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行中的善举终被铭记：寻找传奇科拉
2017-04-16 11:28:30 来源：现代快报 记者：金凤 点击： 复制链接
科拉。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供图
科拉和高小姐家庭。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供图
1937年12月13日，科拉(右一)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门前的合影。
图片来自《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科拉(右一)和魏特琳(左二)等人合影。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供图
科拉(右四)与友人在江南水泥厂的合影。
京特博士夫人供图
现代快报4月11日讯 (记者 金凤)在诸多民国档案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中，有一个年轻的外籍小伙子，面孔多变，身世坎坷。有时，他是《拉贝日记》中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有时，他是魏特琳眼中救助中国难民的义士;有时，他又成为遭指控的“间谍”。这位昵称或简名为科拉(Cola)的俄罗斯小伙子，全名尼古拉·波德希沃洛夫。长期以来，科拉的真实面目扑朔迷离。直到近日，有研究者检索到民国法院审理科拉案的卷宗，发现了一个隐秘在历史典籍中的科拉。
12岁时成孤儿 24岁到南京自食其力
撤离还是留下，在1937年冬的南京，是个性命攸关的问题。
时年25岁的科拉也许不会想到，他留下来的决定，将给他的一生带来争议。直到前几年，还有专家将他当作为日军提供情报的“白俄”，而不知民国法庭早就宣判他无罪。好在，80年后的今天，他的正义之举渐渐为人所知。
近日，在南京市档案馆的帮助下，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者戴袁支查阅到民国法院审理科拉案并最终判其无罪的卷宗，有关科拉的谜团慢慢解开。
1912年2月1日，科拉出生于俄罗斯贝加尔湖以东的赤塔。科拉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是医生，1922年和1924年，科拉父母相继亡故，年仅12岁的科拉成了孤儿。父母早亡，让科拉此后的人生漂泊不定。
1928年7月，科拉父母的朋友将科拉带到中国哈尔滨，就读铁道部门开办的霍尔瓦特中学，学习英文、机器修理和汽车驾驶，1930年毕业。
这一年的10月8日，科拉随姨母(或姑母，一说是“其母友”)玛丽亚·科诺瓦洛夫来到上海。姨母做二房东、开成衣店，科拉被送到福特汽车公司学了两年徒。
科拉流亡到中国后，取中文名字“高良”。
1936年12月20日，经友人介绍，科拉来到丹麦商人桑德格林的亚东洋行，当时位于南京中山东路103号(一说105号)江苏银行大厦内，担任电器热气卫生设备构造监督工程师，从事电灯、自来水的修理。
然而，战事很快打破了科拉平静的生活。1937年8月15日，日军战机开始轰炸南京。9月25日，中山东路132号中山汽车行等处，遭日机轰炸，造成人员伤亡。科拉觉得“住在原地危险”，于10月7日搬到南京鼓楼四条巷10号——德国人舒尔茨·潘廷的宅寓，与一个鞑靼族的机械师同住。
桑德格林和舒尔茨则先后离开南京，科拉留下来帮他们看管产业。
南京沦陷前救助下关的中国伤兵
南京沦陷在即，留在南京的外侨纷纷撤离，但仍有22人留守南京主城内，他们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从事人道救援。
这些外侨中，科拉是年纪较小的一位。
在亚东洋行工作期间，因业务需要，科拉常到上海采办货物，上下火车都经过下关。他熟悉那里。
南京沦陷前，从上海和苏南运转来的伤兵几乎占满了下关火车站的站台、候车室、售票处。他们大部分是重伤员，很多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伤兵有时几天都无人过问，没有人为他们包扎伤口、供给食物。”戴袁支说，12月初，原来帮忙的一些机构撤走了，士兵们境遇很不好。
1937年11月起，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等红十字志愿者曾找来卧具，且向最严重的伤员分发一些小物品，给那些急需救助的人递热水、送米粥，找医生来照料他们，把重病号用两辆救护车送到医院。
科拉成为当时的志愿者，他每天出勤，驾驶汽车输送伤兵到红十字会伤兵医院及军医院，往返不下十数次。日夜不休，异常忙碌。
“是个很有趣的聪明小伙子，有较强的应变力，总有办法帮忙。” 马吉的助手厄恩斯特·福斯特曾这样称赞科拉。
1947年4月23日，科拉回顾当时情况时，这样解释他的选择，“我爱中国，所以参加红十字会。”而且，科拉到红十字会当义工是“自动去做的，没有薪水”。
曾有人问过科拉：“有钱的事情为何不做，倒做(红十字会)没有钱的事情?”科拉回应了四个字：“我要救民。”
在鼓楼四条巷10号庇护高姓一家人
1937年12月4日，为便利人道救助工作，防止挹江门关闭后进入南京主城区困难，马吉和福斯特也搬来和科拉同住。马吉、福斯特带来的，还有四所村和三牌楼的基督徒家庭。
而从1937年11月起，科拉所在的鼓楼四条巷10号就开始收容逃来的难民妇孺50余人，到12月19日，此处收容了大约100人。当时在南京市卫生局工作的高某的眷属亦在其内。
“大屠杀期间，日军枪杀了下关电厂的工人，说他们是政府的人。而家长(或户主)在南京政府部门供职的，其亲属一旦被发现，肯定也会遭毒手，是科拉他们保护了这些人。”戴袁支告诉现代快报记者。
当时南京城乡一派腥风血雨，鼓楼附近的四条巷、大方巷、云南路一带也被大屠杀的恐怖阴云笼罩。戴袁支在查阅史料时发现，1937年12月19日，马吉曾记载下，四条巷10号存放物品的房子里住满了妇女，有的甚至睡到了饭厅。房子里拥挤不堪，像沙丁鱼罐头。卫生间里也住进了一对母女。
连续不断有日本士兵进入四条巷10号抢劫难民仅有的东西，日军还常借口搜查中国逃兵之名，强入难民点奸淫妇女。
每次日军到住所附近邻舍滋闹，科拉等人也会出面理论。福斯特在1938年1月24日曾有记载，当日午饭后，有个日本兵用刺刀威胁一妇女，企图强奸她。马吉、科拉和福斯特就跑过去。日本兵惊恐地跑开了，但科拉和福斯特盯着他追赶，并且一起叫喊，日本兵拼命逃走，把刺刀丢下了。
后来，这个日本士兵回来取他的刺刀，科拉、福斯特又一次追赶，越过泥沼，跨过壕沟，但日本兵还是跑了。
南京鼓楼四条巷，现在南起北京西路，北至大方巷，由南至北，先后与二条巷、渊声巷、云南路相交，附近有头条巷、三条巷、五条巷。戴袁支实地探访时，曾询问过当地的老人，老人们回忆，抗战期间的鼓楼四条巷就是现在的位置，不过，四条巷10号却始终难觅踪迹。
民国法院审理的卷宗里，证人还提供了这样一份证词：1938年春，科拉探知尚有大量属于中方的医药品存在下关。他便襄助美籍牧师詹姆斯·麦卡勒姆同赴下关，冒险将中方遗下的这些药品，秘密运至鼓楼医院，以供医治难民之用。
科拉的这一人道主义的功绩，典籍都没有记载，此次被挖掘出来。
将驼背小女孩送到金陵女大难民所
目睹日军烧杀抢奸的残暴，科拉经常扶危助困。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委员、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明妮·魏特琳曾于1939年10月20日记载，“下午5时30分左右，那位白俄小伙子科拉来了，他想看看我们能否帮助抚养一个驼背的中国小女孩……”
1940年2月7日是农历除夕，魏特琳还提到“那个驼背的小女孩”晚上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400号宿舍楼餐厅的中间桌子旁聚餐，“看上去她很高兴”。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科拉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委员，1938年6月，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停止工作后，科拉继续从事汽车修理，生意尚可。
从1936年12月起，科拉先后在南京中山东路、中山北路从事过水电安装、修理和汽车维修工作。他先后在中山东路、鼓楼四条巷、平仓巷、下关热河路圣公会福斯特家、莫愁路等处居住过。因与德国人京特博士等外籍人士相熟，也不时去栖霞山江南水泥厂。
科拉自学过一点日语。因看望姨母和生意上的事需去上海，常要日方发旅行证件，战后他遭军统怀疑而被捕。经军统粗糙的侦查，由民国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处以间谍罪名提起公诉，经过法庭两年的审理，于1947年8月下旬，宣告他无罪。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科拉的姨母玛丽亚，嫁给一位英国人，去了澳大利亚。
“科拉重获自由后，仍在南京从事汽车修理等工作，后因汽修行改组而失业，后来他去了哪里，现在还在进一步了解中。”戴袁支介绍说，除当时留在南京保护难民的外国人与科拉相熟外，抗战前的南京市卫生局高某及其眷属、律师程洁、南京大陆餐馆老板徐玉山、友联汽车有限公司经理周通夫等，也和科拉相熟。
“科拉1945年10月在南京被军统逮捕后，他的住宅好像同时被搜查，其保存的一本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H. J. 田伯烈汇编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被搜去’。”戴袁支说，科拉曾藏在家中的参加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所“领有(的)服务证及相片，暨难民赠与之纪念旗”等物品，被捕后也“散失无遗”。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4-16 11: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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