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鬼子的德性（六）：抱团
2017-04-28 11:49:00  来源：作者：洪文军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纪念中国抗战全面爆发80周年，我们不能忘记侵略者烙刻在中华民族集体记忆里的锥心蚀骨之痛。痛定思痛，须认真审视日本鬼子的“德性”。唯有如此态度，才是对我们民族今天和明天负责，也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

　　回望中国抗战，曾经的“不团结”真真切切让人心痛。

　　“老西儿”阎锡山，辖地内修建的铁路都是窄轨。本省的火车开不出去，外省的火车开不进来……国家分裂、军阀割据，每个大佬都想当皇帝，真是让人“醉了”。

　　汉奸是中华民族心灵之痛、文化之弊、国民性的“恶之花”。国防大学金一南少将提供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数字：八路军抗战8年：活捉汉奸44万，只俘获日军1000余!听老辈人说起日本鬼子进中国的记忆，对汉奸、对伪军深之入骨。这可能需要一个大专题来研究的国民性课题，汪精卫可以单列一个课题。当看到文化名宿周作人为日伪卖命时，我们的思想也凝重起来。

　　“攘外必先安内”，蒋介石的这句名言让人脑洞大开。

　　卢沟桥事变10天后，“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了谈话。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该谈话的结语说：‘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毛泽东第一时间发表文章，对蒋介石先生的讲话给予肯定，说了上面的话。

　　团结，对当年一盘散沙的中国来说，太重要了。

　　勾心斗角、谙于世故、官场倾轧、貌合神离，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阴暗面，老外没有几年功夫根本琢磨不透。国民党高层一些官僚即便大敌当前时仍热衷于玩弄权术，着实令人吃惊。有人说，蒋委员长玩权术做大了自己，最终也玩掉了江山，输得很惨，败退于台湾。不无道理!

　　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基本总结中，提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第一大法宝就是统一战线，其他两个为：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和自己的战友们很大精力都用在营造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统一战线上，他本人通宵达旦地做动员、抓教育、写稿子。

　　日本鬼子不怕蒋介石的军队，甚至可以说，正是在和蒋介石军队的较量中增强了信心。他们怕什么?怕中国人团结起来。

　　据说，当年日本对华一直有着完整、详细的情报和智库分析，日本根据情报来分析当时的中国国情、社会形态、中国民众的态度。根据他们的情报分析，当时的中国支离破碎，各派势力分割国家;民心涣散，中国民众绝大多数对国家的未来命运漠不关心;社会动荡，各种狭隘主义的盛行无法达成统一的共识(日本当时主流主义是军国主义;德国当时主流主义是纳粹思想;苏联当时的主流主义是共产主义;英美当时的主流主义是资本主义)，依照情报和智库分析，当时的中国内部不可能团结一致，民众的力量也无法凝聚起来。因此，在日本看来，中国除了大之外，其他都无法和日本抗衡。

　　中国人的不团结，让日本鬼子看了笑话，钻了缝子，他们善于挑拨离间，分化瓦解中国抗日力量，在从中渔利、尝到甜头后，更看不起中国人。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我们应研究、学习日本鬼子的团结。

　　团结出战斗力!

　　日本鬼子深谙此道，总体上很团结。

　　淞沪会战中，日军陆军和海军部队都派上场，航空队对地面、水面作战力量的支持、配合尤为有效。

　　打仗，打的是战术，打的是装备，打的是钱，打的也人，是团队，是整体作战能力，以及动员能力。就以淞沪会战时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国防动员体制、平战转化体制、军事指挥体制相对于日本方面，差了很大一截。当时日本有17个常设师团，平时每个师团的兵力11000多人，战时扩编成特设师团，人员扩充为24000至28000多人，即由现役的38万人扩编为74万人。除了预备役兵外，日本的兵役制还有后备役兵88万人和补充兵役240多万人，各种兵役人员合计有448万多人。而当时的中国，只有203万现役兵，预备兵役和后备兵役一无所有。到处“抓壮丁”，也管窥国民党政府的号召力、凝聚力。

　　很多和侵华日军交过手的抗战老兵对日军单兵作战能力留下深刻印象。“日本人打仗厉害，不怕死，枪法也好。”抗战老兵柳子荣老人2013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1941年的时候，他随第一军在郑州、洛阳、三门峡一带和日军作战。在此后的4年里，他参加了大大小小二十多次抗日战斗。

　　国民党军队的参谋长陈诚在作战总结也提出：日军善于以少击众，部队素质优越。

　　日军不仅单兵作战能力很强,而且部队之间的协同配合也很好,不管是步炮配合，还是小范围的组、班(曹)、小队的内部配合，都是训练有素的。抱团、配合、训练有素，战斗力由此提高。

　　当然，侵华日军内部不是没有矛盾，相互竞争、争相做大之心很强烈。不同军兵种，来自不同区域的日本鬼子，也不乏小帮派，“城镇兵”看不起“乡下兵”的情况并不鲜见。但是总体上，他们目标一致，都想抢功，内讧少。

　　抱团，最终是指挥作战层面的配合。

　　抗战中一个看似有趣的现象：似乎每一次日军扩大侵华范围时，上层都有争议，甚至分歧很大，但是最终被侵华一线的日军裹挟着往前跑，抱团扩大战果。

　　九一八事变后，消息传到日本，朝野震动，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日本内阁认为时机还不够成熟，深感事件突然，陆军部的哥们冲动。天皇心里也没有底，虽然对中国及东三省觊觎已久。

　　今天咱知道了，九一八事变是日军特别是侵华日陆军蓄谋已久的。一开始也是试探性的发动，挑事的主犯是关东军等侵华激进派铤而走险的一次正面试探行动。如果中国军队拼死抵抗，真说不准是啥结果呢。

　　历史没有假设。

　　中国军队的不抵抗，让关东军大获成功，原来受到的指责变成了天皇和国内民族的一致力挺!侵华的野心、信心都大增了，上下、内外心更齐了!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关系愈发紧张。据说，日本军界内部，就是否继续扩大对华战争，分化为“扩大派”与“反扩大派”两个阵营。其中，“扩大派”以陆相杉山元、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为首。他们基于中国国内“反日”活动的增多，坚持必须“对华一击”。而“反扩大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为代表。这哥们也不是不想扩大，他主要考虑美国山姆大叔的感受，看着中国国民党政府和美国走得比较近，过早在中国拉开“日美决战”序幕有些操之过急。七七事变后，石原莞尔反对扩大战争，建议日军“撤至山海关”，但是战争机器发动后，意见很快统一为“扩大侵华”。

　　正如有的人所说，逐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结成团体。以团体的力量去面对生存挑战，去实现个人无法实现的逐利目标。而团体的内部需要秩序。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的秩序观逐步形成。置身岛国，条件恶劣，这也逼迫日本人抱团，对中国“风雨同舟”理解颇深。

　　精细、认真、严谨、小气、排外，这是很多人接触日本人的印象。进一步的深刻感受是日本人很抱团，为本国人服务的意识很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也不论地位高低，服务周到，细致入微。有人评论说，日本人有很强的“单一民族”——大和民族的意识，他们之间似乎有一条无形的链条连接在一起，外国人说日本人说话太暧昧，难以理解，而日本人自己说日本人自己不觉得，谁想说什么，有时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他们都能心领神会。正是因为这种意识，使日本从战后的废墟中迅速发展成今天的经济大国，也正是因为这种意识，使日本至今也很难被国际社会所接纳。

　　集团意识可以说是日本人最具特点的国民性。有学者分析认为，日本人的集团性特点起源于其稻作文化。因为稻作不同于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的旱田耕作，兴修水利、插秧收割等都需要集体的劳动与合作，由此形成了农村共同体，产生了集团意识。而日本社会传统的家族制度(武士阶级的家族制度和民众的家族制度)也是产生日本人集团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哪一种家族制度，家长的权威是需要家族成员绝对服从的。因此，在日本人的集团内部又很多的原则：权威的支配和对权威的无条件追随;不允许一切自主性批判反省的社会规范;集团内部的家族式气氛与对外部的敌对意识的对立。

　　很多去过日本人，对其地铁的吞吐量印象尤深，而其中一个感觉是，日本人似乎都愿意挤一挤，进了车厢的人看到还有人没上车还挺着急的。这让我们想到很多，包括“团结”。

　　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饱受列强欺凌，丧权辱国，除了政治腐败、经济和军事落后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阀割据、内部分裂、一盘散沙。对咱们来说，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宗教和文化、不同利益诉求的人，如何团结一心?这的确是个深刻的战略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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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22-12-21 16: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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