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事件”升级抗日根据地建设
2017-01-04 11:16:35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点击：  复制链接

　　1941年6月3日下午，延安杨家岭小礼堂。

　　礼堂里，边区县市长们正在开会讨论征粮问题;礼堂外，电闪雷鸣，大雨滂沱。

　　突然，一声巨响，雷电击中了礼堂里的一根柱子。坐在旁边的几个干部被瞬间而至的强电流击倒在地。其中，延川县县长李彩云触电身亡。会议紧急中断，进入救人状态。

　　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造成人员伤亡的雷击，竟然成为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走向高潮的爆发点。

　　雷击过后：高度近似的牢骚

　　大家都忙于救人，谁都没注意到，礼堂外边拴着的一头驴也被这个炸雷击中而殒命。

　　驴子的主人是个安塞县的老农，正在集市买东西。回来一看，驴子已死，郁闷不已，蹲在地上，哭骂道：“老天爷不睁眼，响雷咋不打死毛泽东?非要打死我们家的驴子?”

　　老农这话明显是在发泄不满，但嗓门太大，很多人都听到了。于是，泄愤的话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进了边区政治保卫部门。紧接着，这个老农被抓了起来。这件事也被当做现行反革命事件开展追查。一时间，陕北高原气氛紧张。

　　没想到，几天后，这位老农居然走出了禁闭室，被释放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雷击事件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他大惑不解：这个老农跟我并不认识，为什么要咒我呢?或许是我们的政策出了偏差，或许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总之，在没搞清楚真相之前，怎能随便抓人?于是，他下令立即放人，停止追查行动。

　　无独有偶，就在雷击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陕北延安县也发生了骂毛泽东的事件。

　　伍兰花是延安县的一个农妇，跟上门征收公粮的村干部发生了争执。伍兰花情急之下，破口大骂：“你们拿走我的救命粮，我一家人怎么活啊!晌午打雷，老天爷为什么不把毛主席劈死!”

　　话音未落，村干部惊呆了，几分钟后才回过神。第一反应，就是让民兵把伍兰花抓起来，绑缚延安审判，罪名是辱骂毛主席。很快，案子审结，判处死刑。可是，伍兰花的性命并没有戛然而止，而是峰回路转。而改变她命运的人，也正是被她辱骂的毛泽东。

　　听说自己被骂，毛泽东就叫人把伍兰花带来，一番询问才知道：伍兰花要养活三个孩子，即便是丰年，日子也过得紧张，只能靠半糠半菜过冬。1941年适逢陕北大旱，庄稼歉收，粮食不够吃，半糠半菜根本熬不过冬天。偏偏这个时候，边区政府的村干部上门催收公粮。伍兰花是火爆脾气，就直接跟村干部吵起来了。

　　说到这儿，毛泽东面前的伍兰花已经哭如泪人了。

　　毛泽东听罢，马上下令放人，并派人送她回家，还接济一些粮食，聊以度过最艰难的几天。毛泽东还对征粮干部讲，伍兰花没有错，她有怨气，怎么可能不骂人呢?大灾之年，我们征粮的同志尤其要体察民情，不能马虎粗暴。

　　伍兰花得救了，但伍兰花的风波，令毛泽东记忆犹新。他怀疑，雷击事件后老农的不满，是否也跟公粮征收有关?

　　毛泽东曾多次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搞清楚真相的前提，就是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于是，为了搞清楚群众抱怨的原因，中央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奔赴延安的固临县作为调查点，历史上就把这次调查称为“固临调查”。工作组的组长李卓然，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

　　调查点为什么选在了固临?这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

　　固临调查：真相浮出水面

　　固临县位于延安东南100多公里，今天延长县和宜川县的部分地区。抗日战争期间，这个县的经济水平在陕甘宁边区算是中游。因此，调查这个县，可以大致了解根据地经济的平均水平。于是，1941年9月，李卓然率领6人工作组，赶赴固临。

　　工作组走遍了固临县的两个区、4个乡的12个村，到每家每户去谈，了解家里人口多少、都叫什么名字，种了多少地，夏粮和秋粮的收成多少，税负如何，对共产党有什么意见。无论是提的问题，还是做工作的态度，都尽可能做到了“向下沉”。

　　两个月的蹲点，工作组发现，老百姓负担过重。那么，负担从何而来呢?到底有多重呢?

　　抗战爆发后，为了支持八路军作战，确保后勤补给，边区的老百姓都要缴纳公粮，当时又被称为“抗日救国粮”。有的农民虽说家里有几十亩地，年产粮食几十担，但负担最重的时候，交的公粮能占到总收成的60%以上，税后的余粮根本不够吃。为了完成公粮缴纳的任务，有些农民不得不出卖牛羊。

　　1937年和1938年，每年征收公粮还不算多，只有1万担。1939年增至5万担，1940年达到9万担，1941年的征收任务是20万担。农民人均负担从1升增至1.5斗，涨了十几倍。

　　除了公粮之外，边区政府还征收饲料税。1941年这项税达2600万斤干草。更有甚者，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还搞了很多名目的杂税与集资活动。

　　如此，边区农民自然会不满。伍兰花和牵驴老农的牢骚，就是这种情绪的宣泄。

　　那么，边区政府为什么会收取这么多公粮呢?主要缘于三方面的因素：

　　一是国民政府的封锁。1941年以前，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一半来自外援，包括国民政府拨付的军饷，以及海外华侨和进步人士的捐款。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借机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又对根据地实行封锁和禁运。外援没了，为了维持军需供应和政府运转，边区只好内部挖潜，加大公粮征缴力度，实际意味着加税。

　　二是根据地机构人员膨胀。抗战爆发以来，大批爱国青年来到延安，边区脱产人员从1937年的1.4万人增至1941年的7.3万人。前线部队也在膨胀，从1937年的4万多人增至1941年的50万人。如果把机关和军队比作“鱼”，而纳税交粮供养他们的农民是“水”的话，一旦“鱼大水小”，超出了财政承受能力，农民税负就重了。而当时，这个问题已经非常突出。

　　三是日寇扫荡的破坏。1940年，八路军发起的百团大战，在给华北日寇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招致了日寇更大规模的报复性“毁灭战”和空前惨烈的大“扫荡”。尤其是日寇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给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北方根据地带来了严重的人员和物资损失。这些根据地对于人员补充和物资接济方面的需求，也加重了陕甘宁边区对各根据地的财政支出压力。

　　工作组最终形成了一篇名叫《固临调查》的调研报告。在这篇长文的结尾，有句话似乎振聋发聩：“这些情形如不改变，则要进一步深入与加强我们的工作是不可能的。”

　　拿到报告后，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大幅削减征粮数量，边区财政就会更加困难;如果不予削减，那么群众的不满情绪还会继续，甚至放大，造成不稳定因素，对根据地在最困难的时期坚持抗战产生不利影响。

　　经过反复权衡，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决定，将1942年的征粮计划从19万担小幅削减到16万担。此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削减后的征粮额度，仍远高于1940年的水平。显然，这不是治本之策。

　　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既然鱼多水少，那就要“加水”、“减鱼”，增收节支。一场轰轰烈烈的根据地建设“升级版”，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943年，陕西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誓师大会

　　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升级版”

　　1941年11月6日，新落成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这里隆重召开。

　　新当选的参议员和候补参议员里，既有中共党员，也有党外民主人士，既有工人农民，也有开明地主。在毛泽东宣读了简短的开幕词后，大家济济一堂，共商边区大计。讨论的热点话题，就是如何克服根据地的严重困难。

　　对于这个问题，党外人士李鼎铭提出了好几条提案，其中就有精兵简政。经过一番讨论，这个提案不但得到了多数参议员的力挺，在表决的时候获得了165张赞成票，而且毛泽东还专门抄在了笔记本上，并主张将其推广到其他根据地，用来改进工作作风，治疗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在参议会的建议和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带头精简，其他根据地随即跟进。精兵简政的结果，是将脱产人员压缩到所在根据地总人口的3%以内，军队与机关人员的比例为3:1，从而使脱产人员的数量与根据地的财政供养能力相适应，一方面从根本上解决“鱼大水小”的问题，另一方面把更多的编制提供给一线战斗人员，编余干部送到学校和训练班储备和学习，或充实基层和连队。同时，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由各级党委统一领导所在地区的各项工作，消除党、政、军各自为政、政出多门的问题，提高了机关工作效率和部队的战斗力。

　　“精兵简政”政策一直为毛泽东所欣赏。1944年9月，毛泽东在张思德烈士追悼会上致悼词时，就提到了精兵简政和李鼎铭先生，表示高度肯定。这篇悼词，后来就成为了著名的“老三篇”之一——《为人民服务》。

　　如果说“精兵简政”是节流，那么大生产运动就是开源。

　　减轻农民负担，一方面要减少“分母”，也就是精简脱产人员，更重要的是做大分子，也就是把蛋糕做大，增加粮食产量。“雷击事件”使中共中央深刻认识到进行生产自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必须发动党政军学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就开始登场了。

　　其实，早在1938年，驻防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在战斗和训练之余就开展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通过创办合作社、种菜、开磨坊、养猪、做鞋袜等生产经营活动，改善部队生活。这些经验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很快就在全军和各根据地推广。而在雷击事件之后，脱产人员生产自救、丰衣足食活动，变成了一场全党全军的运动式经济改革模式。尤其是王震率八路军359旅开垦南泥湾的故事，更是成为这次大生产运动的典型。

　　大生产运动在经济上成功了。到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自给率达到了60%，次年更是达到100%，不再依靠“抗日救国粮”。而这些征粮占总收获量的比重，也从1941年的13.58%降至1943年的9%。到1944年，八路军359旅开垦荒地26万亩，收获粮食3.7万担，养猪5600多头，不仅满足了部队日常需求，而且还给边区政府上缴了1万担粮食。

　　列宁说过：“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更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这两项举措的成功，再次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群众路线，听取不同意见，勇于察纳雅言，改进工作这方面的远见卓识。

　　开源和节流双管齐下，将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塑造成为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得意之笔。此后，根据地呈现出“升级版”的姿态：不仅是游击区，更是大纵深，不仅是条块分割的，而是政令一致的，不再是经济短缺的，而是相对充盈的。这对于支撑敌后军民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这两个举措的出台，标志着共产党经营和治理根据地能力的增强，为日后提高治国理政水平做了准备。

　　伍兰花无罪释放后，回到村里，成了这个村里亲眼见过毛泽东，跟毛泽东对话的唯一一人。于是，他牵头村里的妇女，白天种地，晚上织布。1943年和1951年，两次被评为劳模，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接见。只是那位驴子被雷击中的老农，不知所终。然而，“雷击事件”带来的涟漪，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抗日战争向着胜利的方向继续迈进。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7-01-04 11: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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