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日本在“汪”“蒋”间的摇摆政策
2017-05-20 08:53:04  来源：搜狐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作为对“蒋”“谋略政府”的汪伪政府

　　1938年1月，日本政府发表第一次近卫声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与中国新政府合作，调整两国邦交。近卫声明的发表，意味着在“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当局决心否定国民政府，与自己扶植的在华代理人“调整两国邦交”，来确保在华侵略利益。在近卫声明发表前后，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分别于北平、南京成立。

　　但伪政府的实力和影响力相当有限，对沦陷区的统治尚赖日本维持，要“调整两国邦交”实属勉为其难。日本当局认为，有必要统合现有的傀儡政权，扶植一个“实力政府”。1938年7月8日，五相会议通过《中国现中央政府拒绝屈服之际的对策》，要求“在继续强化现有的各亲日政府实力的同时，努力将之统合为一个政府”，使其成为“中国实际上的中央政府”，借此“取代现有的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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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央政府”的首脑被指定为汪精卫，日本当局希望汪精卫发挥自身在国民党内外的影响力，发起“和平运动”，并统合华北、华中的伪政府，从而建立一个有实力的“新中央政府”。日本媒体大力宣扬“汪派的和平运动已扩展至中国全境”，“围绕着汪派的和平运动，事变正孕育着划时代的前景”，“事变处理进入了新的阶段”。日本政府则公开宣称：“帝国以‘全力支持汪精卫，期待成立以汪为中心的新中央政府’为根本方针。”

　　与日本当局的期待相左，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并未动摇抗战根基，汪精卫阵营实力毕竟有限，而重庆国民政府也并没有走向崩溃，仍然在坚持抗战。如果以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央政府”不能“取代现有的中央政府”，那么对于日本当局而言，扶植汪伪政府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而且，一旦汪伪政府成立，日本当局对其“正式承认”，那么要绕过汪伪政府，同重庆政府进行中日会谈，就难以自圆其说。

　　扶植汪伪政府只是日本当局侵华“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并非不可替代。既然汪伪政府难以满足日本当局的预期，那么不可避免地在日本当局内部出现了要求暂缓扶植汪伪政府的声音，如华北方面军、在香港进行“和平工作”的小川平吉分别向东京当局提交的报告就持这种意见。

　　华北方面军认为，在无法靠实力征服中国的情况下，成立“新中央政府”，来促进重庆国民政府从内部瓦解，这是一种“谋略行动”。若不能达成此目的，过早成立“新中央政府”，不但没有意义，还必将导致“新中央政府”和重庆国民政府并立对峙，不利于收拾局面。小川平吉也认为，日本期待“通过汪扩大在中国的统治”，“促使蒋政府崩溃”，这是不切实际的，蒋介石政府仍有相当军政实力，难以在短时间内崩溃，汪精卫成立的“政府”则“恐怕影响力很难及于占领地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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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反对意见并不一定会直接影响日本的中央决策，但在汪精卫等积极筹备伪政府的同时，日本当局的对华战略，仍在“汪工作”与“重庆工作”之间摇摆不定。《事变解决秘策》提出，如果汪伪诸人反对日本的“重庆工作”，日本可以“弃汪求蒋”：“若汪方阻碍日本与重庆之谈判，可据情况将其排除，虽形式上仍然与新中央政府交涉停战，然汪蒋合并工作以重庆方面为主体，事若至此，需引导国内舆论之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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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当局对华政策的摇摆，招致汪伪方面和日方从事“汪工作”人员的不满，认为日本当局没能充分认识到汪伪政府的意义，双方缺乏互信。主导“汪工作”的影佐祯昭不禁感叹：“日本政府与军部的事务当局中，也有对于成立汪政府的意义缺乏认识，不热心于支援和平运动者”，“汪政府要人之中，有不少人对我哀叹说日本不相信友人”。

　　汪伪方面对此也有相似意见。日本当局在没有知会汪伪方面的情况下，进行联络重庆国民政府的“桐工作”，周佛海得知后颇感失望：“今井、臼井赴港，犬养等在沪从未提及，令人不能不怀疑日本之诚意。”

　　既然日本当局认为“应使汪方认识到”，“重庆工作必然存在”，周佛海也明确表示，不会反对“重庆工作”。在接待来访的日本众议员神尾正雄时，周佛海声言：“余告之以中央政府即使组织，绝不至阻碍全面和平。”但如果日本当局进行的“重庆工作”影响了汪伪政府的成立，汪伪方面则难以接受。周佛海得知日本当局可能不会立即承认汪伪政府后，向犬养健表示：“余谓余辈绝不反对与重庆谈判，但新中央如日本不承认，则宁可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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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初，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制定当年对华方针，决定将1940年的对华工作分为前半年和后半年两个阶段。前半年，继续加强“解决事变”的努力，即“汪工作和对重庆工作并进”，如果效果不彰，后半年则逐渐转入“大持久战”阶段，基本放弃“重庆工作”，准备与重庆国民政府长期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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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上述方针声言要在1940年前半年“汪工作和对重庆工作并进”，但考虑到汪伪政府将在这个时期正式宣告成立，中国派遣军仍将“重庆工作”置于对等的地位，足见其对“重庆工作”的重视。中国派遣军参谋部同期制定的《关于解决事变的极密指导》将“重庆工作”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新政府成立前的努力，至三月左右为止”，以及“新政府成立后的努力，持续半年左右，若不奏效，则转入大持久战”;并强调汪伪政府的成立，不能成为“重庆工作”的障碍……可见中国派遣军将汪伪政府“当作正式政府”，是在“重庆工作”成功，即“事变解决”，或者“重庆工作”“不奏效”，日本当局决心进行“大持久战”后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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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重庆和谈与暂不承认汪伪政府

　　汪伪方面希望，在汪伪政府成立后，日本当局能立即加以承认。1940年2月27日，周佛海告知犬养健：“如日方不决定承认中央政府，吾辈即停止组府工作。”3月2日，汪精卫也向日本方面表示：“新政府是否具有实力，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是否具有稳固地位。日本迅速正式承认，赋予其新中央政府的地位，才是最重要的。”

　　与汪伪方面的希望不同，对日本当局而言，汪伪政府的实力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其对汪方针。鉴于汪伪政府缺乏实力的现状，日本当局决定暂不急于承认汪伪政府。而是在汪伪政府成立后，派遣“特派大使”与汪伪政府交涉“基本条约”，对汪伪政府的正式承认与签订“基本条约”捆绑，暂不敲定具体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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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当局秘密进行的“重庆工作”，一直对扶植和承认汪伪政府事宜产生影响。在汪伪政府成立前的1940年3月15日，日本军方文件《目前对华处理要领》(以下简称《要领》)要求，“若停战协议在汪政府成立前签署，则促进汪与重庆政府的合作，可接受汪提出的延期或中止成立新政府的请求”;“若成立政府在先，我方应尽可能在促使重庆政府接受现实的同时，对承认新政府加以保留”;“不管哪个在先，均应积极促进汪蒋合作，签署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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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领》认为，可以将汪伪政府的成立当作“桐工作”的筹码：“为促进、隐蔽桐工作，应将对以汪为中心的新政府的支持具体化”，通过对汪伪政府的支持，可以对重庆国民政府施压，同时掩护秘密进行的“重庆工作”。

　　其次，成立汪伪政府，并促进汪蒋合并，通过汪伪政府的缓冲，可以在保持近卫声明立场的前提下，实现与蒋介石的交涉。由此，对汪工作随时可以转变为对蒋工作：“应派遣特命全权大使，指导、参与作为承认新政府前提的日华新关系条约的交涉。若此期间桐工作取得突破，则全权大使的任务，应变易为同汪蒋合作后的国民政府交涉、缔结日华新关系条约。”

　　因此“新政府成立工作，并非仅为拥护汪政府，而是要促进一实力政府的出现，作为解决事变的对象”，落脚点实际还是在“实力”问题上。就此，日本当局要求汪伪方面“了解”“支持”日本当局的“重庆工作”，给予“谅解、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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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伪政府成立后，日本当局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因此根本转变，“重庆工作”仍占有重要位置。4月19日，中国派遣军参谋部要求

　　“新中央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重庆工作”，又在5月8日通过《当前处理事变方针》，规定“事变解决”的整体指导思想，仍应遵循1月1日通过的《关于解决事变的极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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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被日本军方寄予厚望的“桐工作”长期不见成效。中国派遣军参谋部于7月27日制定《终结桐工作指导方针》，要求不能再逡巡于低层次的会谈，应从速争取高层会谈，无论实现与否，尽快对“桐工作”有所了结。“本工作现阶段的根本思路：将诱出敌国主权者进行直接谈判作为主要目标”，“万一能确定重庆方面的诚意”，则“停止针对具体条件的争论，先行实现高层会谈”，“就算交涉失败，也能明了敌人真实意图，鼓励全国全军奋起，由此下定打十年战争的决心，这样反而会推动战争尽早结束”。

　　中国派遣军通过“桐工作”实现“高层会谈”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中国派遣军在1940年8月10日，日本海军在9月10日相继确认“桐工作”失败。9月28日，中国派遣军参谋部在《今后对重庆工作处理要领》中承认，“桐工作进行至此，无论是把握重庆真实意图，还是发挥其谋略价值，均无收获”，并决定“今后对此不抱期待，也不加强对应措施，仅作为一条情报源残存”。

　　“重庆工作”的挫折，预示着汪伪政府在日本当局战略中的位置将得以提升。日本当局逐渐将战略方针转向“大持久战”，决心抑制对“重庆工作”的期待，加强对汪伪政府的扶植：“在条约准备完成后，即行承认新中央政府，移向对大持久战的指导”，“加强国民政府的实力，使其配合我战争战略。新政府在得到承认后，也须有实行大持久战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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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初制定的《关于解决事变的极密指导》中“预想承认新政府的时期在本年年末”。 “桐工作”基本停止后，距年末还有几个月时间，此际日本外务省在“重庆工作”上表现活跃。

　　9月3日，外务省提出和平条件案，认为只要能实现“汪蒋合并”，日本可以对其形式不加干涉，“汪蒋合并”不必采取南京政府收编重庆政府的形式，蒋介石非但可以不下野，甚至可以作为“新政府”的领袖，让汪精卫下野。考虑到这与近卫声明中“不以重庆政府为对手”的精神相悖，方案认为可以在实际上以重庆政府为对手，但不发表相关声明，和平条约则与汪蒋合并后的“新政府”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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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9日，外务省出台《中国事变急速处理方针(案)》，决定“全面进行和平交涉”。在交涉中，可以一方面“利用日本同新政府的外交调整已经整备的现状”，借承认汪伪政府，对重庆政府进一步施压;一方面释放善意，“与其执拗于近卫声明，不如先行进入具体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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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6日，外务省通过《中国事变急速处理方针》，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和重庆政府的动向，帝国政府应从速进行实际上以重庆政府为直接交涉对手的全面和平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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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务省反对将赌注放在军方的“谋略工作”上，考虑在进行政府主导的“重庆工作”的同时，可以多线齐头并进。一方面，《中国事变急速处理方针》提出，对重庆的全权交涉代表，可以由总理大臣级别的人物担任，给予其充分的决断权。另一方面，为了联系重庆国民政府，外务省各部门建议广为撒网，如东亚局第一课提议“派遣经过政府授权的民间人士，如头山满或其子秀三郎等重庆政府信任的人物去重庆，或者在上海、香港方面，联系接近蒋介石的人物，比如周作民、钱永铭、张季鸾等，或者陈诚、戴笠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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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重庆工作”与承认汪伪政府

　　日本外务省在军方的“重庆工作”失败后的活跃，一方面，是其同军方的侵略立场一致所致;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有同军方争夺对华政策主导权的考量。抗战爆发以来，日本军方尤其中国派遣军一直在对华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40年4月，阿部信行被任命为“特派大使”，代表日本政府与汪伪政府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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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部信行虽然是日本政府的“特派大使”，但实际上主要负责日汪基本条约的交涉，中国派遣军则掌握着更大的对华事务的发言权。1940年4月19日，中国派遣军参谋部通过《鉴于当下事态统一并强化当地事务处理的方策》，要求“确立派遣军的最高地位，当地的有关战争和事变处理的各种事务，由派遣军主宰、计划并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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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底，“桐工作”宣告失败。8月，外务省内部出现要求由外务省掌握对华事务主导权的提案：“统一国内体制的第一步，是统一处理中国事变的执行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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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务省要在对华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就要强调自身相对于军方的优势，其中较明显的优势，当属对国际环境的综合把握和利用。外务省的“重庆工作”方案也体现了此点内容。外务省制定的《中国事变急速处理要领》中“强化对重庆攻势”部分的第一条，即是“外交体制之强化”。其中要求“从速与德意缔结同盟条约，并努力在对苏关系方面打开局面”，从而增加重庆国民政府的压力。同时，注意尽量不刺激英美等国，防止其支持重庆国民政府……

　　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日苏中立条约》的谈判也得以推进。不过，日本当局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劝降工作，一直效果不彰。随着渐近之前设定的1940年末的期限，日本当局不得不按照原定计划，准备承认汪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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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三年抗战，虽然日本声称国民政府已经沦落为“地方军阀”，但实际上，如1940年11月外务省制定的《处理时局相关重要事项》中提出的：“现在作战的目的，是控制中国大势，占据要冲，培养长期经营东亚的实力，使得国民政府因中原丧失而崩溃，或在名实上均变成一地方政府。”可见日本当局认为，让国民政府“在名实上均变成一地方政府”的目标仍未实现，故只能修订计划，实行“大持久战”了。

　　如前所言，根据日本当局的计划，决心实行“大持久战”的阶段，也是将工作重点转向扶植汪伪政府，准备加以承认的阶段。1940年11月，在日本大本营联络会议上，首相近卫文麿表示：“现时帝国难以进行使重庆政府崩溃的武力进攻，短期内重庆政府不会屈服，而南京政府已经成立，并正在逐步增强其政治力量”，“帝国于此际决心进行真正的长期战争，承认新政府，培养、强化其政治力量，使其具有协助我方处理事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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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当局承认汪伪政府，既难以让自身面临的局势得到实质性改观，也未使汪伪政府的实力和前景发生根本变化，更未从根本上“削弱”重庆国民政府。由此，虽然日本当局计划一旦承认汪伪政府，就搁置“重庆工作”，但实际上仍对“重庆工作”抱有希望。军方认为：“即便到了今日，如果重庆政府愿意主动屈服，与汪政府合作，那帝国也做好了宽容以待、息战讲和的准备。”正式承认汪伪政府后，“即便转为长期战，帝国对中国事变的目的不应有所变更，仍然期待通过政治、军事两方面的措施，促使重庆方面屈服”。军方甚至还希望，承认汪伪政府会带来重庆国民政府内部的动摇：“承认新中央政府，明示日本的坚决态度，可能会对重庆方面的动摇分子有所影响。”

　　政府方面也表示：汪伪政府在各项协助日本事宜及“重庆工作上，配合我方各种措施，作为我方事变处理之一翼，发挥某种程度的作用”。表现出仍不彻底放弃“重庆工作”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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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从扶植汪伪政府成立，到正式承认汪伪政府，日本当局的对华政策几经摇摆，存在不同的对汪路线。一条路线是将汪伪政府当作与重庆国民政府交涉的筹码，扶植汪伪政府工作的落脚点放在诱降重庆国民政府上，必要时可以放弃汪伪政府，即将其当作“谋略政府”;一条路线是以汪伪政府为日本当局的交涉对手，将重点放在扶植、强化汪伪政府上，培养其统治占领区，并增强其支援日本当局的侵略战争的能力，将同重庆国民政府的接触当作侧面工作。两条路线互相竞争又互相影响，汪伪政府虽然成立了，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日本当局仍将其仅仅视作“谋略工作”的一部分，不急于正式承认。随着诱降重庆国民政府的失败和抗战局势的变化，日本当局不得不转换对华政策，汪伪政府作为其统治工具和利益代理，得到了日本当局的正式承认。

　　本文出自《青年党史学者论坛》第4辑，有删节。作者张展，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5-20 08:5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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