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一段“流离失所”的惨痛历史
2017-01-20 11:17:25  来源：察网专栏学者 梁孝  点击：  复制链接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核心任务之一，是一个国家富强的物质基础。工业化成就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某个时期发展的重要尺度。在抗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损失惨重。1931年9.18事变，东北民族工业落到日本人手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仓促组织民族工业内迁。在淞沪会战中，无数民族企业毁于战火，另外一些日本人垂涎已久的工业企业被强占。而内迁企业也是颠沛流离，损失惨重。到了西南内地之后，民族工业虽有一定发展，对抗日战争作了一定贡献。但由于缺乏完整的重工业基础，在经济受封锁的情况下，发展陷入困境。

一个民族不能忘记自己经历的苦难！

这里，就简单介绍一点抗战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经历过的惨痛得欲哭无泪的历史。
 

（一）《大染坊》：沦陷区的民族工业

《大染坊》是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一部商战电视剧。剧中描述的商战跌宕起伏，奇谋诡招曾出不穷，非常精彩。剧中的主人公叫陈寿亭，自幼父母双亡，讨饭为生。此人却聪慧异常。他先进入山东周村一个染料作坊学徒，后来他的作坊成为周村最大的染厂。之后，他来到青岛与人合作，开办染布厂，成为青岛染布大厂之一。后来，陈寿亭回到济南，从德国进口设备，开办印染厂。这期间，他打败上海第一花布印染厂，吓退咄咄逼人的日本布商，挤垮与日本人合作的汉奸染布厂，收购天津大厂，并把才华横溢的两位经理收归门下。一时间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但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军队迅速入侵华北。陈寿亭不得不收缩规模。天津分厂被日本人占领，最为陈寿亭赏识的厂长被日本特务枪杀，陈寿亭听到消息当场吐血。当日本人打到黄河，陈寿亭等工商界人士还寄希望于韩复榘率部抵抗日本军队。谁知韩复榘弃城而走。陈寿亭让手下人炸掉经营多年的布厂，这个商界传奇人物随后吐血而亡。

这部电视剧太精彩了，甚至有好事者为此钩沉山东印染业历史，看看到底谁是陈寿亭。

实际上，在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史上，有很多类似陈寿亭这样的工商界奇才，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多年经营的工业或毁于一旦，或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有的人甚至丢掉性命。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山东潍坊的华丰机械厂是华北最大的机械厂，潍县及其周围各县的中的10万大机，有7万是这个厂制造的。华丰盛极一时，有两个布机制造厂，有制造发电机的电机部，造锅炉的铆工部，共有厂房580间，占地21亩。全场有各种母机180余部，工人600名，产品遍及华北、西北和江苏等地。当时，华丰正在酝酿制造200马力的具有四个汽缸的立式柴油机，还打算制造在黄河上行驶的小汽船和公路行驶的小汽车。不料，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1月9日，日本占领潍县，第二天日本军队占领华丰。不久，日本强迫华丰与日本合作。第二年，日本用9列火车将华丰全部机器运往济南，改称历山铁工厂，彻底强占了这个华北第一大厂。[②]

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工业企业家方液仙(1893--1940)，因为不与日本人合作，被秘密杀害。方液仙1893年12月1日生于上海。方家世代经商。方液仙小的时候极为好学，尤其喜欢化学。1911年，方液仙投资1万元，在上海创办中国化学工业社，小规模生产牙粉、雪花膏等日用化妆品。1912年创立三星牌牙粉，又陆续生产雪花膏、生发油等化妆品。1915年，方液仙设法集资5万元，租赁厂房，聘请厂长，仍以“三星牌”为商标制造牙粉、雪花膏、生发油、花露水、香粉等化妆品，并增加生产“三星牌”蚊香、皮鞋油和果子露等。中国化学工业社规模不断扩大。1923年，中国化学工业社生产味粉，和吴蕴初的“天厨味精”一起，把日本的“味之素”味精挤出中国市场。1928年，方液仙制造“三星蚊香”，打败独占中国市场的日货“野猪牌”蚊香，并把蚊香原料国产化。1925年，三星牌牙膏供不应求。方液仙设立了中华软管厂，又设立肇新碳酸钙厂生产。为了解决生产牙膏的主要原料甘油问题，它开始生产肥皂，以便生产甘油原料。此时，牙膏生产从原料到成品配套成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中化为基础，成立上海牙膏厂。

方液仙主持的“中化社”不断发展，自然成了妄想独占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心腹之患。1939年汪伪南京政府成立后，汪伪政府劝诱方液仙出任伪实业部长，方液仙以不懂政治为由加以拒绝。日伪又加以恐吓，方液仙不为所动。1940年7月25日，方液仙被日伪诱骗出门，秘密杀害，年仅47岁。[③]

从1890年待起，中国沿海地区民族工业，尤其是轻工业，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中艰难发展，也曾有过短暂的快速发展。有人认为1927—1937年是民族工业的黄金十年。但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中国经济最集中的沿海地区损失惨重。虽然国民政府也成立机构组织搬迁企业，但是，随着国民党迅速败退，只有上海和武汉各搬迁100多个企业，其它省份则只有极少数企业搬迁出来。比如，江苏搬出9家工厂，山东省搬出3家，浙江有工厂781家，只搬出几十家。上海虽然搬出146企业，设备15000吨，2500工人。[④]但是，当时上海注册的企业有1000多家。上海只搬迁出约10%多一点。随着战火弥漫到武汉，一些企业继续西迁。总共有623家私营工厂迁到大后方，开工的有3/4。设备120000吨，42000技术工人。不管是根据当时的工业规模，还是国民党的战时需要，迁移出来的太少了。

另外，在淞沪会战中，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中国民族工业几乎全部毁于战火。据金城银行提供的数据，在淞沪会战中，上海市及其近郊的中国工业损失是15576.4万元。1937年11月初，上海市社会局的调查数据，被毁工厂2998家，损失56453.5297万元。如果加上上海南市的损失，损失达8亿元。日本大阪贸易调查所得数字也是如此。战火最烈的闸北区损失100%，虹口和杨树浦损失达70%。[⑤]

可以更形象地说一下损失。在1937年，国民党发行的法币100元可以买两头黄牛，1938年可以买一头黄牛。读者可以估计一下中国的财富损失。况且，工业是能够不断创造财富的。

另外，一些上海的企业被日本霸占。如纺织业有16家被强占，到1940年，共强占203家。太平洋战争爆发，设在上海租界中的大厂，全部被日本强占。
 

（二）西迁

抗日战争中民族工业西迁是一部中国工业的辛酸史。在上海的民族工业中，吴蕴初经办的“天”字号化工企业赫赫有名。[⑥]他的“天厨味精”与方液仙的味粉一起，把日本的“味之素”味精挤出中国市场。在战争时期，化工厂有转化为军工的能力。因此，“八.一三”事变后，吴蕴初向国民政府请求向内地搬迁。政府的回音是在一个月后。吴蕴初头脑清晰，并没有坐等国民政府，而是交上申请书之后，连夜把工厂中的重要机器设备装箱。吴蕴初的天原电化厂、天利电器厂地处沪西，本来没有战事。但是，出乎预料的是，工厂周边驻满了国民党军队，根本找不到运输车辆。只得向负责工厂搬迁的资源委员会求援。直到10月22日，天原厂才雇到空船装载机器。白天日本飞机狂轰乱占，晚上军队灯火管制不能工作，至10月26日，11船设备才真正起运。10月27日清晨，日本飞机轰炸天原厂。如果晚运一天，不仅设备将会全部炸毁，人员伤亡也不堪设想。但是，不久，11船的运送人员又逃了回来。原来，国民党军队截流船队，要修建浮桥，所开具的证件和解释、哀求都无济于事。吴蕴初不得不又求助资源委员会。直到11月6日，设备才得以放行。

（图片说明：老广告中的天厨味精）

日本人对天原厂早就垂涎欲滴。天原厂的一只船刚刚装满设备，就被飞机炸沉在苏州河里。上海沦陷后，附近的一家日本钢铁厂中山钢铁厂打捞设备。并且说天原厂偷了中山厂的设备，强行进入天原厂进行搜查。在找到一只带“中”字印记的铁锅后，就以偷窃为罪名逮捕天原留守人员顾乃智。顾乃智决口否认偷窃罪名，死于狱中。天原（原厂）被日军占领，转给日本化学企业。

吴蕴初的天原电化厂、天盛陶瓷厂基本迁出。天厨味精厂主要运出的是味精，天利氮气厂主要迁出的是发电机、高压循环泵和铂金丝网。虽然动手早，行动果断，又是能被军用的化工企业，受到资源委员会的支持，但“天”字号企业仍然损失重大。

天原厂则内迁武汉。但是，形势急转直下，武汉面临大战。1938年1月，天原厂又开始向四川转移。1938年10月，武汉危在旦夕，天原电化厂从外国订购的一套重数十吨的三效蒸发器，刚从香港抢运到武汉，再无力西运。当时只剩一艘驳船，装载汉阳铁厂的2500瓦发电机。驳船的技术人员认识到天原的设备更重要，于是把发电机改装木船，用唯一的一艘驳船装运三效蒸发器。木船行动缓慢，汉阳铁厂的发电机在中途被日本飞机炸沉。

直到1940年6月，天原厂才开始开工生产。天利氮气厂的设备在内迁中全部损失。天盛陶器厂的机器保存下来，后来没有独立设厂，作为天原厂的一部分，专门生产耐火砖和高压电磁。在内迁中，天厨味精被运往香港。吴蕴初在此建立分厂。1939年投产，环境安定，设备先进，年产10万公斤。但是，太平洋战争不久爆发。从香港到内地都是崇山峻岭，没有长江这样的航道。吴蕴初不得不扔下工厂和一般设备，只拆下最重要耐蒸馏器的钛管，插入毛竹中，由工人随身携带，混过日本人的盘查，转入四川，重建天厨味精厂。

随着日本的不断入侵，中国工业也不断内迁。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间工业家也是饱尝辛酸。

实际上，吴蕴初还算幸运的，毕竟搬出一些企业并开工生产。有些企业也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日本本来是困兽之斗，谁知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一溃千里，丧师失地。转入湘桂地区辛苦经营的一大批民族工业又落到日本人手中。而另外一些大企业不得不又继续向四川内地转移，结果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华铁厂从柳州向重庆转移时，几次车翻人亡，大型机床无法搬运，抛弃路旁，最后廉价卖给广西省政府。新中工程公司从祁阳出发时有2000吨物资，运到柳州时还剩1000吨，运到独山时还有100吨，最后运到重庆时，只剩下一卡车了。从湘桂运往四川的民营工厂有95家，内迁物资7873吨，未及搬运的2973吨。而运抵重庆的只有201吨。湘桂工业可以说是损失殆尽。

著名实业家、爱国人士和政治活动家胡厥文参加抢运，回来后面对报界公开质问民国政府，“第一，请问政府，工厂要搬到何处？哪里才是目的地？第二，战时生产局成立，生产需要机器和人，这些物资该怎样抢运出来？”

读史到此，我们可以想见当年中国最优秀的工业家的愤怒、无奈、忧惧和凄凉。
 

（三）受困西南

近年来，出现了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远征军的电视剧。很多人为中国远征军的悲壮结局而叹息。但是，现在以历史为题材的电视剧过于强调商业元素，如性、战争、武侠等，忽视了真实的历史，反而忘了中国远征军的战略目标，以及这后面更加深刻的历史内容。

1941年底，中国和英国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公路》协定，形成中英同盟，共同抗击日本。随后，国民政府集中精锐部队，组织中国远征军。就国民政府来说，最核心的战略目标就是确保滇缅公路的安全，确保外部支援的战争物资的安全。

晚清至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新兴的民族工业基本上局限于轻工业，或者轻化工业。中国重工业基础薄弱，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轻工业的机器设备需要从外国购买，军工生产能力弱，没有能力生产重武器。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才匆忙制定一个重工业发展计划。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沿海地区迅速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部沿海地区工业遭到重大打击，重要城市和海港几乎全被占领。内迁的工业实际上难以支持中国的战争需求。国民党大后方的经济、军事严重地依赖外部援助。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有四条生命线。第一条，以兰州为枢纽的西部交通线。1938年至1940年，为了牵制日本，苏联为中国提供了大批的武器和军用物资。第二条是从现在越南的海防港到昆明的滇越铁路，海外华人、其它国家支援的物资、商贸货物由海防上岸，通过广西运往昆明。1940年，法国政府在日本的威胁下，关闭这条运输线。第三条是滇缅公路，这是最著名的运输线。该公路1938年修建。20万劳工，其中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在崇山峻岭中修建了一条直通缅甸首府仰光的公路。这条公路可以避开日本的威胁。在抗日战争初期，军队的武器，维持经济运行的物资，中国不能生产的各种物资，都依赖这条公路。1942年8月，缅甸失陷，滇缅公路被截断。在这之后，美国开辟从印度飞跃喜马拉雅山的空中运输线，被称为“驼峰”运输线。

（抗战时期的大动脉：滇缅公路）

但是，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中国工业不仅基础薄弱，而且过于对外依赖性，缺乏战争的自主能力。一旦外部援助被截断，国民政府的大后方不仅会失去战争能力，甚至失去生存能力。

中国工业发展东西部严重不平衡。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内迁企业不足沿海企业的十分之一，而西部工业发展水平低。大后方的战时工业规模非常小，仅占全国工业的6%，产业工人7%，工业总投资的4%，电力的4%。战争初期，由于大量政府机关、工矿企业和军队涌入大后方，给企业提供了一定的消费市场。战争也对军事工业起了促进作用。国民政府为了抗战也提供了一定资助 。从1937年到1942年，大后方工业出现了一段繁荣期。1937年非沦陷区新设立工厂63个，而1942年，新设立工厂1138个。工厂迅速增加。[⑦] 大后方工业虽然弱小，但对抗战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1938年至1939年间，大后方的企业以军工为主，当时的民营企业每月可制以民营工业为例,机械工业每月可制军需品手榴弹30万,迫击炮弹7万,各式炸弹引信7 万,飞机炸弹6000余,机枪零件1000套,大小圆锹30余万,大小十字镐20余万,地雷引信千余个, 军用钮扣500万个，及陆军测量仪器、军用炮表、子弹机等项。[⑧]

但是，这些工业对大后方的作用也不能过于夸大，因为工业基础弱，规模小，支持战争能力毕竟有限。就前面所列举的内容来说，只是弹药和轻武器配件。而重武器完全没有生产能力，而且重要的战略物资如汽油等则完全没有生产能力。

1940年，苏联停止援助，滇越公路被切断。1942年，滇缅公路被截断，美国只能通过“驼峰”通道空运物资。其中一些物资还是专供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的。面对封锁围困，中国工业缺乏完整基础，对外依赖性大的弊端暴露无遗。
 

下面看看几个著名大厂家的遭遇。

吴蕴初曾打算在后方设立化工厂，原计划1944年开工，但是，向外国订购的设备无法运入，直到1946年才建成投产。吴蕴初打算在滇缅边界建立汽油生产厂，1939年出国与法国人谈判，但欧洲战事一起，该计划只能作罢。1941年，吴蕴初到美国购买设备，打算重建天利氮气厂。但是，虽然已经付款购买了设备，但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设备根本没有办法运入国内。

上海著名企业家刘鸿生在大后方筹备中国毛纺织厂。该厂定于1940年年底开工，却不料转运内地的机器设备滞留国外。这些设备有原上海的机器设备，它要绕开日本从海外进入内地，还有新购买的新设备，共约600吨。这些设备滞留在缅甸的仰光近一年。刘鸿生派人到仰光购买几十辆汽车自行运输。本来山高路险，关卡重重，在中缅边境却被政府部门扣留。最后，缅甸失陷时，这些关键设备被日本人毁掉。

大中华橡胶厂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橡胶厂。橡胶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工厂内迁后，厂长吴哲生与相关部门联系，打算在云南办橡胶厂。吴哲生向英国人订购6万英镑的机器，定于1941年初在利物浦交货。大中华已经着手在昆明修建厂房，同时将内迁长沙的大中华厂机件从湘桂经越南同登到昆明。但是，1941年6月，当这批设备运到越南同登、那岑时，日本占领越南，法国投降，全部设备落到了日本人手中。大中华内迁设备损失殆尽。不久，滇缅公路中断，订购机器无法进入，云南橡胶厂只好关门解散。[⑨]

这几个工业家都是当时民族工商业的头面人物，他们尚且如此，一些小企业更不要说了。

大后方军民生活水平低，消费市场有限。生产所用的机器无法进口，一些物资无法购买。而且技术工人非常缺乏。供应紧张引起通货膨胀。1942年，大后方的工业新开办的厂家1138家，1943年为1049家，到1944年，则为549家。[⑩]大后方工业在围困下迅速衰落。

没有完整的、发达的工业体系，就无法提供强大的国防。反之，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无法维护工业体系。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大后方工业被困西南一隅，陷入了这种恶性循环，不能自拔，只能寄希望于别人。

正是基于这些痛彻骨髓的历史教训，在冷战年代，中国展开规模宏大的三线建设，建立打不垮的工业体系。
 

[①] 研究抗日战争中民族工业内迁的学术专著作很少。孙果达先生的《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期间民营工厂的内迁》是研究这一领域的重要著作，对著名企业内迁的波折、损失、国民党政府的组织问题都有详细论述，提供了丰富史料。除有明确的注释外，本节民族工业迁移的主要内容事件和数据都来自该书。为行文方便，除重要事件和数据，不再一一注解。参见孙果达：《民族工业大迁徙—抗日战争期间民营工厂的内迁》，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责任编辑：吕凤 最后更新：2017-01-20 11: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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