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的真与假：国军战神？搞军妓制度？活埋日俘？
2017-03-23 09:54:41 来源：杨津涛 谌旭彬 短史记 点击： 复制链接
一、“战神”之名
文：杨津涛
孙立人因取得“仁安羌大捷”和四平之役的胜利，而被网友誉为“国军战神”。但蒋介石却曾当面评价孙立人，说他“对于训练部队很好，不过打仗不行。”①揆诸史实，较之网友之誉，蒋的看法恐怕要更为客观一些。
对仁安羌一役，通常的说法是：1942年4月18日、19日，“我军仅以战斗员1121名的一一三团，与7倍于我之敌军三十三师团的二一四和二一五两个联队主力激战……挽救7千多英军的生命……”②“被围的美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被解救脱困。”③因113团团长刘放吾虚报战况，其子刘伟民又在数十年后，著书为他虚构功绩(甚至称仁安羌之役为刘放吾独立指挥)，以致很多问题被以讹传讹。
事实上，新38师113团参战官兵数目约800人，被困仁安羌的有英军4000余人、传教士数人，敌方只是日军33师团214联队(缺第一大队)的约2800人。④
这几千英军也不是如通常所描述的那样坐等救援，而是与113团并肩作战。被困的英缅军军团长史利姆回忆，仁安羌作战时，“我就将我在平墙(北岸)这边的所有炮兵、所有可以用的坦克都拿去支持孙的攻击。”⑤孙立人遂临时接任英军装甲旅司令官，指挥坦克支援作战。中英联军在数量上处于优势，因而“与其说是日军包围英军，倒不如说是中英联军自南北两面夹攻日军、包围日军。”⑥孙立人在战后谓此役“击溃十倍于我之敌人，解救十倍于我之友军”，显属不实之词。
其实日军并未觉得自己此役战斗失败。日方战史记述，19日“宾河以北之敌为掩护主力撤退，不仅不放松攻击，反而增强了兵力，好像是中国军的一部(新编第18军一部约1000名)来援。然而，20日拂晓，由于先后到达的原田、荒木两部队参加战斗，宾河以北之敌又丧失战意，未做抵抗就撤退了，至此，第33师团的仁安羌战斗胜利结束。”⑦日军战史的说法，自难免有粉饰之意，但其并未在此役遭受重创，则是确实之事。
国民政府对外宣传，把重心放在此役“敌遗尸1200具，解英军7000多人之危，救出驮马1000多匹，美国教士与新闻记者500人”上——这个数据是有问题的，据1942年4月20日(仁安羌大捷第二天)远征军高级将领罗卓英给蒋介石的战况报告称：“现据孙师长报称：……敌向南退却，其死伤约500余名，我亦伤亡百余。”(《抗日战争正面战场》P1419)当天，史迪威在其日记中也说：“38师(即孙立人师)重新占领了仁安羌，击毙了400名日本人。”(《史迪威日记》1942年4月20日)。但在内部总结时，却并未肯定“仁安羌大捷”，而是侧重于反省。国府战报称：
“(日军)佯攻仁安羌，分散牵制我5A(第5军)之N22D(新22师)、N38D(新38师)，声西出东窜，廿一日(应为廿四日)扑腊戍，迂回畹町。我援军66A(第66军)之N28D(新28师)、N29D(新29师)浦下车，立足未稳，即陷纷乱。敌长驱直入，全局急转。”⑧
亦即是说，孙立人抗命出师，虽得小胜，但牵累大局，对国军在缅甸的溃败起到了加速作用。
图：1946年双十节，孙立人（右三）与部署在长春励志社会餐
再来看“四平之役”。
新38师撤出缅甸后，改编为新一军。至日本投降，孙立人游历英、美，其所属新一军则在郑洞国指挥下，于1946年4月18日参与进攻四平。至5月3日，林彪已感战局不利，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近一月来的战斗，每旅皆伤亡一千数百人……目前缺额更大。”⑨4日，本溪陷落，黄克诚建议弃守四平。
5月13日，杜聿明完成总攻四平的部署：廖耀湘率新六军、88师为右翼;陈明仁率71军为左翼;郑洞国指挥新1军为中路，直击四平。直到15日，孙立人才抵达东北，重掌新一军。
5月18日，新六军攻克关系四平安危的塔子山，迫使林彪全线撤退。⑩由此，孙立人所部才得以率先攻入四平。因此一役，孙立人被一些网友视为击败林彪的“战神”。其实当日统帅东北国军，与林彪地位相当的对手乃是杜聿明。孙立人不过是在此役末期，恰到好处走马上任，摘了桃子罢了。所谓“击败林彪”，乃是夸大之辞。
综上可知，蒋介石评价孙立人“打仗不行”，并非毫无根据。蒋在去台之初，之所以起用“打仗不行”的孙担任陆军总司令，主要还是出于政治考量——美国军政两界当日对蒋观感恶劣，而对孙颇有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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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韩三洲：《蒋介石和孙立人的一次谈话》，《南方都市报》2014年2月23日;②薛庆煜：《孙立人将军传》，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3页;③戴广德：《缅甸之战：随孙立人刘放吾将军远征纪实》，黄山书社1995年，第22页;④卢洁峰：《仁安羌解围战考》，2013年，第141—142页。⑤William.J.Slim：《Defeat into Victory》，第76页。转引自卢洁峰《仁安羌解围战考》，第118页;⑥卢洁峰：《仁安羌解围战考》，2013年，第254页;⑦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黄山书社1995年，第97页;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39页;⑨刘统：《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1页;⑩杨奎松：《一九四六年国共四平之战及其幕后》，《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二、军妓制度
文：谌旭彬
众所周知，抗战后期，因国民经济已不足以支撑战事所需，国军军纪问题变得相当严重，蒋介石日记中对此有颇多痛心疾首之描述。此种军纪问题，乃极普遍之现象，即便是被美人誉为纪律严明之孙立人新一军，也不能例外。据新一军军官张善发回忆，1945年前后：
“不论在先或在后出国的兵员，都渴望回国，人心不安，军纪涣散。……为了安抚军心和解决官兵性生活的需要，新一军采取了日本军队带军妓的方式。在孙立人等的授意下，派人回国以学习现代化通讯技术和做文化工作为名，骗招了一百多名女青年。出国后住在密支那市郊，名为‘慰劳队’，实为妓女。各军队中的官兵写申请，由主管部门安排去住宿，并统一扣钱。还有附近的一些外国军队特别美军很野蛮，他们也争着要去。有几名女青年因不愿受这种污辱，拒绝接待中、外官兵而纵身于伊洛瓦底江自杀了(这支‘慰劳队’直到回国后才解散)。”①
上述回忆中，孙立人部军妓制度的存在，是事实性描述;至于“骗招”之定性，则属观点性描述。
稍后，新一军归国，奉命赴广州参加受降接收，军纪同样不佳。据曾任广州市警察局督察长的练秉彝回忆：
“孙立人之新一军部队，军纪废弛，每晚黄昏时候，有官兵逾千，三五成群，……借搜查敌伪物资为名，四处侵入市民住宅抢劫财物。”②
练秉彝的回忆，可以得到新一军第三十八师副师长兼参谋长龙国钧的佐证。据龙国钧回忆，新一军当日在广州随意占用“明明不是敌伪产业”的“漂亮房屋”，结果“常常被控告到行营主任张发奎处，使张大骂新一军强横与腐朽。”龙国钧并且披露，新一军在广州还存在着严重的“侮辱妇女和所谓结婚问题”，“张发奎和孙立人为缓和民众对他们的指责，曾一再通令禁止嫖赌及限制结婚。……(但)新一军胡作胡为如故。广州舆论指摘新一军，说新一军是‘新日军’。这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③
关于“结婚问题”，练秉彝也曾提及。据他讲：
“新一军抢劫财物既多，私囊饱满，……招惹得一些慕虚荣尚淫荡之少女、少妇趋之若骛，咸以与之结合为荣。新一军五十师副师长杨温与我是同乡，又是同学，时有过从。他开玩笑对我说：‘新一军两师人来到广州，先后举行过两次集团结婚，约计新娘200多，其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麇集于旅馆、酒店之卖淫私娼。这批‘咸鸭蛋’给我们官兵带走了，今后你们公安机关对私娼的罚款收入，当会锐减吧!’我笑答之说：‘新一军到广州以来，坏事做得多，这件还算是做了好事。’”④
练、龙二人的说法，亦能得到张发奎的佐证。据张回忆，新一军稍后奉命移师北上时：
“不少军官眷属拒绝随军。原因很复杂，因为有些军官把钱都交给了他们的妻子。这些妻子中有些是酒家女侍。由于日本占领的影响，广州流行女侍陋习。有些新一军军官积攒些钱老是跑酒家。他们见到这些年轻的女侍穿着漂亮的衣服就想迎娶，其中许多女侍不是正经女人，她们嫁给外省籍军官是贪图他们英俊和多金。”⑤
图：1945年圣诞之夜，新一军军官在广州与盟军联欢
八年刀口舔血，生死存于一线，士兵们对家庭温暖和家业置办的渴求，自不待言。故孙立人对上述行为的态度，也以袒护居多。据练秉彝回忆：
“孙立人不仅不将犯法的士兵惩戒，反而当堂拍案指着我大骂警察没用，捉贼不到，嫁祸于士兵，要警察局赔偿军誉。我在军长震怒之下，只得诺诺而退。回报局长李国俊后，翌日李亲自往军部向孙立人道歉，其事始寝。”“(孙立人还说)广东人分外刻薄，我军过去驻暹缅时，当地华侨对我们非常客气，解衣推食，我们士兵要什么，就拿什么，随便取用，来到广州要些东西，就说我们军纪不好，岂有此理。”
新一军开赴东北后，军纪涣散依旧，只不过将其宣泄对象，转移到了日本女性身上。宪兵王鼎钧回忆，在睡日本女人这件事情上，“连我们的几个班长都没留空白”。⑥新一军三十师师部参谋洪淦棠在日记里写道：“××××(日本女子名)来到此地，服侍确实周到，日本人确为世界上最好的妻子，讨个日本人做姨太太，也显得舒服。近来同僚，也常有这个动念……”⑦新一军士兵龚日兴讲：“(军官们)没事便……手提文明棍，满街去游荡，打野鸡。……追逐野鸡成了他们每人的课目。”新一军参谋潘德辉，则将孙立人直接拉到“我军师团级干部”正在上演的“一场威胁日本女孩接受玩弄的丑剧”的现场。⑧
另据张发奎披露，“军妓”之事，非止于新一军。1944年桂林保卫战前夕，桂军亦曾明目张胆要求“军妓犒劳”。据张回忆：“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奉命兼任桂林城防司令。……考虑到守城要捱过很长的日子，韦部军官要求准许留下一些妇女充当军妓。也许有一些坏女人愿意留下。我没有批准这一要求。”⑨但稍后，该部迅速弃守桂林，令张发奎“感到惊奇”。⑩
桂系守军竟敢直白地向战区长官部索求“军妓”，此一史实，对今人回顾抗战史，当是一种提醒：虽然官方档案几无此类记载，但其普遍性，或将超出一般估计——毕竟，无论美军，还是苏军，乃至日军，二战时的性问题，都是一个大问题。国军也不应该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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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张善发：《“远征”出国》，收录于《郧西文史资料》第2辑。②④练秉彝、陈家蔼/口述，黎思复/整理：《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接收广州的回忆》，收录于《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三辑。③龙国钧：《新一军进入广州纪略》，收录于《广州文史资料》第12辑。⑤张发奎/口述，夏莲英/访谈记录，胡志伟/翻译校注：《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P323。⑥王鼎钧：《关山夺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P83。⑦李涤生等：《国民党下级军官的日记》，华文出版社2012，P57。⑧龚日兴：《一个新一军逃兵的自述》，东北书店1947。潘德辉：《半世追随一生被泽》，收录于《纪念孙立人文集》，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8。⑨《张发奎口述自传》，P268。⑩《张发奎口述自传》，P282。
三、活埋日军俘虏?
文：谌旭彬
“孙立人活埋日军俘虏”这个故事，流传极其之广。据说孙曾下令：“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照这样办。”有专家声称，孙立人总共活埋了1200名日军俘虏，被美国报纸披露震惊了世界。
这个故事版本很多。其基础版本，可以参考人民网“历史上的今天”栏目的说法：
CCTV七套军事历史类节目《百战经典》之《碧血丹心孙立人》，可算“加强版”。节目中，专家声称，孙立人总共活埋了1200名日军俘虏：
凤凰卫视节目《风范大国民》中，情节更多。主持人马鼎盛提到：孙立人活埋日军俘虏一事，“被美国报纸披露震惊了世界”。还提到“唯一生还的倭寇是一个叫山田进一的下士，因为经过审讯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
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1、公开出版物最早谈及此事者，是1991年出版的一本纪实文学
这段杀俘故事，笔者目前所查到的最早的源头，乃是1991年出版的一本讲述远征军历史的纪实文学《大国之魂》。该书在90年代风行一时。尤其是在远征军入缅作战50周年(1992年)之际，该书内容被诸多纸媒转载。
该书第十五章《攻克密支那》，有这样一段描述：
“送走史迪威，一个参谋军官跑上前请示怎样处理俘虏。被俘获的日本人有八九名，都是在战斗中打散了抓住的，有的还负了伤。孙立人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假思索地命令：‘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照这样办。’
“命令被迅速执行。第十八师团曾在中国战场犯下累累罪行，官兵手上或多或少都沾有中国人的鲜血。因此后来各部队干脆连审问也取消了，凡是抓到日本人，一律就地枪毙，或者按照中国刑罚砍头。枪杀俘虏固然不大人道，但是毕竟大快人心，以牙还牙，壮哉中国人。从此，新三十八师杀戒大开，至战争结束，几乎没有日本俘虏活着逃过这支复仇之师的惩罚。”①
2、可以确定的是：孙立人没有公开发布过杀俘令;驻印军全部日俘加起来，也凑不齐1200人
第二次缅甸战役，盟国参战者不独有中国部队，亦有美军、英军，更有不少媒体记者随军报道。孙立人如果以一师之长(后升任军长)的身份，发布杀俘令，“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照这样办”，无疑是对“日内瓦公约”的公然无视，是一件性质相当严重、足以被送上军事法庭的事情。即便孙立人想要这么干，38师(新一军)中的美军顾问和联络官们也不会坐视，所以史迪威等人不可能不知情。但翻查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伊斯布鲁克(Ernest Easterbrook)等人的日记，并无只字记载。②
至于“此事被美国报纸披露，震惊了世界”，笔者查阅了与驻印军关系密切的《纽约时报》，其1943-1945年间，涉及孙立人的报道共有14篇，但并没有任何一篇提及杀俘事件。如果真的“震惊了世界”，《纽约时报》不可能没有报道。③此外，日军战史如日本防卫厅编写的《缅甸作战》、生田惇的《日本陆军史》、服部卓四郎编写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也全未提及此事。综上，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孙立人从未发布过杀俘令。
此外，中国驻印军也没有多达1200名日俘供孙立人“活埋”。据官方战报，自1943年11月至1945年3月底，驻印军两个师，共击毙日军27699人，击伤42760人，俘虏395人。④
至于“唯一生还的倭寇是一个叫山田进一的下士，因为经过审讯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也找不到任何史料源头。唯日俘细井健二，曾于1944年4曰15日在重庆《时与潮文艺》第3卷第2期，发表过一篇反战文学，名曰《山田伍长》，其主人公的名字，恰好叫做“山田进一”。但“山田伍长”既非台湾人，也从未到过缅甸战场，与孙立人可谓毫无关系。⑤
事实上，当时盟军相当重视从日俘口中获取信息，所以给予俘虏的待遇很好，对捕获俘虏者的奖励也很高。有日本陆军缅甸方面军参谋长1944年3月1日所传达的“非常时期有关皇军操守相关事宜的通牒”为证。在这份面向全部团以下长官的“通牒”中，日本缅甸方面军对俘虏泄露机密一事痛心疾首：“通过最近虏获敌方文书判断，近段时间在我作战地域把日本兵捕获为俘虏的日益增多，事关军事机密特别是我方军事部署等的相关陈述为敌利用，如同另纸的事例增多的话，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处在如此非常危急之时，必须对每一个士兵严格教导，发生行踪不明情况时，将其状况与灾难程度进行判断，依照程序火速报告。”⑥俘虏如此重要，美、英方面也断不会允许孙立人将其“一律就地枪毙”。
3、驻印军中，确实存在一些零星的杀俘现象，但是否采用过“活埋”手段，则未可知
不可否认的是，驻印军在缅甸战场，也确实存在零星的杀俘事件。有老兵回忆为证：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士兵们是恨之入骨的。所以，当我们在一次小战斗中抓到三个日本俘虏兵时，大家都主张用刺刀戳死他们。但当时上奉规定，抓到一个俘虏，可以领取一万元奖金。这三个俘虏中有一个留仁丹胡子，估计是个军官。为了发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大家宁愿少领奖金，你捅一刀，他踢一靴，这个俘虏兵当场毙命，做了帝国主义者的替罪羊。然后兴高彩烈地把另两个俘剪押送去团部。殊料其中一个在途中见到紧靠路边的一块巨大的棱角四突的石头，拼力向巨石撞去，当即脑浆迸流，一命呜呼。另一个在快到团部时，趁押解的士兵注意力稍僻之机，也是一头撞在石墙上。”⑦
至于是否存在“活埋”现象，则未可知。有说法称，活埋日军战俘的事情，“李鸿干过”，“日本资料中没有‘孙立人杀俘’的说法。倒是有一个叫李鸿的将军，日军曾经指责他有杀俘的现象。”⑧李鸿是孙立人的部下，孙升任新一军军长后，李接任了第38师师长。李鸿是否“活埋”过日军，不得而知。但李鸿曾虐待日俘，大约是没有疑问的。1944年2月6日，史迪威在日记中，有如下一段记载：
日记大意是：四个日本俘虏，只有一个活了下来。史迪威认为“Li”可能殴打了他们，而且认为这种殴打经常发生。⑨这个“Li”，正是史迪威在日记中对李鸿的惯用称呼(偶尔，史迪威也会用“Col.Li”来称呼李鸿)。
综上。简言之：1、孙立人不可能下达杀俘令;2、也不可能有1200名日军战俘供其活埋;3、但驻印军中确实存在杀俘现象，是否采用过“活埋”的手段，则未可知。
注释
①邓贤，《大国之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P356-357。②史迪威(JosephStilwell)、伊斯布鲁克(Ernest Easterbrook)的日记原文，胡佛研究所官网已全文公布。《纽约时报》官网有查询功能，输入孙立人的英文名“Sun Li-jen”，再界定时间为1943-1945，可得到上述查询结果。④《中国驻印军战果统计》，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七八七。⑤吕元明，《被遗忘的在华日本反战文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P148。⑥(日)濑俊也，《飘扬在战场上的传单：用传单重读太平洋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P99-100。⑦雷振亚/口述，谢宇扬/整理，《中国驻印军琐记兼忆密支那战斗喜获敌印》，赣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P36。⑧萨苏，《突破缅北的鹰》，文汇出版社，2012，P317。萨苏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回应。⑨史迪威1944年日记，胡佛研究所电子版，P184。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23-01-04 14: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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