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内的卫生工作（三）
2017-05-14 10:16:27  来源：搜狐历史 作者：王萌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王萌  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注释从略

　　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内的卫生工作——以同仁会为对象的考察(三)

　　三、与日军细菌部队相结合的防疫工作

　　1938年3月29日，外务省对同仁会下达《对华防疫事业方针》，明确同仁会的防疫区域为华北与华中沦陷区，并要求“一俟条件成熟”，即将派往华北、华中的同仁会防疫班改为常驻机构，建立沦陷区内以日本为主导的防疫体系。为了控制同仁会在华的防疫业务，日本军部规定：“派往中国者将解除外务省委托的一切现职，转为我军的‘嘱托’，并隶属于我军。”原本日本军政当局利用同仁会开展防疫工作之目的，在于与国际联盟派遣来华的防疫班竞争民心，然而这不过是日本军政当局的“想象”。国联虽于战初派出三支防疫班前往西安、长沙、南宁等地，但他们的活动区域与同仁会的防疫区域并没有交集，两者也就根本谈不上竞争。

　　面对日本军部的催促，同仁会自始就感到在华防疫任务的艰巨。副会长宫川米次就称，“我在接受此任务时，因无法预计后果而感到踌躇，由此受到了以军部为首各方的鞭挞”。1938年4月5日，宫川米次等人利用日本医学总会于京都召开之机会，与日本医界防疫专家商讨技术援助等问题，参与讨论者包括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细菌战专家。此后，同仁会派出以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高木逸磨为班长的华北防疫班，与以大阪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谷口腼二为班长的华中防疫班。在规模上，华北防疫班人数达98名，华中防疫班则达88名，远远超过了各地诊疗班的人数。

　　华北防疫班抵达北京后，将据点设于北京东厂胡同1号日本东方文化事业部内。由于1938年夏季上海等地已爆发霍乱疫情，为了阻止疫情流入华北，华北防疫班立即派遣分班前往北宁、津浦、胶济、陇海、京汉、正太等铁路沿线要地，对来往民众进行强制病菌检验与预防注射。当时防疫班检疫设备与霍乱疫苗的生产，主要由天坛实验所来完成。

　　1938年年初，华北派遣军强占国民政府设于天坛神乐署的原中央防疫处，成立防疫给水部(即后来的华北甲1855部队，时称菊池部队——笔者注)。在之前的淞沪会战中，日军采用了石井四郎研制的净水过滤器，成立了中国战场上第一支防疫部队——“上海派遣军防疫给水部”。此后，在华日军各师团陆续设立防疫给水部，这一部门成为日军中的公开机关。防疫给水部队，名义上宣称从事防疫及净水补充业务，实际上进行细菌武器的研制与开发，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也不例外。对于菊池部队从事细菌战的罪行，中外学界已有不少成果问世，本文不再赘述，不过笔者认为，关于其职能及活动的情况，仍有诸多需要探明的内幕。众所周知，细菌武器的使用，极具误伤己方人员的可能性，生产细菌武器的同时，必须进行与之相应疫苗的研制与生产。这种一体两面的关系，当然也体现于菊池部队的业务之中。

　　同仁会华北防疫班利用天坛实验所开展防疫业务，从一开始便与这支细菌部队存在密切的联系。为了说明这一问题，首先有必要了解华北防疫班的内部组织结构。据相关资料，华北防疫班下设四个部门，分别为总务部、教育部、生产部、调查研究部，其中关键的业务部门是生产部与调查研究部。生产部担当生产霍乱疫苗的基地角色，调查研究部则从事与疫情及水质相关的调查研究，两个部门均隶属于菊池部队。按照华北日军对防疫班制定的工作方针，防疫班作为“军队的防疫机关，以战斗为基准，按照军方要求实施并指导传染病的消毒与指导工作”，且“因华北的特殊性而直属于军队防疫给水部，进行防疫业务及防疫用产品的制造及检查”。华北防疫班自身对其与菊池部队之关系，亦有明确的说明：高木班长以下各班员被派遣至各地，直接受各部队长的指挥与监督，作为部队的一份子从事防疫业务，在各地的防疫工作中取得了相当的实绩……北京总部，菊池部队的水质检查、血清生产、细菌检查等一般性防疫事务，现大部分皆由防疫班员之手完成，部队对此深表感谢。菊池部队进行细菌战工作的诸多细节，如疫苗的生产量与致病细菌生产量之间的关联，细菌的毒力试验等，在防疫班的报告中多有陈述。应该说，同仁会华北防疫班是华北日军细菌部队在防疫职能上的延伸，它的角色处于日本对华细菌战的外围。

　　华北防疫班在菊池部队的指挥下，分派于天津、塘沽、青岛、芝罘、石家庄、济南、徐州、新乡、太原、郑州等地。班长高木逸磨在其报告《关于华北防疫事业》中详细描述了各地分班与霍乱的“战争”，还特别指出防疫工作中的问题所在：各地卫生当局对支出防疫费用缺乏热情，他们虽在会上作出承诺，却迟迟不肯实行，在鞭挞斥责之后，方才缓缓推动者不在少数……上流阶层仅为保护自身安全，而对国家的困境、民众的苦恼漠不关心，这就是一般中国人的心态。由此就可知中国卫生当局对防疫的态度。对于卫生状态不佳的大陆，战后我国国民必将大量涌入，这是应当深刻思考的重要问题。从高木的报告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医学者在中国沦陷区内推行殖民医学的基本逻辑：正因为中国政府(指傀儡政权——笔者注)无力开展防疫业务、上流阶层漠视民众的疾苦，日本就应代其为之。且在高木看来，同仁会的防疫工作归根到底是日本对华进行殖民统治的一种手段，是保障在华日人卫生安全的必要措施。当时同仁会高级医师中，持与高木相似言论者并不少见。

　　1939年3月，兴亚院撤废同仁会临时对华防疫事业部，将华北防疫班改为华北防疫处，成为日本军政当局联合控制华北防疫事务的常设机构。然而华北防疫处的人马完全来自原防疫班，日军防疫给水部队对之控制无丝毫改变。华北防疫处成立后仍于天坛办公，与西村部队(即甲1855部队，后由陆军军医大佐西村英二担任部队长——笔者注)共用白喉毒素研究室、猩红热毒素研究室、免疫室、痘苗室等研究室，从事霍乱疫苗、伤寒疫苗、伤寒副伤寒杆菌混合疫苗、痘苗、白喉毒素及血清、猩红热毒素及血清等的生产。1939年7月，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认为华北防疫处的业务过于分散，应集中于主要城市，地方防疫任务则可交于中国防疫机构。此后，华北防疫处将具体的防疫事务逐渐转交于华北沦陷区各地伪防疫委员会。

　　相较华北的情况，同仁会在华中的防疫任务更为艰巨。1938年3月，日本军政当局预计当年夏季上海极有可能爆发各种疫情。不久后成立的同仁会华中防疫班，设据点于上海南市旧市政府内，下辖7个部门及上海、南京两个支部，组织结构与华北防疫班相似。由于当时华中日军还未成立统一的防疫给水部，该防疫班在具体业务上还必须“与上海、南京军队的野战防疫部密切联系”。与笼罩于华北防疫班的神秘色彩不同，华中防疫班不仅与伪上海临时防疫委员会、日本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非军事机构保持密切合作，而且还公开参加工部局主导的上海防疫委员会，特意向世人展示日本防疫技术的先进性。面对霍乱的挑战，宫川米次洋洋得意地宣称：“当上海霍乱流行如期而至，我的同僚高木教授、谷口教授都充满干劲，这实际上是日本医学为世界所知的绝好时机。”

　　然而现实中，华中防疫班展现的却是另一副面孔。日本医师凭借日军的武力，肆无忌惮地于街头对民众强制注射疫苗，沪上“凡欲往各沦陷区域者，日本当局概须查验防疫证书，设无此项防疫证书，则不准通行”，租界内中外医师纷纷出售防疫证书，民间对之转卖、伪造者屡见不鲜，防疫班的活动导致民间极度恐慌。华中防疫班何以置同仁会的“宣抚”形象不顾?日本医师在业务报告中毫不讳言地说明原因：“本防疫班的使命原为通过防疫对中国居民进行宣抚，然而负责的防疫工作实际上处于军队的外延，故与我军的防疫有着密切关系”。处于日军防疫给水部队外延位置的防疫班，当然以保障当地日军的卫生安全为第一要务。

　　在日军的授意下，同仁会华中防疫班派遣医师前往无锡、杭州、九江等地展开巡回防疫工作。1938年8—9月武汉会战期间，日军“于酷热之下艰难行军，疟疾患者大量产生，总兵力17万人中约半数罹病，部队战斗力锐减，尤其是跨越大别山的部队陷入苦战”。可以想象，将大量医疗资源与防疫力量投入前线的日军，已经无暇顾及九江等沦陷区内城市的防疫工作。

　　1939年1月同仁会将华中防疫班与华北防疫班一并归由兴亚院统辖，3月华中防疫班改称华中防疫处。兴亚院将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大量设备移交该处，使其疫苗生产能力大大提高。1939年4月，华中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即细菌部队荣1644部队——笔者注)成立，成为同仁会华中防疫处的实际指导机关。此后，华中防疫处陆续派遣多支防疫班前往内地，这些防疫班与当地同仁会诊疗班合并，成为同仁会在华中沦陷区内中小城市的派出机构。1940年随着汪伪政权的成立，华中防疫处名义上将部分防疫业务交由伪卫生部承担。然而这一转让并不慷慨，同仁会特别声明，凡其防疫药品“以后须照价收费，方得继续供给”，伪卫生部不得不承诺“拟仍由本部向同仁会购办供给，发放各地卫生机关使用”。

　　华北、华中的日军防疫给水部队与当地的同仁会防疫机构，在沦陷区基层开展防疫工作时，虽然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指导同仁会防疫班的有时还有日军军医部、特务机关等)，但在具体防疫业务上也存在明确的分工。原同仁会济南防疫处医师神山定治回忆1940年于商河地区进行防疫工作时的情景，可供参考。因地方上疫情多发，我们接受军医部的指示，与防疫给水部合作，奔赴当地。运输、防卫、检疫等综合性工作则交由防疫给水部负责，诊疗、检查则由防疫班负责……当地霍乱患者推定达三千名，我们还受到过两次夜袭。我们主要从事灭蝇、阻断交通与预防注射等具体工作，当时似乎还劝告民众，说八路军也是需要接受预防注射的。我们在进行注射时周围都安设了机枪，当地集合了相当多的居民。两周后霍乱疫情终于熄灭了。由此可以推知，日本军政当局于沦陷区基层开展防疫工作的基本模式：同仁会防疫班对基层民众的检疫与诊治，依赖防疫给水部队的武力来进行;防疫给水部队则利用同仁会防疫班丰富的宣传经验、高效的工作能力，达到迅速扑灭疫情之目的。

　　既然同仁会在华防疫工作与当地日军防疫给水部队有着深度结合，那么置身其中的同仁会医师是否具有细菌战的意识?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同仁会医师对细菌战并不陌生。宫川米次在视察华北各地沦陷区时，就多次声称天津等地爆发的霍乱乃由中国军队蓄意发动细菌战所致。1938年6—8月间石家庄防疫班在报告中指出，“对于患者排泄物等的检查，从医学的角度判断其毒力及菌型，我们必须判断是否为细菌战的结果”，该班还分发传单：“虎烈拉(指霍乱——笔者注)是人类之共敌。蒋介石将虎烈拉菌注射于西瓜甜瓜之内，开始杀害吾等无辜人民。不让虎烈拉侵入市内一步。”我们若将视野投放至同时期的伪满奉天地区，就可发现当地亦发生霍乱疫情。“满洲”医科大学细菌学教授北野政次恰也认为，这是“敌方谋略”的结果，“谋略的方法主要是对田中的甜瓜或西瓜注射霍乱菌液……奉天已发现间谍侵入进行种种策动的事实。综合判断，这是中国为侵入而进行的谋略”。北野的说法与宫川、石家庄防疫班的说法如出一辙，可见同仁会医师对细菌战的运用方法早已熟稔于心，战时日本对华细菌战的发动与运作，对同仁会医师而言不过是公开的秘密。此外，原汉口防疫诊疗班医师山口伊典战后忆及日军驻汉口防疫部队利根部队的情况，亦可为一旁证：因终战后的军政关系，在华中防疫给水部之名已不复存在，利根部队也消失了。大多为部队(主要是陆军医院)所吸收而解散。我认为，这或许因他们与满洲、上海本部的战犯活动存在关联吧。就我所知，汉口的利根部队并未进行过战犯的活动(有一个混蛋队长，曾劝我进行实验，而为我一笑了之)。因此终战后日军防疫部队的动向是不明确的。山口伊典对利根部队是否进行人体实验的说法，虽然存在自相矛盾，但他了解防疫给水部队存在人体实验的内幕，当无疑问。令人颇感兴趣的是，山口回忆中所揭示的华中防疫给水部队在日本战败时“遁形”的史实，不仅证实了同仁会医师与防疫给水部队存在密切的关系，而且为我们了解华中当地细菌部队战后的行踪，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5-14 10: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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