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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判断出日本必将侵华的社会贤达——黄炎培(上)
2017-09-22 15:13:49  来源:搜狐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黄炎培,字任之,江苏川沙县人,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事业的创始人,更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他就判断日本定会侵华,四处发出警告,却遭人耻笑。抗战期间,黄炎培为抵抗外侮而奔走呼号,并倾尽全力。

  那么,面对曾经的仇敌蒋介石的刻意拉拢,黄炎培是如何打太极的?他是如何判断出日本将全面侵华的?对他的判断,国民政府政要们为何没人相信?九一八事变当夜,黄炎培为何怒砸朋友的牌桌?不屑于跟黑社会为伍的黄炎培为何三次面见青帮大佬杜月笙?史量才的哪句话触动了蒋介石的逆鳞,导致黄炎培离开《申报》,史量才本人也被暗杀?作为国民参政会的一员,他为何接下伸手向人讨钱的差事?黄炎培与共产党人有着怎样的交往?在重庆,他为何第一个请周恩来公开演讲?抗战前后,他的“七分教育,三分政治”的事业构成,发生了怎样的反转?半生忙于事业的黄炎培,是如何年届六旬时找到自己的贤内助的?本期节目,李涵为您讲述:(上)

  黄炎培

  1927年,黄炎培被国民党视为“反动学阀”遭到通缉,中华职业教育社也被查禁。匆忙中,黄炎培跑到日本占领下的大连避难。1931年初,国民党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令后,黄炎培回到上海开始着手恢复职业教育事业。

  一天,邵力子先生来到中华职业教育社。他这次来,是受蒋介石之托,约请黄炎培去南京见面的。对于这次南京之行,黄炎培思虑再三。显然蒋介石这次是要对他示以怀柔,一改几年前以“反动学阀”罪名对其进行通缉的打压方式。黄炎培明白,蒋介石这是看硬的不行,只好来软的,拉拢他。当然,黄炎培也已想好了对付的办法。你来硬的,我不怕,因为我背后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更有一群生死与共的战友,让你的威望搭赔不起;你来软的,我就尽量与你周旋、打太极,但是不会上钩、不上贼船,不成为你的“掌中物”。在打与拉之间寻找平衡保存自己,走自己的路,这就是黄炎培的策略。

  果然在南京蒋氏官邸,蒋介石笑容可掬,作极恳切的礼贤姿态,设宴接风,晤谈良久。蒋介石说:“任之先生的美名,我年纪很轻时就已听说了,一直没有机会请教先生,上次的事情纯粹是误会,下边不懂事的人乱来,先生受惊了。”说完,再三赔不是。黄炎培对被通缉一事并没有表现出太过介意,而是谈起了教育,说“职业教育是对国家对百姓有利的事,我想蒋先生是会支持的,以后还请多加关照。”“一定,一定。”蒋介石连连点头,又说:“黄先生是治国经邦之才,做点学校的事情,恐难以全部发挥,我想请黄先生到南京负起一方大任,中正也好就近请教先生。另外,我的两个儿子经国、纬国当年还曾受教于先生所办的浦东中学,获益匪浅,有恩于中正。今黄先生的几位公子听说留洋有成,颇有潜力,我身边也还缺些人才,不知黄先生是否舍得送来两位公子到中正身边,熟悉政务,中正一定提携厚遇。”

  如果说前面蒋介石的“赔礼”是黄炎培意料之中的话,蒋介石这番话则是黄炎培始料未及的。蒋介石叫他离开上海到南京,已是釜底抽薪、调虎离山;再送去儿子,而且一要成双,这不是加倍的人质吗?黄炎培当时有5个儿子,大儿黄方刚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二儿黄竞武在美国哈佛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都是考取公费出国,三儿黄万里在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读书,其余的还小。儿子们自己的生活道路,黄炎培这个父亲是不多加干涉的,仅告诉他们做人之理。然而,蒋介石却要他送两个儿子来做其秘书侍从,或许在当时来看,这已不是一般的“提携后代”,简直是“恩宠有加”了,因为蒋介石侍从室的权力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绝非一般。但是在黄炎培看来,送子去那无异于送子入虎口,是绝对不能去的。南京自己也不能去,因为不能离开上海,离开自己的事业所在地。黄炎培对蒋介石的这两点所谓“厚爱”,都婉言谢绝了。言辞虽婉转,态度却坚决,不留任何余地。蒋介石素闻黄炎培的脾气,识趣地不再相逼。

  告别时,黄炎培表示时局似乎不平静,蕴藏着异动,准备去日本和东北观察一下。蒋介石要黄炎培回来后再来南京相谈。

  黄炎培

  黄炎培说去日本与东北,并非托辞。日本自二二六流血政变事件后,少壮军人势力扩张得非常厉害,大肆制造舆论,蠢蠢欲动。东北的时局也很紧张,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以后随时可能用兵,黄炎培在大连就感到了日本的备战气氛。他回想起1917年第二次去日本,拜访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校长手岛精一先生。老校长70多岁了,殷勤地在家中接待了黄炎培,并对他说:“你们中国提倡职业教育很好,我们日本只知道帮助资产阶级殖产的实业教育,哪里顾得到为劳动人民解决生计问题的职业教育呀!我老了,你们好好去干,将来大家总有觉悟的一天。”分手前手岛精一老先生大哭,担心日本青年军人侵华野心如得逞,将使中日双方受害无穷。不幸的是,这位日本老教育家的担心后来成为了现实。于是黄炎培回国以后,一直警惕地关注日本政局发展,分析日本的政策动向。他判断日本侵华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1931年春,黄炎培从南京回沪后即去日本,这是他第三次去日本。果然,日本到处充斥着反华与战争的气氛。广场上、操场上,到处有日本军人指挥的日本青少年在操演;大街上、建筑物上,随处张贴着野心昭然的标语。在读到3本暴露日本军阀计划侵华的书后,黄炎培于4月20日返国。原本他并不想再去南京见蒋介石了,然而这回他却非见不可,他要把日本的动向向蒋介石反映。

  5月他到南京见到蒋介石后,把他此次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和自己对日本侵华迫在眉睫的判断,和盘托出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听着,默不作声,最后叫黄炎培去向外交部部长王正廷讲。黄炎培心想,如此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难道只是个外交问题吗?这分明是在推托。但他仍然决定去见王正廷。

  在外交部,王正廷会见了黄炎培。黄炎培把之前对蒋介石讲的一番话,又讲给王正廷听。王正廷听后大笑起来,对黄炎培说:“如果黄任之知道日本要打我,日本还不打我哩!如果日本真要打我,黄任之不会知道”。听了这话,黄炎培板着面孔说:“很好!但幸吾言不中。”转身告辞。

  在南京和上海,黄炎培东奔西走,四处对人说,日本侵华危在旦夕。但各路政要们都是同样的不信。黄炎培感慨之极,气愤的说:“颟顸糊涂,误国误民。”

  黄炎培一家

  4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被日寇践踏,黄炎培果然不幸言中。失去国土的噩耗,深深刺痛着黄炎培。九·一八那天夜里,日军占领沈阳时,他正在史量才的《申报》馆里,当时他兼任《申报》评论主笔。消息传来后,黄炎培立即赶到史量才家,史量才正与一群朋友在打牌。黄炎培大声说:“电报到了,日本兵在沈阳开火了,沈阳完全被占了,牌不好打了。”正在打牌的一群人中,有人嫌黄炎培坏了他们的牌兴,讥讽道:“中国是你黄任之一个人的吗?要你一个人起劲!”黄炎培听了大怒,顷刻间丧失国土的悲伤、对政府不抵抗的愤怒,一齐涌上心来,他挥臂一拳打到牌桌中心,失声痛哭道:“你们甘心做亡国奴吗?”在场的几个老朋友知道黄炎培的脾气,便收拾起牌桌,连忙说:“收场吧!”

  九·一八之后,上海各方面人士行动起来。黄炎培和一群朋友组织起抗日救国研究会。大家推举黄炎培和江问渔去南京,诘问蒋介石政府为何不抵抗。到了南京,他们没见到蒋介石。第二天他们到外交部找到了王正廷,黄炎培、江问渔刚坐定,准备与王正廷开谈国事。外边吵嚷声传来,一群要求抗日的学生冲进外交部,抓走王正廷一顿痛打。黄炎培亲眼目睹了这一幕,在这天的日记上他记述了看到的一切,末了还写了一句:“应该!应该!”

  黄炎培为首的抗日救国研究会,以宁波同乡会为机关,每日聚会,跟踪形势,密切注视战事发展。同时开展抗日宣传,动员社会各界起来抗日。

  第二年,一·二八淞沪战事爆发,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两位将军的领导下,在上海广大市民的支持下,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为支援前线的军需供应,同时维持上海市面的秩序,黄炎培与各界代表组织起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史量才任会长,黄炎培任秘书长。黄炎培与蔡廷锴、蒋光鼐早有联系,对于抗敌救国思想完全一致。战火一打响,黄炎培等四处奔走,筹捐食品、药品、衣物。

  时值冬季,天气格外寒冷,中华职教社的社员们、中华职业学校的师生员工们全都行动起来,纷纷拿起针线,给前方的十九路军将士们赶制棉衣、棉裤、棉鞋。黄炎培把自己的一家人包括十来岁的孩子,全从学校唤来,投入支前活动。整个上海市充满了团结抗战的气氛。

  此后张治中将军率领第五军赶来增援,黄炎培等立即组织市民慰劳将士。前方的战斗空前激烈,后方的工作有条不紊。每晚,黄炎培都要亲自监督把军需品装满卡车,送上前线。送走车辆之后,又等着载有伤员的车辆驶回,才肯放心离去。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黄炎培天天都是如此。

  黄炎培是个黑白分明、眼里从不掺半点沙子的人。当时杜月笙是上海滩人人皆知的青帮老大,不用说上海市政要,就连蒋介石也对他礼让三分。他和黄炎培是同乡。黄炎培有了名气以后,他千方百计想和这位同乡联络,但黄炎培都拒之不见。杜月笙曾托人来求黄炎培给他写一块匾,黄炎培也置之不理。

  一·二八战事爆发后,为了动员更多的力量投入抗日,黄炎培专程来拜访杜月笙。杜月笙听下边人报黄炎培来访,紧忙赶到大门口迎接。这个过去请也请不动,搭也搭不上,写几个字的脸面都不肯给的黄某人,今日不请自来,是为何故?杜月笙心中疑惑。黄炎培坐定后,开门见山对杜月笙说:“我是特地来请杜先生出山抗日的,现在市民维持会搞起来了,大家热情很高,只是力量还嫌单薄,杜先生人多势大,要是肯出山,力量就大多了。”接着黄炎培分析了淞沪战场形势,指出上海同东三省一样,抗则存、不抗则亡,晓之以大义,动之以利害。杜月笙也是爱国的,心中认同黄炎培的话,等对方说完,立即起身说:“黄先生,我是久慕你大名的,今天你登门是看得起我,即使你不说这番话,我也要有所表示,听了你这番话,那就更没啥说的了,黄先生放心,只要需要,黄先生一句话就行了,我杜月笙遵命。”随后他当即决定,把他的大型赌场捐出来,供市民维持会作为群众会场用。这是一见杜月笙。

  几天之后,杜月笙来请黄炎培给他的部下讲话,黄炎培应允了。杜月笙陪着黄炎培走进会堂,杜月笙先向手下讲话:“这位就是黄先生,以后我们大家要跟着黄先生走。”随后请黄炎培讲话。黄炎培对杜月笙的讲话赞许有加,讲了抗日形势,最后说:“还有一点,我愿意向诸位先生说出,我希望以后大家都称杜老板为杜先生,不再称杜老板。”杜月笙听了领头响应,台下一阵鼓掌。此是二见杜月笙。

  又隔了一段时间,杜月笙来看黄炎培,说:“黄先生,你看还有什么事情是我应该做而没有做的呢?”黄炎培深思一下,回答说:“还有一件事,只怕你做不到,就是戒鸦片,现在大家都称你杜先生,不应该再抽鸦片,如果你戒了,那影响就很大了。”杜月笙听了,沉思良久,允诺下来。果然,从此他戒掉了鸦片。此是三见杜月笙。

  20多年后,有一次毛泽东请黄炎培吃饭,席间讲到旧社会的帮会,黄炎培说有些帮会头子也是爱国的,做过一些好事,比如杜月笙。他还向毛泽东讲述了与杜月笙交往的那段往事。

  杜月笙

  一·二八淞沪抗战,在上海市民的坚决支持下,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暂时粉碎了日本侵占上海这座我国沿海最大城市的战略企图。在这次抗战中,上海市各阶层广泛动员起来,形成军民学商政一致对外的动员体系,市民爱国觉悟与抗日热情大为高涨。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申报》尤其活跃,刊登了大量抗日宣传文章,成为引导上海甚至上海以外地区舆论动向的主力。《申报》的几位主笔黄炎培、陶行知等人文笔泼辣、气势磅礴,极富鼓动性。《申报》老板史量才在淞沪抗战中担任上海市民维持会会长,也十分活跃。淞沪抗战后,史量才又投资《新闻报》,进一步扩大力量。当然,南京方面和蒋介石本人对这些人与事都一一看在眼里。

  一天,蒋介石来电召史量才和黄炎培前去。两人驱车到南京,见到蒋介石后,史量才谈兴甚浓,讲述了《申报》《新闻报》进一步扩展的雄心计划,蒋介石也含笑倾听,谈话气氛尚算融洽。然而临告别时,史量才拉着蒋介石的手说:“你蒋先生手握几十万大军,我史量才有申、新两报几十万读者,你我联手合作,以后还会有什么问题!”史量才这番话雄心勃勃夸耀自己的力量,把自己与领袖并列,犯了大忌。蒋介石闻言脸色骤变,笑容顿收,一言不语。蒋介石对史量才的杀机在这里埋下了。

  史量才

  那么,作为国民参政会的一员,他为何接下伸手向人讨钱的差事?黄炎培与共产党人有着怎样的交往?在重庆,他为何第一个请周恩来公开演讲?抗战前后,他的 “七分教育,三分政治”的事业构成,发生了怎样的反转?半生忙于事业的黄炎培,是如何年届六旬时找到自己的贤内助的?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9-22 15: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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