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到硝烟的宣传战：《新华日报》开天窗
2017-03-17 15:38:59 来源：新周刊 作者：段宇宏 点击： 复制链接
1939年“五一”劳动节，重庆举行国民公约宣誓典礼，矢志抗战救国。图为《新华日报》发动劳工组织参与群众集会。
“新华扫荡中央，新华扫荡中央了……”
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听到这样的叫卖声，就知道《新华日报》的报童来了。
“扫荡”指的是《扫荡报》，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中央”指《中央日报》，国民党的机关报，这两份报纸与《大公报》是抗战期间闻名全国的三大报。《新华日报》刻意给自己的报童设计如此卖报口号，自然语义双关，还起到较好的广告效应。
1940年元月6日，读者拿起当天的《新华日报》，发现社论栏内只有八个大字——“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其他地方均为空白，仅有一行附注，告知读者这两篇社论被新闻检查机构扣留。
这就是《新华日报》著名的“开天窗”抗议事件，报纸从武汉迁往重庆一年半来，首次付诸最激烈的方式抗议新闻审查。
《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1938 年元月在武汉创刊，至1947年2月被查封，历时9年。报纸从出生到终结，一直生存在国民党治下。用共产党的话说，它是一面“插在国统区的红旗”。
在国民党新闻审查机关看来，《新华日报》无疑是“频生事端”的报纸；在我党老一代报人眼里，这些引以为豪的“新闻斗争”却是一段传奇。
为《新华日报》办“准生证”的艰难过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当天，周恩来飞抵上海。“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要做的事很多，我们要办张党报，昨天已经决定了，由潘梓年和章汉夫负责。” 三天后，周恩来召见“左联”剧作家夏衍，向他传达指示。
紧接着，周恩来约见一个月前刚出狱的潘梓年，说服他放弃去延安的愿望，着手在国统区筹办党报。有着“中共第一报人”之称的潘梓年被钦点为《新华日报》首任社长。
《新华日报》不可能横空出世，它的诞生自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博弈过程。在国统区创办报刊，只有共产党单方面意愿不可能落实，必须获得国民党首肯，这仍需周恩来继续对国民党公关。
自打国民党“清党”起，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合法活动空间丧失，红军开始长征后，国统区组织活动更陷入停顿。
近代世界，没有任何政党像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那样，视组织、宣传、统战为生命线，将之提升到战略高度。没有合法的组织活动，则宣传与统战工作无从谈起。
尽管国民党时期，民营新闻出版业始终占据大半江山，若没有获得合法地位，党就发不出声音。这正是周恩来强调“公开合法”的原因，抗战爆发使打开缺口出现了转机。
正如周恩来所说，此时的他担负着两大重任：与南京方面谈判，频繁拜访国民党军政要员，为中共争取到最好的合作条件；领导恢复在国统区已濒于熄灭的组织和宣传活动。
周恩来不仅约见潘梓年等文化人，布置办报任务，还约见了潘汉年，下达逐步恢复公开和秘密组织活动的命令。
到8月份，蒋介石密邀周恩来赴南京谈判，迎来大转机。在蒋介石的首肯下，政府同意共产党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
在南京期间，周恩来拜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商讨中共在国统区办报事宜，邵力子签署文件，正式批准中共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周恩来相当机智，又去探望时任监察院院长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请他题写报头，于右任欣然允命，提笔写下“新华日报”四个字。
拿到“准生证”，潘梓年、章汉夫立即组织人马于10月份开始筹办《新华日报》，但因为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报纸的筹备工作转移到汉口。
武汉的筹备工作万事俱备之后，向政府登记注册却遭遇了点小插曲。报社派人去湖北省政府注册，拿着邵力子签字的文件，对方半信半疑：“你们共产党要在我们省办报，我们得向中央请示。”这事被暂时拖了下来。
12月21日晚上，周恩来、王明、博古与蒋介石会谈时再提到《新华日报》出版问题，蒋表态“完全支持”，湖北省方面只得打开绿灯。
1938年元月上旬，《新华日报》举行隆重的创刊大会，汉口市长吴国桢及党政军诸多名流应邀赴宴，可以说一出生就相当荣耀。
报社还在《大公报》、《武汉日报》显要位置刊登广告，宣称《新华日报》是“非常时期人人必读的报纸”。就这样，1938年1月11日，第一期《新华日报》在汉口面世，“红旗”终于又插在了国统区。
“红旗”不倒，《新华日报》资金充裕。
当年中国报馆的体制，通常在社长之下设经营和采编两大块，分别由总经理和总编辑执掌；总编辑下辖采访和编辑两部门，实力较大的报馆会另设“主笔”掌管言论。
《新华日报》与各报的体制皆不同，主要采用苏联报纸体制。它设有“党报委员会”，隶属中共长江局，委员会由周恩来、博古、王明等人构成；报馆还有“董事会”，王明、邓颖超等人为董事会成员。武汉时期，王明任董事长，到了重庆时期才由周恩来兼任董事长。
报馆还引入苏联报纸特有的“编委会”，由潘梓年、章汉夫等人领导日常编辑事务。自《新华日报》始，后来的党报都沿用了这套体制。
办《新华日报》，党不惜投入最精锐的文化和经济人才。熊瑾玎到位后，潘梓年让出暂代的总经理职位去当社长。
熊瑾玎是个务实型经营之才，“要做事，就要有钱”是其一贯主张，他经常能为党筹集到活动经费。他在上海搞地下活动，开了三家酒店，一个钱庄，跟毛泽民共同经营印刷厂。为了不让“熊老板”的身份令人起疑，周恩来给他调来一个19岁的干练女党员朱瑞绶任会计课课长，二人伪装成夫妻(后来弄假成真)。
《新华日报》既然要在国统区生存，风格不能办成延安那种百分百的苏维埃报纸，自然重视“市场营销”，重视“大众路线”。但它毕竟不是市场化报纸，而是承担着统战和宣传重大任务的党报：向读者传播党的理念和政策；介绍苏联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对群众团体、国民党中高层和美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行统战，为党的生存发展营造良好舆论空间。
因此，《新华日报》的广告难以企及《大公报》这类市场报纸，无法靠广告收入维持庞大开销。《新华日报》具体的发行和经营状况至今没有公布过档案，但从不少相关史料能窥叶知秋。
每卖一份报纸，要赔本五厘至一分，《新华日报》还向各机关、团体赠阅大量报纸，《新华日报》发行量一度达到了3万份，发行越多，亏损越大。
办报经费来自党的拨款，党员不定期捐助，还有不多的办报收入。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等人在国民政府或参政会任职，薪水不菲，经常拿出工资来捐给报社，但这点钱对一个报馆来说杯水车薪，尤其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止给八路军发放薪饷，党的经费也不宽裕。
《新华日报》这面“红旗”长期不倒，四川最成功的大资本家任宗德功不可没。每当报社难以为继时，任宗德总是慷慨施予援手，明面上“借钱”，实际上“赠予”，少则数百万，多则上千万。
作为《一江春水向东流》、《三毛流浪记》、《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电影制片人的任宗德，是当时的进步商人。用熊瑾玎的话说，任宗德的“国防动力酒精厂”就是《新华日报》的金库，随用随取。
因为资金充裕，《新华日报》自办造纸厂，解决了战时纸张短缺问题；自办发行，不受制于他人。抗战期间大多数报纸为纸张和资金发愁时，《新华日报》从来不会被这种问题困扰。
一份在国统区斗智斗勇的报纸。
南京政府早在1930年就推出了《出版法》，1937年又再次颁布《修正出版法》。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因应抗战，在政治、经济、宣传等各方面建立了战时体制，“战时新闻审查制”为战时体制的重要部分。
《修正出版法》则被一系列战时新闻法规所代替，其效力在抗战结束后才恢复，并一直沿用到台湾。
《<修正出版法>实施细则》、《战时新闻违检惩罚标准》等构成战时新闻审查的核心法规，承担新闻检查的机构为“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或“新闻检查所”。
尽管国民党有很多战时新闻法规，但这些法规多采用“列举式”，可新闻报道所涵盖的内容包罗万象，非几部法规能够囊括；另外，报纸众多，其审查人力有限，执行效力大打折扣。各报均总结出一套对付新闻审查的办法，《新华日报》在这方面自然经验丰富。它当年的很多文章，今日翻阅，仍有“惊艳新奇”的感觉。
《新华日报》创刊才一个月，即向《扫荡报》等发起关于“一党专政”问题大论战。《新华日报》穷追猛打，在一版登出《毛泽东、朱德最近抗战言论集》。最后迫使邵力子亲自来信，说敌方广播已为此大做文章，务求停止论战和发表。国民党方面示弱，《新华日报》初战告捷，令全社欢欣鼓舞。
初期，《新华日报》与新闻审查机构的矛盾尚不尖锐。一方面国民党的战时新闻审查机制从1939年才开始逐步完善和强化；当时的抗战尚未进入最艰难时期，共产党力量还比较微弱，双方矛盾还未激化。
有趣的是，这战时新闻审查制和特殊的两党关系，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党。抗战初期，苏联是中国唯一外援国，蒋介石顾及这层关系，对于前方军队和各报传来的涉及共产党的负面消息，他同样下令宣传部给予扣押不发。
《新华日报》批判张国焘叛逃，讨论陈独秀是否是汉奸这两大议题，曾掀起不小风浪。尤其在陈独秀问题讨论上，差点给开局良好的统战局面造成毁灭性打击。甚至连那些对共产党友好的各界名流也纷纷站出来为陈独秀辩护，指责《新华日报》污蔑。陈独秀一怒之下声称要诉诸法律，跟延安打官司，顿成全国轰动新闻。周恩来为免事态扩大，其后，亲赴四川江津，前往陈独秀家中劝说和解释，这才渡过险关。
抗战期间新闻战线数次战役，均以我党大获全胜告终。
迁到重庆后，《新华日报》是让审查机关最头疼的报纸。前文所说的开天窗就是这场新闻宣传战争的一场战斗。
1940年1月6日，《新华日报》原拟刊登社论《论冬季出击的胜利》，但稿件在送审时被以“系军事论文”为借口扣留；《新华日报》决定改登另一篇社论《起来，扑灭汉奸！》。然而，这篇社论又未通过审查。为了抵制国民党当局的刁难，《新华日报》毅然采用“开天窗”的斗争手段以示抗议。
这日的《新华日报》在原社论的位置仅刊印了八个大字——“抗战第一！胜利第一！”旁注两行小字，对“开天窗”缘由予以说明：“本日两次社论：一、论冬季出击的胜利(代论)；二、起来，扑灭汉奸！均奉令免登尚望读者原谅是幸！”
双方的矛盾到“皖南事变”发生后变得白热化，但这一段“艰苦岁月”常令新华报人引以为豪。
“皖南事变”三天后，1941年1月17日，周恩来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准备拒绝新闻审查，直接登在《新华日报》上。一位30岁的新闻检查官当晚还待在报社的会客厅，章汉夫与他进行了一番有趣对话。
新闻检查官(简称“新”)：“章先生，你们明天不要登反政府的新闻和文章，体谅我苦衷，明天报上没有什么事，大家都过得去，我也就好交差了。”
章汉夫(简称“章”)：“你过去什么学校毕业的？”
新：“燕京大学。”
章：“为什么干新闻检查官？”
新：“一个人总得有职业嘛，我学过新闻。”
章：“你，大学毕业生，年纪轻轻，什么事不能干，要去干这种不名誉的差使。这对你有什么好？真替你惋惜。”
新：“嗯，好吧，哈哈。咱们为公事，我办完就走，无意同你们吵架。至于说新四军嘛，不听中央军令，总是不对的吧。”
章：“新四军奉我党中央命令北撤，有什么不对？”
新：“不谈这些了，章先生说明天报上不登‘免登’新闻，那就好了。”
章：“我们明天一定不登揭露的新闻，但是你们休想一手遮天。你去罢，半夜三更待在这里干什么。”
新：“好，好，好，不登就好，我再坐一会，等报纸印出来了再回去。”
章：“还不放心？共产党讲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新：“没别的意思，职责所在啊。”
面对死活不走的新闻检查官，报社略施小计，印了两个版面，一个版面用来应付新闻检查官，把他打发走后，换上另一个刊有挽诗的版面大量付印。第二天大早，报纸已被贴在大街小巷的阅报栏，令国民党高层相当震惊。那位可怜的新闻检查官有没因“失职”遭到撤办，则难以查考。
此后，报纸多采用“皮里阳秋”、“含沙射影”、“嬉笑怒骂”、“指桑骂槐”等文风来批评国民党和蒋介石，令官方相当头疼。
鉴于《新华日报》的“不听话”和“惹麻烦”，国民党黔驴技穷之下，1944年春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有人提出，共产党可以在国统区办报，延安却没有其他党派及其报纸，因而作出决定，创办《中央日报》延安版，交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来执行。
《中央日报》派出主笔张文伯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访团前往延安摸底，张文伯出行前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询问：“如果中共不同意，咋办？”得到的答复是：“那更好，我们就对等地取缔《新华日报》。”
张文伯7月中旬参访回来汇报说，宣传部给记者团配备一部电台，到延安后无法架设，多次交涉仍无法解决。“《中央日报》要出延安版，电讯不通，新闻稿的来源就成问题。边区那里组织太严密，国民党人根本无法在那里活动，延安版就算印出来了，也无法发行啊。”
国民党只得作罢，《中央日报》延安版与取缔《新华日报》的阴谋均宣告破产，党又一次在新闻战线大获全胜。
解放战争爆发后，《新华日报》仍在国统区坚持斗争。
抗战胜利后，在包括共产党等各方力量推动下，国民党筹办“宪政”，取消战时体制，《新华日报》的风格更加大胆泼辣，在解放战争中为“第二条战线”的斗争立下汗马功劳。
1947年，战事日益吃紧，坊间一直谣传，说共产党将在重庆发起武装暴动，国民党终于决定拔掉国统区的“红旗”。2月28日凌晨，报社收到重庆警备司令部的文件，要求《新华日报》自28日三时起，停止一切活动。
当夜，国民党大动干戈，出动五千军警包围报社，原以为报社内暗藏武装，结果发现没有武器，也未遭到武力抵抗，这才撤走大部分警力，遂又赶紧“以礼相待”，成立“渝共财产清理委员会”，假装把报社财产登记造册，好像意味着暂时接管，未来还会归还给共产党。
2月28日，《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出版完最后一期，宣告停刊。3月8日和9日，报社员工分批乘飞机离渝，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亲自到机场送行，给每人送上一份“告渝共人员书”，附有一袋面包和水果。报社职工们告别斗争了9年的国统区，安全撤回到延安。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下南京，周恩来宣布复刊，《新华日报》又回来了！
责任编辑：吕凤 最后更新：2017-03-17 15: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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