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内的卫生工作（二）
2017-05-14 10:13:33  来源：搜狐历史 作者：王萌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王萌  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注释从略

　　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内的卫生工作——以同仁会为对象的考察(二)

　　二、日军特务机关控制下的诊疗班医疗“宣抚”工作

　　1937年10月初，继平津之后，保定、石家庄、沧州、德州等华北各大城市相继陷落。在派遣地的选择上，华北日军特务机关认为，平津等地医疗条件相对完善，同仁会诊疗班在当地的工作，不会产生多少效果，故同仁会诊疗班应先派往保定、大同等前线地带。

　　以原同仁会汉口、青岛、济南医院组成的三个诊疗班，10月7日从大阪出发，前往天津。在抵达当地后不久，华北日军即出台《同仁会诊疗救护班勤务要领》，要求“诊疗班在从事我军战地后方施疗工作时，应在我军指挥下，协助宣抚班施展我国医术，努力安定中国人心，但主要从事对日本人的诊疗工作”。华北日军特务机关由此要求诊疗班应先为日军伤患服务。同仁会专务理事小野得一郎虽然认为医治日军伤兵并非诊疗班来华之使命，但也委婉地表示，将于视察前线之后视军医人手情况再作进一步的商议。

　　战初，同仁会在身份认同上与当地日军特务机关对其之认识存在龃龉。在理事小野得一郎等同仁会高层干部眼中，诊疗班不属于日军军医系统，其首要任务是对中国民众进行医疗救治。而在特务机关眼中，医疗“宣抚”工作不过是宣传的策略，在战地军医短缺的情况下，日本医师理应首先为日军与日侨服务。不久，同仁会高层就发现，同仁会诊疗班若没有当地日军特务机关的支持与援助，其工作根本无法开展。小野得一郎的态度随即软化：“为避免护士空闲待机，可使之临时服务于北京兵站医院及丰台野战医院”，而向日军特务机关表示了妥协。此后三个诊疗班的医疗“宣抚”工作，在当地日军特务机关的指挥下徐徐展开。

　　以原汉口同仁会医院为主体的汉口诊疗班，先受华北日军甲集团军特务机关之命，前往沧州与德州。通过医师的诊疗报告，我们大致可以了解该班在当地开展医疗“宣抚”工作的情况。如外科医师多胡樽祐在报告中称，作为战时特有之现象，来访的患者受外伤者极多，其中知识阶层极少，大多为劳工或难民，而患者往往将不洁之民间药物贴于外伤创口，导致恶疾续发。由此可知，医疗“宣抚”工作的对象，主要是缺乏基本卫生知识的底层民众。1938年10月25日汉口沦陷，汉口诊疗班受日军之命回归当地，因原同仁会汉口医院已毁于战火，日军特意选定法租界内原平汉铁路管理局为新诊所，希望利用诊疗班的活动对租界内的民众施加影响。据该班1939年1月《业务报告》记载，该班除一般业务外，其妇产科须“对我国从事接客业的妇人实施检梅工作”。由于战初日侨基本撤出汉口，所谓的“日人接客业者”，应是指随军来汉口的慰安妇。由此可知，诊疗班的医疗“宣抚”工作，还包括对慰安妇进行妇科检查。

　　以原同仁会济南医院为主体的济南诊疗班，分为两部。以班长外田麟造为首的本班奔赴石家庄，水野重光为班长的分班则前往保定。战后的石家庄，在外田麟造看来，“战祸痕迹依然，治安也未定，街头市民毫无影踪，店铺紧闭，清晨多能听到枪声，有身临前线之感”。至1938年年初，难民开始回归，诊疗班的工作开始变得繁忙，“除普通患者之外，亦从事对特殊妇人的检梅治疗。当时石家庄共有500名特殊妇人，其中25%左右必须立即接受治疗”。在保定的水野分班，也在当地板垣兵团特务机关的特别委托下，对中国性服务者进行检梅工作。不言而喻，诊疗班对中国慰安妇的加急检梅与治疗，反映了当地日军对性服务的急切需求。

　　以栗本定治郎为班长的青岛诊疗班，1937年10月受华北日军特务机关之命，于北京郊外顺义温泉村开办临时诊疗所。据栗本定治郎的报告，开始民众对日本医师颇为畏惧，问诊者极少，诊疗班利用当地伪治安维持会、自卫团等傀儡组织反复宣传，方使民众敢于前来问诊。该班不久奔赴太原，最后回到青岛。在辗转大半个华北之后，栗本感慨道，“诊疗班作为负责我方宣抚工作之一部分，当初即有挺身而出之觉悟。随着秩序逐步恢复，理应整理设备，以传播日本医学的真正价值为主要使命”。可见，一部分日本医师如栗本，对于诊疗班的“真正价值”无法实现，内心有所失望。

　　战初同仁会的三个诊疗班，紧随日军侵略华北的步伐而移动，可谓处于日军“宣抚”工作的第一线。战前同仁会汉口、青岛、济南医院都有过巡回诊疗的经验，不少医师对农村医疗工作的开展，并不陌生。从同仁会统计的数据来看，派遣期间诊疗班的工作量相当繁重，汉口诊疗班工作750天，诊疗患者234432人;济南诊疗班工作791天，诊疗患者270910人;青岛诊疗班工作930天，诊疗患者162203人。在不少医师的报告中，都希望军方允其回归原属医院。随着三个原医院系统诊疗班的回归，同仁会第一阶段的医疗“宣抚”工作宣告落幕。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这并没有阻止日军在华中的攻伐。与华北的情势不同，华中是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带，亦是英美等国利益集中之所在。为了粉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野心，掩饰日军在南京等地犯下的暴行，并与当地的英美医疗组织展开竞争，同仁会决定开展第二阶段的医疗“宣抚”工作，向沦陷区南京、上海、太原、石家庄等地派出以各大学医学部为中心的四支新诊疗班，其中最重要的两支，即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为主体的南京诊疗班与以庆应义塾大学医学部为主体的上海诊疗班。

　　日本军政当局对同仁会南京诊疗班的派遣工作极为关心。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在向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的报告中称，南京日军特务机关在当地开展的“宣抚”工作，受到来自英美等国卫生机构的阻力，“外人怀抱杞人忧天之想法，有意通过他们之手推动此项事业……(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应组织由我方权威医师带领的派遣班，采取紧急措施”。在南京当地，虽然1938年2月18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已停止运作，但欧美组织对难民的救助活动并未停止，其中具有美资背景的鼓楼医院，对南京民众多施救助，“在整个非常时期的医疗工作，十分引人注目”。

　　1938年3月的南京，仍笼罩于大屠杀后的恐怖气氛中。上任不久的日本驻南京总领事花轮义敬深感“宣抚”工作乃第一要务。在花轮的催促下，同仁会南京诊疗班于1938年4月28日宣布开诊。为了吸引民众前来，诊疗班特别规定仅对日本患者收取费用，而对中国患者完全免费，一时间因战火而家财尽失的难民，纷纷前往求诊。为与鼓楼医院对抗，诊疗班提出开办同仁会南京医院的计划，“本地美资鼓楼医院吸引了大量中国患者，唤起了他们对欧美的崇拜思想。我方宣抚工作若要顺利进行，就必须要有能与鼓楼医院对抗甚至凌驾其上的医疗设施”。由于南京诊疗班有意识地与鼓楼医院展开竞争，至1938年8月时医疗“宣抚”工作已初见成效。花轮义敬称赞诊疗班所取得的成绩，“现在患者一日已超过600人，而由美国人经营鼓楼医院每日不过仅三四十人，通过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人对于日本医疗机关已表现出不断的信任”。

　　南京诊疗班的医疗“宣抚”工作情况，从班长冈崎祗容向外务省提交的报告，可以一窥端倪。战后的南京，“在外科上可见相当数量的创伤，大多已放置了六个月乃至一年以上”;“5月的南京，沙眼是最严重的疾病，其次是皮肤科的疥癣，再次是内科的一般呼吸病，肺结核的情况也相当严重”。冈崎的报告，虽然反复强调了中国民众的各种疾患主要来自于“卫生思想的贫乏与医疗设备的奇缺”，但令冈崎等日本医师最为担忧的，并非中国民众凄惨的命运，而是前来问诊的中日妇女患性病比例之高，“中国妇女中患淋病、梅毒者极多，正如古云‘战争是性病传播的媒介’，应该认定其与事变密切相关……日本妇女的井出氏反应(该反应用以检验是否感染梅毒——笔者注)、淋病检测阳性率亦很高，这虽是她们从事特殊职业的缘故，但因关系到出征将士卫生安全乃至事变后我民族的根本性问题，我们痛感从事检测工作的妇产科责任重大”。

　　相较南京诊疗班，日本军政当局更为关注上海诊疗班的国际影响。1938年5月8日上海诊疗班抵达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即指示该班：“上海乃欧美各色诊疗机关林立之地，作为与之为伍的我国诊疗机关，希望树立我军慈善医院之地位，进而展现我国医学卓越之价值。”淞沪会战中毁于战火的上海南市，是诊疗班的重点工作地区，医师们积极开展街头宣传，与工部局、公董局下属医院争夺民心。7月后问诊人数不断增加，避难于租界内的民众陆续前来问诊，诊疗班的业务一度极其繁忙。上海诊疗班在同仁会各地的诊疗班中，经营比较成功，据战后该班人员回忆，该班“完全以中国人为诊疗对象，很早就放弃了总部不合理的诊疗费的规定，采取自由经营的模式，故而是全同仁会诊疗班中经济状况最好的”。

　　在派出南京、上海诊疗班后不久，同仁会另向太原、石家庄派出两个诊疗班。这两个班完全听命于当地日军特务机关的调遣，石家庄诊疗班班长新垣恒政在遇到交通运输等问题后，就称，“如今更为痛感的是，进入大陆时务必获得军方的同情与协助”。甚至诊疗班的驻地，除“同仁会诊疗班”牌子外，还必须挂上“大日本军宣抚班诊疗所”的牌子，以向民众表明，诊疗班的医疗“宣抚”工作是“处于日军庇护下”的活动。然而，因同仁会医疗设备的严重短缺与经费的捉襟见肘，这两个诊疗班的运营不久即陷入困境。不少班员因卫生状况恶劣患各种疾病，班中人心动摇，要求返回日本的呼声高涨。

　　1937—1939年间，同仁会共派出了两批七支诊疗班，“约250名班员于各地活动，为之投入经费达200万日元”。沦陷区内各地同仁会诊疗班，完全为当地日军特务机关所控制，成为日本对中国民众展示其医学优越性、淡化其侵略行为的工具。同仁会诊疗班作为各地特务机关开展“宣抚”工作的招牌，正如日本作家久米正雄等人在参观上海诊疗班后的感受，认为他们不过是在日军特务机关指挥下露骨的“为了宣抚而派遣的文化部队”。应该说，同仁会诊疗班的医疗“宣抚”与一般宣抚还有所不同，它更为注重感化的效果，日本医师们认为，“比之文字海报的宣传，在现实中对患者进行治疗并使之亲眼可见，当然效果更好”。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日军“宣抚”官都认为，医疗“宣抚”工作是“宣抚”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最为有效且直接”的方式。

　　在各地日军特务机关的要求下，同仁会诊疗班的派遣并没有中止。从《青木义勇文书》可见，从1939年至1945年日本战败，同仁会总部及各地同仁会医院陆续派出多支诊疗班深入中国内地。这些诊疗班一般规模较小，例如，1944年12月，为了配合日军“一号”作战，由南京诊疗班派遣至白水—衡阳间的巡回诊疗班，仅由1名医员与3—4名护士组成。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随着日本国力窘促，同仁会在华诊疗班前往各地医疗“宣抚”之目的，也与战争前期大相径庭。例如，1942年5月，上海诊疗班受荣1644部队之命，派出班员前往苏州等地协助日军调办大米等物资;又如，1944年6月，开封诊疗班受北京日军司令部之命援助郑州兵站医院，实际上于当地秘密从事登革热的防疫研究。资料表明，这些巡回诊疗班，也是完全听命于当地日军特务机关的调遣。

　　客观上说，同仁会诊疗班中的个别医师基于人道主义的思想，对于救治中国患者的确投入心力，甚至希望通过行医“补偿日军所犯的罪行”。但从诊疗班整体的活动来看，它们在日军特务机关的指挥下与欧美在华医疗机构展开竞争，体现了日本垄断沦陷区医疗体系的意图。显然，医疗“宣抚”工作无法改变沦陷区内落后的医疗体系，也不可能带给民众长期的医疗保障。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5-14 10: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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