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抗战中的辽沈警察
2017-09-02 15:40:31  来源：人民公安2017年16期  点击：  复制链接

　　1931年9月18日22时许，突如其来的枪炮声打破了辽宁沈阳的夜晚宁静，日本法西斯悍然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沈阳守军奉行“不抵抗”命令，不战自退，沈阳失守。时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总局局长的黄显声将军(中共党员)率领警察抵抗日本侵略者，打响抗战第一枪。

　　沈阳沦陷后，不甘当“亡国奴”的辽沈民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组成了由共产党领导的以警察为主力的义勇军(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

　　以史为鉴，警钟长鸣。沈阳每年在9月18日这天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历史。
 

　　日本侵略中国蓄谋已久

　　沈阳，历史上曾叫“满洲奉天”。当年，日本法西斯在这里制造了具有战争性质的“皇姑屯炸车案”并发动“九一八”对华侵略战争。

　　早期，有一条连接关内外的“京奉路”(简称“国铁”，今沈山铁路)，还有一条以沈阳为中轴贯穿南北的“中长路”(今哈大铁路)。自1904年起，日本和沙俄两个列强在中国东北地区相互撕咬，最后日本打败了沙俄(史称“日俄战争”)，夺取了原由沙俄非法占据的“中长路”，改称“南满洲铁道”(简称“满铁”，现在的沈阳车站曾是“满铁奉天驿”)。“满铁”不单纯经营铁路，还是一个负有军事和情报职能的特别机构，为日本侵华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驻扎军队。日本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非法在东北地区设立警察机构，“满铁”附属地奉天日本警察署就是其一。

　　1928年春季，中国北洋政府最后一任元首张作霖在与关内各派系争斗中失利，不得已放弃北京回沈阳老家。日本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策划杀害张作霖，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和直属守备队东宫铁男大尉，将谋杀地点定在沈阳郊外的“满铁”与“国铁”两线交叉处。同年6月4日5时许，张作霖所乘专列经过皇姑屯车站附近的“三洞桥”时，日军引爆烈性炸药，列车被炸毁，张作霖因伤重不治而亡，这就是轰动世界的“皇姑屯炸车案”。

　　1928年7月3日，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接手东北军政大权。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精心炮制了一份计划，要让张学良脱离国家，作日本人的傀儡，但遭到了张学良的拒绝。尤其是东北“易帜”归于南京国民政府后，日本人恼羞成怒，决定以武力侵占东北。

　　日本军队不断在沈阳周围进行军事演习，为发动侵略战争做铺垫，并蓄意挑起事端，为发动战争制造借口。1931年7月，朝鲜人在沈阳以北的长春万宝山地区抢夺中国农民的田地和水源，省政府依法裁定：“朝鲜人违法，令其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公然践踏中国主权，指使日本警察屠杀中国农民(史称“万宝山事件”)。日本利用此事件，煽动反华风潮，朝鲜人大肆屠杀中国人。同年8月，日军特工中村震太郎因从事危害中国的间谍活动，被中方依法处治(史称“中村事件”)。日本利用以上两起事件，为实施侵略大造舆论，将武力侵华的战争狂热推向极端。
 

　　黄显声组建公安总队

　　1930年，中国东北军中将黄显声(字警钟，中共党员，辽宁省岫岩人，殷实之家子弟，北大学子)临危受命，担任辽宁省政务委员、省警务处处长(相当于现今的省公安厅厅长)兼沈阳市公安总局局长。黄显声是最先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军高级将领，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缔造者。

　　黄显声将军看透了日本人的险恶居心，在沈阳组建了有2000多名警察的公安总队，并将下属58个县的警察大队整合，扩编成12个总队(类似武装警察部队，每4-5个县为1个总队)，一旦发生危机，这支警察队伍就可以武装抗敌，成为保卫国家的一股力量。事实证明，正是由黄显声组建和指挥的警察部队，成为辽宁抗战的武装主力。

　　有关日军要发动战争的情报，如雨点般落在黄显声将军的眼前。黄显声专赴北京，向张学良汇报情况，请示如何应对。但张学良给出与军队同样的命令，如遇日军挑衅，不予抵抗，避免事态扩大，以待国际公论。黄显声不甘坐以待毙，他不仅没有被动地执行“不抵抗”命令，而是主动地进行了防御准备，将筹集到的20余万支旧枪尽数发放下属各公安大队，这批武器为后来辽宁各地组织抗日武装提供了有利帮助。黄显声昼夜忙碌，在临近“九一八”战争的数日里，不离公安局的办公室，以随时应对突发事态。

　　沈阳铁路公安局获知“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与主任参谋石原莞尔、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在‘满铁’辽阳车站旅馆里策划发动战争”;沈阳市公安总局副局长兼督察长熊正平获知“日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乘飞机从日本到沈阳，即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密谈”，沈阳铁路公安局向黄显声报告：“日军将重火炮藏于棺材内，从旅顺装火车运抵‘满铁’的沈阳大和宾馆，日军装甲车集结于‘日本警察署’，日军正在向‘满铁’日朝籍员工发放武器……”

　　阴云密布，山雨欲来，种种征兆预示，日本人要撒野了。1931年9月18日，黄显声将军命令沈阳市公安总局、沈阳铁路公安局、沈阳县公安局、省会公安总队、沈阳各区县公安大队武装值勤，准备抗敌。
 

　　以血肉之躯筑城墙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许，正在“国铁”辽宁总站值勤的警察，突然听到驻军北大营的方向响起密集的枪炮声。随后，商阜地(现沈阳市南市场)的方向也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在日军独立守备队袭击中国军营的同时，日本关东军第2师团第3旅团的第29联队攻击沈阳市，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侵略战争。

　　黄显声将军率领沈阳市公安总局、三经路公安分局、商埠地公安分局、沈阳县公安局和南市场公安大队的警察们投入战斗，最先在沈阳城西迎头抗击日本侵略军，打响了“九一八”武装抗战的第一枪。

　　黄显声将军不顾个人安危，将他的指挥部置于战斗最为激烈的二经街。面对疯狂的侵略军，警察们寸土不让，凭借临时堆积的简单街垒阻击来犯之敌，顶住了敌寇的数次进攻。有外媒报道：“日军在中国主权区域悍然发动了战争，由于沈阳守军‘不抵抗’，日军得寸进尺。沈阳警察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敢与形同野兽的日军一决高下。警察是唯一拒不执行‘不抵抗’命令，且为有组织的抵抗力量。”

　　9月19日晨，日本侵略军兵分三路大举进攻，第一路攻南市场，第二路攻北市场，第三路攻大西边门和小西边门。侵略军在一辆吐着火舌的装甲车掩护下进攻，警察的轻武器火力难以阻挡，两名警察冲上去引爆了炸弹，警察牺牲了，装甲车瘫痪了，失去了装甲车掩护的侵略军，被警察还击的火力压制住。一些沈阳市民冒着枪林弹雨，给警察送水、送食物，救护受伤的警察，支持警察的抗日壮举。

　　黄显声将军沉着应战，审时度势，把握战机，指挥据守城西的警察实施反攻，给予进犯敌寇重创。眼看日军成强弩之末，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急忙命令驻扎辽阳的日军第2师团长多门中将，派16联队急赴沈阳增援，驻扎鞍山、海城、本溪、抚顺、铁岭、四平、公主岭等地的日军也随之赶赴沈阳增援。得到兵力和火力补充的侵略军先攻占各公安分局、电话局、无线电台等处，然后攻占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等重要机关及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侵略军又占领大北关、小北关、大南关、小南关和沈阳兵工厂、飞机场，日本警察、宪兵及其帮凶朝鲜民兵到处搜捕抵抗人员，任意杀害沈阳百姓。

　　“沈阳铁西工业区六分局三十余警察，誓死抵抗，拒不投降，与日军拼杀、肉搏达三小时，后因弹尽援绝而被日军攻入分局。警察尽被日军杀害，尸体横陈于局门外，多日无人掩埋，状极惨烈。”“保护电话局之十余交通警和守护银行之二十余巡警皆惨遭日军杀害。”外国记者这样报道。

　　“九一八”战争发生后，一些军政人员与难民涌向“国铁”辽宁总站，警察保护这些军民登车撤离。当一些军人看到警察还在值勤时，劝警察也赶快撤离。但警察没有退缩，尤其是当他们得知，南市场派出所的20余名兄弟仍在抵抗侵略军时，更坚定了守职的信心。后来知道，南市场派出所的警察们坚持抵抗三天，拒绝侵略军的诱降，最后全部战死。

　　9月19日中午，一伙手持刀枪棍棒的人出现在“国铁”皇姑屯车站门前。有当地居民认出，这伙人来自临近的“满铁”附属地西塔朝鲜人聚集区，其中有人是“二鬼子”(由朝鲜人充任的日本警察)和“开高丽大炕的”(朝鲜妓院窑子老板)。这伙朝鲜人自称是日本人，嚣张至极，武力冲击火车站，遭到车站值勤警察的阻截。当时，皇姑屯车站停有数十列满载物资的列车，警察与铁路调度紧急商议，尽量将这些列车多挂走一些。但由于时间和运力所限，还是有相当多的物资落入了强盗之手。

　　至9月21日夜，在沈阳城外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警察由于警力薄弱、火力脆弱、据点分散、没有后援，被侵略军逐个“剿杀”。侵略军动用抢来的原属中国东北军的坦克，将沈阳内城的各城门及沈阳市公安总局和省公安总队队部攻破，集中兵力围攻黄显声将军带领的警察队伍。沈阳警察顽强抵抗了三天三夜后，他们用血肉之躯构筑的防御城墙被侵略军摧毁。警察伤亡惨重，且又弹尽援绝，黄显声命令警察携带武器装备，以分局或中队为建制，掩护军政机关突围。黄显声仍留在沈阳城观察，在扭转局势无望的情况下，黄显声化装后率部分潜伏的警察撤离沈阳。
 

　　辽宁义勇军以警察为领导骨干

　　黄显声将军和沈阳市公安总局副局长熊正平，带领警察沿铁路向辽西锦州市且战且退。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也随之移至锦州，而张学良和张作相(张作霖的结拜兄弟，东北政务委员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等军政要员却没有到位履职，由黄显声代行权力。黄显声在整编来自沈阳的警察队伍的同时，又迅速召集辽西地区的各公安局局长、公安大队队长和“国铁”沿线的铁路公安分局局长率队到锦州集结，成立了政府行署，组建了指挥部，构筑了防线，稳住了阵脚。

　　猖狂至极的日本侵略军向锦州杀来，“锦州保卫战”随即打响。黄显声将军指挥警察部队奋力抗击日寇，在白旗堡、田庄台、大虎山、盘山、台安等地辗转血战，击溃了侵略军，乘势反击营口奏捷，并将日军第四混成旅打出了辽西地区。

　　黄显声将军在中共党员刘澜波的协助下，以政府的名义制订了武装抗日的《收编加委方案》：凡举义抗日率武装100人者授上尉军衔;率骑兵250人或步兵500人者任少校营长;率500骑兵或步兵1000人者任上校团长;政府和军警长官及社会贤达等有影响力或特殊贡献者授少将军衔。各地爱国志士纷纷来奔锦州，请缨抗战，声势浩大，使辽宁抗日队伍的人数最多时达到20余万。但由于张学良严令东北军仍不准与日军发生冲突，所有武装防御队伍不得使用正规番号，以待“国联”调处，使抗日队伍的士气受到影响。黄显声和刘澜波急中生智，将抗日武装力量统称为“辽宁抗日义勇军”(因张学良指示讲究策略，避免出现“抗日”言词，于1931年12月改称“辽宁民众自卫义勇军”，简称“自卫军”或“义勇军”)。

　　1931年12月的最后一天，张学良下令东北军全部撤至关内，黄显声将军率领三个公安骑警总队断后掩护。1932年1月2日，日军第8师团围攻锦州，黄显声指挥警察部队与侵略军展开激战。战至第二天，侵略军攻入锦州。警察部队一部随黄显声到山海关长城一线布防(后来此部部分加入八路军)，另一部仍留原地坚持抗战(后来此部部分编入东北抗日联军)。

　　沈阳沦陷后，有部分警察按照黄显声将军作长期抵抗的部署潜伏下来，有的寻机打入敌穴，从事搜集情报和为义勇军做内应。“九一八”战争发生时，沈阳县公安局局长张凤岐率部随黄显声将军在沈阳抵抗侵略军，撤到锦州后，又奉命于9月25日返回沈阳，通过关系潜入敌巢，当上“沈阳县警务局长”(另一身份是自卫义勇军联络处处长，少将军衔)。张凤歧将军以公开身份为掩护，借筹建民团之名暗中组建义勇军，并千方百计收集情报密送黄显声。1932年5月，黄显声指示张凤歧为义勇军大规模反攻沈阳做内应，张凤歧即与杨春元、耿光汉、程云桥、洪德彰、陈范、秦国禄等潜伏警察密商落实指示。就在大功即将告成之际，由于叛徒孟献臣(张将军的贴身同事)的出卖，张凤岐等人遭日寇逮捕。面对种种利诱和酷刑，张凤岐宁死不屈，气急败坏的日寇宪兵残忍地将他活活烧死;杨春元被日寇割断舌头后血尽而亡;耿光汉、程云桥、洪德彰、陈范、秦国禄等志士在大石桥被日寇活埋。张凤岐等志士悲壮殉国后，黄显声悲愤不已，义愤填膺的义勇军处决了汉奸孟献臣，袭击了日寇宪兵队。上海《申报》、香港《大公报》等几十家报刊在显著位置报道了“抗日志士七警察”的壮烈事迹。

　　1932年春季，按照黄显声将军的部署，爱国军人唐聚五和新宾县公安大队队长郭景珊等志士，在辽宁东部地区组建抗日队伍，中共中央指派黄宇宙(中共党员，公开身份是张学良将军的秘书长，中将军衔，直接领导中共外围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8年9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和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黄宇宙为抗日救国军第一纵队司令，成为国共两党二次合作时期同时授命的抗日将军)指导组建工作。辽东地区的公安局局长、公安大队队长和各界贤达等齐聚桓仁县，举行了隆重的举旗抗日誓师大会，选举了以警察为主力体系的“辽宁民众自卫义勇军”(含大刀队、红枪会等抗日群团，并发展成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骨干，颁布了《告民众书》、《告武装同志书》、《军法布告》等文告，颁发了《委任状》，义勇军总司令部向全国发出了就职抗日通电。

　　由于辽宁义勇军以警察为领导骨干，使得警察拥有双重身份，既是警官又是军官，有的警察因此被政府委任为师、军级长官。桓仁县公安局局长张宗周，凤城县公安局局长邓铁梅，辑安县公安局局长林振清，锦西县公安局局长苑凤台，沈阳铁路公安分局警长赵亚洲，柳河县公安大队队长王凤阁，通化县公安大队队长孙秀岩，复县公安大队队长刘景文，新宾县公安大队队长郭景珊等警察，皆被授予少将或中将军衔，除郭景珊将军(中将)战至抗战胜利后，其他将军大多牺牲在抗日战场，新中国成立后被国家追授革命烈士。

　　锦州沦陷后，辽宁省政府和民众自卫义勇军总部又移至辽东通化市，唐聚五将军(中将)被委任为辽宁省政府代省长兼义勇军总司令，中共党员黄宇宙任省政务委员兼义勇军副总司令。1939年5月18日，唐聚五将军率部在河北迁安平台山与日本侵略军激战时，壮烈殉国，时年39岁。中共中央在《新华日报》发表专题社论：唐聚五将军是“九一八”后揭起抗日旗帜的民族英雄之一。

　　日本侵略军侵占了距通化市不远的辑安县，矛头指向辽宁省政府和民众自卫义勇军总部。1932年9月，在“九一八”抗战一周年之际，为收复失地和保卫省政府及自卫义勇军总部，自卫义勇军第十八路军少将司令林振清(辑安县公安局局长)率部反攻被侵略军盘踞的辑安县城。由于武器简陋，不敌日伪军火力，包括警察在内的近千名抗日将士为国捐躯。公开身份为社会贤达和教育局局长的都本德(字润泉，另一身份是自卫义勇军军需处处长、少将军衔)发动群众收殓牺牲的将士，并为烈士们建立纪念碑。此举被汉奸出卖，侵略者以“反满抗日”的罪名拘捕了都本德，其为抗战烈士所立的纪念碑也不见了。时隔1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辽宁省公安厅找到并复立了这块铭刻民族抗战壮举的纪念碑。
 

　　以警察为主力体系的抗日劲旅

　　“九一八”战争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迅速发表宣言，号召爱国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者。在中国共产党爱国统一战线方针的感召下，东北民众不分民族、阶层和党派，形成了强大的抗日洪流。

　　沈阳失守时，中共党组织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积极组织营救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同志。在沈阳警察的帮助下，杨靖宇、赵尚志等10多名中共党员获救。杨靖宇和赵尚志都是中共满洲省委成员,他们后来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卓越领导人，是令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的民族英雄(二人后被汉奸出卖，被日寇杀害)。

　　沈阳失陷后，沈阳铁路公安局警长赵亚洲(中共党员，辽北人，殷实之家子弟)按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带领多名沈阳警察携枪来到辽北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赵亚洲将警察、学生、绅士、农民、地主、落伍军人及绿林人士组织起来，发展到三千多人，声势浩大，战斗力很强，黄显声将军委任赵亚洲为自卫义勇军第三十九路军少将司令。为了打击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赵亚洲与周保中(中共党员，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新中国人民军队的将军)率部突入沈阳城，攻击日寇宪兵队和机场，并大获全胜，此役极大鼓舞中国军民的士气。

　　黄显声将军委任凤城县公安局局长邓铁梅为自卫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军少将司令，中共党组织派苗可秀(中共党员，大学生)担任邓司令的参谋长，二人携手同心，坚持抗日。1934年5月30日，因汉奸出卖，邓铁梅遭日寇杀害。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将邓铁梅誉为“民族英雄”，1988年被国家追认为革命烈士。

　　中共满洲省委派中共党员张雪轩等人到凤城、宽甸等地区组织抗日武装，驻凤城的公安第十九大队队长徐文海率警察200余人，联合抗日群众600多人，在张雪轩领导下组建了自卫义勇军。中共党组织派车向忱、宋黎、张希尧〔三人均系中共党员，宋、张二人后因汉奸出卖，被日寇杀害〕等人到东北各地组织抗日队伍。中共满洲省委发动“满铁”的中国籍员工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活动，抗议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使侵略者控制下的铁路一度陷入瘫痪。中共党组织领导长春铁路警察(现沈铁公安局长春公安处辖区)和铁路员工，将火车机车等设备向北转移，铁路警察又与路员一起炸桥梁、撬铁轨，阻止日军的侵略运输;大连铁路警察和铁路员工、码头工人组织了“放火团”，专门焚烧日本军用物资。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们军民团结勇敢前进，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冲啊!”《大刀进行曲》抒发了全国爱国军民的心声，以警察为主力体系的义勇军为爱国军民所传颂，义勇军将士们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环境里，英勇抗敌的壮举，极大地鼓舞了爱国军民的抗战斗志。

　　黄显声将军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组织爱国民众武装，建立了以警察为主力体系的义勇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侵略斗争。“西安事变”后，黄显声与张学思(张学良的弟弟)为营救被软禁的张学良，奔走呼吁，引起当时政府的不满，遭秘密警察囚禁(曾在狱中当“小萝卜头”的老师)。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解放前夕，黄显声遇难于“白公馆”监狱。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警察为主力体系的将士们以林海雪原为营地，以白山黑水为战场，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14年抗日斗争，并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但由于苏联在东北拖延撤军，致使东北长时间不能被中国接收。为宣示祖权，捍卫主权，中国共产党派张学思(中共党员，新中国人民军队高级将领)、吕正操(中共党员，新中国铁道部部长、铁道兵政委)、万毅(中共党员，新中国人民军队高级将领)等辽宁籍人带领自卫军回家乡。当自卫军乘火车抵达沈阳时，苏军不准他们下车。自卫军战士在列车上高唱《国际歌》、《松花江上》和《义勇军进行曲》，引发沈阳民众的共鸣，民众强烈要求苏方允许沈阳子弟兵下车回家，民众曾一度冲破苏军的阻拦，给子弟兵送水、送饭。经过中共东北局的努力，苏军只好允许中国军人进入沈阳，中国共产党随即在东北各地组建了民主政府和警备部队。1947年，中国共产党正式组建了第一支人民公安队伍----隶属于中央军委的东北铁路公安总局(沈阳铁路公安局的前身，于1950年划归‘公安部第十局’)。

　　(作者单位：辽宁省沈阳铁路公安局)

　　本文参考资料:

　　《辽宁文史资料》《沈阳文史资料》等;《辽宁志》《沈阳志》(奉天志)、《锦州志》《通化志》《桓仁志》《集安志》《辽宁公安志》《沈阳公安志》《沈阳铁路公安志》《沈阳铁路志》等史志;《东北抗日救国血战史》《东北抗日义勇军.辽宁卷》《抗日救国风云录》《辽宁英烈》等书籍。

责任编辑：吕凤 最后更新：2017-09-02 15: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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