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内的卫生工作（四）
2017-05-14 10:18:38  来源：搜狐历史 作者：王萌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王萌   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注释从略

　　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内的卫生工作——以同仁会为对象的考察(四)

　　四、“大陆医学”名义下的调查研究

　　随着战时日本对华卫生工作的展开，考察中国各地疾病的分布与流行情况，调查各菌种、病毒的原型，成为日本军政当局交付同仁会的又一重要任务。1938年3月，取代小野得一郎出任同仁会专务理事的田边文四郎(时为陆军军医中将)要求同仁会各地诊疗班利用长期滞留中国的机会，与当地民众接触，全身投入医事卫生之调查研究。副会长宫川米次更是直言不讳，称中国下层民众乃日本进行疾病研究之“处女地”。日本医师们对于调查研究兴趣盎然，“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而奋起的医学者们，呼吁要让日本医学进入大陆，一些学者及一线工作者已于实地开展调查工作”。1939—1941年，在同仁会医师看来，“可谓同仁会各处各班进行日常业务性研究、或对特定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的最黄金时期”。同仁会在“大陆医学”名义下进行的调查研究，与其医疗“宣抚”工作及防疫业务紧密结合，直接服务于日本军政当局对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当然是其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9年6月至1945年5月发行的同仁会机关学术刊物《同仁会医学杂志》，其中刊载了339篇医师的研究论文与调查报告。对之解读，不仅使我们得以了解同仁会在此期间调研活动的旨趣所在，也可从侧面看到日本统治下沦陷区内民众卫生状况的一些实相。

　　从篇目来看，同仁会十分关心各地传染病的流行情况。民国时期，政府及社会所谓的传染病，一般指伤寒或类伤寒、斑疹伤寒、赤痢、天花(痘疮)、鼠疫、霍乱、白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等急性传染病。这些传染病因传播快、危害大，日军在攻城略地时，罹患者不在少数。同仁会对于这些病种的调查与研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此外，一些常见的慢性传染病与风土病，如结核、砂眼、黑热病等，也被同仁会各地的卫生机关纳入调查研究的范围。

　　在各传染病种中，同仁会对霍乱疫情的调查研究，最为突出。在《同仁会医学杂志》中，关于该病的研究共有29篇，占发表论文总数的8?6%。同仁会对该病的调查地域极为广泛，几乎包括沦陷区内所有同仁会下属卫生机构的所在地。在日本国内，虽然江户晚期霍乱极为肆虐，但至近代，由于霍乱疫苗的普及与日本防疫制度的确立，1926年后日本本土已基本杜绝霍乱的发生;在中国，抗战前，国民政府已制定并执行各种防疫措施，各地霍乱的发生，亦呈减少趋势。1937年战事爆发后，霍乱疫情死灰复燃，同仁会各地防疫机构如临大敌，时刻警戒。1941年后霍乱仅在沦陷区内零星发生，例如，同仁会华中防疫处对苏州地区1942年7—11月间发生的数例病情展开详尽调查，发现其原因乃因当地气温比往年趋高而无降雨，市民取用沟渠及公井之水所致。1942年3月同仁会于海口成立诊疗防疫班，将势力延伸至海南岛。日军掠取岛内各种资源，役使大量中国劳工兴建各种设施。1942年石碌铁矿及附近村落发生的霍乱疫情，527名患者中死亡475名，死亡率之高，令海口诊疗防疫班十分震惊。该班在调研报告中称，“石碌北黎地区的日本工事开发者，自霍乱发生以来，已痛感建设卫生设施之必要。由此特别期待宿舍之改建，及上下水道等其他设施的设置”。战时沦陷区内霍乱疫情的蔓延与扩散，既与各地卫生环境的恶劣有关，也与人群因各种原因的高度聚集有关，1944年日军进行所谓的“一号作战”，随着大量部队在河南与两湖地区的集聚、移动，日军中接连爆发大规模的霍乱疫情，日本军部为之惊惧。

　　同仁会另一重要调查研究对象为疟疾的传播。为了调查疟疾在长江流域的分布，同仁会对沿岸民众进行了大规模的采血检疫工作。1939年华中防疫处发现，作为长江流域特殊风土病的疟疾，是当地患众最多的恶疾。在安徽芜湖一带，1940年6月至1943年12月期间，同仁会芜湖诊疗班对当地21800名住民进行了采血检测，得出了当地民众中患四日热与热带热者远较患三日热者为多，尤其是患四日热者最多的结论。战时恶劣的劳动环境，同样助长了疟疾的传播，例如，九江诊疗防疫班调查了当地日军役使的劳工中爆发回归热的原因，发现“实际上是为运输物资而从汉口征来的苦力，在路途风雨中劳作而导致发病”的结果，反映了日军虐使中国劳工的暴行。

　　《同仁会医学杂志》也有相当篇目研究黑热病的流行区域与传播途径。肆虐于淮河流域的黑热病，战前南京国民政府曾开展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防治工作，然而收效甚微。抗战爆发后，黑热病在沦陷区内的流行，对日军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据同仁会华北防疫处副处长石井信太郎调查，华北日军罹患此病者相当之多。故而华北防疫处对此病极为重视，自1939年7月起多次派遣医师前往华北各地，尤其是患病密度最高的江苏海州地区。通过实地调查，医师森下哲夫等人发现，黑热病于华北流行之南界，在于安徽寿县沿淮河往东至洪泽湖，及从大运河之清江浦附近(淮阴、淮安)至涟水、阜宁一线。

　　1941—1942年间，同仁会各地卫生机构在日本军政当局的指挥下，进行了一次关于中国各类疫病流行的大调查。这次调查区域包括沦陷区内几乎所有省份，基本勾勒出战时沦陷区内传染病的流行情况。在调查报告中，同仁会对战时鼠疫的调查结果，仅有“除了华南福建，尚未发现值得注意的地区”寥寥一句，这当然不符合当时的情况。1940年10月、1941年11月间日本对浙江衢州、宁波，湖南常德等地实施细菌战，大量带有鼠疫杆菌的跳蚤被投放至当地，造成大量人员死亡，鼠疫作为日军开展细菌战的重要武器，早已为中日历史学界所确证。同仁会与日军细菌部队具有密切的联系，然而其关于鼠疫的调查研究报告仅有3篇。从这些报告中也未能看到同仁会对浙江、湖南，或者其他各地鼠疫流行地区进行过任何的调查。似可推知，在日本研究细菌战的阵营中，同仁会与防疫给水部队，就具体病种之调查研究还存在明确的分工。

　　除传染病外，关于性病、鸦片中毒的研究，亦不在少数。性病的调查，多在各地诊疗班或防疫班进行检梅工作时进行，调查对象一般为所谓的“特殊”妇人。1942年10—12月，张家口诊疗班通过在对当地中日“特殊”妇人的检梅，发现中国妇女罹患性病的比例是日本妇女的8—15倍，同仁会医师认为，“我国相当多的青年男子，不得不于大陆生活，其生活不如国内自由……他们出于性之本能肆意放纵。然而(‘特殊’妇女)罹患性病比例之高，实在令人不胜寒心”。。

　　同仁会对于中日民众毒品中毒情况之调查，开展于日本总领事馆控制下的北京慈善戒烟所(1940年1月设立)与隶属于南京诊疗防疫班的戒烟科(1942年3月设立)。1940—1943年间，同仁会华北卫生研究所对当地500例吸毒日人进行调查，发现“与日本国内相比，重症的中毒者情况令人震惊，在接触身心落魄的国人时，不禁为我民族的未来深感担忧”。对于日本人罹患烟毒最重要的原因，调查之医师亦说得很明白，“他们沉溺于海洛因等，归根到底乃因获得此物远比国内容易”。令医师们吃惊的是，在日伪的统治下，1943年时南京登记吸食鸦片者共1728名，官方认可的吸烟所共339家，这两个数字较3年前汪伪政府成立时的统计数据大为增长。同仁会关于性病与毒品的调查报告，虽然是对特殊人群的调查，但一定程度也反映了日本军民在沦陷区内生活的放纵，以及由此带来的身心健康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同仁会的这些研究成果，为细菌部队所关注。原731部队细菌战犯川岛清战后承认，他完全了解当时铃木知准等人进行的关于治疗鸦片患者的研究，并赞赏他们从中获得的丰富经验。

　　同仁会还对各地风土人情进行调查研究，内容可谓五花八门。例如，开封诊疗防疫班对当地民众的主食小麦、高粱、粟的营养进行调查，指出“初看起来是极粗糙的民众常食，在营养学上却具有相当的优越性。只要将华北中国人的主食略加改良，即可适应日本人之饮食嗜好，完全能够成为日本人的食粮”。同仁会诸如此类的调查研究，含有强烈的殖民统治意识，医师们通过实地调查各种疾病滋生的社会土壤，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提供各种卫生学上的依据。

　　同仁会医师的一些行径与当时日本军医的所为并无差异，属于医学暴力。由于同仁会一些活动受到中外注目，除检梅工作与强制疫苗注射之外，其违反医学伦理之行径，较为隐秘，笔者试举3例。

　　华北防疫处为了研制斑疹伤寒疫苗，大量培育衣虱。由于衣虱的培养需要吸食常人血液，故而该处雇用了4名苦力，每日将数个小盒状饲虱箱绑于其腿部，供虱吸食血液。医师在报告中写道：“1盒虱子(400—600只)若每次吸血1cc，1日供20—30个盒子吸血的苦力就会失血40—60cc(一个月约1800cc)，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量……幸而在中华民国，衣虱的饲养是比较容易的，我处暂且为了那些暴露于该病感染威胁的人们，着手生产这种疫苗。”

　　徐州诊疗防疫班为研究外界温度、药液温度与人脑脊髓液温度之间的关系，对健康男性18人进行了人脑脊髓液温度的测定实验。医师在试验过程中“对被实验者小脑延髓槽进行穿刺。……如果穿刺过度，上臂及脸部就会感到电击之痛苦而出现头晕眼花”。该班医师另对患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10名青少年进行了相似的实验，其中年龄最小者仅4岁。该班还对正常人注射伤寒、副伤寒菌混合疫苗，利用相似的方法观察其脑脊髓液的温度。

　　因1944年8月26日北京出现了1例霍乱，华北防疫处对先农坛乞丐收容所内收留的1700名乞丐强制进行防疫实验。该处“为了掌握中国民众中携带赤痢、伤寒、副伤寒及食物中毒等情况，对活着的乞丐及尸体进行了各种细菌学上的检查”，为了掌握他们对痘毒的感受性，“用本防疫处新研制的发痘力强的疫苗，为他们中的1018人实施了种痘，并观察接种的效果”。医师们之所以进行这些实验的原因，乃“中国接近80%的民众都是下层阶级，或为以后的治疗提供若干的参考”。

　　毫无疑问，以上实验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带给被实验者身心之痛苦可以想见。战时同仁会违反医学伦理的调查研究，虽然与731等细菌部队“活体实验”“活体解剖”之残忍程度相比，尚属小巫见大巫，但就其内含的军国主义意识而言，两者并无本质差别。

　　五、结语

　　如前文所述，同仁会在战时日本的对华卫生工作中充当了主要的执行角色。通过对同仁会在沦陷区各种活动的考察，我们大致能够了解到卫生工作的主要内容，至少包括医疗“宣抚”工作、防疫业务及医事卫生上的调查研究三个方面。同仁会开展的这三项工作，与日本军政当局之联系，具体可归纳如下：

　　第一，医疗“宣抚”作为日军“宣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同仁会在外务省的指导下，派往沦陷区各地的诊疗班来实施。各班在当地日军特务机关等部门的指挥下，利用免费医疗等策略，安抚底层民众，改善日本殖民统治者的形象。一些地方的诊疗班，还受日军特务机关的委托，对慰安妇进行检梅工作。

　　第二，同仁会在沦陷区内的防疫业务，主要由其派往华北、华中的防疫班(处)来执行。这两个防疫机构受当地防疫给水部队的指挥与调度，从事对民众的检疫、疫苗研究与制造的工作，同仁会的防疫业务作为日军细菌部队防疫功能的延伸，基本处于日本对华细菌战计划的外围。

　　第三，在“大陆医学”研究名义下，同仁会在沦陷区内各地的卫生机构，对各地卫生状况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与研究。同仁会医师还对底层民众进行各种实验，满足自身的研究私欲，而日本军政当局则从其研究成果中获取中国社会的卫生情报，用于各种隐秘的目的。

　　从中可见，卫生工作实质上是战时日本军政当局利用以同仁会为代表的本国医界，在中国沦陷区获取民心，保障自身卫生安全，以及发展殖民医学的一项综合工程，其目的是在沦陷区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卫生体系。作为执行卫生工作主角的同仁会，从中获得诸多实利，充分体现了其对日本军政当局的依附。1937年抗战前夕，同仁会在华的卫生机关，仅有4所直属医院，所辖医师数十人，日本国库当年对之补助，不过70.9万日元;至1943年间，同仁会在中国沦陷区内的卫生机关，已达到约70所，下辖职员约5000名，当年日本国库对之补助，高达990.2万日元。在日军的武力支持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京鼓楼医院、上海仁济医院等23家外资医院先后被同仁会接收，日本基本实现对沦陷区卫生体系的垄断与控制。

　　战时同仁会执行的卫生工作与日军对华细菌战，是日本医界参与侵华战争的两大途径。但与细菌战的隐秘性不同，同仁会的医疗“宣抚”等活动，大多公开进行，对于同仁会对沦陷区社会生活的介入，民众的感观不一。有人看到同仁会诊疗班占据旧政府机关，感慨山河破碎，“满目疮痍”。也有人附和日伪的统治，称中国医院“总得像日本一样组织巡回诊疗班等等，从事乡村的保健工作，努力普及卫生思想”。总的来说，以笔者有限的阅读，民众对战时同仁会活动的观感，在中文资料中并不多见。推其原因，或正如同仁会医师所述，卫生工作的主要对象是沦陷区内的底层民众，而他们一般又缺乏书写的意识或能力。

　　遗憾的是，同仁会于抗战末期的活动，未能于本文中清晰呈现。随着1945年8月日本战败的临近，同仁会在沦陷区的卫生机构陷入瘫痪，“东京本部的相关者，为了免除战犯指控，一片混乱，出现资料皆无的状态”。1946年1月4日，同仁会被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以“协助并支持战时日军的侵略活动”之名义勒令解散，同仁会在沦陷区的卫生机构陆续为国民政府接收，大部分日本医师则被遣返回国，也有一小部分因身处内陆，加入国共两军，个别医师甚至1949年后定居大陆，服务于新生的人民政权。

　　(完)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5-14 10: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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