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的橄榄枝：抗战时期日军的“宣抚班”
2017-06-25 16:11:35 来源：搜狐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应运而生的“面具部队”
日本人最喜爱的传统艺术，莫过于能剧了。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表演时必须戴上面具。面具对于能剧演员来说无比神秘，平时都密藏于精致的木盒中，绝不轻易示人。他们深信，一个面具就是一个角色的灵魂，绝不容任何人轻易侵犯。大幕开启，戴上面具走向舞台的能剧演员，不再是他自己，而是面具所代表的那个角色。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烧杀抢掠的血火硝烟尚未散尽，一支特殊兵种便应运而生——这就是专以征服中国民心为主要任务的“宣抚班”。他们如同能剧演员一般戴着面具粉墨登场，以恩威并济、剿抚兼施的手段进行“教化安抚”，欺骗麻痹中国军民的反抗意志。到1940年时，华北389个县已有275个县设置了“宣抚班”，“宣抚班”成员达2925人。
▲“宣抚班”成员在卢沟桥附近“参观学习”
日本人明白依靠武力取得的胜利只是暂时的，要保持对中国的长期占领和统治，就必须依靠文化的渗透来“收揽人心”。因为日军的军事占领对当地的老百姓而言，仅如同皮肤的接触，而非人心的接触。要达到长治久安，还必须全力进行“安抚人心”的文化工作。只有文化才能使有形的胜利变为无形的胜利，使暂时的胜利变为永久的胜利。于是一大批日本学者和机构纷纷著书立说，详细研究并提出了具体的“对支那文化工作方案”。其中尤以矢代幸雄在《对支文化工作的目标与它的方策》中说得最为直白：
所谓文化工作，以古语而言，正是人心收揽之术。近代语言中以为过于露骨，故名之曰“文化工作”……现在，必须使文化工作回到最初的目标——以日本为中心的人心收揽术。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伴随隆隆推进的大炮和坦克，“对支文化工作”也紧随其后大规模展开。日本人最先针对沦陷区的上层知识分子进行攻心战，利用各种怀柔手段劝诱文化人士与其合作，为伪政权服务。然而，受过高等教育的读书人，深知当汉奸乃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犯险之事，一般人不敢轻易下水。即使是曾留学东洋“亲日家”，也很少有人敢以身试险。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军国政府把目标转移到了占领区的广大底层民众身上。于是，“宣抚班”这一特殊的组织在日军部队中应运而生了。如果说日军的武装侵略是对付中国人民的硬刀子，那么“宣抚”活动则是一把软刀子，危害比枪炮更隐蔽，也更为阴险。受命组建华北“宣抚班”本部的八木沼丈夫就经常把一句名言挂在嘴边：“宣抚官是不拿枪的战士!”
小山荣三是一个在中国前线进行过大量调查研究的文化特务。在对中国的抗日宣传做过系统分析后，他在《战时宣传论》一书中提出要“攻取支那人的心”，逼迫中国人“口服心服”，就必须极其重视对他们的“宣抚工作”。他详细地列举了“宣抚工作实施要目”，包括民心的安定镇抚、治安维持、军事协力等六个方面。在强调“安抚工作”的重要性时，他说：“正是因为有了冒着枪林弹雨，献身于建设之圣业的前线的特务机关、宣抚班的人们，才能确保我们在思想战中的最后的胜利。”
日本人不愧从隋唐起就开始当中国的学生，他们选择“宣抚”一词作为发动“思想战”的代称，本身就机心颇深。这个词语起源于唐朝的“宣抚使”制度，它原指唐后期皇帝派出的巡视战后地区及水旱灾区的大臣，称宣先安慰使或宣抚使，是中央派任地方的军事长官。日军使用“宣抚”一词是故意取此意而用之，表面上文化味儿十足，实则把中国沦陷区视作其“地方”进行笼络安抚，赤裸裸的殖民味道不言而喻。这种处心积虑的“司马昭之心”，在华北方面军《宣抚工作指南》中表露无遗：确保日军交通和通信线路安全完备;收抚民心，培养建设“新政权”之基干;尤其要“使民众由敬畏趋向融合，进而形成合作，以收到反共灭党之实效”。
“宣抚班”实施奴化统治的根本奥秘就在于“以华制华”。因此日军对挑选“宣抚人员”可谓慎之又慎。“宣抚班”有专门的编制，正副班长均由“高人一等”的日军官兵充任，其班内成员则统称为“宣抚官”。由于拉拢人心的工作极具挑战性，日本“宣抚官”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技能，有的能写会画，有的巧言善辩，有的懂得医疗治病，可谓各有所长。
至于从汉奸群体中挑选中国人充当“宣抚官”，日军的条件则更为苛刻。他们看不上那些不入法眼的“三流人物”，而希望网罗“德高望重”的中国人为自己服务。日军“宣抚班”明明是一群披着羊皮的恶狼，却居心叵测地打着充满温情浪漫色彩的“宣抚”旗号，企图使沦陷区百姓淡忘对入侵者的敌视和仇恨。日军对这样一支戴着“和平”面具的部队高度重视，他们把“宣抚官”比作皇军的“良妻”，把宣传战提升到与武力战同等重要的地位。日军桑木本部队的文件上说：“宣抚班的宣传材料，其价值和步兵的弹药相等……务使对民众尽力宣传，不至于有怨恨。”
从1939年开始，日本国内逐渐增多的“宣抚文学”提供了许多有关“宣抚班”的报道。许多作家运用报告文学的方式，以较长的篇幅反映日军在中国沦陷区进行“思想宣传战”的具体情形。在为数众多的“宣抚作家”中，岛崎曙海是其中的重要一员。在对“宣抚班”功能的认识上，岛崎曙海不愧为“满洲文艺家协会”会员，在《宣抚班战记》中一开头他就以抒情诗一般的笔调写道：
什么是宣抚班?如果用风来做比喻，它就是春天田野上的微风。微风习习，并非席卷落叶，而是报告春天的消息。如果用微风来比喻，那么，草木就是支那的民众。在急风暴雨式的军队过去之后，宣抚班随后来到支那的村落，和屋前的阳光一起，照到支那的家屋。对在那里生活起居的男女老少，报告春天的到来，劝他们下地耕作，和鸟儿一同歌唱。——这就是宣抚班。……没有我们宣抚班，小草般的民众就不能感觉到春天的到来。(《宣抚班战记》第68页)
明明是跟在隆隆开进的侵略战车后面播撒毒种，岛崎曙海却煞有介事地把宣抚班渲染美化成“春风化雨”般的仁政善行。在《宣抚班战记》中，他甚至荒唐地称“宣抚官”对于中国百姓而言“就是救命之神，就是救世主”。这种虚伪之词和日军官方的论调高度一致，华北日军宣抚头目八木沼丈夫就振振有词地教导宣抚班人员说：
你们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真心诚意。宣抚班必须经此来打破民众由于“无知”或者“错误思想”所造成的迷惘。
那么，让我们看一下“宣抚班”是如何“真心诚意”，又如何“拯救”中国人的吧!
软硬兼施的“假面宣抚”
在华北，日寇每占领一个地方，就由“宣抚班”负责以演说、唱歌、演剧以及散传单、办报纸等手法，宣传“日华提携”、“共同防共”，来论证日本侵华的“合理性”。
▲侵华日军占领潮州城后，“宣抚班”在街头向民众进行愚民宣传
宣抚班打着“同文同种”、“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的招牌，不择手段地对中国沦陷区百姓进行欺骗劝诱、恫吓威胁，竭力宣扬日伪政权的“德政”，向沦陷区百姓灌输安分守己做“新民”的奴隶意识。
“宣抚班”拉拢人心的奴化手段很多，除了贴标语、宣传画，发表演讲等方式外，他们还利用沦陷区民众极少看到的“新鲜事物”电影，走村入寨巡回放映以“宣抚”为目的的所谓“慰安电影”。这些电影大多以宣传日军“威武神勇”、日本国力强大为主题。例如“宣抚班”在冀东的一次巡回放映中，其放映的影片就有《大众进击》《日本精锐武器》《日本瞥见》等。
放映之前，“宣抚官”一般会大量散发“日中亲善”、“东亚共荣”等传单，慷慨激昂地来一番号召中国民众支持“圣战”的演讲。1941年5月长谷川部队赴冀东进行“宣抚”，随行的日本记者对放映电影的“盛况”进行了极为夸张的报道：“男女老幼，蜂拥而来，由高处观之，恰如蚁之附糖……”
应该说，对于当时很少见到电影的中国民众而言，日军这种颇为“时髦”的宣传方式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日本“宣抚官”川夜濑不逢在《宣抚行》中就得意洋洋地记载道：
昨天开始的读报和放映的慰安电影，非常地受欢迎。作为会场的女子学校挤满了民众，他们在画面上看到了我们的宣抚工作的情况，似乎有了深刻的认识。我们拼命地费尽千言万语，其效果也不及如此。(《宣抚行》第142页)
但无论采取何种口蜜腹剑的“宣抚”手段，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这些中国人也只不过是“如蚁之附糖”的“卑贱之民”。他们对中国人绝不会有丝毫真正的尊重之意。正因为没有尊重只有利诱，“宣抚班”才想方设法如同钓鱼一般对待中国百姓。为了笼络民心，“宣抚班”利用沦陷区物资极端困难的情况，向老百姓施以一点小恩小惠：比如给老人一支香烟，给妇女一盒火柴，给小孩一块牛奶糖……
对于“宣抚班”这种蒙着面纱的伪善“德政”，陶铸在1938年的《奴隶们》一文中记录了中国百姓遭受的真实痛苦：他们被强迫去领取“良民证”，“向‘武士’‘鞠躬致意’，有90度的，有120度的，有其他角度的。在日军组织的体检中，“宣抚”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
男的，女的，把衣裳脱得精光，在大众面前，由“武士”检验体格。验后，各赏糖果一块。那包糖纸是一叶透亮的纸，画上一条犬，舔着糖，拉长着舌头，这是多么恶毒的漫画、辛辣的讽刺哟!
“宣抚”背后的罪恶实质
日军深知，“塑造顺民”应该从青少年的奴化教育抓起。驻深圳日军的“宣抚班”设立了日语学校，以每人每周发3两米作诱饵，逼迫学生入学。当时许多人家饥寒交迫，看在这3两米的份上，含泪把孩子送进了日语学校。河北省曲阳县的“宣抚班”则把一批饥饿的顽童少年组织起来，用日军吃剩的饭菜加以引诱，让他们为日军跑腿做事，称之为“少年吃饭队”，成员30多人。对于普通的劳苦大众，“宣抚班”则伙同“临时政府”、“新民会”等汉奸机构，用发放农耕种子、提供粮食救济、实施医疗巡诊等方式笼络人心。
各地“宣抚班”大力开办日本人控制的学校，对中国青少年进行强力“洗脑”。1939 年初，华北日寇开始“治安肃正建设”，强调“不要满足于一时的宣抚，重点在于永远获得民众”。为此，日伪政权挑选“合格”的教师，选择“合适”的知识，培养反共亲日的一代“新人”。小岛利八郎在《宣抚官》中记述，“宣抚班”在江苏宿迁县成立了“宿迁县复兴小学校”。那是一所“日语学校”，由“宣抚官”任教，还培养中国教师做日语教师。小岛写道：
要真正地把握中国的儿童，真正地把日本的伟大的精神植根于中国儿童，就必须首先牢牢把握与儿童接触最多的(中国)教师的心。
教科书作为文化控制的重要载体，也遭到日军的全面删改，沦陷后的东北所用课本都以日文为主体。在中小学校，教科书全部由“满洲国文教部”审定，内容全是“皇恩浩荡、王道精神”一类亡国灭种的教育。北平沦陷后，由于时间紧迫，日伪政权来不及颁布新的教科书，就逼迫学生涂改原有教材。当时正读小学的史会回忆道：
我和全班同学一样，努力噙住就要溢出的泪水，沉重地翻动高小国文第三册课本，用黑墨一块块涂掉课本上“中华民族”、“精忠报国”和“自强”、“奋斗”等字样……还撕掉《岳母刺字》《阎典史传》等课文。”(《日伪统治下的北平》第15页)
混进羊群的狼仍然是狼。“宣抚班”作为戴着假面具的特务组织，无论如何伪装也终究掩藏不住其凶恶狡诈的本质。“宣抚班”经常临时雇用一些地痞、吸毒者充当密探(情报员)，到各处刺探情报。这也给他们提供了假公济私、敲诈勒索的大好机会。他们到处搜捕抗日志士，随随便便就把无辜百姓送入宪兵队。战后据在山东担任过“宣抚官”的汉奸张成德供述，日本人经常抓捕一些无辜百姓，借私通“八路”的罪名榨取大量“进贡”，交不上来的格杀勿论。这种事情在日军各地的“宣抚班”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北京宣抚班教授制作节日彩球
对于日军“宣抚”背后的罪恶实质，中国抗日文学作了深刻揭露。而对于“宣抚班”软硬兼施的两手，中国作家看得更为清楚。何其芳于1939年3月发表的报告文学《日本的人的悲剧》中写道，一个“宣抚班”的头目假惺惺给某村长斟一杯酒：“八路军，吃你们，喝你们。你喝一杯。”但一旦发现该村长有一个弟弟在八路军游击队，顿时翻脸比翻书还快，立即把村长捆起来，强迫他喝下两碗煤油，吃一碗盐巴，跪在太阳底下暴晒;晒了一阵又逼其喝煤油，吃盐巴，又晒;然后斩断他的腿和胳膊，剖开他的肚子……“宣抚班”在中国沦陷区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怀柔策略”，还是杀人抢劫，只是形式不同，其实质都是一样，那就是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奴役。
日军“宣抚班”最初的任务以攻击国民党为主，后来由于八路军发展迅猛，经常神出鬼没，四处游击，让日军心惊肉跳，“宣抚班”的工作重心遂转向污蔑八路军，破坏抗日根据地建设。“宣抚班”除了搜集情报、监控民众，便是推动所谓“铁路爱护村工作”。凡是铁路两侧10华里以内的村庄，都被划为“爱护村”。他们扶植伪村长，划分责任区，在铁道边建造“监视小屋”，威逼村民监视、阻挠抗日武装对铁路的破坏。每天早晨，“爱护村”村长要向“宣抚班”送一份情报，如没有什么情况，就在条子上写“平安无事”，他们每天都向“宣抚班”汇报铁路运行的情况。如稍有松懈，“宣抚班”便传唤他们，严加惩戒。
宣抚班“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奴化措施曾经收效一时。1941年11月1日，彭德怀在《敌寇的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的报告中坦承：“在割裂我根据地方面，在封锁我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敌人均有了相当的收获。”
对于“宣抚班”取得的“战果”，岛崎曙海迫不及待地开始树碑立传，邀功请赏。他在《宣抚班战记》中自鸣得意地写道：
我们只能认为，这些尧舜的后代们完全甘于过原始的生活。所以，日本军队和共产军在五台山浴血奋战，他们竟毫无所知。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一切与我无关。不想知道，也没有知道的必要。……对他们来说，残酷暴虐的军队的进攻，和天变地异是一样的。洪水来了就到高处避难;旱灾来了，就到山谷底下打水浇地。同样，大兵来了就到山洞里躲藏，还口口声声说着“没法子”。他们就是这样，对国家的政治和自然变异不加区别。(《宣抚班战记》第57页)
岛崎曙海大概忘了，日军入侵中国以来，遇到那么多抗日军民的浴血抵抗，他们难道不是由中国民众组成的吗?如果中国人真的像他所说“完全甘于过原始的生活”，那么他又何必在同一篇作品中自相矛盾地感叹：“北支的破坏分子屡禁不绝。八路军无处不在。扫荡了以后还有，扫不胜扫，真是太可怕了!”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6-25 16: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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