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民族主义的中国抗战（上）
2016-12-30 10:21:01  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殷之光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今天无论是从安倍二战胜利70周年的讲话中，还是从伊斯兰国(ISIS)的政治宣传里，我们都能看到一个19世纪的幽灵。这个幽灵将20世纪革命进程中建立起的世界主义理想打碎，并将19世纪那种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请出坟墓，并让它戴上了族裔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面纱。它用反帝、反殖民的语言伪装自己那种虚假的身份政治，带给世界一种毫无止境的碎片化前景。我们必须将这种虚假的“解放”与20世纪革命历史中的“解放”区别开来。实际上，我们在革命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政治理想仍旧高悬在那里。那便是挂在我们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像两边的那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是我们今天纪念那场70年前结束的战争的意义。】

　　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

　　——毛泽东：《论持久战》

　　一、为了和平的战争

　　1960年6月21日，日本反战作家野间宏带领的一支日本民间文学家代表团在上海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会面时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是1960年1月19日在华盛顿签订的《美日安保条约》(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条约规定，若在日本管制领土上出现军事攻击，美日双方则将相互协助。并且，“美利坚合众国的陆军、空军和海军被允许使用日本的设施和地区。”[1]条约草签之后，日本国内哗然，在左派反对党带领下的抗议运动此起彼伏。毛泽东在会见时，将这场抗议运动表述为一场“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的反帝运动，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有重大贡献。[2]在随后新华社发表的新闻通讯稿中，毛泽东还特别加写一段，将在抗议运动中牺牲的东京大学学生桦美智子称为“日本民族英雄”。[3]

　　在这次会见时，毛泽东也谈到对抗日战争的认识问题。他提到“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4]这一表述，后来被许多人断章取义地用来重述抗日战争的历史，将一场超越了宗派、民族、党派、甚至国界的反法西斯战争，简单化为一场党派斗争的附属品。而在这场战争中具有重要战略与政治价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在这种历史虚无主义与庸俗实用主义的视野下，沦落成为一种党争的工具。然而，如果我们将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这一表述放在支持日本人民反抗《美日安保条约》的背景下来看，便能发现在这背后展现的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判断，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世界主义(internationalism)理想。这一政治理想的基础来源于一种在民族解放运动进程中产生的对“民族”(nation)概念的全新理解，也基于毛泽东对于战争与和平关系的辩证叙述。这在毛泽东1938年的《论持久战》中，便有明确表述。在他看来：“占着五万万以上人口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将占着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因此，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

　　从1938年的《论持久战》中对中国解放与新世界秩序关系，到1960年“感谢”日本入侵对唤醒中国人民的作用，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一种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形成并连续发展的世界主义以及永久和平的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超越了欧洲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以及康德式的“自由和平”(liberal peace)观念，也做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战争法体系下对“正义战争”(just war)的理解。在承认了由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形成的民族差异基础上，希望通过个体、阶级、民族、国家之间辩证法式的互动(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便是“斗争”)来达到一种最终的解放。理解这种复杂的关系，便需要将“抗日战争”放在一个更广阔的中国革命历史现场中去进一步理解。毛泽东一直强调，中国革命这场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革命是密不可分的。它一方面受到世界革命导致的政治变动影响，另一方面，也作为世界人民解放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直接推动了世界革命的发展。脱离了世界人民解放这一政治理想便无法谈论民族解放运动。这种对战争行为正义性的判断，超越了简单的主权国家范畴，将战争行为看做是一种斗争的形式，其历史意义与其反压迫的政治性质密切相关。在毛泽东看来，“正义战争”必须建立在反帝国主义、反压迫的平等目标上。从战争中得到的“解放”是和平的基础，并且，这种在一个民族内进行的解放运动，也必须同世界范围内的解放运动相联系。这种在各个“民族”内自生的解放运动是世界人民解放的基础。

　　同时，这种解放运动无法遵循一种统一的模式指导，自上而下地展开。只能在承认了民族内部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差异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地进行。并且，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形式也是随着斗争本身而不断变化的。在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前，毛泽东便强调，1924年-1927年的民主革命任务并未成功，因此1927年之后的革命仍旧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其主要任务仍旧是“反帝反封建”。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入侵，在中国内部对“帝国主义”这种压迫性秩序的斗争已经产生了现实变化。其重要的表现，便是撕裂了民族资产阶级，使之分裂为反对日本侵略与投降日本侵略的两个阵营。这一变化，也进一步改变了中国内部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使得联合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可能。这一统一战线，不仅仅包括了各个阶级的联合，也包含了中国境内各个少数民族的联合，以及来自“国际人民的援助”。[5]毛泽东强调，也正是在这种广泛的互助联合下，才真正体现出了反压迫战争本身的正义性质。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人民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还是在1960年新中国对日本人民对抗“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都必须在一个更加普遍的世界解放运动脉络下理解。由抗日战争带来的中国人民的联合，以及由支持世界各国人民解放运动而形成的“世界人民大团结”，则都是在这种反抗压迫的政治运动中才得以产生。

　　二、作为世界体系的“民族”概念

　　在这一世界主义的政治理想框架下，我们重新来看“民族独立”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而理解这一问题的基础，则需要对“民族”概念进行重新梳理。我们今天谈的民族实际上有极强的种族主义色彩。这种建立在欧洲历史经验基础上的“民族”以及“民族国家”(nation-state)观念，其基础是威斯特法利亚合约中对于国家主权的确认。这种主权观念，本质上是一种土地产权私有化观念的延伸。王权与教权之间冲突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对于土地所有权的界定。强调同种同源的“原住民”对一块土地的专属权利，是这种现代欧洲民族国家主权观念的基础。国家主权的建立意味着与普遍教权的分离。

　　到了殖民史时期，这种“拆台的平等”很快也成为一种对应海外帝国的政治武器。而其影响，实际上延续至今。在英国殖民世界秩序晚期出现的美国威尔逊主义实际上也是用“民族自决”来对抗殖民旧秩序。威尔逊在20世纪初提出的那种“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其基础就是这种建立在种族主义体质人类学差异基础上，对人进行的分类。虽然从形式上看，这一概念提供了一种平等的结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突出的是一种非历史与非社会性的碎片化预设。是一种“拆台的平等”。

　　如果说英国人19世纪末期仅仅在部分地区使用这种拆台的策略，那么美国在威尔逊主义的推动下，实际上将“民族自决”扩大为一种在旧大陆上普遍使用的对抗性策略。美国式的“民族自决”格外强调一种身份政治认同的普遍性。这种秩序下出现的一族一国现象，实际上标志了整个欧亚大陆的碎片化。而至今，当处理类似叙利亚、伊拉克问题的时候，美国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具有浓厚的20世纪初威尔逊主义战略特点，即要求将原有的统一国家，按照民族、宗教宗派认同的差异，强行拆分。这种拆分的战略目的，显而易见一方面是强调互相制衡，另一方面，形成了自由主义秩序下的“市场的霸权”。在这种霸权下，分裂的小民族国家有平等参与全球自由市场活动的权利。但是，我们发现，在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下，这种参与从本质上，将这类新兴国家的身份牢牢限制在廉价劳动力、原材料供应地，或是消费者的角色上。在这种自由市场动态中，霸权则被生产者牢牢掌握。

　　实际上，从19世纪以来一直到20世纪，以英语国家为主的政治活动，事实上界定了我们今天对“nation”这个概念的基本理解。这种在英语国家政治实践中产生的概念，实际上本身便是一种政治的武器。在此基础上叙述的那种拆台的“平等”，实际上是一种霸权。但是，在今天民族主义的叙述框架内，这种法律意义上的排他性主权，被作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重要属性，并进而将世界打碎，成为了“天然的碎片化空间”(inherentlyfragmented space)的集合。[6]在凯杜里(Elie Kedourie)的分析中，我们发现，这种欧洲现代国家中以民族主义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主权身份认同，其基础来自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哲学，特别是康德与后康德主义内对于个人“自由意志”的理论发展。[7]通过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思考，康德将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式的残忍政治实践理解为通向理性成熟的必然状态。因为，理性只能诞生于自由的个人基础上。在个人道德自律(autonomy)基础上产生的理性自决(self-determination)是一切自由的基础，而在自由基础上形成的自治政府(self-government)则是一种更为优越的政治发展走向。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民族”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马克思撰写著名的《共产党宣言》时，1848欧洲的革命也开始迅速的将之前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扩展到了全欧洲。[8]在《宣言》中，经常出现的“Nationalit?t”(以及与其同一词根的“nationalen”，“nation”等相关语法变形)均表示一种在同血缘人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认同集体。[9]这种政治认同一定程度上也与土地相联系。当马克思在谈论社会生产的“lokalen und nationalen Selbstgenügsamkeit und Abgeschlossenheit”(“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时，这里的“民族”是极为分裂且很大程度上由于土地的缘故被束缚在一定物理空间内的人群政治集合体。而随着“民族”间相互交通，这种分裂状态变成了“民族”间的普遍依赖(allseitige Abh?ngigkeit der Nationenvoneinander)。在此基础上，甚至民族的精神产品也成为了民族之间的“公共财产”(Gemeingut)。在这种复杂的精神与物质生产交织的状态下，原本各民族的“片面性与局限性”(Die nationale Einseitigkeit und Beschr?nktheit)也被打破。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历史变迁基础上生成的资产阶级及其生产方式试图进一步建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通过其廉价的商品，将民族(无论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卷入到一个统一的有利于资产者的从属关系中。这一资产阶级世界市场不仅仅强制创造了自身所属国家内“城乡”的从属关系，也创造了文明“国家”(L?nder，即德语“Land 国家”的复数形式)与野蛮和半开化国家间的主仆关系，以及阶级及其以特定阶级代表的生产方式为主组成的国家间的不平等格局。

　　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表示这一系列具有浓厚政治意义的主奴关系时，德文《宣言》分别使用了代表土地边疆范畴意义的“das Land”和代表具有法律人格属性的词缀“-v?lkern”(即“die Bauernv?lker”和“den Bourgeoisv?lkern”)，而在表示不同人群政治集合体相互之间及其历史发展关系时，用了“Nation”。通过其德文版的用词，我们可以发现，“Land”、“Volk”和“Nation”三者具有相对独立的复杂内涵。《宣言》认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改变了人口、财产和生产资料的分散状态，造成了一种“政治的集中化”(politische Zentralisation)。这种集中化的后果，使得“相互松散联系着的区域”(verbündete Provinzen，即“loosely connectedprovinces”)不得不被迫放弃他们的巨大差异性，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eine Nation，马克思在“eine”一词上做了强调，使得这一表述阅读上产生了一种哲学式的“独一的、唯一的”意味)。与单纯代表政治性的“民”(Volk，英译为people)概念，以及代表天然物质属性的“土(或邦)”(Land，英译为country)概念不同，“族”(Nation，英译拼法相同，读法不同)在马克思的叙述中融合了生产方式、阶级政治关以及历史沿革等多方面的复杂内涵。他描述的这种由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迅速发展而形成的统一状态(eine Nation)是一种世界体系，这与之后列宁所描述的“帝国主义”在脉络上是前后相连的。但是，在《宣言》的英文译文中，这一概念之间的重要差异性别消除。“volk”与“nation”在很多地方被不加区分的使用。例如，在翻译“die Bauernv?lker”时，英文版本便用了“nations ofpeasants”这一表述，而实际上，更为合理的翻译应当是强调阶级属性共同体的“people”。

　　在理解了马克思主义中“民族”作为世界体系的内涵后，我们再来看中国在共产主义基础上提出的“民族自治”概念的发展及其实践，便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Nation”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关系的产物反应了一个固定地理区域内部的秩序，它可以由单一的种族构成，也可以是多个种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政治联合体。与德语中代表了政府治理权威的“staat”(国家)不同，“Nation”更具政治活力与历史感。它是一个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化而变化的产物。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Nation”为什么可以进一步扩大为一个跨区域的“Internationale”秩序关系。以及这种秩序关系所代表的平等意义。“Nationalit?t”则是对这种现实关系中人的政治属性而非体质人类学分类属性的确认。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2-30 10: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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