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及其早期侵华活动
2018-04-23 09:33:26 来源：宪文 点击： 复制链接
1867年，日本西南地区一批具有改革倾向的封建领主兼军阀以“还政于天皇”的名义兴兵讨伐当时控制中央政权的德川幕府。
“明治维新”即日本近代化的主体力量具有浓郁封建色彩，其虽有近代化指向，但封建因素与日本传统宗教神道教，在日本近代化中产生了强大影响并发挥着整合社会的作用，使得明治维新开始的同时，日本便走上了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明治政府建立伊始，就提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1868年3月14日以天皇名义发表的《宸翰》(即天皇御笔信)中，即宣称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安抚尔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图1.1 中国洋务运动的推动者李鸿章(左)与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臣伊藤博文(右)
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首要原因在于明治维新是一场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另一原因在于日本的政治、文化传统。日本封建社会产生的天皇制与封建军阀及其军事力量一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德川幕府时期即颂扬天皇乃创造日本国家的神的子孙，是日本唯一的最高君主世家，是日本社会的最高权威。尽管天皇的权力实际上被架空，但德川幕府借助于天皇的名义对全国实行精神统治，并挟天皇以令天下。明治维新又发端于西南封建领主兼军阀以“还政于天皇”的名义讨伐幕府，并以“王政复古”的形式结束了德川幕府时代。明治政府直接与天皇制结合，中央政权一直操纵于具有实力的军方或与军方有广泛联系的人士之手。明治天皇利用军方恢复与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军方则利用天皇建立了其对于全国的实际上的控制，并利用传统宗教神道教，强化天皇的至尊主宰地位以统驭社会，形成天皇—军方并利用神道教的一体化社会体制。“天皇制从诞生的时候起就具有浓厚的军国主义倾向，参谋本部的设立则正式宣告天皇制采取军国主义了”。
后起的以军国主义作为国策方针和国家体制的日本资本主义，更具有贪婪性和掠夺性，19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疾速走上了疯狂的侵略扩张之路，其侵略扩张的矛头首先指向中国。
图1.2 日本萨摩藩的武士们
1874年，明治政府以报复台湾土著居民杀害琉球漂流民为借口，入侵中国领土台湾，中国清政府表示强烈抗议。日本派出参议兼内务大臣大久保利通担任全权使节赴北京与清政府代表李鸿章进行谈判，在英国驻华公使的斡旋下缔结了《中日北京专约》。日本撤兵，中国则付出50万两白银作为赔款以偿还日军的侵台费用。日本轻而易举地勒索成功，进一步刺激了它的侵略扩张活动。1875年，日本海军向朝鲜江华岛炮台挑衅，威胁朝鲜。1876年2月与朝鲜缔结了所谓友好通商条约。第一条写道：“朝鲜是自主国……”当时的中国清政府与朝鲜之间为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开宗名义写上此条，目的是否认这种既定关系，为日后与中国争夺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进而将侵略矛头直指中国埋下伏笔。琉球自古以来为一独立国家，但向中国纳贡。明治政府一成立，便提出琉球为日本领土。1872年强迫琉球王室承认自己是属于日本的琉球藩王。琉球人民反对日本的吞并，清政府也认为这是针对中国的挑衅。明治政府却在用武力镇压了琉球人民的反抗之后，于1879年废琉球藩，改设冲绳县。侵略琉球引发了中日的尖锐对立，使两国迈向战争的边缘。最终，日本依靠政治上与地理上的便利条件和西方列强的支持，不顾中国的抗议，吞并了琉球全岛。明治政府的上述几次侵略行径，除入侵台湾外，名义上均是针对与中国存在着传统宗属关系的国家，但其实质是为直接侵略中国奠定基础，扫清外围。明治政府制定的“耀皇威于海外”的军国主义方针，一直将中国视作其主要潜在敌手和扩张对象。1880年，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在派遣人员潜入中国北京、天津窃取军事情报的基础上，编写了《邻邦兵备略》一文，汇集了中国的军情，论述了中国的军备，并呈奏明治天皇，其中强调必须准备中日战争。为了准备对中国作战，扩充军备乃当务之急。力言“财政困难不能成为反对扩充军备之理由，因为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
1894年5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政府一面准备乘机出兵吞并朝鲜，一面又假惺惺诱使中国清政府答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出兵朝鲜以镇压起义。日本诱使中国出兵完全是为自己出兵制造借口并进而挑起中日战争。从6月初到7月初，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日本即以护送驻朝公使返任和保护侨民以及与中国享有对朝同等权益等为借口，出兵朝鲜达一万余人，占据了战略要地，包围了驻朝鲜牙山的清军。7月25日，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中国派往朝鲜的陆海军。清政府猝不及防，于8月1日仓促宣战。甲午战争前后历时8个月，由于清政府腐败的政治、军事制度和消极防御、失败主义的指导方针，终于导致中国战败。清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自《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马关条约》。《马关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船可直驶以上各口，日本可在以上各口设立领事馆、建造工厂、输入商品和各种机器设备;为保证中国履行条款，日军暂时占领威海卫。日本夺取辽东半岛，与沙俄在亚洲的侵略扩张发生了直接冲突，俄国联合在远东与英国竞争的法、德两国，要求日本退还辽东半岛。日本虽被迫退还，但讹取了3000万两白银的赔款作为代价，使中国被迫承担的赔款总额达2.3亿两白银。甲午战争的最严重后果正在于此——日本用勒索的赔款高速进行了资本积累，发展了近代工商业，使其迅速跻身于帝国主义国家之列。中国则利用自己的钱铸造了自己的宿敌。
图1.3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所在地日本下关春帆楼内景
1904年至1905年发生了日俄战争。这场发生于中国旅顺口及东北境内辽东半岛的战争，是日俄为争夺对中国东北控制权的帝国主义战争。战争以日本获胜结束，沙俄将在中国辽东半岛和东北南部的特权转让给了日本。之后，日俄又三次签订《日俄密约》，将中国东北北部和内蒙古东部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从此，日本将以上地区统称之为“满蒙”，视作其独占地盘和进一步全面入侵中国的前沿基地。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日本独占中国野心的显露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资本主义列强叩开了中国的大门。经济、政治、文化入侵纷至沓来，攫取了大量在华特权。《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步伐加速，各自划分着在华势力范围。沙俄侵入了中国的东北、内蒙古、新疆地区;日本侵入了所谓“满蒙”地区，割占了台湾(包括澎湖列岛及金门、马祖岛屿)，并于1898年强迫清政府答应不把福建租让给其他国家，使福建也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1898年，德国强迫清政府订立《胶澳租界条约》，以“租借”的名义强占了胶州湾，把山东省变成了其势力范围;法国强占了云南边境地区并取得了在广东、广西和云南开矿的优先权，1898年，又强租广州湾及其附近水域，将以上地区划入其势力范围;英国则强占了中缅边境的中方地区，强迫清政府进一步开放了两广的一些城市作为商埠，1898年强租九龙半岛和威海卫，并于同年迫使清政府宣布不把长江沿岸各省让与或租给他国，从此，长江流域沦为英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则于1899年照会各帝国主义列强：在“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基础上，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各列强基本赞同。中国更深地陷入了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控制的半殖民地深渊。
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入侵贯穿着互相争夺的剧烈矛盾。英国对于法国强占中国云南与两广地区以及广州湾深表不满，也插足这些地区并将其势力范围扩展至长江流域以遏制法国;同时，英国为了阻挡沙俄势力由东北地区南下，一方面积极扶植、支持日本在东北地区与沙俄对抗，另一方面迅速将其势力范围向胶东半岛渗入、扩展;德国强占胶州湾及胶东半岛，与一直觊觎此地的英国和日本发生了直接冲突;日本将福建划入其势力范围，与一直凯觎此地的法国发生尖锐矛盾;沙俄为对抗英国，支持法德两国;美国则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保持中国市场的完整性，企图最终通过自身的经济实力独占中国市场。
日本军国主义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甲午战前，它既积极备战，试图入侵朝鲜与中国，又深恐入侵东北触犯沙俄在华利益，所以积极谋求英国的支持。英国也想分化日俄两国，并进一步利用日本遏制沙俄在中国的扩张，因此于1894年7月16日在伦敦签订了日英新条约，以表示支持日本，鼓励日本开战，英日同盟就此确立。当时的英国外相在条约签字仪式上致祝辞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有利。”
图1.4 日本威逼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的主要战场在欧洲，欧美帝国主义各国先后卷入这场旨在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日本利用欧美帝国主义列强暂时无暇东顾之机，以“对德宣战”为幌子，出兵侵占胶州湾及胶东半岛，攻占济南和青岛，夺取了胶济铁路，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地位。日本的迅速参战(8月23日)使英美感到惊讶。英国认为，日本的参战热情是缺乏诚意的，是利用欧战扩大其在中国的地盘，并无意分担协约国对德战争的负担。1915年1月18日，日本照会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主要内容是：第一，将山东由德国的势力范围变为日本的势力范围;第二，日本在满蒙享有独占权;第三，汉冶萍公司由中日合办;第四，中国沿海任何港湾和岛屿均不让与第三国;第五，日本对中国政治、财政、军事、警察等方面享有特权，中国政府应聘任日本人充任这些方面的顾问。“二十一条”提出后，日本向东北、山东增兵，派舰队到厦门、吴淞、大沽威胁袁世凯政府。同时，又明确向袁世凯表示，若答应“二十一条”则支持其称帝。在日本的威逼利诱下，袁世凯政府除对上述第五方面内容表示“容日后协商外”，于5月9日表示完全接受其余条款。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对。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试图独占中国，也一下子激化了它与欧美列强的矛盾。但因为处于战争之中，为防止日本倒向德国，英美除提出抗议并要求不得损害英美在华利益和门户开放政策之外，未采取任何其他行动。法俄两国则采取了观望态度。袁世凯死后，日本寺内正毅内阁鉴于前任内阁侵华步伐过快、手段过于露骨和狂妄而使日本在国际社会声名狼藉的教训，采取了较为隐蔽但实质仍为独占中国的侵略方式。它给予黎元洪—段祺瑞政权大量贷款，促使其成为日本的傀儡;加紧扶植张作霖，促使其成为日本在东北的代理人，并极力直接控制东北的军政财经大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投资剧增，日资不仅深入了中国的棉纺织业和面粉加工业，而且形成了对中国大型煤铁矿业的垄断。1919年，日资直接开采和与中国合资开采的煤炭产量占了中国煤炭总产量的60.4%。1918年和1925年，日资控制下的中国铁矿产量占了中国总产量的100%，
日本在华侵略势力的急剧扩张，引发了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在华权益的新一轮矛盾，形成了新的矛盾格局。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后，美国认为这是对它向太平洋地区扩张的威胁。1917年夏天，日本派出以石井菊次郎为首的代表团访美，经与美国国务卿兰辛谈判，签订了《兰辛—石井协定》。该协定重申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华机会均等、利益均沾原则以及门户开放政策，同时承认“国家间因领土接近而产生的特殊利益”，暂时缓和了日美矛盾。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在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收回被日本侵占的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租借地和胶济铁路。美国代表出于维系门户开放政策的立场支持中国的要求。日本则为侵占中国山东的权益作辩解，并威胁若满足中国要求，将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在英法两国的默契下美国再次让步，和会满足了日本的要求。当时美国已经迅速崛起，在经济上自19世纪90年代初起，已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英法与日本联合是为了阻止美国向太平洋区域的扩张，以维护其既得的殖民利益;但同时也十分担忧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彻底毁灭它们的在华利益。美国利用其两重性，于1921年7月1日，向英、法、日等国提出倡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讨论限制军备和太平洋远东问题。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开幕。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日等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华盛顿条约》(又称为《九国远东条约》)，条约共九条，其基本内容和实际作用是将美国倡导的“机会均等”、“利益均沾”原则和门户开放政策首次通过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的形式变成了列强公认的对华“国际准则”，并强迫日本在实际上退出了山东。美国争取到英法的支持和合作(英国在此次会上，正式宣布废除英日同盟)，使中国又恢复到了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局面。
帝国主义争夺侵华权益之矛盾的演化，使日本感到其在华既得利益和独占中国之方针受到现实的威胁，于是准备铤而走险，加紧实施其独占中国之战略方针。
三、东方会议与日本大陆政策的发展
1920年，在剧烈的劳资矛盾中日本爆发了战后首次经济危机。危机持续至1923年。危机期间，日本造船业、钢铁业、纺织业的生产分别下降了35%、20%、30%，生铁生产厂家有近50%关闭。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内阁召集外务、陆海军省官员、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以及与中国事务有关的外交官于东京，举行了“东方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制定日本吞并“满蒙”的政策和实施计划。7月7日，田中义一在会议上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随后公开发表。这个纲领为掩饰其实质，采用了种种外交辞令。但即使如此，仍露骨地表明了干涉和侵略中国的意图。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第一，区别中国本土和满蒙特别是东北地区。东北地区对日本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利害关系，因此要坚决把满蒙地区从中国分割出来，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第二，认为当前中国不可能统一，日本应和“各地的稳健政权”取得适当联系，从中选择、扶植日本的代理人;第三，日本在华权益以及日侨生命财产如有受“不良分子”非法侵害之虞时，日本当根据需要采取坚决自卫的措施;第四，万一动乱(即中国革命)波及满蒙，扰乱治安，使该地区日本的特殊地位与利益有受侵害之虞时，日本将不问它是来自于哪一方面，应立即坚决采取适当措施以保护之;第五，日本对中国各地之(对立)政权，首先是对立的南北政权，应采取一视同仁之态度(实质是极力维持中国分裂状况，以便于日本趁火打劫)。
实际上，田中奏折不仅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发展，而且标志着它的定型与完成。日本军国主义一直将入侵并占领中国大陆作为其基本战略目标。首先是占领朝鲜半岛、中国东北地区，以此作为进占中国大陆的跳板。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在山县有朋所编的《邻邦兵备略》及1890年3月上呈天皇的奏折中，已形成了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雏形。在1894年发生的甲午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刚发端的大陆政策进行了初步实践。当俄、法、德三国干涉退还辽东半岛的时候，明治天皇对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用不着急于夺取辽东半岛。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已经了解了该地的地理和人情。不久将会在朝鲜或其他地方再发生战争，那时再夺取也不晚。”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急剧膨胀，其大陆政策趋向系统化。1921年5月13日，日本原敬内阁通过的《对满蒙的政策》中称：“要确保并有效地利用我国在满蒙的既得特殊地位与权利。而且今后必须进一步努力获取我国国防与国民经济生存上所必需的地位和权利。”
四、世界经济危机对日本的冲击
1927年春，日本陷入了空前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1925年，日本为挽救由外贸入超所造成的外汇汇价下跌低落状况，向海外输出、支付黄金，同时在国内采取紧缩政策，控制通货发行。随着物价的低落，利润率也开始下降，一年之内工业利润率由17%直线下降至11.6%。实力薄弱的公司、银行开始动摇。1927年3月15日，东京的渡边银行、赤地储蓄银行被迫歇业，继而东京的中井银行于19日亦被迫歇业。东京、横滨的中小银行都濒于危机，整个金融界日趋不稳，一片恐慌。政府立即松动银根，在短期内发放大量贷款企图拯救银行，稳定金融形势，但危机继续扩大。4月初，大阪的近江等三家大银行歇业。4月21日，连有天皇存款的东京第十五银行也歇业了。4月22日、23日，全国银行及信托公司全部歇业。股票指数也急剧下跌，4月22日，所有交易所歇业。
当日本尚未从金融危机的打击中完全恢复时，1929年10月发端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又很快波及日本。1930年春，日本开始卷入这场大危机。1931年，日本工业总产值仅为1929年的67.5%。对外贸易额，1931年6月与1929年6月相比，输出总额减少37.3%，输入总额下降40.3%。1930～1932年，日本资本剧减和倒闭的公司及银行数量，均远远超过资本增加和新设的公司及银行数量。仅在1930年，工商业公司就倒闭了823家，资本剧减的达311家。危机在农业中也蔓延深化，先是1930年农产品价格暴跌，农民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为继;继而1931年发生了全国性的大歉收，农业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经济危机使日本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1930年6月在被调查的700万人口中，完全失业者已达39.5万人。1932年7月调查了720万人口，完全失业者达55.5万人。包括失业回到农村去的人，估计1930～1932年完全失业者高达300万人。侥幸在业的工人，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均大幅度下降。降幅平均年递增10%以上。“一般农民的惨状真非言语所能形容。逃亡、饿毙、全家自杀、偷盗抢劫、出卖儿女等事不绝于耳。”
图1.5 1931年5月，日本商工省的职员向政府陈情，反对因为大萧条而减少官员薪俸
自金融危机起，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在日本疾速发展。首先是与国家资本相结合的大垄断银行及其势力显著发展。仅在1928年，全国就有265家银行被政府“整理”了，以至于全国商业银行的存放款总额中竟有三分之一以上属于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大财阀银行和第一银行。1931年和1932年，这个比重上升至40%。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的大危机促使垄断更显著地发展起来。危机期间及此后，日本的纺织业垄断于五大公司之手;制麻业则统一由安田公司垄断;水泥业垄断于两个大公司;造纸业垄断于三大公司，后又合并于三井公司;制糖业由三大公司垄断;面粉业则垄断于两大公司;煤炭业方面，三井、三菱、贝岛、古河、安川、浅野六大资本垄断了全国煤炭产量的62%，三菱、三井两财阀又占了其中的70%。除上述外，硫胺、人造丝、电力、私营铁路等方面也基本上由三井、三菱、安田、住友四大财阀集团所垄断。1929年，日本的卡特尔为21个，1930年达31个，1931年猛增至54个。在钢铁、缫丝、啤酒、汽车等工业部门和北洋渔业中，托拉斯组织也迅猛发展起来。
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明治以来一直将对中国及朝鲜的扩张、掠夺作为其“富国强兵”的基础。日本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也依赖于中国及朝鲜作为其原料基地与市场，经济危机更强化了这种依赖性。由此，日本垄断资本通过政府与日本军国主义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促使日本经济向军事化方向发展。20年代末期，日本政府在产业合理化的名义下强制推行组建卡特尔，并制定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和针对中小企业的工业协会法，以及对出口业的出口协会法。重要产业统制法以国家权力强化大财阀对主要产业的统制力，使其发展符合军国主义的内在要求。根据此法，1931年8月成立了重要产业统制委员会，由官僚、两院议员、垄断财阀组成。他们得到了军方的有力支持，并和军方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个委员会主导了日本经济军事化的过程。1928年，日本进口军需物资的费用在其外贸输入总额中占39%，1929、1930年已增至41%。日本重工业则侧重于坦克、舰船、飞机、汽车的生产及其基础的建设。1931年夏末，三菱飞机制作所完成了国产重型轰炸机的生产。以国产坦克装备的机械化兵团也于1931年夏天建立。立刻能转化为炸药、毒瓦斯制造的化学工业、化肥工业、染料工业等，尽管处在危机中，仍有了很大发展。随着日本经济的军事化，日本的陆、海军装备及其作战能力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最终促进了日本法西斯势力与军国主义的融合，导致日本法西斯势力影响、左右国家决策。源于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是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极权政治。早在1916年，日本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北一辉和大川周明就鼓吹日本应当成为亚洲的霸主。为实现此目标，他们倡导建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强权政治体制，培育国民忠君的“国体意识”，通过这样的所谓“国家改造”使日本迅速强大起来。20世纪20年代初，他们的思想与东渐的欧洲法西斯主义结合，形成为日本的法西斯思潮。北一辉与大川周明等一面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法西斯主义，一面在军队中积极进行组织活动。由于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大陆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在日本一经形成，就被统治阶层与军人集团广泛接受。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内阁、议会、司法机关、军队内部相继出现了一批奉行法西斯主义的组织，标志着所谓民间法西斯派别的形成。1923年，永田铁山与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东条英机等人成立了军队法西斯组织二叶会，标志着法西斯主义的所谓“幕僚革新派”形成。他们提出，日本要争霸世界，必须进行“总体战”。为此，必须实行全国总动员，调动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建立国家总体战体制。几乎同期，在北一辉的鼓动、组织下，相当一部分军队基层军官奉行法西斯主义，形成了法西斯主义的所谓“基层将校革新派”。他们提出，军队是实行“国家改造”并使日本成为“亚洲霸主”的主要工具和主导力量。日本法西斯主义形成后，极力鼓吹战争政策，极大地影响了国家决策。田中义一内阁设立了国家总动员机关“准备委员会”，并在陆军省设立了事务局，负责制订总动员计划，由法西斯骨干分子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分任课长。他还设置了内阁直辖的资源局，其职能是为进行战争对资源进行统制运用，后来发展为企划院——战争经济参谋本部。这些机构的宗旨均是为未来的总体战服务。1929年夏取代田中内阁的滨口内阁一上台，就大力推进日本经济的军事化，使上述机构充分运行，着手建立总体战体制。滨口内阁还继承了田中内阁的计划，在京都、大阪、神户地带举行了国家总动员演习，进行了战争产业动员和战时军需生产以及军需品筹措、运输的训练。日本陷入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法西斯势力恶性膨胀。1930年，军队内部最大的法西斯组织樱会成立，日本军部和参谋本部的首脑人物纷纷表示支持。日本高级将领阶层转向奉行法西斯主义，表明日本法西斯势力已完全控制了军队。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化，日本法西斯鼓吹用“决断的手段”(即战争)使日本“断然”摆脱危机。
责任编辑：张世昌 最后更新：2018-04-23 09: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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