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长城内外：抗日战争之于中国与世界的意义——从张家口/张北抗战说起（二）
2016-12-29 11:38:01  来源：实验主义治理公众号 作者：王东宾  点击：  复制链接

　　三、敌后战场与游击战

　　讨论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应注意其在战争实践中的动态性，不宜抽象论之。爱波斯坦谈论抗日战争时，就喜欢把前两年抗战与之后的抗战分开讨论。在前两年几次大的会战结束后，战争逐步转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防御特征凸显，而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为敌后战场。从这个角度来看，敌后战场隐含着战略意义上的“进攻”内涵。1937年10月，全面抗战刚一开始，聂荣臻即率领115师部分人员开辟晋察冀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游击战是敌后战场斗争的主要方式，讨论敌后战场，绕不开游击战问题。对此，爱波斯坦有十分精彩的描述。

　　1944年爱波斯坦作为外国记者团记者访问共产党领导下的晋西晋北地区时，在长达7周的访问中，其中有17天进入了敌占区，行程300英里，爱波斯坦对该行程有十分精彩的描述。[22]

　　从防御角度来看，爱波斯坦一行有两次被人追踪，一次相距十英里，一次相距仅仅一英里。其中有两个晚上，宿营的村子全在敌人封锁线碉堡的步枪射程之内，然而民众对其实施了“反封锁”，在碉堡四周埋了数以百计的土制地雷，设置了大量的陷阱和狙击手掩体，这样一来，除非有外部的强大增援部队扫清道路，否则碉堡里面的敌人根本不敢出来作战。而一小时步行里程的范围内，竖立着伟人像和诸如“粉碎日本法西斯，拥护四强宣言”的标语，均在碉堡的视线范围内。

　　这样的“反封锁”有利于防止敌人的保护，因为据点本身不可能集中优势兵力(5500名日军、3820名伪军分布在110个据点中)，实施报复必须是由更高层次部门作出的战略决策。

　　从进攻的角度来看，护送爱波斯坦的八路军联合当地民兵、游击队，在24小时内先后拔除必经的封锁线上的据点。“拔除据点”的战术决策可能是临时的，但潜在的准备是长期的。

　　在爱波斯坦看来，八路军之所以能够用这种方式作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民兵、游击队和正规军之间密切配合，村政府、群众团体和民兵经常不断地向游击队提供消息。指挥员对每个据点的敌军情况了如指掌，不仅包括人数、动向和行动规律，甚至详细到姓名、家庭情况和内部关系。而大量的这类信息是由为敌人服务的仆人、伙夫、挑水夫和小贩们等人员提供的。

　　爱波斯坦观察到，在游击战中，军队(正规军)和人民之间建立了充分的互信。司令员们到村子里，“有时会向群众交代当前的主要任务，而在每次战斗之后则一定要向全体居民详细报告成绩，向那些协助作战的人致谢，并把缴获的一些武器发给民兵，其他一些物资发给群众团体”。

　　这种军民关系的实践结果就是根据地的发展问题，聂荣臻总结为“建立根据地，巩固根据地，依靠根据地，扩大根据地”，毛泽东称之为“波浪式的发展”，核心恰恰在于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即“三大法宝”之一的群众路线。

　　爱波斯坦在考察途中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游击队听说一个伪军的妻子获准去同丈夫团聚，就让她说服丈夫在夜间放下吊桥，然后游击队偷偷地入炮楼子，用刀捅死哨兵，从窗户里扔进手榴弹把其他在睡梦中的敌兵全部消灭”。这并非虚言。

　　例如，平北骑兵支队在拔出张北地区最大的据点——驿马图据点时，就动员了“党政军民，县、区、乡、村，上下左右齐动手”，把情况摸准、摸透、摸细，在不具备强攻力量的条件下，动员敌伪人员家属，以攻心战配以佯攻，拔下据点。拔除张北驿马图据点之后，张北县委、抗日政府正式公开，同时骑兵大队扩建为三个连一个排。[23]

　　游击战的动员机制形成了一种“全民皆兵、全民抗战”的局面，动员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员资源，包括妇女儿童。[24]1943年春，平北根据地龙延怀三区区委书记王平组织了南山堡儿童团，推选的团长就是时年14岁的董存瑞。

　　爱波斯坦观察到，“一门好的野战炮只要一两个小时就可以轰毁一个敌军据点，现在却要花费几周、甚至几月的精心策划、缜密行动和抓住机会才能做到”。如果把野战炮看做象征技术革命，游击战体现的动员能力则首先是一种社会革命。“游击队-正规军”之间、“军队-人民”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机体，社会革命与技术革命互动，其中就孕育着更为深刻、丰满的现代性。

　　值得注意的是，平北根据地的张北地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三师的发源地。1941年5月，平北军分区游击一支队的二、三中队，攻克崇礼县狮子沟据点，击毙指挥官渡边等人，俘获伪警察署长王廷普以下30多人，缴获步枪30多支，战马40多匹。12月，平北军分区决定，在40团骑兵一连的基础上，组建骑兵大队。[25]张家口解放时，缴获军马数千匹，利用这批军马和物资，骑兵部队进一步扩编，平北根据地(张北)骑兵大队最终发展出人民解放军骑兵三师。

　　卡尔?施密特在讨论游击战时，援引了克劳塞维茨1809年作为“不知名的军人”从柯尼斯堡给费希特这位著名的哲学家的信，在信中，克劳塞维茨告知，“马基雅维利的军事学过分信赖古希腊罗马，如今，人们靠激发个人力量所赢得的，远远多于以人为形式所得”，“新的武器和民众全然符合这个原则，最终决定胜负的，是个人在近战中的英勇，‘尤其当一个民族在打一切战争中最美的战争、即在自己的田野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时候’”。[26]

　　四、小结

　　本文是对基于军事统计学战术视角抗战功过(国际/国内)的一个初步回应。客观认识军事统计数据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要，这有助于我们清醒认识中国抗战时的落后状态与差距，知耻后勇。然而，过分强调或依赖这一视角，则会阻碍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抗战对于中华民族与世界的意义。中国首先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同时也是二战盟国四大国中唯一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中出现民族独立自主战略空间的中间地带，不能否认中国抗战的贡献。

　　本文的回应路径并非以更抽象地宏大论述消释功过论和世界格局论中的问题，而是转向从中间地带的战争实践(微观战例与战史)来叙述，从战争的具体实践理解中国抗战的民族与世界意义。这样做，需要大量详尽、细致、深入的研究，本文仅仅是一个初步。

　　张北与张家口，相距不过几十公里的两座城市，却因相隔长城一线，却在几乎同时的几天内，出现了“城头观战”与“独力解放”这样截然不同的场景。之所以出现如此场景，既与中国的抗战实践有关，又与以雅尔塔体系为代表的国际秩序格局有关。我们会发现一旦转向这样的视角，在微观之处视野却豁然开朗，中国抗战在世界体系中的贡献与意义亦更加充盈。

　　更重要的是，转向这样的视角，我们会发现抗战之与人民如此息息相关(“牺牲”而非“损失”)，这样引导我们从更大的历史跨度内理解这场战争，理解中国，理解人民。最充分的表达莫过于人民英雄纪念碑所镌刻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谨以此文向人民战士与烈士致敬!

　　[1]当时，察哈尔省是下辖16个县和锡林郭勒盟的汉蒙共居的省份。

　　[2]安俊杰：察哈尔抗战的来龙去脉，《张家口日报》2015-9-2第7版

　　[3]张北政协宣教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张北县，张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北抗日文史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第156-157页

　　[4]刘汝明：七七事变及张家口战役，张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北抗日文史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第32-40页

　　[5]段苏权：平北军民同日本蒙疆驻屯军和伪蒙疆政权的斗争，张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北抗日文史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第3页

　　[6]段苏权：平北军民同日本蒙疆驻屯军和伪蒙疆政权的斗争，张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北抗日文史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第27页

　　[7]张、崇之间的坝顶地区，即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天路”一带，是一条长约百余里、宽约二三十里的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狭长小衫区。柴书林：坝上轻骑横扫残敌——记察蒙骑兵在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百天，张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北抗日文史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第77-83页

　　[8]因苏蒙联军进入中国后，敌伪冒充八路军与之联络，并进行突袭。14日，骑兵支队与之联系后，即被收缴枪支、电台。尽管16日张北县城已移交我军接管，18日詹大南到张北之后，亦被解除武装，直到当日晚转来朱德总司令致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贺电，19日与苏蒙联军进行了实质接洽。据此判断，16日移交张北县城时，不包含军事管理权。

　　[9]当日晚，即奉聂荣臻之命前往张北与苏蒙联军联络，18日早到达张北。

　　[10]晋察冀军区向延安电报詹大南与苏军联络情况，“十二分区已与苏军确取联络，并已组合配合攻击张家口。苏军预定20日分三路进攻，各部队排以上单位指挥，用红旗联络”。《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陈中日记》，转引自李志亮、武宏：苏蒙联军对日军的狼窝沟之战，张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北抗日文史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第120页

　　[11]狼窝沟位于张北县城正南十五公里、张家口西北三十公里处，是黑风口西侧野狐岭下的一个小村。1939年秋天起，日军在野狐岭一线部署对苏防御作战准备。至1945年，沿坝顶修了总长约300公里、点线结合环形永久性工事，明碉暗堡200多座，并以明暗交替的战壕、交通沟相连，阵地前沿挖了宽五米、深四米的战防壕沟(反坦克壕)，部署铁丝网、雷区。狼窝沟是最重要的阵地，日军希望据此阻止苏军南下。为纪念此役中牺牲的苏蒙烈士(苏军54人、蒙军6人)，特别修建了苏蒙烈士纪念碑。

　　[12]肖泽泉、柴书林：与苏蒙联军会师——记我军接收张北前后;柴书林：“最后一仗”旁观记。张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北抗日文史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第111-132页

　　[13]詹大南：与苏蒙联军在张北联络的经过，张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北抗日文史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第89页

　　[14]詹大南、段苏权的回忆中均说了此事。张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北抗日文史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第90、121页

　　[15]这种空间的有限性和时机的短暂性，参见Alice Amsden：Escape from Empire

　　[16]伊斯雷尔·爱波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陈瑶华、谢念非、于尔辰、陈亮译，新华出版社，1987，第1-2页。

　　[17]段苏权：平北军民同日本蒙疆驻屯军和伪蒙疆政权的斗争，张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北抗日文史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第28页

　　[18]跨越70年的记忆：我的胜利日，《河北日报》2015年9月1日第05版

　　[19]李公朴女儿张国男的回忆，参见跨越70年的记忆：我的胜利日，《河北日报》2015年9月1日第05版

　　[20]爱波斯坦，1987，第9页。

　　[21]更深入理解这一点，请参见崔之元：西柏坡与后现代

　　[22]伊斯雷尔?爱波斯坦：《爱波斯坦回忆录——见证中国》，沈苏儒、贾宗谊、钱雨润译，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216-221页

　　[23]柴书林：坝上轻骑横扫残敌——记察蒙骑兵在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百天，张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北抗日文史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第77-83页

　　[24]跨越70年的记忆：我的胜利日，《河北日报》2015年9月1日第05版由于当时年纪尚小，谢忠厚只记得亲见的两次战斗，其中一次非常激烈，日本人打死了不少八路军的“学生兵”，自己也伤亡惨重。至今，谢忠厚仍清楚记得，在那次战斗之后，他和二哥跑出去捡日军遗落的子弹壳和罐头皮，小小年纪的他已经知道，“这是为了交给八路军打鬼子。”

　　[25]钟辉琨：回忆开辟坝上地区的抗日斗争，张北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北抗日文史资料选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2015，第57-58页

　　[26]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9页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22-12-23 14: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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