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脉络中的抗战（下）
2016-12-29 11:24:28  来源：文化纵横 作者：张晓波   点击：  复制链接

　　军事抗战，还是人民战争?

　　从单纯的军事史角度来讲，一战和二战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变革：即相对有限制的军事性斗争，转而变成了全面战争。我们将视野从二战拉回至一战，在一战最为重要、决定胜负关键的西线战场上，却是人类战争史上最血腥、最残酷的阵地战，或者“老鼠战争”。由于势均力敌、也由于防御性武器的革新与进攻性武器无法突破敌方阵地，战争变成了非常专业化的军人与军人之间杀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总动员之类的现代民族国家才具备的新的全面战争已经被有效力地组织起来了，但是在军事上，战争仍然是一小部分受过军事训练的军人的专业杀人技能。但二战并非如此，防御工事的强弱，不再是战争双方的制胜法宝。二战的战场，远比一战要广阔得多，在整个欧亚大陆与太平洋，战争在丛林、在沼泽、在山地、在天空、在平原、在海洋，甚至于在沙漠，无处不在。战争策略也由一战的攻坚模式，转而变成了以闪电战、大纵深包围战以及通过岛屿链的蛙跳战术这样的新型战法。总之，二战同盟国与法西斯之间的较量，是国土纵深，是国家能力，是综合实力的比拼。

　　在另一方面，战争动员能力更强、技术更精细、规模更大、覆盖面更广的战争，也将人类文明败坏到了极致。尽管一战期间有对于平民、战俘的不人道行为，但相比起二战之中法西斯诸国对战俘与平民的屠戮来说，一战仍然要克制的多。就中国战场而言，战争初期，日军在1937年淞沪会战之后，沿路屠杀，直至制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累累白骨，至今仍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玻璃走廊之下，无声诉冤;战争相持阶段，日军对中国内陆重要城市，进行无差别轰炸，制造大规模的平民伤亡，重庆大隧道千人窒息而死，就是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悲剧性事件;在华北，日军的扫荡政策，致使整村中国民众罹难。日军在华之罪恶，罄竹难书。

　　回顾一战和二战的差别，是想引出下面一个问题。两次世界大战，在最根本意义上的区别，不在于技术条件的革新，不在于战术策略的变化，而在于，战争已经脱离军事对抗本身，在战争面前，人人平等。这里的平等，是负面意义上的平等：战争无差别地威胁敌占区与非敌占区所有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面动员战争，推向了全民战争、民族战争。战争的胜负，不再是统治集团的变更，不再是王朝兴替，而是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

　　民族既不存，军阀也无生存之余地。正是在此意义上，1935年召开的国民大五大，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系终于联合起了西南系、桂系、晋系以及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统，矛头一致对外，指向日本，从而展开一系列军事备战、动员以及外交合纵。这种军事寡头之间面临生死存亡的联合，尽管有其脆弱的一面，但在抗战初期，在最低限度上，确实动员了国内能动员的所有军事力量，也使日本遭受重挫。

　　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所指出：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手这一个时期内，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尽管全面抗战初期沉痛难堪，但必须承认国军有其巨大的贡献。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以及武汉会战，正面战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却顽强阻击并挡住了日本的攻势。淞沪会战之后，日本“三月亡华论”破产，武汉会战之后，日本短时间内再没有能力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战线得以僵持下来。这一战线，要到1944年豫湘桂战役因国军一溃千里，才被打破。

　　然而，纯粹军事的斗争与消耗，远不足以战胜日本。内耗与分裂，在全面抗日战争之后，仍然在继续：国民政府二号人物汪精卫的叛变，导致了大批军官与大量军队的投敌;各原属于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因失去地盘，复又受到中央军的排挤，也产生了大规模的投敌行为;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防共也成了国民政府的一项重要军事工作，至有皖南事变之发生。

　　内部分化，原属于抗战前二十年军阀斗争之继续;蒋汪失和，汪精卫投敌，是国民党内最高领导权争夺之后续;从反共走向防共，是国内革命战争之继续。统而言之，持久战之迟久而不决，正在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蒋介石国民政府缺乏足够的权威以资号召，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更为重要的问题凸显了出现，到底什么样的战争，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是一场纯粹军事的战争，还是一场人民自觉反对侵略的人民战争?在什么样政治环境与动员之中，人民才能被唤醒，才能真正成为为新的中国奋斗的战士?

　　重庆与延安：两种不同的政治空间

　　中原大战、剿共、联汪妥协，蒋介石在1930年代的最后几个年头里，建立起了军事独裁统治，尽管其统治基础并不是那么稳固。

　　在1935年五大前后，国民党党内足以和蒋介石分庭抗礼的汪精卫势力，因其在华北政策上的亲日作风，逐渐被赶出国民党中枢，胡汉民病逝，也促成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权力的进一步集中。

　　在训政体制下，蒋对于政权与军权是把控，仍属于外在的强制性控制，它所依靠话语，是通过国民革命战争、反共剿匪以及削平叛逆构建的。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期，蒋介石政权依赖训政话确立统治，其内在逻辑是，革命政权必须控制在领袖的手中，才能将革命进一步推向胜利，并且这种控制，带有高度的军事独裁色彩。训政体系暗示了一个前提，即共和国中大多数人民，因为缺乏教化，缺少经验，没有参与政治的能力，必须要通过军政领袖的训导，才有可能步入政治成熟。也就是说，在训政体系中，国民党秉持的政权结构，与北洋系的军绅政体无异。在此意义上，大革命获取的成果，仅为形式上消灭军阀割据之势，而没有进一步的政治革新。

　　从历史实践来看，训政理论在大革命时期军事优先的实际状况中，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在革命已经完成，国民党已经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从训政转入到宪政，却成了至关重要的命题。1935年国民党五大，将此议题提上日程，但由于对日战事日渐紧迫、国民党内蒋介石派力量对此抵制强烈，遂无果。而在整个抗战过程中，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系力量，进一步伸展至原属内地、边缘地区军阀控制区域，蒋本人军事独裁特征，并没有削弱，一定程度上，仍在加强。

　　通过借助训政话语，控制军权、党权与政权，构建起了蒋介石政权，但这种统治模式，仍是来自于上层的强制模式，它不足以控制基层、边缘性组织与反对派。由此，在1930年代初期，产生了两套新的控机技术，一，重新恢复保甲制度以应对基层组织;二，建立秘密特务组织以应对反对派。从整个实践来说，保甲组织因战乱与国民党基层控制力弱，始终没有实际作为，而真正发挥了作用的，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机构。

　　1930年代初期，以行使秘密任务为特征，独断权掌握在蒋介石手中的特务组织——军统与中统，建立了起来，并逐渐扩张，甚至越出特务组织的职能，直接控制人事、财政大权。

　　军统，是蒋介石特务统治一个典型案例。尽管国土沦丧，但是戴笠的军统人数，却在1937年到1945年得到了飞速扩张，其规模从几千人扩张至五万人之多。作为战时的特务组织，军统理论上最重要的任务应是锄奸，但实际上军统更多针对的是国民党党内的反对派、民主派，更有甚者，军统甚至控制运输统制局监察处、财政部缉私署、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财政部货运管理局的大权，以及交通警备司令部九个团的交警和上万人的缉私武装。军统集特务权与财权一体的特征，很类似于明代中后期的锦衣卫组织。

　　这是抗战中后期蒋介石主导的国民政府的基本形态，一个垄断党政军大权以及依赖特务组织控制人民与反对派的独裁政权。战争的紧张感，地方势力逐渐退出政治舞台，个人独裁的加强，使得重庆政府日渐被压缩成一个封闭性的封建军事寡头独裁政体。

　　高层极尽腐败而人民食不果腹、强制性的抓壮丁征兵制导致兵卒皮病致死、缺乏有效训练的士兵，使得抗战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得不到实际的效果，豫湘桂战役的大失败，就是一个明证。

　　在重庆日渐成为国内民主人士所不抱希望、国外友邦观瞻不雅、海外华侨不再倾慕的封闭性军事独裁政体之时，延安成了国民党的对立面。延安在1940年代，成为了受人瞩目的抗日大后方，恰恰是在与重庆的对比中呈现出来的。

　　早在1935年年底的瓦窑堡上，共产党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策略，做了调整，该次会议提出：党的策略任务就在于发动、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和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统战办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面对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共产党调整了其斗争策略，从依赖工农，走向联合全民族优秀力量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

　　1945年，抗战即将胜利之际，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毛泽东是如此论述中国的命运的：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既然日本现在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日本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那末，我们的工作应当怎样做呢?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毛选，卷3,1025—1026)

　　也就是说，抗战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追求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的开始。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2-29 11: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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