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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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1965.09.08 04版 史学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当中国人民为了民族解放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艰苦的抗战的时候，美帝国主义趁中国之危，采用了各种手段和方法，竭力推行它的侵华政策。由于美日之间矛盾的发展和客观形势的变化，美国对中日战争的政策的表现形式在各个阶段有所不同，但是它的侵略本质是始终不变的。美帝国主义的种种阴险用心，甚至在美国政府经过精心选编后发表的外交文件集中也无法完全予以掩盖。这里就让我们来看看美帝国主义自己的一些供状。
 

美国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政策，大致可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芦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企图变中国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当时在中国拥有巨大侵略利益的英国为了保持它的既得利益，在“七七”事变后，屡次向美国表示，希望两国采取联合行动，以制止日本的扩张。国民党政府也一再请求美国出面“调停”，以便达到和日本妥协的目的。英国和国民党政府的建议都为美国所拒绝。美国对中日战争之所以采取这种“不干涉”的态度，原来是怀有极其阴险的打算的。我们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给美国国务卿赫尔的电文中可以得到一些说明：

“我们眼前有一个重要的机会，不应错过。如果日本相信我们的友好和无所偏袒，那么一旦美国可以采取终止战争的行动到来时，日本就会比如果它对我们采取猜疑和仇恨的态度，更愿意倾听我们的意见。”

格鲁的意见得到了赫尔的赞赏。九月十五日格鲁在给赫尔的另一电文中又说：

“我们不考虑美国响应交战国任何一方要我们充当‘友好经纪人’的愿望而采取行动，但是我们确实相信，可能会产生一种情况，那时美国会感到有必要向交战双方说话，以便如有可能防止在中国发生混乱情况。在当前共产主义的潮流下，这种形势很可能产生。我所想的只不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几年内威尔逊总统一贯的目的：即采取一种将使美国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以便能起正是那种作用的方针。”

如所周知，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几年内威尔逊总统一贯的目的”，就是等待交战双方精疲力竭，然后由美国出来收拾残局，坐收渔利。美国此时对中日战争所采取的方针也正是如此。同时美帝国主义也考虑到，一旦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到足以威胁中外反动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基础时，它将出面干涉，以便为保持一切反动势力的共同利益而妥协合作。

在这一阶段内，美国对中日战争所采取的政策，基本上便如格鲁所建议的那样：培植日本的“友谊”，等候适当时机出面“调停”，以便为美国谋取最大的利益。本着这个政策，美国不但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而且给了日本的侵略战争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四日，美国总统宣布禁止美国政府船只载运军火前往中日两国，并警告美国商船如甘冒危险载运军火前往中日两国，须自负责任。这一伪装“中立”的措施，实际上是对中国单方面的压迫，对于当时拥有强大海军和商船队的日本是丝毫无损的。所以，一个星期以后，格鲁报告说：“日本军部对于美国政府对待‘中国事件’的严格中立态度，深表感谢。”

就在这种所谓“中立”的幌子下，美国把大量的战争物资供应日本，用来屠杀中国人民。根据一九三八年华盛顿的中国经济研究协会统计，在日本输入的军需物资中，美国所占比例是：煤油和石油产品为百分之六五点五七；金属工业及机器为百分之七七点零九；钢铁及废铁为百分之九○点三九；铜为百分之九○点三九；飞机及零件为百分之七六点九二；钢铁半制品为百分之五三点六七；汽车及零件为百分之六四点六七；金属合金为百分之九九点三三。其中煤油一项，在日本侵华战争头三年内所消耗的四千万吨汽油中，美国所供应的占百分之七十。

在外交上，美国为了培植日本的“友谊”，极力避免得罪日本。例如，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上，美国政府决定采取决不参加国际联盟的任何联合行动，决不带头对日本采取任何措施的方针，同时对于任何援华制日问题都拒不讨论。美国这种袒日态度赢得了日本称赞，日本外相广田说，各国之中美国的态度是“最严谨的中立”。美国对日本侵华战争所给予日本的精神上的鼓励，使日本帝国主义高兴得把美国吹捧上天，称之为“德性的典范”。

美国一面给予日本侵略战争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一面还阴谋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企图引诱国民党政府接受符合美国利益的投降条件。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美国亚洲舰队司令雅奈尔会同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拟就了一个诱降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
 

（一）保存现政权，解决的条件不得使它被推翻；

（二）在解决办法中，应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但满洲应在　这种领土完整之外，并应由各国予以承认（中国的承认须在　外国的承认之前，而且是必要的），（三）日本军队从华北　撤到长城；（四）保证九国公约中关于各国自由贸易机会的　条件。

这个诱降方案实际上就是要中国出卖整个东北给日本，以便为美国换取日本对中国其余部分“门户开放”的保证。美帝国主义要牺牲中国，和日本达成分赃协议的险恶居心，这里已昭然若揭。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三十日所写的《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对美帝国主义阴险的侵华政策作了有力的揭露：　“国际投降主义者引诱中国投降，同样是他们的阴险政策。他们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自己‘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谓太平洋调停会议，藉收渔人之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六一页）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论断完全正确。

帝国主义的这种诱降的阴谋活动，在一九三九年欧洲战争爆发前后，特别在希特勒在欧洲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后，达到了一个高潮。美英帝国主义由于忙于应付西方由希特勒所引起的紧张局势，力求缓和与日本在东方的矛盾，害怕日本在东方对于它们的攻击，因此更是竭力想牺牲中国而和日本寻求妥协。于是所谓东方慕尼黑的阴谋接连出现，在这些阴谋中，美帝国主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九四○年七月，英国政府为了压迫中国对日屈服妥协，应日本的要求，把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对外交通线滇缅公路封锁三个月。事前英国曾和美国进行了商量。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美国对此没有理由反对。美国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贺因贝克在七月十三日所写的备忘录中说：“我们已对英国政府说，如果他们希望试探在中日之间促成解决的可能性，我们没有异议。”⒀但是，在英国政府宣布封锁滇缅路后，赫尔却代表美国政府发表虚伪的声明，假惺惺地表示美国不赞同此举。美国这种卑鄙的两面手法，无非是为了迷惑人们的耳目。事实上，美国自己这时也正在加紧和日本勾搭。六月三日，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向赫尔建议美国应和日本举行谈判，以改善美日关系，这个建议立即得到赫尔的批准。从那时起，就开始了美日之间在东京举行的秘密谈判。九月中由于日本内阁的更迭，谈判中断。九月二十七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成立，明白规定在三国之一受到迄今为止未参加中日战争及欧洲战争的国家攻击时，彼此进行互相援助。这时美国为了和德国争夺世界霸权，已经准备投入欧洲战争。日本和德意缔结同盟这件事，说明日本决心要乘美国投入欧洲战争的时机，夺取西方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囊括南太平洋上的丰富资源。美国为了防止日本的这一手，更决心在牺牲中国的基础上，试图和日本达成妥协。

一九四一年四月在华盛顿开始了美日之间秘密的分赃谈判，这一谈判一直继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为止。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帝国主义一系列的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最高峰。在谈判中，美国不但同意要使国民党政府承认“满洲国”，接受　“共同防共”，并且还同意日本在华北和内蒙古驻兵。关于日本在中国驻兵的问题，在美日谈判中也曾成为双方争执较久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不是谈判的真正症结。因为美帝国主义愿意日本在中国担起“防共”的任务，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所以，在谈判中美方代表曾为日本拟出了一个驻兵中国的阴险方案：

“是不是能够想出一个提法，使得关于防御共产党活动　这一项下不提到日本在中国境内驻兵，而在日本自中国撤退　军队项下，可以作一声明，大致如下：按照将和中国政府商　定的日本军队从中国撤退的程序，华北和内蒙古两地军队的　撤退将留在最后，同时在应完成撤兵的日期之前不久，日本　政府得向中国政府建议，协商关于由于任何可能存在的情　势，包括有关共产党活动的任何情势在内，而需要采取的措施。”谈判的后期，在十一月十五日赫尔还对日本谈判代表野村表示，只要日本同意在太平洋地区实行“无歧视”的原则，并退出三国同盟，他认为：“我们（指美国和日本）可以坐下来，像兄弟一样，对日本军队驻在中国问题达成某种解决”。由此可见，美日谈判最后的症结决非在此。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美国已准备完全牺牲中国的主权利益，充分满足日本的侵略要求，以换取日本不侵犯西方帝国主义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利益的保证，以待战胜希特勒后，再和日本争夺中国。在谈判中，日本不愿意明白确认放弃三国同盟，也就是说日本帝国主义不以暂时独占中国为满足，而要进一步夺取西方殖民主义的宝库南洋，以便牢固地树立它在太平洋上的霸权。美帝国主义企图牺牲中国和日本妥协的谈判，终于因珍珠港事件的发生而中断。

第二阶段：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日本投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侵华政策在表现形式上自然不得不有所改变。在新的形势下，美帝国主义采取了另一套手法和策略，以推行它的侵华政策。

一、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支持其反动统治以与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相对抗。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四年多的时间内，美国曾给予国民党政府为数总共约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借款和信贷。这和美国对日本的支持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援助”。美国国务院政治顾问贺因贝克在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所写的一个备忘录曾供认说：

“如说‘我国政府的政策迄今为止看来对于支持中国和　阻止日本行动的发展着实有效，，那是对一件根本不是那回　事的事情，太过誉了。”而且，就连这一点所谓“援助”，其主要目的也并不是为了支持中国的抗战，而是为了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以防止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一九四○年十月二十日，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向赫尔报告他和蒋介石在十月十八日的一次谈话。蒋介石表示：“我们（国民党政府）所怕的不是日军……而是抗命的共产党人。美国的经济援助加上美国空军的援助，就能够使我们的不稳定的经济和社会情况稳定下来，这样就可使共产党人无法实现他们的计划。”詹森随后在十月二十四日给赫尔的电文中也说：

“……美国和英国如不及时援助中国，最后可能造成共　产党在中国的得势。”这就是美国在中国抗战时期给予国民党政府各种“援助”的主要考虑。

这种考虑，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中，越来越占有主要的地位；因为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的日益腐化，美帝国主义认识到国民党政府有完全崩溃或对日本投降的可能，而这不但意味着日本在中国将获得更有利的战略地位，而且会促成中国的革命，从而将从根本上威胁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一九四三年以后，美国开始派有政治、军事观察员驻在解放区，以窥探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情况。一九四三——一九四五年间，美国驻华外交官员的报道中不断显露了他们为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危殆，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而感到焦虑。例如，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塞维斯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最生气勃勃的力量，他们正在和国民党争夺国家的控制权。”一九四五年一月四日，二等秘书戴维斯报告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正在瓦解中。”

所以，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在军事上便着重于帮助蒋介石训练军队、积蓄力量，而从来没有认真地要使蒋介石在中国大陆上发动对白本的反攻。在经济上，美国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给与国民党政府最大的一次借款——一九四二年五亿美元的货款，绝大部分都用之于向美国购买黄金，借以维持国民党政府日益贬值的纸币，挽救国民党地区濒于崩溃的经济，以保持国民党的统治地位。贺因贝克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七日所写的一个备忘录中吐露了美国对中国的　“援助”的真实性质。他说：

“难道我们不应该把援华问题主要看为一个政治问题，　而在目前其次才是一个军事问题吗？”所谓政治问题也就是说要通过“美援”来达到美国对中国的恶毒的政治目的。

二、利用时机扩大美国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为日后独占中国准备条件。美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在“盟国”的名义下，以“援助”为幌子，乘机力图扩大它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例如，一九四三年六月，美国借“美援”物资大量输入中国的机会，使美国人终于夺得了为英国人把持了八十余年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地位，并且还使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保证以后中国海关仍继续要由外籍人员管理。一九四三年美国又借所谓中美新约谈判的机会，要求在条约中列入一款（第七条），规定在战后六个月内中国政府须和美国签订一个“广泛之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预先为后来在一九四六年订立　“新二十一条”的中美商约作了埋伏。一九四四年，美国曾借共同作战为名，企图通过派到中国充任蒋介石参谋长的美国人史迪威取得对中国军队的统率权。美帝国主义这种乘火打劫的强盗方针，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美国国务院的一个文件中有露骨的供认。当时蒋介石正要向美国索取贷款十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的这个文件中说：

“无论如何从政治的观点来看，我们极力主张，在我们　考虑中国这项请求时，我们不单是要考虑目前中国是否需要　这样一笔借款，以及这样一笔借款现在是否能达到什么眼前　的经济和政冶目的问题，我们还应向我们自己提出这样的问　题：我们是否能使中国提出这个请求这件事，能有助于我们实　现对我们在短期内和长期内都是有关系的重要目的……”这些所谓“重要目的”就是尽量攫夺各种侵略权益，为逐步实现变中国为美国独占殖民地的野心准备条件。

三、极力扶植国民党政府在国际上的地位，以便利用它作为争夺世界霸权的一个工具。由于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大提高了。美帝国主义竟企图利用这一客观事实，来为它的侵略利益服务。一九四三年十月，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会后要发表一项关于建立战后普遍安全的国际秩序的宣言。美国主张邀请国民党政府参加宣言的签署。

在美国的坚持之下，国民党政府终于被邀签署于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初次参加了“四强”的行列。此后，美国在国际会议中一直为国民党政府争得“强国”之一的地位，因为美帝国主义知道蒋介石政权是甘愿听从美国的指挥的。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日，蒋介石对美国驻华大使高思明白表示，在一切国际问题上，中国愿跟随美国。所以，美帝国主义极力培植这个傀儡的“国际”地位，以便供它利用来和其他帝国主义在战后争夺世界事务中的领导权，特别是在业洲的领导权。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中国由于它的本身和它对英属印度的影响，现在和将来都是极重要的一个因素，不可使之有贰心”。因此，美帝国主义要用“四强”之一的地位来笼络国民党政府，使这个奴才政权受宠若惊，更死心塌地来为它的主子效劳。不但如此，美帝国主义还妄图借此以提高国民党政府对内的“威信”，以巩固它的统治地位，而便于它能继续为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

四、协助蒋介石妄图消灭中国人民革命力量，为美国实现其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野心扫除最大的障碍。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这一点上，它和蒋介石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一九四四年，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加紧了和蒋介石的勾结，开始执行由美国总统的代表赫尔利（一九四五年改任美国大使）出面“调处”国共关系的诡计。赫尔利在接到美国政府的训令后，认识到他的使命和美国对华政策是：“支持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的主席和军队的总司令”。他到中国后向蒋介石献策，极力强调消灭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他说：　“委员长目前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将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政府的军队合而为一。”美帝国主义妄图用“邀请”某些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政府的方法，来“完成”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和“民主化”，来打消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并企图用这个诡计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美国侵略者的根本立场在赫尔利一九四五年二月所写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他说：

“我深信，我国政府支持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　的决定是正确的。我没有同意过任何原则，或支特任何方法，　这种原则和方法在我认为是会削弱国民政府或蒋介石的领导　地位的。”这就是伪装“公正”以“调处者”自居的美帝国主义者的招供。

在美蒋的恶毒建议被中国共产党拒绝以后，赫尔利扯下假面具，公然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一面继续要弄“调处”的鬼把戏，一面帮助蒋介石积极准备内战。美帝国主义这一阴险政策早已为中国共产党所识破。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二日所写的《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一文中，就指出：“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一一五页）中国共产党以革命的两手，针锋相对地反对美蒋的反革命两手，终使美帝国主义这一阴谋诡计，遭到了可耻的彻底失败。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7-01-09 10: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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