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最伟大的西迁：一具尸体也不留给日寇!
2017-07-22 16:40:45 来源：搜狐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1938年深秋的一个黄昏，重庆街头出现一支奇怪的队伍——澳洲老马背着美国火鸡、英国猪扛着北京肥鸭、荷兰牛驮着长毛兔……
更奇怪的是，看到这一幕，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竟热泪盈眶，几乎和看见亲人一样，要上前去和它们拥抱。
罗家伦后来在回忆文中写道(摘自罗家伦《逝者如斯夫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28页)：
……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振动得不可言状。在沙坪坝见到这批家畜时，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
至此，历时近一年的国立中央大学的西迁全部完成。
西迁后的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当时是国民政府放在手心里的大学，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最高学府，也是中华民国国立大学中系科设置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大学。
194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央大学已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居亚洲第一。1949年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翌年更名南京大学。
现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十多所高校都是由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拆分而成。
1937年，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五所中国顶尖学府在全国进行统一招生考试，简称五大名校联考。
七八月间，各地试卷集中于国立中央大学(下简称“中大”)校园评阅。时有日本飞机到南京轰炸，阅卷工作受到极大的骚扰。特别是参加阅卷工作的教授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负责组织这次评阅试卷的中大校长罗家伦、浙大校长竺可桢及武大的曾昭安等人安排阅卷完的教授们尽快离开南京。
国立中央大学校门
8月19日19时前后，日机飞临南京上空，轰炸目标有中大图书馆、大礼堂和科学楼，图书馆周围房屋的窗户玻璃全被震碎，礼堂的后墙被炸毁，科学楼没有击中而炸毁了化学实验室，猛烈的轰炸使中大女生宿舍倒塌。由此拉开了迁校序幕。
国难当头，北大、清华与私立南开大学合并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最后迁至云南昆明，国立中央大学迁至四川重庆，国立浙江大学迁至贵州遵义，国立武汉大学迁至四川乐山。 五大名校抗战时坚持办学，为20世纪中华民族之光;他们在大西南的岁月是各自历史上最辉煌，最可歌可泣的时光。
在敌人的炮火中，陆续将当时中国最顶尖的一所大学全部搬迁到重庆，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而在搬迁的背后，又有多少辛酸又感人的故事?
提前赶制900口大木箱
马上赶制900口大木箱，木箱内还要钉上质量上乘的洋铅皮。
1935年5月下旬，乘蒋介石专机从重庆飞抵南京，赶回国立中央大学参加毕业典礼的校长罗家伦，急匆匆地命人做了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900口大木箱?用来做什么?当时很多人都一头雾水。
但罗家伦心里明白：中日必有一战。学校该怎么办?
当年5月，正好罗家伦前往成都面见蒋介石，并在重庆短暂停留了两天半。那两天，适逢重庆大雾瀰漫，在对重庆进行一番考察后，罗家伦认为：“若是中日战事发生，重庆是一个可守之处”，也是战时设校的一个理想地点。回到中央大学，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命令总务处赶制900口大木箱，以便以后搬迁用。
历史证明，多亏了罗家伦当时的这一决策，中央大学才成了最早搬迁、受损最小的大学。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南开大学被日本人炸得精光，而中央大学则搬得精光，等到南开搬迁的时候，学校已没有太多可搬的东西了。
而在当时，谁也没想到，罗家伦担心的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
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我们决不当亡国奴!”1937年8月，罗家伦紧急通知正放暑假的学生返校，宣布全校西迁重庆。
4000名学生、教职工及家属，各种藏书、仪器……一所大学要整体搬迁，谈何容易?1937年10月上旬，国立中央大学开始了漫漫西迁路。
中央大学旧址仅存的传达室
由于船运舱位异常吃紧，不可能包船包舱，学校决定：学生和老师及家属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各自设法购买船票，分散而行。人的迁移虽然艰辛，但进展还算顺利，最后一批学生到达重庆是1937年11月中旬。
尸体和动物都要打包带走
搬迁最难的要算学校的各种“家当”，有极笨重的，也有很精密的，可以说能搬的都搬了，共装了近2000箱东西。
当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洪有丰安排人将大木箱运至下关码头时，麻烦来了，因长江货运船只极为紧缺，虽经多方交涉却无船可运。
在他万分焦急的时候，却意外获得了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的鼎力相助。当时的民生公司正负责运送开赴淞沪战场的军队，卢作孚决定运送完军队的这批客运船只，免费帮助中央大学运送图书、仪器。
就连飞机、动物也都上了船：中大航空工程系为科研而拆卸的三架飞机，由于太大，只能把上层客舱破例打通摆放;医学院泡制好、供解剖用的24具尸体也放在里面;美国、荷兰等一些国家最有名的动物也成了船上的乘客。
这些动物为什么也要随学校搬迁?
原来，中大农学院畜牧场中有许多国内外优良的牲畜品种，如从美国和澳洲等地巨资引进的美国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等品种，罗家伦等人均觉得应当保留。他们和民生公司商量，将轮船的底舱改造成临时的家禽栖居地，将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一起西迁。
罗家伦曾在1941年撰文《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回忆学校西迁过程，用以激励师生努力学习。文中他“苦中作乐”地记载：“这真是实现唐人‘鸡犬图书共一船’的诗句了。”
历经艰险：牛驮鸡兔到重庆
1937年12月1日，中央大学在沙坪坝新址正式开课，开创了战时迁渝高校在渝行课的先河。而此时，在南京中央大学，最后一批特殊的队伍也正要赶往重庆。
在撤离南京前，罗家伦最后一次来到学校各处作巡视检查。虽然学校大部分都空了，可农学院牧场还是留下了大部分得之不易的良种家禽牲畜。但战争在即，无奈之下，罗家伦只好对养护这些动物的老职工王酉亭说：
这些动物，你们送人也好，卖掉也好，你们自己吃掉也好。只要不留给日本人，怎么样处理都可以。
王酉亭听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当即表示所有的动物都会妥善保管，绝不留给日军。
1937年12月初，在日军攻破南京城前夕，王酉亭花高价雇了4条大船，带领留在农学院畜牧场的职工往重庆出发了。他们将猪、羊、牛分成队，把鸡笼、兔笼驮在牛背上，水陆兼程，向重庆艰难行进。
12月5日，王酉亭(左二)送别妻儿西行，自己却留在了南京准备动物西迁
为躲过白天的敌机轰炸，王酉亭就选择当天傍晚，和员工把家禽家畜有序驱赶到南京三汊河到下关的江边。趁着夜色，一行人开始将珍贵牲畜小心翼翼地分批运送上船。
由于四条木船全部是人力摇橹，风高浪急，船只摇晃，往返运输多趟非常不易。当时的枪声炮声，就像过年的鞭炮声，一直不断。当时日本人还出动飞机，高空投下的炸弹离船只有几米远，掀起江面阵阵浪花。一片惊险，所幸没有造成伤亡。
直到第二天拂晓，这1000多只动物才全部在南京浦口上岸。
3天后的12月13日，南京沦陷。
国立中央大学西迁后的农学院牧场乳牛
经历了近一年时间，王酉亭带着动物大军终于抵达中央大学新校址。
我们想象不到这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年中，王酉亭都经历什么：日寇穷凶极恶、畜禽染疾患病、人畜食粮不足、土匪烧杀抢掠、路遇国共两党队伍、绕过武汉挺进宜昌、喜获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帮助、经过三峡一路西下入山城。
经过2000多公里的跋涉，1938年11月下旬，王酉亭率领的西迁动物大军终于到了重庆，跨越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川(重庆)五个省，从1937年12月10日算起，历时已近一年。
当“动物大军”抵达中大时，一时间，数千师生从教室里涌了出来，排成两行，就像欢迎从前线出征回来的将士一样，含着热泪为他们鼓掌。
几年之后，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在一个公开场合感慨道：
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07-22 16:4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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