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全面战争——三个“中国”与三场战斗
2017-04-24 09:24:23  来源：搜狐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从“事件”到“事变”——抗战与宣抚

　　1937年7月7日，随着北平郊外卢沟桥的一声枪响，在知日、亲日、反日、抗日间摇摆不定的中国人将自己的对日感情一致转变为反日。这一改变对其后的日中间命运，直到今日都投下了阴影。在日中两军发生冲突后的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事关生死存亡的讲话——《对芦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卢沟桥事件扩大为“日中事变”(“日支事变”、“北支事变”)。当年12月，日军对国民政府主力军撤退后的南京发起了进攻，残忍杀害了很多中国人(“南京事件”)。

　　第二年伊始，日本政府即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第1次近卫声明)，抛弃了不扩大方针，日中陷入全面战争。在7月7日卢沟桥事件发生一周年之际，蒋介石以“告日本国民”的形式声称“日中两国关系密不可分”，“不敌视日本民众”，只“以暴制暴”与日本军阀进行斗争，以区别日本军阀和日本人民。同年年末，近卫文麿首相声明要建设“东亚新秩序”，提出“日满中”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个原则(第2次、第3次近卫声明)。针对近卫的声明，蒋介石反驳道“东亚新秩序是要创造一个奴隶中国”，呼吁国民要进行“彻底抗战”。在此风口浪尖的时刻，日军多次对重庆进行战略性空袭，出现了很多包括无辜民众在内的死难者(重庆大轰炸)。

　　与国民政府的行动相呼应，中国共产党也以延安为根据地进行一致抗日。毛泽东在1938年5月发表了文章《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对于近卫的第3次声明，在日本国内也有持反对意见的论者，如尾崎秀实称“日满中经济同盟”只是一味地服务于日本经济发展，所谓“东亚新秩序”太过空想，必须对中国民族意识的高涨进行重新认识。

　　另一方面，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和周佛海等人则要求国民停止彻底抗战进行“和平救国”，声称为了对抗和清除西方的侵略主义以及中共的共产主义，应接受近卫声明，支持“东亚新秩序”的建设。1940年3月30日，南京建立“国民政府”，汪精卫成为“行政院院长”兼“代主席”，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承认。日军又以内部指导的方式，于同日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此外，前一年的9月，还于内蒙古建立了亲日傀儡政权“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在中国，这些傀儡政府都被冠以“伪”字，傀儡政府统治的地区称为“沦陷区”。

　　日本人描绘的生活在“和平地区”的中国人，是参加“翼赞”和受到“宣抚”的人们，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隐去了“暴戾”、“暴慢”的“支那”(本文所使用的“支那”一词作为广义的地域名称指代中国，并不含有歧视意义——译者注)、“支那人”的形象。由此，进行彻底抗战的坚强意志与翼赞宣抚的傲慢形象相互交织，与此同时他们还受到来自本国国民的对“亲日派汉奸”和“恐日派顺民”的严格监视。在这种环境中，对野蛮残暴的日军的所作所为，中国人的批判更加高涨。

　　(二)从“事变”到“战争”——建设与破坏

　　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中战争上升至新阶段，其被定位为轴心国与同盟国、法西斯与反法西斯阵营间的世界战争。“日支事变”不仅没有终结反而扩大，成为“大东亚战争”的一部分。1943年，蒋介石著书《中国之命运》，书中表明了对以提高中国抗战的国际地位这一外交战略为基础，经过长期的彻底抗战定能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

　　另一方面，对日本来说，主战场由中国大陆转向南太平洋，主要的战争对象也从中国转变为美英。日军在“大东亚战争”以后将主要的兵力转移至与美英之间的战争，对日军来说，美英战的胜利是保证中国战线胜利的前提。中国大陆被视作将与美英之间战争进行到底而不可或缺的人员动员与资源供给保证的后方地带。不过，战争主力虽转向了太平洋战争但并不意味着日本在大陆进行的战斗有所减轻。此外，日军以袭击对方防备薄弱的军备装备这样的奇袭作战方式在太平洋战场初战告捷而占据优势，但在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失败，以此为界，其后日军逐渐走向败势。

　　在大陆，日军虽然在局部地区战争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向大后方追赶撤退的国民党军使得战线扩大，当初计划短期结束战斗的目标并未实现，陷入了长期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战使战场复杂化，分为“和平地区”、抵抗地区、解放地区和抗日根据地;战斗也变为正规作战与游击战相互交织的持久战。1943年11月，罗斯福、丘吉尔与蒋介石之间进行了开罗会议，就对日作战计划及战后对日相关处理问题进行协商，达成了《开罗宣言》。美英在中国西南部设置了攻击据点，第二年美军开始派遣空军空袭受日军控制的主要城市。作为陆路补给路线，英军自印度湾开拓了一条援蒋路线，1944年3月，日本的缅甸方面军为阻断援蒋路线贸然发起了英帕尔战役，但由于武器和粮食均不足而失败，损失之惨重可以用“白骨街道”来形容。

　　那么，对于日中双方来讲，日中战争究竟是怎样的一场战争?就日本人的中国认识这一点来讲，我想通过考察1943年到1945年终战为止的这一决战时期在日本发行的主要综合杂志中与中国相关的报道来说明。所谓综合杂志，是指由学者、记者、知识分子就各种不同领域的问题在带有大众公论形式的知识界进行讨论，然后将这些讨论归总刊登在一起的杂志。这对于了解同时代知识界的问题意识、社会公论以及国民舆论动向是一个很好的线索。

　　具体来讲，主要的综合杂志包括《外交时报》(1898年创刊，1943年—1945年发行的部分中有与中国相关的文稿46篇，下同)、《东洋经济新报》(1895年创刊，21篇)、《文艺春秋》(1923年创刊，8篇)、《新潮》(1904年创刊，9篇)、《中央公论》(1887年以《反省会杂志》的名称创刊，8篇)、《改造》(1919年创刊，15篇)、《日本及日本人》(1907年创刊，日本新闻社，17篇)、《现代》(1920年创刊，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7篇)、《日本评论》(1926年以《经济往来》的名称创刊，13篇)等9部杂志。但1945年这些杂志由于用纸不足或遭到停刊处分，几乎都陷于停刊状态。这9部杂志在这一时期共刊登了与中国相关的报道144篇。

　　(三)三个“中国”——重庆中国、南京中国、延安中国

　　在日中战争中，日本需要面对三个“中国”的权力空间。即南京政府、重庆政府，以及延安政府。南京政府参加日对美英的战争，是应该进行支援的一方;重庆及延安政府则与日本进行抗战，是要摧毁的对象。在这三个中国之外，还有一个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于1932年“建国”的“满洲国”。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说，关内还是关外的这个划分将“中国”的地理概念分成了“中国”和“满蒙”两部分。

　　144篇论稿之中，就其标题和内容来看它们是围绕三个中的哪个“中国”来进行讨论的话，则其中对中国全体进行讨论的有64篇，占总数的一半;对重庆政府进行讨论的有23篇;南京政府有38篇;延安政府仅2篇;与“满洲”相关的有17篇。也就是说，单从杂志表面来看的话，在战争中以日本友军身份参战的“南京中国”，要比作为交战敌军的“重庆中国”及“延安中国”出现的次数多。因此，就论稿对中国所进行的描述来看，让人产生一种日中之间相互提携、中国是日本友好国家而不是对抗敌国的错觉。或者说，杂志导致人们错误地夸大评价了南京政府的实际军事力、政治力和经济力。

　　对于重庆政府，“傲慢”、“膺惩”、“祸根”、“迷妄”、“美英的走狗”之类的骂词层出不穷，无疑是应该击退和驱逐的敌人。而对1940年3月由重庆“迁都”至南京成立的南京政府，则极尽赞美之词，如“亲善”、“提携”、“敦睦”、“互惠”、“共存共荣”、“同生共死”，南京政府是可以合作来实现“东洋和平”和“东方道义”的朋友，是实现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亚洲主义的最大支持者。1940年11月30日，日本与南京政府间缔结《日“华”基本关系条约》;南京政府又于1943年1月9日发表了对美英宣战布告，以及将战争坚持到底的日“中”《共同宣言》，进行了有关租界返还、取消治外法权问题的协定;同年10月30日，双方又缔结了《日“华”同盟条约》，日本对内外宣称这些事件是“对支政策的一大飞跃”，形成了“大东亚安定的基础”。③他们期待着通过日中的提携协同能够将中国统一为以南京政府为主体的中国。④

　　就各个综合杂志中几乎都没有关于延安中国的报道这个现象来说，并不是因为当时的日本人对此毫不关心，也不是低估延安的抗战能力。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与日本人之间接触的机会极少，日本国内失去了与延安反战同盟之间的联系，所以几乎没有信息可传达。相关报道⑤只有偶然一次陆军特务机关随军参加山西省共产党军队讨伐作战时，从4名八路军的俘虏那里了解到的一些八路军实况及共产党统治地区的农村生活。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与共产党相关的信息非常之少。虽然从反共主义的思想立场来讲，日本应该对共产党很警惕，但是延安在物质上接受着来自苏联的援助，并且处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导之下，而日本与苏联之间又签订过《日苏中立条约》，这给日本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安心感。虽说如此，日苏间的条约缔结后，由于延安并没有放松对日的抗战态势，因此警戒始终没有松懈。不过对于日本来讲，主要敌人是接受着来自美英援助的重庆政府，延安政府不过是“大陆作战目标中的夹杂要素”。⑥

　　对于“满洲”，虽然日本始终讴歌所谓“日满”、“亲邦”、“王道乐土”等同朋意识，但其实质上是日本的殖民地。卢沟桥事件以后，日本国民的关注点由“满洲”转向中国本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从中国本土转向了南方。“满洲”建国初期的“满洲热”完全冷了下来，就此，某位论者感叹道“讲起来有些不好意思，对10年前(“满洲国”“建国”不久时——引者注)那股猛烈兴起的“满洲热”，我们忘得相当彻底，甚至连想都想不起来”。太平洋战争爆发、进入决战阶段后，“满洲”要服从国策成为战时经济的物资补给之地、成为警惕苏联的“北方镇护”这一意图更加明确。⑦另一方面，处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7年12月于北平成立，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3月于南京成立，梁鸿志任行政院长)、“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7年10月于归绥成立，德王任主席)等傀儡政府统治之下的“沦陷区”及日本的殖民地台湾地区，在杂志的报道中完全没有踪影。奇怪的是，这一时期的北平在综合杂志上也几乎没有相关报道。

　　(四)三场战斗——武力战、经济战、思想战

　　中国战线上的战役有三种局面：军队之间发起武力冲突的武力战、依靠统一货币的流通量来进行争夺贸易与产业开发主导权的经济战，以及围绕战争正当性问题动员国民参加战争获得国际支持的思想战。

　　1943年1月，南京政府向美英宣战，虽然打着“同生共死”(汪精卫语)旗号与日本共同参战，但是军队兵力孱弱并没有实际作战能力。与之相反，重庆政府的国民党军接受来自美苏的武器补给，且人民的抗战意识高昂，抗战能力不断增加。

　　让日本恐惧的是南京政府并没有得到国民的支持，然而协助日本使对美英的战争进入决战状态不光需要军队的支持，民众的协助也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如此，对于民众，南京政府完全没有形成组织化。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重庆方面彻底贯彻了“以党治国”政策，将抗日民众成功地进行了组织化。

　　有论者称，南京国民党“处于极度萎靡不振的状态……像刚出生就被父母抛弃的婴儿一样，从开始就完全没有发育。说得直白一点，这整整4年半的时间，未曾发展过”。还说“重庆的国民党虽然从政权上来讲也是败党，但它已成为一个成熟的政党”。⑧另有论者将民众对南京政府的冷漠态度归结为源于民众对政治的不关心，是通过“忍从性与适应性”来保全自己的一种不变的国民性，这种看法依旧是“支那的停滞性”导致的“支那国民性论”。⑨

　　1935年11月，重庆政府进行货币改革，禁止使用银币而统一使用法币，这一政策逐渐获得了民众的信任，也逐渐走向国内经济统一。⑩日本为了回收重庆政府发行的法币，指使1937年末成立的傀儡维新政府在第二年3月下令禁止使用法币，发行联银券作为国币。对此，重庆政府下令禁止使用联银券、军票等日元系的货币。111940年3月扶植起来的南京政府在1941年1月命令中央储备银行发行储备券，以达到扩大流通从而驱逐排挤法币的目的。

　　但是，储备券由于和日军发行的军票有关系，所以国民的信任感低，流通地区有限，而法币大部分被转移到内地，因此回收率并不高。此时，即使想要进行经济统合，统制流通物资，但由于敌区与“和平地区”的区分并不明显，使得经济活动及民族资本的投机活动混乱，许多汇率不同的货币同时流通。另外，由于敌方企图扰乱华中地区的经济，还出现了由物价高涨和物资不足引起的生产停滞和货币下跌。12如橘樸所指摘，政府主导的经济管制想要行之有效，那么民众的组织化必不可少，特别要注意的是如何获取来自上海民族资本家以及乡土社会(“乡党”)中名门望族的支持。但是，民族财阀的组织化也好，对家族、宗族、村落民心的把握也好，都未曾实现过。13

　　进入决战阶段后，太平洋上的水路补给路线、来自中国后方的陆路补给路线均被阻断，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迫切要求大陆作为“共荣圈的重要兵站基地”进行地下资源开发和增产，进行粮食输出和现地采办。14但是，需要筹措的资金数目庞大，但由于无法预计未来的收益，所以无法依靠民间的资金，不得已只能依靠华北的“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及华中的“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这两个国策公司不断发行债券来融资，并且需要长期依靠政府的补助金。15结果，由于重庆政府统治地区阻断了物资流出，对南京政府进行了经济封锁，金融、运输在华中和华北出现了断裂，无法进行经济循环，“确立国防经济”成了一句空话。16大陆作战愈加泥沼化，中国尤其是“和平地区”的通货膨胀就愈严重，日本也无法阻止政府预算中大陆方面相关的借入金持续增大。17

　　现代战争中，有时需要面向本国、交战国的人民以及国际社会发起言论战，特别是日本又非常警惕共产主义和亲美派在中国的蔓延，于是，日本向延安政府展开了对“赤化思想”国际共产主义的心理战。对于重庆政府，日本非常重视自义和团事件结束后美国势力在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以教育支援为中心的文化事业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日本对这种“亲美的”、“崇美的”倾向展开了心理作战。随着抗战向长期化转变，特别是面对重庆政府在国内开展的抗日运动所带来的民族意识高扬，日本想以将中国从美英的支配中解放出来，进而与南方诸民族共同进行“大东亚建设”这样的精神论来与之对抗。这一心理战借着进行和平工作宣传的名义向南京政府展开，不过同时，日本必须努力抹除南京政府是日本的傀儡政权、汪精卫是民族的“大汉奸”这一深藏在民众心底的疑虑。18

　　日本要求南京政府进行“和平救国”，实现“东洋道义”，避免重庆政府的“盲目的民族主义”19。这一时期关于南京政府的报道多半都旨在宣传通过对中国的文化工作实现“日支提携”。其时，“亲善”、“提携”的思想根据植根于日中传统东洋文化的共同基础及由其所产生的一体感，提倡所谓中国儒教道德与日本主张的“东洋道德”相一致的儒教复兴运动，强调从“大亚洲主义”立场来支持近代以来孙文提倡的革命事业所取得的实绩。20日本与南京政府都标榜和平救国和东洋道义，防止重庆政府的“盲目民族主义”。

　　以这样的思考方式为基础，京都学派高山岩男提倡超克美英式的自由思想及唯物发展论、实现世界史使命的哲学原理——“道义生命力”，并认为儒教与日本神道中保存着这种道义精神，对此，南京政府中也有相应的回应。21如：对抗西洋中心史观、超越西洋中心史观的“兴亚史观”22、“东洋世界观”23，还有融合了孙文三民主义中东洋性格、甘地的东洋自治论以及日本国体思想三者的“东洋枢轴论”24等，南京政府均有提倡。

　　然而，这不过是为了填补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一理念的空虚，日美军事力量相差悬殊，并且日本也没有能力抵抗美英反法西斯的国际舆论。而在南京政府看来，“和平工作”最终就是协助日本，不得不屈从于政权内部日本人顾问的指导。原本希望通过协助日本获得的政治独立所带来的经济自立，到头来变成了一味满足日军的物资掠夺和服务于军事决战。25

　　日本在这三个“中国”之外，还要面对一个于1932年“建国”的“满洲国”。决战阶段的中后期，南洋美军占有压倒性优势，中国西南的美军空军力量强盛，缅甸的英军陆军支援路线攻势猛烈，中国国内抗战能力增长，这些都让日本走向败战的气氛越来越浓烈。日本只能通过言论战从两个侧面宣传唯一一个相对较为“安定”的地区——“满洲”的治理实绩来标榜自己。一个方面是1942年末以“满洲国基本国策大纲”为基础进行的企业统制和生产力的提高，这一实绩主要在《东洋经济新报》上有报道。26另外一个方面是，标榜通过“满洲国”的“建国精神”——包含着儒教要素的“惟神道”——实现了“五族协和”与“王道乐土”，以此来鼓吹要将日本作为模范、作为指导者来敬仰，“满洲国”皇帝之上是天皇。这样的报道主要在《日本及日本人》上有登载。27

　　文艺界的思想战的宣传方法主要是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1回，1942年11月3日—5日;第2回，1943年8月25日—27日，均于东京召开)、中日文化协会全国大会(1940年7月28日于南京成立，第2回于4月1日—3日在南京召开，1944年8月28日解散)上的讨论成果，以日中作家交流、介绍中国文坛的形式在以《新潮》、《文艺春秋》为中心的文艺杂志上进行刊登。28但事实上，如林房雄进行实地考察后所感受到的那样，中国的抗日民族意识高昂，与日华文化交流大获成功的招牌正相反，“和平地区”协助日本的中国文学者只有周作人、俞平伯等寥寥数人，而在敌区则有胡适、郭沫若等众多作家在进行活动。而且，“和平地区”的作家加入很多文化团体，他们不过是在参加既成文化人的社交俱乐部罢了。29

　　通过决战阶段的思想战这一角度来观察日中战争时，为了将对美英的战争以及日华联合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论调在理论上进行正当化，在学术上、政策上做出干预，进行最大限度意识形态化的是平野义太郎。平野原本是讲座派马克思主义者，曾参与执笔《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1933年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被检举和拘留，其后便倾心于魏特夫的东洋社会研究并转向调查研究中国社会及南方诸民族的民族学。1940年他参加企划院东亚研究所(东京)进行的中国华北农村惯行调查，同年，下属太平洋协会企划部对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南洋群岛进行视察和调查。在《民族政治学的理论》(日本评论社，1943)一书中他提到日本对“南方圈诸民族”进行统治的指导方针尊重异民族的生活、宗教、习俗，“大东亚战争”的意义在于将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亚洲支配转变为解放亚洲。30此外，在《民族政治的基本问题》(小山书店，1944)中，他称为了对抗“盎格鲁-撒克逊式傲慢的民族优越感”确立“大东亚的道义新秩序”，需要通过“大东亚战争”来实现“从美英殖民地身份中解放”，并评价美国拥护重庆政府“掀起东洋的祸乱，极力妨害亚洲人建设乡土亚洲”，“只有汪主席才继承发展了孙文的大亚洲主义”(第226页)。另外，在《大亚洲主义的历史基础》(河出书房，1944)中他又说道，要重视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基础的自治“乡党”及道教的宗教道德，重庆政府是“美英资本主义的买办政府”，延安政府是“俄罗斯的走狗”，与南京政府进行“日华联合实现大亚洲主义是眼下当务之急”(第2—3页)。

　　不过，这个时候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对美战争中处于劣势，美英军队则正式参加了中国大陆的战争，苏联也开始与中国军队接触，中国的抗战能力逐渐开始压倒日军，这些是无论怎样进行新闻控制也掩盖不了的事实。1944年9月《东洋经济新报》发表《重视支那大陆》的社论，称卢沟桥事件发生已逾七年，现已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国民大众爱国心高扬，深切关心国际问题，军队与民众关系亲密，读书人与民众鼎力协助，内陆土著资本、来自海岸地带的买办资本和新型国家资本相互融合对内陆进行了开发”，当初的“混乱不统一”、“无秩序”、“国内对立”状态已走向统一，还称当下面对“自主抗战派势力逐渐扩大这一事实”，自主抗战派把握着“东亚全体的命运”，与其进行的武力冲突是“东亚的悲剧”，“要尊重支那的自主独立”，要正视抗日势力的中心在于“自主独立派”这一事实。31

　　随着中国战线上战局的恶化，日本在终战的当口想通过与重庆政府进行正式接触来为和平工作铺路，但这最终招来了南京政府的不信任。

　　中国人的日本认识

　　至此，我们对日本发行的杂志上刊登的日本人在日中战争中的中国认识进行了讨论。接下来我们将要考察中国人的日本认识，否则就称不上是日中之间的相互认识。可以清楚的是，对推进建立统一国家这一建国大业来说，革命是全体国民的当务之急，随着战争的长期化，进行“彻底抗战”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样一种氛围下，试图通过武力来阻止革命和建国事业的日本自然成了要打败的对象。

　　虽说如此，但就对日本发行的杂志进行涉猎，决战时期中国人所写的相关报道中除了重庆政府蒋介石，南京政府汪精卫、周佛海，延安政府毛泽东等指导者、政府要人的正式文件、声明和谈话以外，基本没有相应的消息。虽然有刊载翻译的中国人论稿，以及与日本人进行对谈、座谈会的相关报道，不过这仅限于《文艺春秋》、《改造》和《中央公论》等杂志，而且作者为汪精卫、柳雨生、陶亢德(柳、陶二人均参加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6年以叛国罪入狱监禁)、陈彬龢(日军进驻上海接收《申报》后，任命其为社长)、周作人(作家)、陈公博(南京政府立法院院长)、褚民谊(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长、驻日大使，战后被当作“汉奸”处决)等与南京政府有关的人员，或者是一些与和平运动相关的文艺家们，寄稿与发言的内容不过是呼吁日中和平之类。

　　关于中国发行的日本相关杂志的情况，林昶曾进行过细致的调查，写了一部专著。依这部专著的调查来看，1943年—1945年间发行的杂志中，与实物进行核对，可以确定有《日本评论》(1932年7月创刊，南京日本研究会，月刊)、《日本评论》(1940年3月创刊，上海日本评论社，月刊)、《中日文化月刊》(1941年1月创刊，南京中日文化协会，月刊)、《日本研究》(1943年9月创刊，北京日本研社，月刊)等杂志。《日本评论》杂志分为两种，前者为重庆政府一派，高举抗日旗帜;后者为南京政府一派，亲日色彩浓厚。《中日文化月刊》由汪精卫任名誉理事长的中日文化协会发行，其倾向不言自明。《日本研究》则不限于政府派别，收集了很多知日派学者的论稿，有很多从客观、学术的角度来介绍日本实况及日本文化的报道，是一部真正的有关日本研究的杂志。32

　　此外，根据前述徐冰的研究，可以确定这段时期存在的杂志还包括《宇宙风》(1935年于上海创刊，1947年停刊，编辑长林语堂，发行人陶亢德，半月刊)。《宇宙风》是一部独立的杂志，发行时间长，寄稿者为有过日本留学经验，或与日本文坛有过长期交流的作家、艺术家。33与该杂志此种情况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争接近末期的1945年2月，上海发行了一部名为《日本概览》(新生命出版刊)的书。著者为周幼海，是周佛海的儿子。当年，周幼海23岁，1月份刚刚从日本留学归来。他有很长时间的日本经历，且多与日本人交流，因此，对日本文化、日本社会、日本人的国民性、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中国论等都有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省察。发现这本书并对其进行了分析的徐冰认为这本书很可能是由周佛海和周幼海共著的，而且高度评价这本书是抗日战争以后最为全面、有独创性且系统性的日本论。34

　　此外，笔者本人可以确认这一阶段还有《中国青年》(1942年9月于上海创刊，1944年2月—10月改名为《新生命》，南京政府宣传部发行，中国建设青年队杂志，月刊)发行。《新生命》中有吉田东佑、内山完造等熟悉中国情况的日本人来稿，但杂志中大部分都是关于反共和平、决战胜利之类的相关论稿。不过，也还是有汪向荣的《日中文化论》(第5号，1944年9月)和《记〈观光记游〉作者冈千仞氏：60年前日本人的中国观》(第6号，1944年10月)那样笃实的日中文化论，以及吉田东佑《胸中的苦闷》(第2号，1944年3月)等介绍生活在“和平地区”的青年寄给作者本人的信件这样的论稿刊登。信件中讲述因他们的“亲日”话语被其他人当作“汉奸”的苦恼，还有被共产势力和贪官污吏“压榨”导致生活困苦的状态，内容大多是日本人不曾了解的。

　　纵览来看我们可以感觉到，日本公开发表的中国相关报道的寄稿者多为外务省、兴亚院、大东亚省、大藏省等相关部门的官僚，从属陆军、关东军的军人，以及“满铁”调查部等研究机关的研究员这些官界出身的人们。民间寄稿者则为同盟通信社、每日新闻社等参与报道的人员，除大学教授外，还有武者小路实笃、长与善郎、林房雄、草野心平等随军至大陆和“满洲”的从军作家。

　　让人意外的是，一直被认为是寄稿者主流的那些所谓的“支那通”在杂志中的来稿极少。可能是因为这时让那些通晓中国状况、精通中国文化与生活习俗、喜欢玩弄“支那趣味”的软弱的“支那通”们出场，仿佛让人感到决战态势下标榜质朴坚强的“日本精神”将被广大无边的中国大陆风土与文化吞没，从而产生一种危机感吧。为参加中日文化协会第2次全国大会而造访南京的大串兔代夫曾直言不讳道：“我最唾弃对支那讲‘通’，支那是我们日本人的生命问题，不是特殊问题，所以不允许‘通’的存在。”35斋藤晌也表达了自己对“支那通”的不理解和厌恶，“所谓支那通，就是一到了支那便觉得那里的任何事都好，而变成了伪支那人的人，他们已经不再是日本人了。在北京居住几十年，或者经常去支那旅游，让他们忘记了日本，变成了半个支那人，认为支那人更好。这类人非常多。已经几十年未归日本，如果只是身体还好，但他们就连精神也完全支那化了”。36

　　除了那些宣传“日支提携”、主导“和平工作”、煽动国民转向决战状态下总动员体制的寄稿者外，还有一些作家亲眼见过战场上中国人的表情，在迷茫中目睹了战争真相，尽管他们的数量非常少。其中包括像并非以军旅作家的身份从军而是以士兵身份参战的火野苇平和武田泰淳等人。火野以士兵的身份向中国人举起过枪，也被中国人用枪对准过，他从充满着“动物性憎恶感情”的迷惑中感到焦急与无奈，因为无论与多少中国青年成为好朋友，“日本人与中国的距离始终似远又近”。在他的心底对日本的侵略主义抱有深刻的疑问。最让人心痛的是那些生活在已成为战场的农村中的农民们的表情。目睹“农民们辛苦种植的农作物毁于战火，遭到军靴和炮车的无情践踏和碾压”这样的场景，“看到田园变为战场毁于一旦，替支那的农民感到悲哀”。37

　　火野的这种感慨，在武田泰淳以士兵而非作家身份、因参战来到中国大陆的第二年即1938年执笔的随笔散文《当地人的脸》(《土民の颜》)中得到了呼应。武田讲到“土民们的脸因日晒变得黑黢黢的，显得很朴素，但他们的心却如黑得望不见底的深潭一般。就连小孩子也拥有不可思议的机敏和智慧。我们士兵每天接触的就是这些贫困的土民们”，他认为，如果要宣扬“东方文化建设”，那么对象不该是清高的文化人和学者，而是“必须要拥有一种深沉的爱，在农民的表情中体会到人类的表情”，进而以此嘲讽那些在北京忙于不痛不痒的文化交流的学者同胞们。此外，于1921年很早就来到中国留学，并与中国学生有着深厚友情和恋爱体验的草野心平创作的诗也是意味深长。38草野在1943年追忆当年因卢沟桥事件归国的两名中国留学生时，写下了诗作《我相信我等待》(《私は信じ私は待つ》)。

　　1945年战争结束时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又是怎样的?这一时期，以3月发生的东京大空袭为首，全国的主要城市都受到空袭，5月德国投降，6月冲绳陷落，日本的败战气氛越来越强烈。对美英及中国的战争原本在境外进行，此时逐渐发展为本土内决战。由于向本土进行补给的路线被切断，物资枯竭，能维持继续发行的杂志少之又少。即使有，也因当时新闻管制越来越紧张而导致我们今日几乎无法再通过活字印刷资料来追溯人们的认识轨迹。

　　有一个比较罕见的事例是，东京大学教授、人文地理学者饭塚浩二认为这场战争是“已做好准备接受灭亡的战争”，他感觉今后或许不会再有机会造访中国的土地了。于是，1945年2月到6月，经由朝鲜来到北平，没有报告任务的他以自由之身对满蒙各地进行视察旅行。那里采用“满洲国”的“国家”形式，但统制经济和劳务管理疏漏百出;表面上顺从日本人但始终靠自己的力量顽强生存的当地中国人，与对战局的改变毫无感知、对上级唯命是从的在留日本人形成鲜明对比;还有立志让蒙古实现独立自主的蒙古青年;以及深入农村的八路军的真实状态等等，以上这些情况都被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下来。6月7日，饭塚在佳木斯站的月台上目击了让他心痛的一幕：那是因本土空袭受灾而从内地迁来的移民团。他们与其说是殖民者不如说更像是一群难民，引领他们的“满拓”工作人员则像是“牧羊犬”。饭塚战后回忆，当关东军败走之时，牺牲者大多数就是这些人。饭塚将“满洲国”瓦解之时的日本移民与当地中国人进行了对比，内容如下：

　　中国的苦力们将脏兮兮且薄得像煎饼一样的被子叠好夹在腋下，不知将要被带往何处，但是他们的表情相当平静，那表情仿佛在说：“我们从很久以前就已经扎根在这里了。”与之相比，我们不由得羡慕他们那种顽强的生活能力，他们给人的感觉是如此不同。……或许我们是时候该正视以下这两种人的区别了，一种是一味地只知道听从上级的安排，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上级的人;另一种则是不甘心在军阀及异民族的支配下成为家臣的人们，他们通过各种体验明白，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自己，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39

　　(译/于婷芳)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4-24 09: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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