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内的卫生工作（一）
2017-05-14 10:09:09  来源：搜狐历史 作者王萌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王萌  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

　　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内的卫生工作——以同仁会为对象的考察(一)

　　抗战爆发后，沦陷区内卫生状况持续恶化，各地疫情不断出现，日本军政当局着手开展卫生工作。然而，在战时日本政府与军方的档案中，这一工作往往被冠以“对华文化工作”之名，使人难究其实。史料表明，同仁会作为战前日本在华最大的医疗卫生团体，深涉其中。抗战初期，同仁会即受日本军政当局之命，派遣由医师与细菌学家组成的多支诊疗班与防疫班前往沦陷区，开展医疗“宣抚”与防疫工作。随着战事的长期化，分布于沦陷区内各地的同仁会卫生机构，又对当地的卫生状况展开调查研究，履行起某种特殊的职能。通过梳理战时同仁会在沦陷区内的活动，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开展卫生工作的诸多线索。

　　迄今中日学界的研究表明，同仁会确实与战时日本对华医疗卫生政策存在直接关联。然而以往学界研究，大多限于对战时同仁会个别活动的考察，而未能将之置于日本对华卫生工作的整体视野中加以探究。一些重要史实，如同仁会与日军细菌部队之关系等，也未能充分说明。同仁会在日本军政当局的卫生工作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一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同仁会在华卫生机构与日本军政当局存在怎样的联系?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真相。另须说明的是，原同仁会医师的医疗报告、回忆录以及《青木义勇文书》等资料，以个人视角记述或回忆卫生工作的一些细节与内幕，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执行卫生工作的主角

　　成立于1902年日本“亚细亚主义”浪潮下的同仁会，由东亚同文会主要干部近卫笃麿、长冈护美与日本医界名士片山国嘉、北里柴三郎等人共同发起，长冈护美出任首任会长。同仁会成立之初，即确定宗旨，乃“作为人道之事业，以我日进之医学为基础，对清、韩及其他东洋友邦输出并普及医事卫生上之一切知识，共同实现人类之幸福”。早期的同仁会，作为依附于东亚同文会的民间医疗卫生团体，经费基本来自会员的会费与捐款，其对华医事活动，不过为派遣若干医师来华，在中国东北营口、安东经营两所小型医院(后转让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大隈重信任会长时期，同仁会开始调整对华方针，逐步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合辙。大隈说，同仁会在华的医疗活动“应谋求我国对华政治、外交、经济上之裨益”，故而自1918年起，同仁会在财政上开始获得日本国库的补助。至内田康哉、林权助担任会长时期，同仁会与日本政府的关系愈趋紧密，几被视为“政府机构”。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同仁会在华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深。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其扩张形式主要见于三途：

　　1.经营直属医院。1914年同仁会在北京开办日华同仁会医院(1927年改名同仁会北京医院)，1923年在汉口开办同仁会汉口医院，1925年同仁会又从日本外务省接收了青岛与济南的两所日资医院，改名同仁会青岛医院与同仁会济南医院。至抗战前，同仁会已在华经营4所直属医院。同仁会在经营这些医院时，始终存在与当地英美医院竞争的意识，如同仁会北京医院长期以洛克菲勒财团资助的协和医学院为竞争对手;对汉口医院的经营，则务求“外观与设备远超长江流域他国医疗设施，而为日本扬眉吐气”。然而，同仁会对四地医院的经营，受中国时局的影响很大，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举国掀起抗日浪潮，四地医院的患者大幅减少，医院收入随之剧减，经营一度陷入困境。

　　2.派遣巡回诊疗班。1930年同仁会汉口医院曾派遣巡回诊疗班前往宜昌、沙市、九江等地，昼间于街头对民众行医，夜间放映宣传卫生思想的电影，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为了打开九一八事变后的困局，同仁会在华医院吸取此前经验，于1936年实行巡回诊疗班制度。同仁会医院选定的巡回地区，多为医疗条件恶劣的内陆腹地，如当年5月北京医院派遣之巡回诊疗班，前往日本控制下的冀东通、蓟、玉田、遵化、丰润等地;10月同仁会济南医院派遣之巡回诊疗班，前往齐河、周村、明水、章丘等地;11月同仁会青岛医院派遣的巡回诊疗班，前往胶县、高密、坊子、益都等地。同仁会医师携带臂章，活跃于河北、山东乡野之间，竭力宣传日本医学，成为华北事变下特有的景象。

　　3.出版医药类书刊。1927年同仁会成立“华文医药学书出版会”，主要从事日书中译的工作。当时日本医家的重要著作，如西成甫《精选解剖学》、林春雄《病理学》等，经由汤尔和等人译介，受到中国医界的欢迎与重视。此外，同仁会也出版一些中国医学者如陶烈、沈恭等人的研究成果。据黄福庆的调查，战前同仁会出版的中文医学著作达44种之多。1930年同仁会又成立调查部，致力于调查中国各地的医疗卫生状况。

　　此外，同仁会还利用举办中日医师讲习会、奖励中国医学生赴日留学等形式扩大在华的影响。抗战前，同仁会成为日本在华最大的医疗卫生团体。然而，同仁会的扩张并非没有限界，其长期谋求在上海建立直属医院的计划，终因自身财力的局限而流产。同仁会对中国社会的渗透，也引起中国医界的警惕与反对。1931—1932年间，上海《医药评论》杂志就曾发表数篇评论，批判同仁会在华活动的目的在于刺探中国内政，协助日本军政当局对华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侵略。

　　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不久，平津沦陷。8月5日同仁会东京总部特向北京医院发电，指示其“应按实际情况组织救护班，以本会之精神采取救治伤病患者之行动”，而汉口、青岛、济南等三地医院，则按当地日本使馆要求，将医护人员先行撤回至日本国内。在总部的指示下，10—11月间北京医院组织数支诊疗班，协助日军“宣抚班”于城内救治中日伤患，对约4500人进行了免费治疗。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地区霍乱流行，日本军政当局为了避免疫情流入平津，在华北派遣军军医部的授意下，同仁会北京医院组织了一批小规模的防疫班，对市内各车站与城门进行检疫，并在日军协助下全力搜索疑似患者，对约20万北平民众进行了强制预防注射。抗战初期同仁会北京医院的诊疗及防疫活动，可谓同仁会参与日本对华卫生工作的先声。

　　随着战事的扩大，华北与华中沦陷区内原国民政府控制下的中央卫生试验所、中央防疫处等各级卫生防疫机构均告关闭，大批公私医院或内迁或停业，沦陷区内公共卫生体系陷入瘫痪，民众流离失所，各种疫病渐有蔓延之势。面对这一情势，日本军政当局开始着手以诊疗防疫为主的对华文化工作。日本在沦陷区内的卫生工作逐渐拉开序幕。

　　1937年9月初，外务省密令同仁会、大阪帝国大学医师团等数个团体，准备派遣诊疗班前往华北，协助当地日军“宣抚班”开展医疗“宣抚”工作。所谓“医疗宣抚”，即由日军特务机关下属的“宣抚班”，利用各种医疗资源对沦陷区的民众进行治疗，使之感慕“皇军之德化”。9月21日同仁会制定《同仁会诊疗救护班派遣中国计划之纲要》，将已撤至日本的原汉口、青岛、济南医院医务人员，各编一班，准备派遣来华。相较其他医疗团体，外务省对同仁会诊疗班抱有更高的期待，要求“值此事变之际，作为我方文化工作之一，应使派往各地诊疗班之活动，尽量得到中外民众的谅解”。《同仁会救護班派遣二関スル件》(1937年9月22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同仁会对参与医疗“宣抚”工作，态度积极。

　　在诊疗班的派遣过程中，同仁会防疫班的准备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1937年10月，日本驻外使馆获得国际联盟即将派遣防疫班来华的情报，这引起了日本军政当局的警惕。外务省认为，“鉴于华北各地卫生状况不良，防疫设施尚不完善，除诊疗事业之外，更有着手防疫事业之必要”。考虑医疗资源整合等问题，外务省决定仍由同仁会作为执行对华防疫工作的主体，并在同仁会内成立“临时对华防疫事业部”。在财政上，除国库补助外，外务省另给予同仁会独立预算之权利。此外，外务省还密令东京帝国大学医学教授宫川米次等人前往华北调查当地疫情。宫川等人在经由伪满进入华北之前，特别与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就未来“华北卫生开发”进行了密谈，在华北的实地调查中又得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的支持。宫川回国后不久，出任同仁会副会长，积极联络日本各大学的防疫专家，策划对华防疫业务。

　　日本军政当局对同仁会执行战时卫生工作充满期待，不仅因其拥有庞大的医疗资源、丰富的在华工作经验，还因其长期以来处于日本大陆政策的一端，为日本的国策服务。就卫生工作内容而言，无论医疗“宣抚”工作还是防疫业务，乃至日后开展的调查研究，都须得到本国医界的支持与参与。开战之后的日本医界，充斥着“医学报国”的口号，不少医师视同仁会为日本对华“卫生开发”的先锋，期待利用这一平台来华一显身手，日本医师会机关报《医海时报》就称，“(同仁会)此次事业之宗旨，乃广招天下人才，使之尽可能多地从各方面了解中国现状，为日后国人在中国的发展作出贡献”。寄托日本军政当局与业界双重期待的同仁会，成为执行日本对华卫生工作的主角。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5-14 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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