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抗战妇女的时代交响
2017-03-08 09:52:20 来源：中国妇女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泛黄的纸页，竖排的繁体，些许模糊的字迹……拂去封面上的微尘，轻轻翻开厚重的抗战时期《中国妇女》杂志影印合订本，仿佛握住了先辈的手。
隔着76年的时空，带着历史的温度，那些年，那些人和事，在页面上栩栩地鲜活起来：她们两万万众，奋发为雄，撑起抗战的半边天；她们或投身前线，或动员民众，或后方支援；她们生产学习两不误，全家老小一肩挑；她们至情至性，大胆追求自由恋爱，为自己幸福做主；她们坚信”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中国妇女》记录了女性先辈们，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在血与火的峥嵘岁月，唱响青春之歌，谱写生命的华彩乐章。这是中国抗战女性的时代交响，宏大而壮美，深情而悠长，在历史的深处回荡……
文/本刊记者 张姿
序曲
烽火中窑洞里创刊
穿越历史的硝烟，回望那段战争岁月，1939年6月1日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由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创办的《中国妇女》月刊诞生于延安的窑洞。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本妇女期刊，也是抗日根据地影响最大的妇女刊物。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妇女》发刊赋诗《四言诗•题中国妇女之出版》
她是一面旗帜，凝聚妇女砥砺前行
毛泽东挥毫题写了刊名，并为创刊号赋诗《四言诗·题中国妇女之出版》：
“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竞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这是毛泽东留下的为数不多的抗战诗词之一，他为妇女高调点赞，提出“男女并驾，如日方东”，并将妇女盼望《中国妇女》的出版比作“如旱望云”，足见其对中国妇女寄予着殷殷厚望。
《发刊词》开宗明义： “我中华民族进行伟大的抗日民族自卫战争，已经快到两周年了……在日寇的蹂躏下，大批的妇女从家中走上政治舞台了，许多城市女工和职业妇女的流入乡村帮助了广大农村妇女的觉悟与动员组织。抗战过程中，妇女在慰劳救护、努力生产、战地服务、救济难民、保育儿童等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妇女》的发刊，就是企图对于动员和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大众积极参加抗战建国大业工作尽一分绵薄的力量。我们希望《中国妇女》成为全国女同胞的喉舌，成为一切妇女先进和热心妇运的男同志们的共同栽培的园地。”
抗战中的妇女，出得了家门，上得了前线，搞得了生产，护得了伤员，救得了难民，看得了孩童……创刊号的主打文章《论妇女解放问题》中，时任中央妇委会书记王明强调，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同等重要。
《中国妇女》创刊号（第一卷第一期）封面，版式设计丁玲，木刻画作者江丰。
她是一只号角，唤起妇女投身抗战
“抗战三年来……从小姑娘到老太婆，从女学生到农妇，从大城市的女工到穷乡僻壤的家庭妇女，从贫苦妇女到上层妇女，都知道了国家天下大事，都起来为民族国家而奋斗，都动员起来要求教育要求组织，都能够看重妇女本身的力量，都能够挺身出来，担当救国重任，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空前没有的新气象新生活，这是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
《中国妇女》每到战争爆发纪念日或节日，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呼吁中国女性投身社会、投身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讴歌中国女性在抗击外侮、救亡图存中的伟大贡献。杂志也登载领袖们纵论时局、动员抗战的文章。
1939年7月，《中国妇女》第一卷第二期封面。
第一卷第二期发表了毛泽东的《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论述了中华民族当时所面临的头等重要问题： “战则存，不战则亡”：
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
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
何去何从，国人速择。
我们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也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十九周年和抗战三周年，毛泽东撰写了《团结到底》，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坚定了中华民族必然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念。
罗琼（1911-2006），江苏江阴人。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0月抵达延安。在中央妇委工作期间，参加编写妇女解放问题的教材，后任《解放日报》副刊《中国妇女》编辑主任。图为1937年罗琼和丈夫薛暮桥合影。（新华社图片中心，《二十世纪中国女兵》画册）
她是一个阵地，活跃着一支以笔作枪的队伍
自创刊至1941年3月，因日军开始对抗日根据地一次次大扫荡形势恶化被迫暂时停刊，《中国妇女》共出版了两卷22期。虽然编辑、记者都是兼职，但撰稿团队可谓群星璀璨。毛泽东、朱德、张闻天、王明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妇女领袖，都曾为杂志撰写文章。
在长长的作者的名单里，我们还可以见到众多延安女界名人：张琴秋、罗琼、朱仲丽、孟庆树、刘英、叶群……以及特约记者严慰冰，特约通讯员魏巍，版式设计丁玲，插画师江丰……
这华丽丽的撰稿者阵容，也是一支以笔战斗的队伍，他们在《中国妇女》上谱写了抗战大业经典篇章，激发了巾帼壮志，坚定了必胜信念。
欢歌
抗战中的“三八”节
“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产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
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三八”节纪念大会上又一次赞扬中国妇女。炮火连天中的这个“三八”节，不止有高大上的领袖致辞，这一期杂志还刊登了“三八”特辑。据特写报道，延安“三八”节纪念大会竟持续了三天三夜，日间有热闹隆重的群众大会（包括慰劳抗属）、生龙活虎的运动会、前所未有的妇女博览会，夜场还有丰富多彩的晚会，《梁红玉》、《秋瑾》等新剧公演。、
长征到达陕北的女红军（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庆祝大会：表彰模范的盛典
“搭在延水上女大校门的广场上的台子，早一个星期前已经呈现在那里了。它的门口和台口都用柏枝围了起来，今天缀上了红色的横幅和各地送来的旗子，更加耀眼了。门口对面的牌架上挂了全世界和全中国妇女领袖的照片……”
中国女子大学的学生们热情地喊着“发馒头了，发馒头了”，她们正提着一桶桶的热馒头走向远路赶来开会的人们……
群众大会的高潮，是对当年延安“模范家庭”的嘉奖。“享受了最高荣誉的是延安市第二行政村的刁姓全家”，他们得此荣誉，是因为公公婆婆不限制媳妇出来工作，并鼓励女儿念书；丈夫“不但不阻止自己的妻子出去工作，并且亲自出去帮助妻子召集人开会……”；媳妇李育英担任中区二行政村的妇女主任……
当一块写着“全家模范”红底黑字的四方旗子，授予长满灰色络腮胡子的刁公公手中后，他和儿媳分别发表了获奖感言，届时全场掌声雷动。
“为了鼓励妇女在各个战线上更加进步和努力，为了慰勉特别热心帮助妇孺工作的男同志，中央妇委特决定在今年‘三八’节实行奖励各个战线上的模范妇女，同时并奖励热心帮助妇孺工作的男同志……”
“模范妇女”的表彰涉及学习、工作、生产、抗属等四方面。而“男同志”也有奖项，入选标准只有两条：“一、为妇孺工作特别热心努力；二、具有工作成绩。”可见，在当时做个拥有五星好评的“妇女之友”并不需要你是高帅富。
1941年3月，《中国妇女》第二卷第十期纪念“三八”系列插图。
运动会：飒爽英姿舞大刀
“当她们的大刀耍得非常生动时，我听见背后有人说：‘真好，我怕学也学不会这样的动作。’我转身一看，原来说话的是位高大戎装的男同志，我不很客气地竟失笑了。不错，不但很多人做不出这些动作，恐怕还有很多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些一向在厨房和锅边兜圈子的妇女能像熟练的兵法家和最熟练的拳术者一样，飞舞起大刀来。这些女自卫军的队员们，将在成千成万的人们面前显身手，并得到高贵的评价，所以她们一个个欢笑着，在不断的喝彩声中走出会场外了。”
是的，彼时的“三八”运动会，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仅开幕式就有军乐队的演奏，女自卫军的阅兵式（包括耍大刀操演），以及汇集了女学生、女农民的秧歌舞、集体操等团体展示，具体项目还有球类比赛、脚踏车比赛等。
展览与函电：身处边区放眼世界
节日期间举办的“三八”妇女展览会，堪称延安妇女界的空前创举。
土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关于妇女的和纪念“三八”节的壁报，还有三幅壁画：“国际妇女团结起来”、“战斗中的中国妇女”、“边区妇女是全国妇女的先锋和模范”。
包括妇女与卫生、妇女与生产、妇女与文化、妇女与抗战、妇女与儿童、妇女与学习、国际妇女等，八个窑洞里共展出了1654件展品。
妇女与抗战这一主题中，展出了“一些妇女工作报告和全国妇女团体统计的地图，女战士们奋斗的足迹遍布大后方、前线、战地和敌后……” 而当时的《中国妇女》杂志和几种世界语刊物也都成为了展览中的一部分。
如果说领导致辞、总结表彰、文艺晚会，如今都已成了“三八”节的标配，当年的延安“三八”节，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亮点呢？
在当时的《中国妇女》中，我们还看到了延安各界妇女致宋庆龄、蒋介石等的函电，甚至，还有呼吁日本妇女联手反战的喊话，这篇《延安各界妇女为纪念三八节致日本妇女电》句句动之以情：
“亲爱的日本姐妹们：
……我们在许多战役之中，从你们丈夫和儿子的身上都曾得到了你们的充满着凄凉和呻吟的信，以及你们充满着眷恋的像片……我们从这里更深切地了解了你们的痛苦，你们的生活，你们所遭受的生别死离、家破人亡的滋味……让我们更密切地联起手来吧，我们的力量是会在战争中强大起来的，只要我们百折不屈地进行着斗争，战争是一定要被迫停止的……”
1940年的“三八”节，延河边宝塔山下的三八节，延安的女儿们，在战火硝烟中庆祝自己的节日，隆重不失活泼，充实而有意义。她们没有被战争压垮，她们要和全世界的姐妹们遥相呼应，要把战斗的每一天过得扬眉吐气！
颂歌
献给战火中的铿锵玫瑰
在前线，在敌后，中华大地到处都有挺身而出的普通妇女，她们如同蒲草在顽石边坚韧抗争，她们如同葵花在黑夜里默默坚持，她们为夺取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别样的力量……
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自卫军
她们是在敌区艰苦奋战、热心服务的一群
“不论在‘九一八’以后，不论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特别是在三年来的全国抗战中的女工们，热烈地参加反日的罢工斗争，踊跃地参加救护队、慰劳队、战地服务团，以至在献金运动、兵役运动、生产运动、救济难民运动、游击战争、抗日文化运动中，莫不有大批女工的参加。女工们在艰苦的抗战过程中，竭其自身的努力，帮助了抗战，同时也改造了自己。……中国劳动妇女们的主力军——女工们已经在抗战的各个战线上展现其力量，已经在抗战的实际斗争中与广大的中国妇女大众密切的联系起来了！”
蔡畅在《持久抗战中的中国女工》这篇文章中列举了抗战中女工们的种种壮举。她同时指出：中国女工受尽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和折磨，遭到了难以想象的践踏和凌辱，但是，她们中的先进分子已经觉醒，在投身抗战中成长并壮大起来。
八路军115师的女战士
她们是不当大小姐，偏做女战士的一群
通讯《驰骋在江南战场上的女战士》写道：
“江南是鱼米丰盛的天堂，江南妇女是温文顺柔的千金；但是抗战改变了一切，江南已经变成战斗的江南，江南妇女已经团聚在战斗的旗帜之下。从八路军的弟弟——新四军开到江南以后，在肩负着新四军光荣的称号的，不仅有着成千万的男战士，同时还有着相当数量的女战士……”
作者罗琼1940年10月到达延安在中央妇委会工作。这篇通讯分四个片段讲述了江南妇女投身抗战的故事。在她眼里，“她们是群众亲密的朋友”，“她们是新型的南丁格拉”，“她们是循循善诱的教育工作者”，“她们是埋头苦干的技术人员”。
其中一段讲述了她们起初被顽固分子怀疑批评，后来与群众打成一片：
“战地服务团是全军女同志最多的机关……她们大部分是各省来的知识青年……都市生活的习气，小姐学生的性格，一滴一滴被洗刷了，革命的优良传统代替了这一切……”
在结尾，罗琼总结：“在三年抗战过程中，她们都从天真的‘毛丫头’而锻炼成为革命的女战士了。这许多的事实，可以成为今天许多希望力求进步的女青年的借鉴，更可以成为一些没有妇女工作信心的人的支柱。”
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在开赴台儿庄途中
她们是敌后机智勇敢，游击支前的一群
“如商平、壶关各县的妇女，一听到我方的枪声响，即把早已预备好的东西提起走去慰劳，有的是拿着鞋子，有的是正烤油饼，大家共相竞赛。都想在民族解放战斗的事业上放进自己的一滴心血。
“又比如在XX公路有些女孩，都把头剃光，参加了游击小组，并且她们有很好的技巧偷掉敌人的马……现在这里的妇女，差不多人人都可说出一些浅近的抗日理论来，而且会唱的歌也不少，这正是妇运的灿烂的曙光。”
康克清亲笔写给《中国妇女》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被编者择要刊登，题目为《华北敌后的妇女英姿》。文中描述了华北山西的妇女，在妇救总会带领下，运用智谋，杀死敌人，夺得武器，武装自己的英勇事迹。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女学员练习射击
她们是劝郎上前线，送儿打东洋的一群
妻子送郎上前线，母亲叫儿打东洋，她们鼓励父兄报名，有的还能冲破封建习俗，亲自到婆家动员未婚夫参军……敌后妇女是动员男子当兵的主力，并在男人出去打仗时主动扛起侍奉老小、劳动生产的生活重担。
《走向解放的冀西妇女（续）》中，细腻地刻画了这种催人泪下的场面：
“我把我自己的丈夫劝走了，起初他不当，我就给他说：日本来了，家里就咱两个，你去参加游击队，也没有关系，这是助国的事，他有些不愿意，他说：‘我走了，咱们的地怎么着？谁来种？你吃什么？柴火谁给你割？’我也急了，我说：‘一绱半亩地我也能种，柴，我也能割。’我还假装着说，‘你要不去，我就要和你离婚了，不跟着你了，’其实不是真的，我故意哄他，后来他就去了，我就在村里工作……”
还有刊载于“六六”母亲节的《华北敌后的几个母亲》（第一卷第十二期）特别致敬了那些可歌可泣的战时母亲：守寡三十年的“大簪儿干妈”把自己的独子送上了前线，七十三岁的妇救会老主任为抗日捐出了戴了半个世纪的陪嫁耳环……那种同仇敌忾的顽强精神、舍小为大的家国情怀，争先恐后的竭力奉献，我们今天读来依旧会潸然泪下。
大生产运动中的延安妇女
田园牧歌
大生产中的半边天
《中国妇女》杂志上，有一张特别的插图，是毛泽东给妇女们的寄语：“开展边区妇女工作应当从生产着手”，也代表着党中央对广大边区妇女的嘱托。
朱德总司令十二月十七日在边区妇联扩大执委会上的讲话《动员广大妇女到生产运动中来》（第二卷第八期）更进一步指出：
“为什么要动员妇女到生产运动中来？首先是因为：发展边区经济建设，求得自给自足，是边区人民在一九四一年度的中心任务。壮丁们上了前线，妇女在这方面的责任就尤其重大……其次，妇女要求得真正的解放，必需在经济上能够独立生产，只有在经济上能够独立，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正因为如此，妇女的解放，要靠妇女自己，我们只能帮忙。”
在中央妇委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妇女生产运动火热地开展起来，妇女群众动员之广更是前所未有，上至八旬老太，下至学龄女童，无论来自农村还是机关学校，妇女已成为边区生产建设的重要生力军。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热潮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女劳模。
《抗属春耕》：1940年7月，《中国妇女》第二卷第二期封面插图。
在《一个模范的女区长》的报道中，延安东一区区长、38岁的刘生荣，“被推举为生产战线上的先锋员——劳动英雄”。和所有从旧时代中走来的妇女一样，她裹着三寸金莲。因为参加革命，她的一条胳膊被刺伤致残，双脚因被敌人追逐从山上摔成了骨折……但这一切并未阻碍她的热忱，在她的领导下，全区群众与机关的生产胜利完成，“并超过了原有的开荒计划”。她把两个孩子都送上了革命战线，还不放松学习，截至那篇报道发稿，她已经认识了五百多个字。
女区长是如此，那些奔赴延安的城市女性又是怎样劳动的呢？丁玲发表于《中国妇女》上的一篇散文《秋收的一天》，描绘了延安知识女性参加重劳动的场景，更刻画出了劳动后的心情。
刘素也躺在旁边拿着一本《中国妇女》，却没有看，她在看薇底的晒得通红的然而却非常安详的面孔。她想着她的历史，薇底在生命的途程上，是只有比她有更多的坎坷，然而她为什么显得却更单纯、愉快、坚定呢？人是应该明朗的，阴暗是不可爱的。她以为她更爱起薇底来了。她忍不住要去扰乱她了：
“薇底！我记得你说过，愉快是一种美德。以前我不懂，现在我懂了，愉快是一种美德。”
“你为什么又想到这句话了呢？”薇底丢开书，用着甜的眼光抚摩着有点瘦削、有点斑纹的面孔。
“因为你是那么愉快，使我摸不清，薇底，一切农活的困恼，似乎从没有影响到你似的，你是在什么地方养成这一种心情的？”
“你以为我都是这样的吗？我从前忧愁得很呢，是一个不快乐的人呢。自从来到这里，精神上得到解放，学习工作都能由我发展，我不必怕什么人，敢说敢为，集体的生活于我很相宜。我虽说很渺小，却感到我的生存。我还能不快乐么？”
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不仅激发出各种正能量，也间接提高了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在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中，妇女是重要的建设者，是积极的服务者，她们既能独当一面，又能支援八方！
思想奏鸣曲
做国家的良母，民族的贤妻
1940年7月，女作家端木露西发表了题为《蔚蓝中的一点黯淡》，提出妇女不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要“在小我的家庭里，安于治理一个家庭”。此文一出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大论战。
邓颖超、周恩来夫妇在延安。
由于这关系到抗战中的妇女解放大业，一个月后，邓颖超在《新华日报》副刊《妇女之路》上撰文《关于〈蔚蓝中的一点黯淡〉的批评》，并转载于《中国妇女》杂志。文章针对“妇女回家”论和“贤妻良母”论进行了激烈批判，并“号召中国家庭妇女做抗日的先锋模范——做国家的良母，民族的贤妻，其目的是推动抗战的动员，加强抗战的力量，是求得达到妇女解放基本利益的一个步骤。”
长达五千余字，生动犀利的文笔，透彻周密的论述，邓颖超这篇论辩一气呵成，风传一时，轰动全国。
“端木先生……仅仅看见资产阶级中上层最小一部分堕落女子而悲观失望而怨尤。事实上……在今年夏天，高中毕业生将近二万人，其中有大量的女学生，但据闻统一招生委员会招生的结果，报名投考家事系的竟无一人，这充分的证明今天中国的女学生女青年，都非常的明白，当民族大难当头的时候，她们不应该准备走回家庭，安于做一个男人的母和妻……”
邓颖超的这番分析，如警钟长鸣，在妇女界赢得共鸣：“抗战需要更紧、更深、更大动员的时候，每个中国好男儿，都应走上疆场去杀敌，每个中国好女儿，都应牺牲‘小我的家庭幸福’，接替男子许多工作的岗位……”国家兴亡，匹妇有责！邓颖超的振臂疾呼，经由《中国妇女》杂志的广泛传播，成功引领了社会热点讨论的走向。
浪漫曲
恋爱要自由 婚姻反包办
在如火如荼的抗战中，在轰轰烈烈的革命中，《中国妇女》同样关注战时妇女的婚恋家庭。她批判封建婚姻旧俗，倡导自由平等的恋爱观和独立进步的婚姻观。
康克清、朱德夫妇在延安
一方面，《中国妇女》揭开了“旧社会一角里的婚姻悲剧”，批判封建婚姻旧俗。在《从征行》中，慰冰描述了兴县这个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生活和买卖婚姻：“在家庭生活中妇女没有任何地位。父亲把她视为一种商品，到了年纪只要有人出得起够格的钱，便把她卖了，甚至有不问对方是否残废，是年老年小的!……据村区负责人称，抗战前约按十块钱一岁为准则，抗战后，价格便低落了。”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朱仲丽，与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结为夫妻
无独有偶，在《华北婚姻制度及解决华北农村婚姻问题应持的态度》一文中：“不论平原地，不分穷富，不管过去现在，男女婚姻的处理，主要的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自由的买卖婚姻”。更严重的是，买卖婚姻不仅限于小姑娘，连受解放区法律保护的抗属也难幸免。
虽然在抗日根据地内，妇救会协同政府处理了许多疑难的离婚案件，但悲剧婚姻、买卖妇女儿童时时发生。
“就是我抗日根据地内，因敌人不断的大行‘扫荡’，水灾，虫灾，旱灾的袭击，人民生活困苦，政府救济不过来，买卖妇女之事也间或增加。一九三九年涞源一女孩出卖六元。同年临县白文镇一个男人以二十元买一抗属三个小孩。”
鲁艺学员苏菲（右）敢于挑战传统观念，与美国医生马海德结婚
另一方面，展望了新女性婚恋上的光明前景，宣扬自由平等观念，力推建设进步家庭。史容的《论新女性的恋爱观》在杂志连载：
“我们新女性不能忍受封建主义的束缚，资本主义的压迫，过那种不合理的生活。我们新女性坚决反对一切包办的婚姻和丑恶的‘恋爱’，我们革命的女性的恋爱观是根据今天抗战利益与革命利益所决定，使我们个人幸福与革命利益一致，这就是我们恋爱观的基本原则，行动的方向。”
王乃夫在《谈谈中国的家庭婚姻问题》中这样描绘有爱有自由的婚姻家庭图景：
“在两人结婚之前，男子无须乎考虑到有无赡养家庭的能力，女子的妆奁也不必加以顾及，结婚后，俩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是平等的，彼此在精神上和工作上是朋友和同志，女子在社会上的地位是靠自己能力来建立的，靠自己的品质及对社会的贡献而受尊敬的，当共同生活时，若有某些重大原因彼此变成不能忍受的痛苦时，不再互相信任时，只要遇到这些情形，就可以自由离婚。”
这一系列有关婚姻爱情的文章，对广大妇女解放思想，冲破封建礼教，走出婚姻牢笼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可以说，《中国妇女》在争取抗战胜利过程中，用娓娓讲述普及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重情感轻物质等近代的进步观念，并为妇女大众追求幸福有爱的婚姻家庭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9年1月，中央妇委代表与出席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女参议员合影
革命进行曲
抗战大时代 妇运大发展
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全民抗战大时代，给了中国妇女运动前所未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机会……
正如邓颖超在中国女子大学大会上的报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妇女运动》文中所言：
妇女们对抗战事业所贡献的业绩是空前的。如：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有一个后方军事学校，全国人士都议论纷纷，言论哗然，以为妇女怎么能参加这种工作？其他在军队中的服务工作更是很少。而在今天呢？中国妇女不但参加了后方的工作，而且受到军事、政治训练，同时还能在前方与敌人作斗争。如：杭州的妇女营能直赴前线打仗，尤其在二期抗战中，广东等地的妇女都要求直接参战；许多妇女服务团，更是做了不少的战地工作。单拿女子参政方面来看，三十年来的要求到现在才有了初步的收获。以上情形更证明了中共中央妇委对目前妇运环境估计的正确：“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全民抗战大时代，给中国妇女运动以从来未有过的突飞猛进发展的机会……”
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全部出席并讲话。
在这里，毛泽东作了堪称时代经典的致辞：“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明妇女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须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
截至1941年9月并入延安大学，中国女子大学从起初的五百名学员发展到后来的一千人，为抗战和新中国建设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有实力的妇女干部，并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全国各地。
演员张瑞芳在为群众演出抗日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
关于女子教育，《中国妇女》杂志还发文号召妇女参加冬学，鼓励妇女在农闲季节进入识字班、夜校学文化。《号召妇女同胞参加冬学运动》倡导：“我们深切地希望，每一个本刊的读者，都能成为妇女冬学运动的发起者，甚至每一个读者都能作为冬学的教员……”
《不让鬼子杀我们的孩子》：1940年6月，《中国妇女》第一卷第十二期封面插图
关于妇女干部的培养，创刊号上洛甫（张闻天）的《对于妇女干部的几点希望》中，每一条都十分中肯，“要有独立工作，克服困难，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不要自己看轻自己，不要对于男子，对于自己的丈夫有依赖心理，不要因为碰到某些困难，而自暴自弃，悲观失望，希望妇女干部要接近群众，向群众学习……”
尽管偏处西北，《中国妇女》仍不失国际视野，通过《列宁与劳动妇女》等各种生动事例引导妇女认识到：只有实现民族解放、社会解放，才能实现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
宋庆龄对儿童保育工作倾注了无限爱心，曾想尽一切办法把海外的捐赠运到延安。1938年，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合影。自右至左：廖承志、法朗斯、克拉克、宋庆龄、廖梦醒、邓文钊、爱泼斯坦
生活协奏曲
妇女保健育儿贴心服务
《中国妇女》是战时妇女的良师益友，也是她们无话不谈的闺蜜。无论育儿经验还是妇科知识都能从中找到答案。
《中国妇女》是抗战时期妇女的良师益友，也是她们无话不谈的贴心闺蜜。
尤其在抗战的特殊时期，条件艰苦，资源紧张，生活不安定，妇女们能在杂志上获取专业细致的医疗卫生知识，交流健康营养的婴儿哺喂经验，探讨科学的教子育儿之道……
在创刊号上看到《谈谈女子的月经》，今天的许多读者都会惊讶继而会心一笑，那时候就有啊？是啊，贴心服务意识自创刊至今贯穿杂志编辑思想。
这是由时任中央军委医务所所长朱仲丽所撰写的专栏，堪称当年的“权威妇科”，如《受孕与分娩的经过》、《卫生常识——关于妇女的白带》等，从妇女的生活实际需求出发，深受妇女读者的喜爱。
托儿所工作人员自己动手为孩子们制作围床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还没有“儿童节”的概念，那时候的儿童生活似乎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直到1930年，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下，天津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了“儿童幸福运动会”，后来各地也陆续举办类似活动。自1931年起，国民政府才正式确定了4月4日为每年的儿童节。但由于时局动乱、战事繁多，很多人也并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儿童节。
而《中国妇女》却在杂志中做了纪念“四四”儿童节专题，主打文章《中国的儿童保育事业》在开篇介绍了中国的儿童保育运动：“中国的儿童保育运动是在救济战区的流浪儿童，安置抗战军人家属的子女，和减少救亡工作妇女的儿女之累的三大需要下产生的。”而《怎样开展边区的保育工作》、《女大托儿所》、《“四四”儿童节在延安》等一组文章，从总体、方法、试点、现场等各个角度体现了对战时儿童的关心关爱。
杂志还开设了“和母亲们谈谈心”栏目，分享了各类育儿经验，如《羊奶哺婴的经验谈》、《婴儿软骨症之由来及其治法（经验谈）》、《缺奶婴儿之营养问题》、《周岁前后婴儿食物的制法》、《关于婴儿之清洁卫生问题》《阿毛是怎样学好了的》……
无论是营养攻略、锦囊妙计，还是育儿心得、秘密武器，妇女们都从这里得到了最珍贵最细腻的身心抚慰，找到了最靠谱最有效的实践途径。
创刊五十年后，陈慕华大姐曾饱含深情地回忆：“在延安工作、学习的许多年轻女干部，都很喜欢这本杂志，每次得到它都争相阅读，那上面登载的中央领导同志对时局的分析，对妇女工作的指导，对妇女理论问题的探讨，以及对各地妇运情况、妇女生活的生动报道，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教育和记忆。”
责任编辑：吕凤 最后更新：2017-03-08 09: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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