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何梅协定背后不为人知的阴谋
2017-08-06 10:47:31 来源：搜狐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何梅协定，标志着历时5个月的长城抗战结束。然而，这份不被大众所了解的何梅协定，为什么签订者何应钦总是三番四次的说何梅协定是不存在的呢?何梅协定是什么?里面又暗含这什么秘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为了实现侵吞华北进而独霸中国的既定国策，日本军部与关东军利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着手全面实施分离华北，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但由于准备不充分，日本采取了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在经济上加紧掠夺华北资源，在政治上制造分裂，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防共自治运动”，通过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方式，达到占有华北的目的。
1935年5月2日夜和3日凌晨，天津日租界汉奸报《国权》社长胡恩溥、《振报》社长白逾桓相继被杀。日本利用这一事件，强迫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提出各种要求。经蒋介石授意，在与日方多次秘密会商后，何应钦于7月6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均承诺之”。何、梅二人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
媒体对何梅协定的报道
《何梅协定》全文如下：
﹝1﹞梅津致何应钦备忘录﹝1935年6月9日﹞
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八﹞第廿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廿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二﹞任命盛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或为不良之人物。﹝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何梅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
何梅协定签订人何应钦
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个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这是从1840年清朝鸦片战争开始,慈禧,孙中山,蒋介石等卖国者签署的1100多个卖国协议中,卖的最少的一个协议，是国民党对外关系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然而，1935年12月初，因日方军机以“何梅协定”为由，任意飞临北平上空示威，何应钦第一次透过报纸发表声明，否认有“何梅协定”之存在。中国方面，即使不断否认何梅协定，但处于日方高压之下，实际作为却又符合《何梅协定》精神。《何梅协定》无名有实，在实质上存在，这点不用为国民政府辩护。
《何梅协定》不存在的说法为何不对
从法律形式言，何应钦并未在“高桥觉书”上签字，故北平军分会与华北驻屯军间，确实没有一纸如“塘沽停战协定”这样明显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书，何应钦自始至终否认“何梅协定”的存在，1977年甚且透过国防部史政局正式发函台湾各史政学术机构澄清其事。二次大战后梅津美治郎在远东军事法庭受审时，也称何梅协定是一项“君子协定”，并未形诸文字。河北事件发生时参与谈判的矶谷廉介(时任日本使馆少将武官，驻上海)，于战后病危时，也坦承“何梅协定”是日本方面故意宣传，造成真有其事之错误印象。这些说法，都是针对何、梅之间并无法律性协议文书而言的。
深入解读何梅协定
然而，何梅协定却有一封“便函”存在。根据国际法惯例，条约的形式与名称甚多。但在国际法上的效力完全一样。何应钦这一“便函”虽不合条约的形式，但与“通知”类似，是一种“类似条约的文件”;而且，何应钦致函梅津虽属于“单方行为”，但在国际法上，类似条约的文件与单方行为，也具有法律效果。
“类似条约的文件”常因用语不精确，而导致内容与法律效力之争议。何应钦“便函”中，很机智地将承诺对象针对为“6月9日酒井所提各事项”，而未明白列举，因用语甚不精确，以致引发歧义。所谓“酒井所提各事项”指的是什么?据后来整理的“口头交涉全卷”所载，6月9日酒井等三度访何应钦时，曾“留下”一份三页的书面文字，从当时双方以“口头交涉”为主的情况分析，这三页文字当系类似便条纸上的任意书写(因此文字用语并不顺畅明白)，作为双方交谈时的佐助，并非正式“文件”。此所以何应钦当天两度发电报报告蒋、汪有关酒井提出最后四点要求经过时，并未提及酒井留有书面文件;军分会辑录当时双方交涉经过的“河北事件概述及有关文电抄件”中，也没有所谓“酒井文书”，酒井在6月11日向军部报告其6月9日与何应钦会见经过之电文中，也无一语提及留下书面文字;6月10日汪精卫致孔祥熙密电中说明酒井6月9日提出要求四项内容时，更明言系“口头声述，未具书面”。因此，这三页的“酒井文书”，事实上等于不存在。
6月11日高桥自拟的“高桥觉书”，才是交涉过程中第一次出现的正式书面文字，若将“酒井文书”与“高桥觉书”对照，可以发现两者内容完全相同。但前者文意杂乱，字句不全，后者则列举条目，文字清楚明白。何应钦“便函”中刻意回避了高桥觉书，笼统以“酒井所提各事项”为对象进行承诺，原因应在于酒井所提乃“口头”内容，而且依何应饮上蒋、汪佳未电所示，“酒井所提”，重点在最后四项(取消党部、撤军、禁止排日等)，而非“酒井文书”或“高桥觉书”之全部内容。当时的外交部官员甚至认为，何应钦所“承诺”的“酒井所提各事项”，仅指(二)五十一军之移防及(三)第二师、廿五师之移防两项而已，其余(一)河北省内党部之撤退，(四)全国排外排日行为之禁止，为军分会权限所不及，何应钦无权表示诺否。
所谓“酒井三款”，亦即“高桥觉书”中的“附笔事项”三条，能否算在“酒井所提各事项”中，是水远无法澄清的。主要的问题出在“口头交涉”上，双方交涉均以口头方式，结论只能靠共识与默契，由于没有双方认可的文字纪录(高桥觉书文字清楚。何应钦拒不签字，便函所指又语焉不详)，因此中国所“承诺”者如何界定。中日双方就各说各话。
中国可以强调“便函”所应允的是酒井所提四事，而且系中国“自主的”加以实行，既是“自主”的将党部、军队撤出华北，而非在承诺日方要求下所为，将来自可重新进入，更不用谈“酒井三款”或高桥觉书中“附笔事项”所要求的干涉中国在华北的用人内政。日方则可以提出辩驳：该“协定”虽仅系口头性质，但条约与协定之缔结，原不必尽以书面行之，何况“协定”之部分内容，早经中国加以实行，故可视为“默认”协定成立之事实;何况日方提出要求，系以河北事件违反塘沽协定为由，中国既应允日方要求。则中日之间的“口头”协定可视为塘沽协定之续订条款，既为续汀条款。则具有条约约束力。仍可对中国提出要求。总之，由于“协定”缺乏完备的法律形式，而实质内容双方又各基于立场，无法取得一致看法，争议自然没有尽头。
何梅协定签订
1936年2月。公法学家谭绍华针对“何梅协定”能否成立及其法律效力、对中国影响如何，曾作过专文分析并呈外交当局参考。他认为根据国际惯例，何应钦信函在法律上“似已构成承诺”，且中国亦难以称该函未经批准。不生效力;信函中所谓“酒井所提各事项”，若日本方面照6月9日酒井所提书面文件之内容加以解释，则对中国十分不利;中国方面若欲减低协定的影响。只能在所“承诺”之事项上作严格解释，且“自主的期其遂行”是指撤退军队及更换地方官员等事项系“自动之措置”，并非“被动的”履行承诺之举。换言之，中国将来有何举措，不受日方束缚。
从当时公法学家的分析看，就实质而言，何梅协定有一时的协定，并且已经由中国予以履行。此一“何梅协定”之有效性，在6月10日前后中国应允酒井最后四项要求，且立即加以实施后，已告结束。但协定精神(即国民党组织及中央军退出河北)，将来是否仍对中国具有持续的约束力，则中日双方理解不同。中国方面自然持否定态度，蒋、何在抗战前一再否认何梅协定，用意之一就是阻止协定继续产生作用;就日方立场，何梅协定内容不明，正好方便于故意曲解，扩大适用范围，以达到侵略目的。
本来，双方各有解释，但从史实上看，河北事件结束后，日方即将何梅协定精神推广及河北以外的其他华北各省，中国虽然否认何梅协定，但华北各省党部继河北省党部之后也相继退出，排日运动更是在严禁之列。1935年12月初何应钦以南京中央新任命的“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身分返北平时，即招致日方绝对反对，最后只能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代何应钦主政华北。这无异是《何梅协定》中“南京中央势力不得再进入华北”的持续作用。
总之，就日本而言，强调何梅协定可以作为其侵略行为之合理掩饰，且在武力作后盾下，推衍协定的应用范围;而中国方面，即使不断否认何梅协定，但处于日方高压之下，实际作为却又符合《何梅协定》精神。《何梅协定》无名有实，在实质上存在，这点不用为国民政府辩护。《何梅协定》的签署，是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忍辱发展策略的结果。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8-06 10:48:37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