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日学子的抗战担当
2017-07-08 13:39:12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点击：  复制链接

　　80年前，日本发动了七七事变，成为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重要历史节点之一。回顾抗日战争史，留日中国学子踊跃参加抗日爱国运动，投身抗战一线，甚至血洒战场，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日御侮诗篇。——编者

　　100年前，1917年6月26日，以89.72分的平均成绩，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毕业，随即决意报考日本官费学校，并于当年9月入读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由于积极参加爱国救亡运动，投考官费名额屡屡失败，周恩来遂“返国图他兴”。以共筑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千古流芳。以周恩来为代表，抗战期间，留日学子，无论深陷敌营还是共赴国难，只要心中激荡铁骨铮铮之浩气，便执意挥洒可歌可泣的抗日御侮诗篇。
 

　　1.忍百般屈辱

　　“以我堂堂天朝，幅顺之广大，人民之多，财赋之厚，兵卒之精，十倍于尔，尔乃不自量力，轻启兵端是不明乎大小之势矣。”在1894年7月28日《申报》刊登的文章中，甲午战争开战之初国人对东瀛的鄙夷溢于言表。然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地位逆转”，并使“昔日之师傅，不如今日之弟子”，不得不“远涉重洋，入彼学府，采其精英，保我国土”。御史杨深秀在奏折中甚而提出，“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明治维新后崛起的日本也着实让留日学子“话异国文明，动故乡观感，每至泣下数行”。

　　毋庸讳言，黄兴、宋教仁、廖仲恺、秋瑾、邹容、陈天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均受惠于日本教育。对这些仁人志士，东洋人亦肃然起敬。但弱国无尊严，中国人仅为“濒死之国的劣弱国民”而已。最先惨遭嘲讽和轻蔑的，非留日学子莫属。在《沉沦》一文中，郁达夫疾呼：“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么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

　　1906年，《革命评论》刊登的《关于支那留学生》一文中，追随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视留日学子为“佳宾珍客”，并淳淳告诫日本民众：“诸君日夜当作‘豚尾奴’轻视、嘲笑、欺骗、贪绞、诱惑的支那留学生，他们将来是新支那的建设者。他们现在正含垢忍辱，诸君心中岂无丝毫慊歉之情!诸君今日侮辱他们，最终将招致他们的侮辱!而相互侮辱或许最终还会招致争斗!”
 

　　2.举救亡旗帜

　　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一意孤行，其反华、辱华、侵华之举必遭中华儿女迎头痛击。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组建于1918年5月5日，率先在留日学子中举起救亡旗帜，“誓死与国内革命民众合作，一致抗日”“抗日无须离日，救国不必归国”。90余个留日学生抗日救亡团体先后崭露头角，“以各学生宿舍为中心开展抗日活动”，如林焕平筹建的“左联”东京支盟、以汪叔子为代表的中共东京支部、贾桂林主持的中华救国团以及由钱崖领导的反战情报组。这些留日学子为策应国内抗日立下汗马功劳。

　　“此时不是读书时;此地不是读书地!”九一八事变后，留日学子纷纷罢课。七七事变后，留日学子蜂拥至东京的民国政府驻日留学生监督处，“群请资送回国”“暴日未撤兵前坚不回日求学”，坚决不做“日中亲善”的“楔子”和“大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协力者”。1937年8月成立的上海留日同学抗敌救亡会展开宣传、募捐、慰劳、救护等救世运动，并于9月14日发表《告日本文化界书》，号召日本同仁遏制侵华暴行。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的成员则利用其留日特殊身份打入敌营，为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提供宝贵情报。

　　抗战的核心制胜力并非武器，而是人才。毛泽东说，“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办学遂成为留日归国学子投身抗战的主要途径。诚然，“教育”与“教育学”概念得以在中国普及，功在留日学子译介西方教育著作。
 

　　3.育抗战人才

　　“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毛泽东语曾这样说。陕公，即陕北公学，1937年11月1日开学，以“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实行国防教育，培养抗战干部”为教育方针，输送万余名抗日栋梁。《黄河大合唱》便在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其创办人以留日归国学子为主，如吴玉章、徐特立、成仿吾、董必武、林伯渠。其中，陕北公学首任校长成仿吾曾求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革命队伍严重亏空。七七事变后，大批革命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全民族抗战的“灯塔”——延安。“要吸收这批青年——这个抗战力量——到抗战的各个方面，使他们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伟大力量，加强整个民族抗战的力量。”陕北公学，这所“战火中的学校”所培养的毕业生踊跃响应学校发出的号召——“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去!到困难的地方去!”，并“成为各条战线上的抗日新生力量”。1939年日寇入侵陕北，党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与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组建华北联合大学，并成为晋察冀边区的最高学府。校长成仿吾把办学宗旨归结为“为了坚持华北的抗战”。

　　徐特立，被周恩来誉为“人民之光，我党之荣”，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之际，为稳定与发展大后方提供教育支撑。1940年，在抗战关键期，虽战事压倒一切，徐特立却力排众议，毅然创办延安自然科学院，由此开创中国共产党高等理工教育之先河。一切为着抗战，一切服从于抗战建国，遂成为该院战斗口号。
 

　　4.走人间正道

　　延安五老，除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均系留日归国人员。“端起饭碗来，想起林伯渠!”身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董必武则为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奠基。在抗日军事战线上，留日归国人员程潜、刘有道等浴血抗战;在抗日文化战线上，郭沫若、郁达夫等以笔代枪。牺牲在日寇屠刀之下的郁达夫，其光辉的一生足以印证其留日期间所言：“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国即余命也，国亡则余命亦绝矣!”

　　留日学子中亦不乏民族败类，如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等。汪伪政权高官的留日比例高达三成多。留日学子孟广琏曾言，日本煞费苦心在中国人中培植势力，“以备他日亲善之用”，但“中国人终究仍是中国人，造就出来的人才回国后是为中国用的”。

　　在东渡扶桑的莘莘学子群体中，“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壮歌乃主旋律。何以如此?只因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所揭示的历史真理。正义驱逐邪恶、光明驱散黑暗、进步驱赶反动，此乃历史规律，不可违逆。负笈留学，唯有坚持走人间正道，出彩的人生必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作者：俞可 冷云红，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中国教育报》2017年07月07日第6版

责任编辑：吕凤 最后更新：2017-07-08 13: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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