一个特例，从1916年到1928年仅四川省在这段时期就发生了400余次内战。至于全国范围内的战争次数，更难以进行有效的统计。
总的来说，1916年之后的中华民国之糟糕，到了几乎无月无小战，无年无大战的地步。国家苟延残喘，群众民不聊生。
1917——1918年中国军阀割据图
1926年，国共两党发起北伐战争，试图统一中国，结束军阀分裂的状态。事未竟而变已成。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共分裂，随之共产党反动武装起义，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这又是一次十年内战的开端，要直到37国共再次合作抗日，才大体上上结束两党之间第一次的军事竞争。
1928年，国民革命军攻克北京，张作霖退走东北，在皇姑屯为日本炸死。随后，张学良东北易帜，大体上完成了中华民国又一次形式上的统一。
但军阀混战并没有结束，1930年，发生了民国史上最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晋系的阎锡山，以及西北军系统的冯玉祥，与蒋介石打了一场中原大战，前后调动兵力达百万之多，约三十万人伤亡。
1931年，又发生了宁粤之争，南京的蒋介石与广州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为争夺党内的最高领导权，兵戎相向。
这是抗战前的中国，军阀纷争的世界。显然，军阀本身，没有能力结束军阀之间的斗争，最好状态，只是形成暂时性的妥协局面，而在更多时候，军阀之间的斗争，则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军事冲突与混战。
在中国国内的整合与军事斗争远未能结束之时，在1931年这个时间点上，日本人发动了9.18事变。
军阀心态的避战与消极抗战
从抗战爆发的时间点来讲，中国遭遇日本之侵略，是处在了很不幸的时刻，内乱频仍，党争纷起，积贫积弱。
一个大国，同心同德，哪怕国力在不断衰弱中，也很难为外力一击即溃。堡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以中国历史为例，南宋和南明，两个偏安政权之间的反差，就可明了历史的教训。南宋政权，由皇权与相对稳定的文官集团主控军政大权，延续了一个半世纪;而南明，自建立开始，就处在文官集团内部党争和军阀竞雄的政治格局之中，短短坚持了十七年，这还得算1648年之后抗清的主流，实际是张献忠余部。
外人未摧折，家国已破败。而民国的败坏，也正由于其军阀底色。从军阀纷争这个角度，去看前期的抗战，很多问题，就能得到有效的解释。
在局部抗战之后，蒋介石所奉行的国策宗旨，是“攘外必先安内”。而这一政策提出时间，却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7月23日。“攘外必先安内”，攘外，就是抗日的意思，不需赘言，而“安内”是什么意思呢?
今天，我们很多人理解的安内，单纯为“剿共”之意。其实蒋之原意为要打两个方面，剿共，不过其中的一面。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中，蒋如此解释：
“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此次如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即不能攘外。”(《中华民国史》第八卷，上，p92)
也就是说，“安内”，在31年提出的时候，指的不仅仅是要“剿灭赤匪”，还要“削平叛逆”。就此策略提出的时间来看，此时正处在国民党宁粤争权之际，国民党元老、粤派领袖人物胡汉民向南京的蒋介石挑战最高领袖权，而“攘外必先安内”，其意所指中的“削平叛逆”，首当其冲的，就是国民党粤派，泛而言之，还包括尽管中原大战失败，却仍然不赞成蒋介石各派系军阀以及地方杂牌军。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策的一块极好的试金石，也能说明局部抗战之期，蒋所奉行的抗战策略。
一二八淞沪抗战主战部队十九路军，是较为独立的部队，既不隶属于宁派，也不隶属于粤派，所以，也就有了调解宁粤之争的资格。因调解宁粤之争，保护与会双方安全，十九路军偶然性地出现在了淞沪。又因其独立性，不服从宁派要求后撤的命令，在淞沪抵抗越界的日军，进而引发局部性的第一次淞沪会战。一二八淞沪会战，前后持续两月之后，除了临时组建的张自忠第五军赴援之外，基本是第十九路军以一己之力对抗日本对上海的进攻。
而此时，蒋的精锐部队，主要仍在赣南，既要剿共，又要防止粤逆北上。在国内舆论汹汹之际，蒋勉强临时拼凑第五军增援上海，但后续的增援部队，则始终不来。十九路军最终因弹尽援绝、自身伤亡过大失去作战能力，不得已退出战场。但即便如此，十九路军在上海一战中，以民族大义为念，扛住了日本的四次增兵，彰显中国军人之本色，增中国军人之荣誉，仍属难得。
第一次淞沪会战中国之挫败，实因国民政府既无抵抗之决心，又无抵抗之实际支援，最终使得十九路军几乎陷于孤军奋战之绝境。也就是说，尽管蒋介石此时已经大体上完成了对党内外“叛逆”的“削平”与统战，尽管宁粤纷争以蒋汪(蒋介石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合流的妥协方式，再次确定了新的统治格局，但在整个第一次淞沪战役过程中，其南京国民政府的表现，却常完全是一种军阀性的做派：划地自雄、爱惜实力、首鼠两端。
往后的长城抗战与及全面抗战之初徐州会战、豫东战役，也再次说明了蒋介石所主导的南京政府与及中央军，往往只是以一个大军阀私属部队的面目出现：
1933年长城抗战之前期，东北军、西北军在长城各个关口抗战，而蒋介石却坐镇南昌调集三十个精锐师剿共，只派三个师北上增援承德，兵未至而城已失;长城抗战之后期，各路军队欲一雪前耻，而中央之政策，是以战求和，至有城下之盟《秦土协定》，割地求和，国土沦丧，为日后日军入侵华北，敞开门户。
37年全面抗战之后，徐州会战李宗仁以桂系和各杂牌军人马血战台儿庄，中央系汤恩伯部在边上仅牵制敌军而已，迟迟不见动静，不出力，几至延误战机，功亏一篑。
38年豫东战役，桂永清以胜于日本人的精锐之师，不战自溃。第8军黄杰所部驻守商丘，竞以电台失联奔败。桂永清、黄杰，为蒋介石之嫡系，以奇耻大辱之败而免受军事法庭之裁决，事后又能马上复出。足见国民政府之用人，亦以私人性依附关系为主。而为败军受难的，却实河南、安徽数百万黎民百姓。正因二人无缘故的奔败，为延缓日军南下进攻，以黄河决堤改道，数百万人口受灾、数十万百姓遇难的人为惨剧。
尽管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政府，较为积极地投入了全面的对日抗战，但其间的一些表现，仍然说明蒋所领导的南京政府，并没有放弃昔日军阀的成见，并没有真正地推动全民族的抗战。
非但蒋介石本人在抗战之初首鼠两端，各路军阀在抗战初期，亦难有上佳表现。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九一八事变及其后的应对。九一八事变，实力大占优势的东北军不战而拱手送出东三省，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张学良保存实力的意图。又比如马占山在东北的反复，其背后最为核心的考虑，即是自身的利益与地盘，而绝非民族国家利益为先。
从整个抗战来看，对于资源的分配，也说明蒋介石系统与共产党、原隶属于各路军阀系统之部队的紧张关系。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有兵源，有武器，有粮草，而杂牌军(实际上是旧军阀系统的部分)，则一概全无，更惶论与蒋介石有十年恩怨的共产党。
既要抗战，又要保存实力，又要耗掉各诸侯的实力，这在武汉会战之后，战线进入到相持阶段，尤其明显。而各诸侯方针，多数则奉之以有限的抗战，既要抗战，又要图存。图存而不存，是为山东之韩复渠，抗战而图存，是为山西之阎锡山。更有一种军阀部队，不得中央之信任，又失了地盘，就干脆投敌做了伪军，原西北军冯玉祥系统，投敌不在少数。
据统计，从1939年至1945年，至少有99名国军高级将领投敌。其中，原西北军系统的，投敌46人，约占总比例的46%;东北军投敌将领计有11人，约占总比例的11%;而中央军系统，前后投敌只有7人，除一人“追随”汪精卫之外，大部分是战败被俘，不得已而投降，后又反正。这也能说明在抗战全局中，因资源分配不均衡，而导致各派势力的离心离德，伪军之养成，多半不由日军之招降，而是受中央军之排挤。
1931年至1939年，中国之抗战，节节溃败，固然有纯粹军事的因素，如日本在武器方面的优势、兵员训练方面的优势、军事动员的优势，以及军事组织、运输方面的优势，但这远不足以说明强必然胜弱。历史再往后几年，同样是中国，同样是中国的军队，在国家百废待兴之际，勒紧裤腰带抗美援朝，从鸭绿江边一直打到三八线，击退的，是军事优势世界第一的美军。
一个军阀性质、名义上的“共和国”，或者说，一个“军阀共和国”，没有能力抵御一个强悍的侵略者，这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反复证明的事实，这也是抗战前期的惨痛历史。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2-29 11: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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