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
2017-03-09 14:13:51 来源：人民政协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民主政权建设，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积极吸纳非党人士加入政权中，与非党人士合作共事、民主协商，是协商民主的萌芽和雏形。
“三三制”政权是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成功实践，体现了各抗日民主阶级、阶层联合专政的统一战线政权的特色，体现了实行民主合作、共同协商的基本精神，不仅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进行了初步探索并积累了经验，更给今天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提供了借鉴与思考。
（图片来源于网络）
普选:“三三制”政权建立的坚实基础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地将统一战线思想付诸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具体实践。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在此前后，民主选举在全边区启动，这是一次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民主普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乡、区、县的民意机构———议会(1938年改称参议会)，并经议会选举产生了同级政府。
选举时，边区政府多次强调，除汉奸卖国贼以外的一切赞成抗日的人们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切选民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在宣传组织选民登记的过程中，选民名单的确定有着严格的法律依据。由于当时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边区工作人员想出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解决推行民主选举时的技术障碍。比如在投票时，识字的人采取写票法，对不识字的选民采取“烙票法”“豆选法”，对识一些字的选民则采取“画杠法”“画圈法”。
豆选法是乡村地区普遍使用的选举方法。它以豆粒为选票，每粒代表一票，候选人背对投票者坐在台前，每人背后放一大碗，投票人鱼贯而过，想投谁的票，就在他背后的碗里放入一粒豆子，豆多者当选。一些住在偏远山区的选民，因路途遥远，行动不便，选举工作人员就背着票箱挨家挨户到选民家中，切实保障了每一个人的民主权利。
陕甘宁边区推行的这种普遍的无差别的民主选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意识，且极大地激发了边区群众的参政热情，各抗日阶层和党派都有自己的代表被选进各级民意机关，参与政治决策和国家管理。据不完全统计，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选举，全边区参加投票的选民平均占选民总数的70%以上，不少地方达到80%至90%。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正式召开，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选举出了边区参议会的议长和常驻议员、边区政府的主席和政府委员等，建立健全了边区政权。到1940年初，中共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已普遍建立了包括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在内的抗日民主政权。在这些政权中，尽管中共以外的其他党派、团体和工农以外的其他阶级、阶层人士数量还比较少，但其已初步具有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性质，从而为“三三制”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三制”原则的提出
1940年3月，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争取和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战，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抗战以来根据地政权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首次在党内正式提出了“三三制”政权建设的思想，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
同年7月，毛泽东在为纪念抗战3周年发表的《团结到底》一文中，首次公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政权的主张，指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
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给所辖各级党委下发《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并下发《关于发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指示》，提出：“关于‘三三制’的实施，尤须利用此纲领上之条文，对党内进行深刻的教育，因为党员不善于与党外人士合作，为现时我党最严重问题，不解决此问题，我党是无法领导全国胜利的。”
中国共产党明确地提出了“三三制”的原则后，围绕这一原则逐步建立起一整套民主政治的实施方法，进一步推进了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的建设发展。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的示范作用与“三三制”原则的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都陆续建立起“三三制”政权。
共产党人严格、全面贯彻落实“三三制”
1941年，陕甘宁边区启动了第二次普选。
为了在边区严格、全面贯彻落实“三三制”原则，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发布了《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为改选和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和新修订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经过充分准备后，“三三制”原则下的参议员选举首先在乡、市全面展开。
从选举结果看，“三三制”原则落实得比较好，在乡级参议员中，共产党员约占1/3，乡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占1/3强，有些地方共产党员所占比例还不到1/3，一些地主、富农、商人也当选为参议员,进入到政权机关。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按“三三制”原则进行了改选，共产党候选人只占1/3，其他2/3分配给属于其他阶级的、党派中的民主人士。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共计选出219名参议员参加会议，其中共产党人123人，占56%，国民党员24人，救国会1人，其他人士71人。这次会议最显著的特点是在选举的基础上实行了“三三制”原则。为弥补民主选举时候选名单中很多非党候选人未能顺利当选的缺憾，中共西北中央局下发《关于聘请非党民主人士为边区参议员的通知》，指定专人代表边区政府送达各非党候选人，详细向他们说明中国共产党实行“三三制”的决心和诚意，并敦请他们准时出席参议会。
因参议会各议员小组提出的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候选人名单中，共产党员人数较多，于是谢觉哉、马文瑞等12名党员主动要求退出政府委员候选人，萧劲光等6名党员退出常驻议员候选人。会议最后选出常驻议员9名，其中共产党员3名，党外人士6名，经无记名投票从39名候选人中选出18名政府委员，因其中共产党员占7名，略超过1/3，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讨论通过，以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开明士绅安文钦被选为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开明士绅李鼎铭被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连同政府正副主席在内的18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6人，其余12人都是民主人士”。
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三届参议会时，也大体保持了上届时的比例。共选出边区参议员170人，其中共产党员61人，占35.9%，略高于1/3，选出常驻议员12名，其中共产党员4名，党外人士8名，选出边区政府委员19名，共产党员6名，不足1/3，党外人士13人。在选举正副议长时，9名候选人中党员超出“三三制”规定的1/3，习仲勋当即宣布退出候选。
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又对“三三制”进行了补充完善。1942年3月，边区政府给各县发出指示信，指出：“各县参议会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应该自动提出辞职，由无党派候补议员补充，各县政府还可选有能力有名望的人士，酌量聘请，各县议员中，如有共产党员被调动离职者，更应以非共产党员补充，县政府委员同样补充。”照此精神，各县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对参议会和政府委员进行了适当的调整补充。随后，又进行了乡市参议员的改选，“三三制”在乡市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到1942年12月，全边区已有22个县完全实现了“三三制”。到边区第三次普选时，“三三制”原则在乡市、县、区已得到了全面彻底的贯彻。
边区和县级参议员的选举中，当选的参议员里共产党员仍然占了很大的比例。为了保证边区参议员的成分基本上符合“三三制”原则，消除党外人士的疑虑，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聘请46名非党民主人士为边区参议会正式参议员。各县也相应地聘请一些数量不等的社会士绅为县参议员。
中国共产党人用“共产党员当选人数超出1/3时一些共产党员自动退出由党外人士递补”的方式，确保党外人士能够当选的做法向各界人士表明了中共忠实执行“三三制”原则的鲜明立场，得到了党外人士的高度认同。
第二届参议会认真实行了“三三制”，党外人士在常驻议员中占了2/3，李鼎铭、安文钦、李丹生、白文焕等一批誉满乡里的开明士绅，纷纷携手边区政府，致使议员议政素质和参政能力比第一届均有明显增强——提案增至400余件，经整理正式通过的就有112件，其中军事问题13件，政治问题35件，财政问题13件，文教问题35件，经济建设问题6件，特种问题10件。
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三三制”同样得到了严格执行和遵守，爱国将领续范亭、老国民党员邢肇棠、著名教育家范明枢等一大批党外人士纷纷进入参议会或当地政府担任要职。
不久，“三三制”的广泛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们到处可以看到“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以及抗日军人、工、农、商、学、文化界等人士，根据地代表，敌占区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国际友人代表汇聚一堂，共商国是”的情景。
“三三制”政权中党外人士的进入无形中给中共对政权的领导形成制约，使中共领导方式、工作方法进一步改善；另一方面，中共也确实也抱着诚恳的态度接受他们的监督，并保障他们的监督权力，不仅使他们在政权中有职，更保障其有权。陕甘宁边区构筑了比较系统的民主监督体系，包括参议会对边区政府的监督、党外民主人士对共产党员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以及新闻舆论的监督，充分畅通了人民群众监督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渠道。
为保证政府的民主和廉洁，1943年5月，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和《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把公正廉洁、奉公守法、不贪污、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作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以约束政权机关工作人员。
由于共产党人以诚相待的谦虚态度加上2/3党外人士的通力合作，其在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地位不但没有被削弱，先锋模范作用反而得到更加有效的发挥，并进一步形成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党内外人士共谋大业的良好风气，促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谢觉哉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之所以发展，依靠于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民主与文化上的民主，团结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人民成为一条心。”
上述办法的制定和实行，不但有效地保障了“三三制”在组织上的圆满实现，而且充分地体现了中共对贯彻落实“三三制”的决心和诚意，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激发出强烈的抗战热情。李鼎铭高度评价“三三制”说：“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应互相信任，互相亲爱，看成一家人，通力合作，干着抗战建国的事。”李丹生则盛赞中共“诚所感人”，并发出由衷的惊叹：“（共产党）说到做到，以信义昭示天下，则天下都是你们的。”随中外记者团到延安参观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也发出感慨：“那里政府的贤明，是国民党区的政府根本无法比拟的。”
责任编辑：吕凤 最后更新：2017-03-09 14: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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